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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这是第一期“青春新视界”栏目，你们肯定是在这一栏目首次亮相。请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生活、学业或工作情况，你是谁。
孙智正：大家好，我是孙智正。两年前我生了一场病，以此为“契机”，我辞职了，实现了我的夙愿：不再上班。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实现在家度日，做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带孩子，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写东西、看书、看电影、听歌、见朋友、骑车兜风等。
胡了了：我是胡了了，湖南茶陵人，在银川长大（读到初二），后随父母搬家到浙江，因为突然失去所有的伙伴，也无法融入新集体，开始写作。现在是无业青年，正在准备第二次考研，考的是中国古代文学。
郑在欢：我是郑在欢，河南人，在北京生活，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影视策划，也写点剧本，其余时间写小说。
韩东：介绍一下你们的写作情况，取得的成就，或者有何计划。
孙智正：我大概在2002年大学毕业时，决定以写作为业。我要尽量充实地度过我的时间，我认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尽量做得专业，可能是一个办法。我自认为在2005年前都是学徒期，从2005年写到2020年，一共16年，我写了长篇《青少年》《南方》《日食》等、中短篇集《杀手》、诗集《所有诗》、新文体著作《句群》《一万句》《史诗》等，翻写了《西游记》《封神演义》《何典》等，还写了几个剧本……也准备专门写一些给孩子们看的东西比如《小故事》等，也可能再写一本科幻或理论著作《永存》，最后可能会写一部《日记》，每天写一点，不分文体记录一点。我写的所有东西可能最后都归为《一万页》这本“大书”。我写的东西都是对我身心的记录，我把自己作为研究人类的最方便的样本。
胡了了：我十五岁开始写作，一直在写诗，大学以后有能力写一些文学评论和诗学札记，我写过的文字主要是诗以及和诗相关的理论。写诗以来，每年我都会有段时间想写小说，经常动笔写个几百字的开头，但从来没能完成，去年才正式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写了三篇。我写作取得的成就，包括在几个刊物上发表诗，有一首短诗获得过某全国短诗大赛的佳作奖，这是外在的成就——内在的成就是我存在电脑文档里的，自认为是杰作的诗集。计划是继续写诗，同时把写作重心转移到小说，多写小说。
郑在欢：16岁的时候写过两个长篇小说，写在本子上，一个武侠，一个自传体，现在敝帚自珍收在某个箱子底。19岁又开始写，在网站上，也是两个长篇，一个玄幻，一个自传。自传那个因为得了个奖有出版社要看稿所以保存下来，玄幻小说没那么幸运，随着网站关闭永久遗失了。2017年出了第一本书《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得到了一些读者和业内人士的认可。19岁那个小说得了小奖之后，算是确定了以写作为业的人生道路，觉得在这个上面有天赋，也喜欢。至于计划，只是朦胧地以为做这件事能安身立命，实现自我输出。如果说具体的计划，不太好说，因为太具体了，简而言之就是趁着还有兴趣和自信把想写的东西写了，我能感觉到这两样东西在流失。以前最不缺的就是这两样，不过以后也说不准。
韩东：关于写作，你们大致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何思考？
孙智正：我认为写作和科学一样，宗旨是“求真”。科学研究事物（人和事物交接时形成的那个“东西”），写作是研究人的感触，发现、确认新的感触，用准确的字句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被虚假的东西（立场、利益等）遮盖，丰富人类的“感触池”，并且在写作本身有所创造（“求美”？），这是我认为写作要做的事，也是写作的“意义”。
胡了了：一、写作于我是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我要一直写下去，而且多写，不断写出新东西；二、写什么和怎么写是自由的，不能也不应该给自己上任何限制，相信自己的才能，彻底诚实于自己对写作此刻的认识；三、對写作本身保持热情和严肃。
