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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且有着自己的思想特质，概言之，可分为民为本，君为轻；治之经，礼与刑；廉者，政之本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举公义，辟私怨等五个方面。中国传统行政论思想的这些特质，对当今中国的行政伦理思想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传统 行政伦理 思想特质
作者简介：武哓晗，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272-02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植根其中的行政伦理思想亦内容丰富、思想特质鲜明。梳理之，可以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思想特质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民为贵，君为轻
“民为贵，君为轻”源于孟子在《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中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对由来已久的民本观念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以“民惟邦本”为核心，主张不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且不能过度盘剥百姓，要“取于民有制”，并以此为中心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行政伦理诉求。孔子认为“爱民”是统治者为政的基础，他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执政者要想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的统治效果，必须施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的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民众在国家社稷中的基础性地位。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认为只有民心稳定，君主的统治地位才能稳定。他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统治者想要四海升平的稳定局面，首要的就是爱护民众，实行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国家政策。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统治者要想治理好人民，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更不能将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管仲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向齐桓公谏言，“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强调民众对齐国统治的重要性。
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历史上贯彻始终，历史上不乏如夏桀、商纣王等暴君无视民生而最终政权更迭的例子，与之相反，尧、舜、唐太宗、汉武帝等重视民生、施行仁政的君王在位期间则出现了百姓和乐、天下太平的盛世局面。
二、治之经，礼与刑
语出《荀子·成相》：“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儒家强调“礼治”、“德政”，以德待民，其最高理想在于“明明德于天下”，要求统治者按照礼法来进行统治。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只有施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巩固自身的统治。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他认为，礼对国家的治理有着重大的作用，强调“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礼作为一个价值约束尺度，可以匡正国家，对于国家治理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
尽管儒家主张“齐之以礼”，强调道德教化，但也不排斥在治国理政中充分利用刑罚的积极作用。孔子主张礼乐刑罚并举，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孟子也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凭借道德的约束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而法律也不会主动地在社会上施行，所以必须把“礼”、“法”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统治效果。荀子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治国要“礼”“法”并用，主张“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虽然不排斥刑罚，但儒家思想家们斥责和反对“苛政”，主张慎用刑罚。孔子反对用残暴的手段治理国家，提出“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孟子对暴虐百姓的统治方式表示极力的反对，他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先秦儒家已清楚地认识到“礼”和“法”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在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中，“礼”和“法”作为两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措施，不同之处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法律和刑罚来治理国家，依靠传统和人内心的道德自觉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法家则主张治国必须要“法、术、势”相结合。以法家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君王不需要有过人的品德或才能，统治国家靠的是国家的权力机构的强制力来推行的法律和威视，主张“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
三、廉者，政之本也
语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强调为官者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者的道德要求，而且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兴旺。战国时期《周礼·天官冢宰》当中明确提出评判官员的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清廉是古代评判官员好坏的重要标准，也是反映一个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当权者为官清廉，朝野上下政治清明，则百姓拥护，整个社会呈现向好态势，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之，朝野上下沆瀣一气，腐败之风盛行，为官者盘剥百姓、中饱私囊，长此以往则会招致百姓揭竿而起，腐蚀统治根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孔子家语》中提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儒家注重修身，认为德政是以修身为根本，诉求的人生境界和社会政治生活状态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正人必先正己，在修身的基础上，才可以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儒家认为，君主为万民表率，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社会秩序稳定与否是对君主治政功过的检验。因此，儒家希望为官者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格除物欲、端正内心、为官清廉、廉洁自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告诫人们不要贪得无厌，迷恋权势，要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抵制物欲的诱惑，因为“罪莫大于贪欲”，只有勤俭才能避免贪欲成祸患。庄子对清廉行政也有自己的见解：“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庄子·杂篇·渔父》）。如果为官者能力不足，国家就会治理不好；如果为官不清廉，那么他的下属也会倦怠扯皮。统治者只有人尽其才，政事清廉，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统治才得以为继。“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宋史·袁枢传》），突出强调了廉政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管子·牧民》篇中也提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代清官张伯行《禁止馈送檄》中写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则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诫勉为官者要以清廉自居，不要贪图丝毫的不义之财，坏了自己的名节。 四、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源于《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历朝历代大都认识到贤良忠义之才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国家“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提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列传》），他们把“用贤”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上，孔子主张非才不用、唯才是举，“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是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得到任用。孟子也明确提出“传贤不传子”的主张，把国家社稷交给有贤能的人来主持。岳飞在《论马》中以千里马喻人才，强调道德品质应该是选拔人才的关键，“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三国时期曹操“唯才是举”，广招贤士助其一统北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茅庐”的典故体现了刘备的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招人才。
