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下,各种大众传媒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和国的60华诞做出一些特别的主题或节目。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影像的整理与对当下影像的大量的征集活动更是此起彼伏。
　　然而,在梳理动态影像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纪录片和电影,数数就那么几部,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几乎全是官方的“定制”产品,作为个人创作的动态影像作品,以及大量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像记录,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缺失。
　　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人与社会》栏目与《大众DV》杂志在国庆节期间策划了一档特别节目。 对个人DV影像的充分尊重,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我们也因此记录下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作为对这个历史时刻的完全致敬。
　　
　　吴砚华:《人与社会》这个栏目的开办,用主创人员的话说“就是想给平民一个发言的机会”。这与“倡导个人影像创作,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记录”的《大众DV》杂志的主旨非常契合。我个人认为中央电视台能拿出这样一个栏目,这样一个定位,是一个进步,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非常珍贵。在60年国庆的时候开播的这个十一特别节目,意义也很重大。
　　在进行影像回顾和征集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一聊个人的影像创作中,什么样的影像尤为珍贵,什么是值得我们记录的,是什么感动了我们。
　　
　　个人与公共
　　我们把“为大众”中的“为”字去掉,是我们“和”大众一起来做这件事。
　　
　　解如光:过去我们做电影、做纪录片,一般都是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事情。这里边有政治因素、社会因素,重要的还有经济因素。因为舍不得拍。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使用的胶片都是进口的柯达胶片,成本很高,拍摄在当时是一件奢华的事。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应该说DV的出现,使普通大众进入了主流话语的平台上。这个过程正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正是物质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它是应运而生的,不是不期而至的。过去说传媒,很少说过我们是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这个词也是在近十几年开始出现的。我们把“为大众”中的“为”字去掉,是我们“和”大众一起来做这件事。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那就是老百姓的需求。严格意义上说,老百姓是真正推动影像世界更新换代、不断焕发出光彩的真正动力。
　　


　　当摄影机不再是特定权威者的表达工具的时候,摄像机拍摄权、发布权变成产品的时候,这些产品就自然要服务于它的消费者,就需要不断普及和轻便化。
　　陈爵:就像《时代》杂志2006年评选年度人物,以“YOU”(你们)为醒目的标题,封面设计了一部台式电脑,电脑屏幕作为镜子,上面写着“YOU”,亦即年度人物就是“你们”,“你们”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个人的空间可以广泛被书写的情况,这种改变在中国也在发生。
　　在过去的历史影像中,普通大众普遍缺席。当然,那些伟大的摄影师特别是那些介入社会的新闻摄影师也经常通过片子传达出那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状态下的民族状态。但是,那个个体常常被忽略,被拍摄物所传达的某种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常常被忽略。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被拍摄的工人叫什么、这个个体生命怎么回事。都是公共传达,但是细节缺失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她)的笑容和服装是这样……具体的信息,尽管他们确确实实地包括我们的记忆里,但作为影像来讲是缺席的。DV和个人照相机的普及和手机拍摄功能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一个大众自由书写的年代。这种书写过去没有工具和发布的平台,但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
　　当摄影机不再是特定权威者的表达工具的时候,摄像机拍摄权、发布权变成产品的时候,这些产品就自然要服务于它的消费者,就需要不断普及和轻便化。获得产品以后,大众同时获得了一种权利,除了消费权利以外,也同样获得了使用它来书写、表达和发布的权利,是否专业变得不太重要了,是否是他(她)本人在发布、在书写更为重要。
　　吴砚华:摄像机从原来是少数人的工具,变成人人都可以拥有的“私有物”。这就像个人电脑的发展催生了一个IT行业,个人的影像的发展,肯定要催生一个特别大的产业。
　　陈爵:而且不光是一个产业,还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的重要性在于人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表达的解放,是表达方式和工具的解放。
　　解如光:DV本质的意义就是个人表达。
　　陈爵:确实是。DV使个人的书写和发布获得了第一次完全人人平等的空间,它也使个人的人生意义获得了记载。而且人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历史,利用DV就可以。DV这个伟大的工具使中国的影像历史进入了个人影像的时代。
　　大众媒体怎么能够不伴随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演变、人的自由的演变,价值表达的演变,与时代同行呢?