郑在欢：从上面所说发生在16岁和19岁的两次写作大致可以看出来，我天然地对两种创作感兴趣，一种是关乎自身的，一种是依托类型的。关乎自身的写作算是对存在的追问，在现有世界里确定人和环境的坐标；依托类型的算是对感官的释放，凭借幻想以求思而不得的体验。这两者当然可以在写作中共存，只是有所偏重的时候会自然地凸显出来，比如后来我基本在写关乎自身的东西。依托类型的一直想要写，比如我也想写个《冰与火之歌》之类的东西，这得看以后的精力。
韩东：孙智正翻写的《西游记》非常成功，我推崇备至。那么，这次翻写《封神榜》有何不同的体会？难度是否更大？要达到的效果是否也有差别？
孙智正：翻写《西游记》难度更大一些，因为在我看来，《西游记》写得更“好”，像《金瓶梅》《红楼梦》这种级别的书，我肯定不会去翻写。
把残忍的东西变成有趣的东西、简化字面，这些可以说和翻写《西游记》是一脉相承的。但《西游记》可能更童趣一些，如果说我翻写的版本，适读人群的下限是儿童，那么《封神榜》可能是少年。《封神榜》有更多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的东西，我尽量淡化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已经过时了，我会强调神怪、阵法这些有趣的东西，行文试图做到轻快、滑稽、诙谐（但不是幽默）。
韩东：你对“原创”和“翻写”之间的异同有什么话要说？
孙智正：我可以说是站在巨著的肩膀上，这两本书都流传几百年了，可以说是巨著了。当然两位作者也是站在前人的著作之上，进行了汇集和改写。
如果用翻唱来类比的话，我基本没动旋律，原文百分之九十九的情节我都保留了，只是改变了字面，改变了语气，放进了我自己的气息和我们这个生活阶段的“时代精神”。
韩东：胡了了是第一次发表小说吗？《兔子》是否也是你的第一篇小说？对小说和诗歌的关系你怎么看？
胡了了：我是第一次发表小说，《兔子》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虽然之前我有篇散文被作为小说发表，但那篇不是小说。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和诗歌之间大有可以通约之处。同样的文学内容，常常可以既用小说写，又用诗歌写，表现效果会截然不同，因为诗歌侧重让读者直接感受核心，而小说侧重引导读者间接收集与总合。长度、形式、叙事成分的大小都不能用来区别诗歌与小说，一首充满细节的长叙事诗依然是诗，一篇抒情比重超过叙事的小说依然是小说。当然，诗歌语言的分行是区别诗和其他文体的最大要素，小说中也会有诗歌语言的片段，一定条件下拿出来分行处理也能成为一首短诗，但肯定不存在把一整篇小说分行成为一首长诗的事，也不存在把一首长诗取消分行成为一篇小说的可能。 韩东：我总觉得你的才能在小说，或者其他散文体。诗和文所需要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这一想法在读了你的诗和文以后得到了强化。你有什么反驳？
胡了了：我认同我的才能在小说，但不认同我的才能不在诗歌——我能在诗和文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诗和文所需要的才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我赞同，但具体到写作个体身上，同时具有两种才能并不矛盾，在所写文体上各自伸张即可。当然最后总会有做得更好的那一端，那就不是作者能控制的了。而且不论才能在哪一端，同时写作小说和诗歌，两个文体间彼此都有辅助作用，尤其是写诗对写小说有帮助。
韩东：郑在欢的这两篇小说在语言、题材、指向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很不相同。郑在欢你是故意的吗？为何如此？
郑在欢：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恰巧来到就写出来了。创作者通常会有自己的谱系，这要看他们处于什么兴趣点上，这两篇小说看起来似乎不在我的谱系里，尤其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我的写作兴趣在乡镇，在自身的成长经验中，事实确实如此，这一类小说在我现有的写作里也是占比最大的，没办法，关于现实总有很多要写，也总有很多想说。对我而言，现实是要持续打交道的题材，直到有一天它不再困扰我。