　　为什么DV重要?为什么DV由一个商业产品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这是因为表达是人们存在的核心,没有你的形态、发饰、语言等各种表达,对他人来说,你几乎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状态。你在创建你的这个时刻和你的历史,而不是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让这样一个时代在你们的杂志和我们节目中呈现出来。
　　
　　分享与共享
　　这是大众媒体带着强烈的敬意和热忱,告诉大家,“你们”的DV书写和发布,都是有意义的,你记录下的每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
　　
　　陈爵:《人与社会》提倡的是“拿起DV自己拍,我们的节目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就是您的节目”。确确实实是基于DV突然改变了公共表达,突然让这种个体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产生强烈共振。
　　中央电视台愿意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把大众自由书写的影像,通过我们的平台与大众一起共享。但是因为个人的拍摄仍然是来自于个人的兴趣和需要,我们还是要考虑它里面的大众价值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东西确实值得大众一起分享?可能个人拍摄者并没有很明确的意图。回到媒体本身的服务功能这一认识上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有必要在这样一个时刻,把分享作为我们的旗帜、共享作为我们的目标。
　　


　　解如光:大众真正成为了传媒品牌。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但这个进步是谁逼着我们做的吗?没有人逼着我们做。是情势,是社会的发展,让我们必须作出一种选择。走进大众,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这次《人与社会》的改版,就是我们想稍微早一点往前迈一步。我们再加一把力量,让它有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的改变。这次节目中主持人的呈现,可能在电视节目中,会是完全新颖的方式。
　　陈爵:十一特别节目为未来《人与社会》的创新性和内容基本做了一个方向性的通告和信号。我们把大众的影像大量地让大家共享的同时,还同时介绍影像制作者个人的故事,比如DV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什么样的改变。这是国庆特别节目以及未来继续的节目宗旨。实际上,DV所带来的大众个人书写、自由书写、自由发布的这样一种状态,以及这样一种状态带给他个人的幸福感和个人生活带来的一种改变,包括对个人价值的实现,都会同步地在我们节目中呈现出来。这就是大众和我们一起书写的人与社会。他们就是值得大众一起分享的内容制造者。
　　解如光:产品和制造产品的人会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也是在表达我们对这些看上去“非专业”的人尊重。第二个意义,我们要让那些所谓“专业”的人看,因为有一些鲜活的东西,是专业人做不到的。
　　陈爵:这是大众媒体带着强烈的敬意和热忱,告诉大家,“你们”的DV书写和发布,都是有意义的,你记录下的每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我们向这样一个时代表示的敬意。
　　
　　直接与真诚
　　中国社会本身的这种剧烈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中国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表达的自由。
　　
　　陈爵: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参与了中国新纪录运动的启动和发展,在那时期,我们强调记录生活和社会的当下状况,尽可能让记录影像回归到它的比较本质的真实上来。但是到了DV时代,一下子就是20年。在这20年的变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本身的这种剧烈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中国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我们这次看到很多的影像都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甚至能体会到当时的拍摄者以什么样的心情,非常直接。
　　解如光:比如《西单的雨后》这个片子我们非常喜欢。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拍一个女孩子雨天光着脚在北京西单大街上走路,大概有1分半多钟,一直拍到这个女孩消失。女孩儿那种自然的、真实的、随意和阳光的、充满朝气的行走,看到的人都感觉到了青春美好,生活美好。过去我们讲镜头、剧本,讲一个个镜头之间的关系、设计,但在看《西单的雨后》的一刹那,所有的蒙太奇什么的观念全部粉碎了。
　　
　　细小与庞大
　　集合来自大众的DV影像,使他们自我描述、自我讲述、自我书写,这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中的人与社会。
　　
　　陈爵: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烈地发现,真正直追着所谓国庆的内容、国家节日的个人活动影像其实是很少的。但我们说的国庆特别节目,要求主要是让有关,《人与社会》的表达能够呈现大众个体的个别观察,交相辉映地呈现在节目中。他们也许并非讲述有关国庆的故事。比如有一部片子中,一位北京什刹海的老太太自己唱着《我和我的祖国》并且制作了一个MTV。重点是在这六天的特别节目中,让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DV人制作出来的有关自己或者他人的影像,比较大规模的连续呈现出一种面貌和状态。让人看见,我们中国人活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表达、普通百姓的表达是如此地热情,他们对自己所发现的身边很细小、很有趣的事物都有巨大的热情。假如这些能被呈现出来,足矣。