这两篇，其实也在我的谱系里，只是这些谱系作品太少，还没彰显出来。《豆腐》基本可以放到前面所说的“类型”写作里，取自聊斋的《娇娜》，我改写了这个故事，沿着前人写作志怪小说的足迹，试图写出点新意。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另一个谱系，完全关于写作这件事的谱系，算是用写作来写作。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写作，不预设任何目的，仅仅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于是坐下来就写，这个想法简单到可以只是一句话，一个场景。这是完全享受写作的写作，恰恰这类写作也更容易给写作者惊喜。目前来说，我最最喜欢的个人作品里，这一篇能排进前三，第一篇是《我只是个鬼，什么都干不了》，第二篇是《我又谈起家乡》，第三篇就是这一篇。这三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如出一辙，都是突然有个想法，坐下来就写了，没有事先的构思，也没有预设的表达，结构与主题都是在写作中找到的。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写作，并不是每一次坐下来就能写出好东西，更多的是坐下来写一点就不了了之了。坐下来就写，更像是一种境界，抛开一切，仅凭对写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直觉开始创作。这时候的写作更像是生活里自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写作也很奢侈，我目前还没有那么奢侈的条件。
韩东：《豆腐》开篇几近文言，后面是现代汉语，最后结尾处又近文言了。你是否是刻意为之？有什么奥妙？
郑在欢：一开始，我只是想改写聊斋，仅仅是改写这个故事，我想用什么语言都行吧，故事能让人看明白就行，也就是说我决定用“应用语”写作，原作是文言，就跟着用了，当然我用不来那个时候的文言，只能用被白话文浸染过的文言。在写的时候，我发现脑中运行的逻辑枢纽仍旧是白话文的，试图“返古”是很难的，且意义不大，虽然我也因为写出了点“类文言”的好句子而沾沾自喜，但这没有运用白话文的时候成就感更大，于是写完祖父一段就转回现代汉语了。从开端来说，这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写到中间我就意识到在结尾的时候要再回到文言了，所以从结尾来说，这又是刻意為之。如果作者在一些地方“刻意为之”的话一定有他的“奥妙所在”，只是这个“奥妙”要是由作者自己说出来也就不是“奥妙”了。
韩东：请向“青春新视界”推荐一些你们看好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可列名单。简单说说你为什么要推荐他们，好在哪里。
孙智正：推荐乌青、张羞和司屠。他们的写作有“原力”“元气”，就是有创造力，真正个人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非常自觉，也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写作。
胡了了：我最看好陈乐，我们在大学都是源诗社的成员，都以写诗为主。但陈乐2018年开始就转向小说为主了，他写小说比写诗勤快、放松，已经写了三四十篇。他的小说也保持了诗歌一贯的好品质，简洁、清晰、质朴、自然、干脆利落。我很爱读他的诗和小说。
郑在欢：同时代作家我看得很少，因为不存在“竞技意识”，所以也懒得去研究他们。如果我目前的轨道是类型写作，肯定使劲研究同行，研究他们为什么成功或者受欢迎，那是有迹可循的，关乎自身的写作不存在这个问题，适用于别人的也不一定适用于自己，就是适用也怕跟风，要是连这样的写作都跟风的话还写个什么大劲儿，所以我不看，甚至是有点刻意地不看。当然有时候也免不了搂一眼，一眼没中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搂第二眼了。比如王占黑，就是搂一眼之后忍不住再搂第二眼，她写得太好了，浑然天成的那种，当然她也用不着我推荐，她的好已经被更多人发现了。有一个叫水鬼的，我很喜欢，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喜欢，他作品的那个腔调，一眼看到就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你让我说出个所以然，一时间反而无从说起。前一阵他还在微信上发了个古怪的武侠小说，我看得也很享受。还有张敦和魏思孝，我都懒得提他们，我们关系太近了，搞得我们像是一伙儿的，就算是一伙儿的，也是因为志趣相投走到一伙儿的，毕竟我们天南海北，没有一起生活的友情，也没有利益相关，仅仅是因为互相欣赏。
韩东：对“青春新视界”这个新栏目有什么建议？
孙智正：尽量发在写作上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
胡了了：建议发表有挑战性和野心的作品。
郑在欢：建议不敢，多发点群众喜闻乐见又有个性的东西吧，我还算个年轻人，所以不希望目之所及的文学尽是一派苦大仇深的老学究样貌。
见习编辑：菡萏
孙智正：大家好，我是孙智正。两年前我生了一场病，以此为“契机”，我辞职了，实现了我的夙愿：不再上班。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实现在家度日，做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带孩子，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写东西、看书、看电影、听歌、见朋友、骑车兜风等。
胡了了：我是胡了了，湖南茶陵人，在银川长大（读到初二），后随父母搬家到浙江，因为突然失去所有的伙伴，也无法融入新集体，开始写作。现在是无业青年，正在准备第二次考研，考的是中国古代文学。
郑在欢：我是郑在欢，河南人，在北京生活，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影视策划，也写点剧本，其余时间写小说。
韩东：介绍一下你们的写作情况，取得的成就，或者有何计划。
孙智正：我大概在2002年大学毕业时，决定以写作为业。我要尽量充实地度过我的时间，我认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尽量做得专业，可能是一个办法。我自认为在2005年前都是学徒期，从2005年写到2020年，一共16年，我写了长篇《青少年》《南方》《日食》等、中短篇集《杀手》、诗集《所有诗》、新文体著作《句群》《一万句》《史诗》等，翻写了《西游记》《封神演义》《何典》等，还写了几个剧本……也准备专门写一些给孩子们看的东西比如《小故事》等，也可能再写一本科幻或理论著作《永存》，最后可能会写一部《日记》，每天写一点，不分文体记录一点。我写的所有东西可能最后都归为《一万页》这本“大书”。我写的东西都是对我身心的记录，我把自己作为研究人类的最方便的样本。
胡了了：我十五岁开始写作，一直在写诗，大学以后有能力写一些文学评论和诗学札记，我写过的文字主要是诗以及和诗相关的理论。写诗以来，每年我都会有段时间想写小说，经常动笔写个几百字的开头，但从来没能完成，去年才正式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写了三篇。我写作取得的成就，包括在几个刊物上发表诗，有一首短诗获得过某全国短诗大赛的佳作奖，这是外在的成就——内在的成就是我存在电脑文档里的，自认为是杰作的诗集。计划是继续写诗，同时把写作重心转移到小说，多写小说。
郑在欢：16岁的时候写过两个长篇小说，写在本子上，一个武侠，一个自传体，现在敝帚自珍收在某个箱子底。19岁又开始写，在网站上，也是两个长篇，一个玄幻，一个自传。自传那个因为得了个奖有出版社要看稿所以保存下来，玄幻小说没那么幸运，随着网站关闭永久遗失了。2017年出了第一本书《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得到了一些读者和业内人士的认可。19岁那个小说得了小奖之后，算是确定了以写作为业的人生道路，觉得在这个上面有天赋，也喜欢。至于计划，只是朦胧地以为做这件事能安身立命，实现自我输出。如果说具体的计划，不太好说，因为太具体了，简而言之就是趁着还有兴趣和自信把想写的东西写了，我能感觉到这两样东西在流失。以前最不缺的就是这两样，不过以后也说不准。
韩东：关于写作，你们大致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何思考？
孙智正：我认为写作和科学一样，宗旨是“求真”。科学研究事物（人和事物交接时形成的那个“东西”），写作是研究人的感触，发现、确认新的感触，用准确的字句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被虚假的东西（立场、利益等）遮盖，丰富人类的“感触池”，并且在写作本身有所创造（“求美”？），这是我认为写作要做的事，也是写作的“意义”。
胡了了：一、写作于我是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我要一直写下去，而且多写，不断写出新东西；二、写什么和怎么写是自由的，不能也不应该给自己上任何限制，相信自己的才能，彻底诚实于自己对写作此刻的认识；三、對写作本身保持热情和严肃。
郑在欢：从上面所说发生在16岁和19岁的两次写作大致可以看出来，我天然地对两种创作感兴趣，一种是关乎自身的，一种是依托类型的。关乎自身的写作算是对存在的追问，在现有世界里确定人和环境的坐标；依托类型的算是对感官的释放，凭借幻想以求思而不得的体验。这两者当然可以在写作中共存，只是有所偏重的时候会自然地凸显出来，比如后来我基本在写关乎自身的东西。依托类型的一直想要写，比如我也想写个《冰与火之歌》之类的东西，这得看以后的精力。