　　陈爵:我们不在乎怎样去“隆重”、“礼花”、“灯笼”。各个栏目的功能不同,各有分工。但“人与社会”,顾名思义,应该是折射呈现、直观、具体地展现我们这个人与社会的当下是什么、是怎样的。集合来自大众的DV影像,使他们自我描述、自我讲述、自我书写,这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中的人与社会。
　　
　　尊严与荣誉
　　
　　


　　可以说在一个专业的记者身上应该保留的职业尊严感,在他们这些人身上被得以重新认识。
　　解如光:很多记者从事这个行业多年,已经没有刚入行时的兴奋感和尊严感。但很多拍DV的人不是,他们的拍摄对他们提升个人的存在意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一个河南某农机站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她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特殊。但后来她做成一件挺大的事,因为自己的拍摄使一对离散70多年的姐妹团聚,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南。这对姐妹给她送了一面锦旗。她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生命中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可以说在一个专业的记者身上应该保留的职业尊严感,在他们这些人身上被得以重新认识。
　　陈爵:从片子中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事儿特别多,比如浙江的管老爷子退休以后用DV专门拍摄城市建设中的爆破。还有浙江兰溪的朱兰庆,他自己以前是卖鸡蛋出身,但是对DV格外的热爱。影像资源非常多也非常丰富。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是通过和《大众DV》的合作获得的。
　　
　　今天与未来
　　今天我们带着很丰富的大众DV走下去,就会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吴砚华:60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现在假想一下,栏目也好杂志也好,我们一起一期一期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个人化的影像一个表现的机会、分享的机会。再过若干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陈爵:将来的历史记录里,从文字的、图片的、动态影像的、高端影像和低端影像,形态都会非常丰富。
　　解如光:更重要的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会变得非常丰富。还有比如我们看秦朝书简都记载了什么呢?某某人有地多少亩、某某人的借据、某某人的字据……都是很零星的生活记录甚至是流水账,但在今天它们变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今天我们带着很丰富的大众DV走下去,就会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影像的历史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鲜活地记载大量丰富的信息。文字的记录有时候是有限的,经常挂一漏万。影像历史相对而言,信息量会更大。所以做大众的DV,严格的意义讲,可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陈爵:其实今天在这里我们非常激动地来设想和描述DV起到的作用的时候,都还未必很正确,当你拿出时间的跨度重新反思今天,这个所谓的布莱希特讲的陌生化效果——让今天成为陌生时代的希望,可能意义会更加彰显。今天一切的DV记录都意味着是未来的一个中国过去人民的生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如光:也许我们在不经意间、玩耍之间、开心之余我们进入了历史。这个历史就跟过去像司马迁那样的整天绷着脸、非常严肃地苦哈哈地在那儿一盏油灯下,那种感觉写历史完全不一样。这种书写方式的轻松和多元,这也是社会的极大的进步。不经意间,你我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吗。
　　陈爵:DV创造了人的表达的一次伟大的解放。正如互联网所给予的,每个活在当下的人,无论你状况如何,你都有了一次解放,这个解放只不过拿起DV来记录而已,但是解放存在了,它就在你身边。
　　解如光:开放社会有这个特质,不光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对外开放,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开放。在这点上,DV创造了这样一种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今天被主流媒体向大众推广,让这样一个机会成为每个人的机会,而不只是现在已经拥有DV的人。特棒,这件事情特别精彩!
　　吴砚华:我们正在参与这样一个巨变,中国人个人表达的巨变、中国人集体表达的这种如此多样和个性的巨变。这场巨变现在正在被我们感受、同时也被我们推广。做这个栏目也好,做杂志也好,就会有一种幸福感。
　　
　　媒体能够为大众提供个人的影像表达分享平台。《大众DV》杂志和《人与社会》一起能够联手来为这个时代推波助澜,为这样一种自由表达、个人的表达的价值创造这样一种彰显方式。新中国60岁,我们的个人影像回忆是单薄的,但是我们会因为今天的工作为共和国的未来留下更丰富更多元的影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