韩东：孙智正翻写的《西游记》非常成功，我推崇备至。那么，这次翻写《封神榜》有何不同的体会？难度是否更大？要达到的效果是否也有差别？
孙智正：翻写《西游记》难度更大一些，因为在我看来，《西游记》写得更“好”，像《金瓶梅》《红楼梦》这种级别的书，我肯定不会去翻写。
把残忍的东西变成有趣的东西、简化字面，这些可以说和翻写《西游记》是一脉相承的。但《西游记》可能更童趣一些，如果说我翻写的版本，适读人群的下限是儿童，那么《封神榜》可能是少年。《封神榜》有更多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的东西，我尽量淡化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已经过时了，我会强调神怪、阵法这些有趣的东西，行文试图做到轻快、滑稽、诙谐（但不是幽默）。
韩东：你对“原创”和“翻写”之间的异同有什么话要说？
孙智正：我可以说是站在巨著的肩膀上，这两本书都流传几百年了，可以说是巨著了。当然两位作者也是站在前人的著作之上，进行了汇集和改写。
如果用翻唱来类比的话，我基本没动旋律，原文百分之九十九的情节我都保留了，只是改变了字面，改变了语气，放进了我自己的气息和我们这个生活阶段的“时代精神”。
韩东：胡了了是第一次发表小说吗？《兔子》是否也是你的第一篇小说？对小说和诗歌的关系你怎么看？
胡了了：我是第一次发表小说，《兔子》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虽然之前我有篇散文被作为小说发表，但那篇不是小说。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和诗歌之间大有可以通约之处。同样的文学内容，常常可以既用小说写，又用诗歌写，表现效果会截然不同，因为诗歌侧重让读者直接感受核心，而小说侧重引导读者间接收集与总合。长度、形式、叙事成分的大小都不能用来区别诗歌与小说，一首充满细节的长叙事诗依然是诗，一篇抒情比重超过叙事的小说依然是小说。当然，诗歌语言的分行是区别诗和其他文体的最大要素，小说中也会有诗歌语言的片段，一定条件下拿出来分行处理也能成为一首短诗，但肯定不存在把一整篇小说分行成为一首长诗的事，也不存在把一首长诗取消分行成为一篇小说的可能。 韩东：我总觉得你的才能在小说，或者其他散文体。诗和文所需要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这一想法在读了你的诗和文以后得到了强化。你有什么反驳？
胡了了：我认同我的才能在小说，但不认同我的才能不在诗歌——我能在诗和文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诗和文所需要的才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我赞同，但具体到写作个体身上，同时具有两种才能并不矛盾，在所写文体上各自伸张即可。当然最后总会有做得更好的那一端，那就不是作者能控制的了。而且不论才能在哪一端，同时写作小说和诗歌，两个文体间彼此都有辅助作用，尤其是写诗对写小说有帮助。
韩东：郑在欢的这两篇小说在语言、题材、指向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很不相同。郑在欢你是故意的吗？为何如此？
郑在欢：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恰巧来到就写出来了。创作者通常会有自己的谱系，这要看他们处于什么兴趣点上，这两篇小说看起来似乎不在我的谱系里，尤其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我的写作兴趣在乡镇，在自身的成长经验中，事实确实如此，这一类小说在我现有的写作里也是占比最大的，没办法，关于现实总有很多要写，也总有很多想说。对我而言，现实是要持续打交道的题材，直到有一天它不再困扰我。
这两篇，其实也在我的谱系里，只是这些谱系作品太少，还没彰显出来。《豆腐》基本可以放到前面所说的“类型”写作里，取自聊斋的《娇娜》，我改写了这个故事，沿着前人写作志怪小说的足迹，试图写出点新意。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另一个谱系，完全关于写作这件事的谱系，算是用写作来写作。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写作，不预设任何目的，仅仅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于是坐下来就写，这个想法简单到可以只是一句话，一个场景。这是完全享受写作的写作，恰恰这类写作也更容易给写作者惊喜。目前来说，我最最喜欢的个人作品里，这一篇能排进前三，第一篇是《我只是个鬼，什么都干不了》，第二篇是《我又谈起家乡》，第三篇就是这一篇。这三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如出一辙，都是突然有个想法，坐下来就写了，没有事先的构思，也没有预设的表达，结构与主题都是在写作中找到的。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写作，并不是每一次坐下来就能写出好东西，更多的是坐下来写一点就不了了之了。坐下来就写，更像是一种境界，抛开一切，仅凭对写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直觉开始创作。这时候的写作更像是生活里自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写作也很奢侈，我目前还没有那么奢侈的条件。
韩东：《豆腐》开篇几近文言，后面是现代汉语，最后结尾处又近文言了。你是否是刻意为之？有什么奥妙？
郑在欢：一开始，我只是想改写聊斋，仅仅是改写这个故事，我想用什么语言都行吧，故事能让人看明白就行，也就是说我决定用“应用语”写作，原作是文言，就跟着用了，当然我用不来那个时候的文言，只能用被白话文浸染过的文言。在写的时候，我发现脑中运行的逻辑枢纽仍旧是白话文的，试图“返古”是很难的，且意义不大，虽然我也因为写出了点“类文言”的好句子而沾沾自喜，但这没有运用白话文的时候成就感更大，于是写完祖父一段就转回现代汉语了。从开端来说，这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写到中间我就意识到在结尾的时候要再回到文言了，所以从结尾来说，这又是刻意為之。如果作者在一些地方“刻意为之”的话一定有他的“奥妙所在”，只是这个“奥妙”要是由作者自己说出来也就不是“奥妙”了。
韩东：请向“青春新视界”推荐一些你们看好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可列名单。简单说说你为什么要推荐他们，好在哪里。
孙智正：推荐乌青、张羞和司屠。他们的写作有“原力”“元气”，就是有创造力，真正个人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非常自觉，也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写作。
胡了了：我最看好陈乐，我们在大学都是源诗社的成员，都以写诗为主。但陈乐2018年开始就转向小说为主了，他写小说比写诗勤快、放松，已经写了三四十篇。他的小说也保持了诗歌一贯的好品质，简洁、清晰、质朴、自然、干脆利落。我很爱读他的诗和小说。
郑在欢：同时代作家我看得很少，因为不存在“竞技意识”，所以也懒得去研究他们。如果我目前的轨道是类型写作，肯定使劲研究同行，研究他们为什么成功或者受欢迎，那是有迹可循的，关乎自身的写作不存在这个问题，适用于别人的也不一定适用于自己，就是适用也怕跟风，要是连这样的写作都跟风的话还写个什么大劲儿，所以我不看，甚至是有点刻意地不看。当然有时候也免不了搂一眼，一眼没中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搂第二眼了。比如王占黑，就是搂一眼之后忍不住再搂第二眼，她写得太好了，浑然天成的那种，当然她也用不着我推荐，她的好已经被更多人发现了。有一个叫水鬼的，我很喜欢，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喜欢，他作品的那个腔调，一眼看到就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你让我说出个所以然，一时间反而无从说起。前一阵他还在微信上发了个古怪的武侠小说，我看得也很享受。还有张敦和魏思孝，我都懒得提他们，我们关系太近了，搞得我们像是一伙儿的，就算是一伙儿的，也是因为志趣相投走到一伙儿的，毕竟我们天南海北，没有一起生活的友情，也没有利益相关，仅仅是因为互相欣赏。
韩东：对“青春新视界”这个新栏目有什么建议？
孙智正：尽量发在写作上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
胡了了：建议发表有挑战性和野心的作品。
郑在欢：建议不敢，多发点群众喜闻乐见又有个性的东西吧，我还算个年轻人，所以不希望目之所及的文学尽是一派苦大仇深的老学究样貌。
见习编辑：菡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