讲信修睦要求为官者要讲求诚信，为人正直，同事之间谋求和睦。在选拔人才为国家所用之后，要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善用人才，有严格的职业道德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安其职，发挥自己的才能。儒家认为君主应以至诚的信任维系天下人心，君臣、君民相互信赖，同心同德，上下一致，才能形成社会凝聚力。儒家认为，君主应信任和尊重臣下，君臣一体，励精图治，能者在朝，贤者在位，社会就容易达到大治。
五、举公义，辟私怨
公义，即公忠正义，“天下为公”、“利济苍生”是中国古代对官员重要的行政伦理要求。何谓“公忠？《尚书》提出“以公灭私”，《左传》解释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东汉思想家荀悦在《申鉴·时事》中对“公”的解释是“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儒家特别重视“公忠”，孔子将“公忠”的思想概括为“忠恕而已”。孟子继而提倡“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法家则认为“公忠”是“公平无私”、“公正为民”。《忠经·天地神明章》中解释“忠”为“一其心之谓也”，虽然“公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释义，但是其核心的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的基本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举公义，辟私怨”出自墨子《尚贤》，墨子认为公私是对立的，“私者，乱天下者也。”（《新唐书·朱敬则传》），“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道，明法制，去私怨，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李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在他们看来，公与私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众多明君英主、清官良吏，在治国安邦的实践中心怀天下，不计较个人得失，为苍生立命，为后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政治佳话，他们都是公义的代表，也是历代为官者尊崇的榜样。
中国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所追求、倡导的行政伦理理想、行政伦理规范，对当今社会的行政伦理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以民为本的思想是贯穿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它对于我们当下重视民生，践行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中礼法并行的思想，启发我们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治理国家，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三，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倡导的廉政思想、人才选拔的思想以及大公无私、讲信修睦等思想，对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对于我党加强党的建设，践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媛媛.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燕山大学.2009.
[2]李维香.先秦道家的行政伦理诉求.管子学刊.2013（4）.
[3]高振杨、王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学习论坛.2010（5）.
[4]朱允.传统公忠意识的现代启示.甘肃高师学报.2004（6）.
关键词 传统 行政伦理 思想特质
作者简介：武哓晗，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272-02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植根其中的行政伦理思想亦内容丰富、思想特质鲜明。梳理之，可以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思想特质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民为贵，君为轻
“民为贵，君为轻”源于孟子在《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中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对由来已久的民本观念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以“民惟邦本”为核心，主张不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且不能过度盘剥百姓，要“取于民有制”，并以此为中心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行政伦理诉求。孔子认为“爱民”是统治者为政的基础，他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执政者要想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的统治效果，必须施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的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民众在国家社稷中的基础性地位。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认为只有民心稳定，君主的统治地位才能稳定。他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统治者想要四海升平的稳定局面，首要的就是爱护民众，实行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国家政策。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统治者要想治理好人民，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更不能将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管仲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向齐桓公谏言，“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强调民众对齐国统治的重要性。
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历史上贯彻始终，历史上不乏如夏桀、商纣王等暴君无视民生而最终政权更迭的例子，与之相反，尧、舜、唐太宗、汉武帝等重视民生、施行仁政的君王在位期间则出现了百姓和乐、天下太平的盛世局面。
二、治之经，礼与刑
语出《荀子·成相》：“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儒家强调“礼治”、“德政”，以德待民，其最高理想在于“明明德于天下”，要求统治者按照礼法来进行统治。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只有施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巩固自身的统治。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他认为，礼对国家的治理有着重大的作用，强调“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礼作为一个价值约束尺度，可以匡正国家，对于国家治理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
尽管儒家主张“齐之以礼”，强调道德教化，但也不排斥在治国理政中充分利用刑罚的积极作用。孔子主张礼乐刑罚并举，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孟子也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凭借道德的约束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而法律也不会主动地在社会上施行，所以必须把“礼”、“法”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统治效果。荀子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治国要“礼”“法”并用，主张“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虽然不排斥刑罚，但儒家思想家们斥责和反对“苛政”，主张慎用刑罚。孔子反对用残暴的手段治理国家，提出“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孟子对暴虐百姓的统治方式表示极力的反对，他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先秦儒家已清楚地认识到“礼”和“法”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在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中，“礼”和“法”作为两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措施，不同之处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法律和刑罚来治理国家，依靠传统和人内心的道德自觉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法家则主张治国必须要“法、术、势”相结合。以法家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君王不需要有过人的品德或才能，统治国家靠的是国家的权力机构的强制力来推行的法律和威视，主张“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
三、廉者，政之本也
语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强调为官者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者的道德要求，而且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兴旺。战国时期《周礼·天官冢宰》当中明确提出评判官员的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清廉是古代评判官员好坏的重要标准，也是反映一个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当权者为官清廉，朝野上下政治清明，则百姓拥护，整个社会呈现向好态势，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之，朝野上下沆瀣一气，腐败之风盛行，为官者盘剥百姓、中饱私囊，长此以往则会招致百姓揭竿而起，腐蚀统治根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孔子家语》中提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儒家注重修身，认为德政是以修身为根本，诉求的人生境界和社会政治生活状态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正人必先正己，在修身的基础上，才可以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儒家认为，君主为万民表率，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社会秩序稳定与否是对君主治政功过的检验。因此，儒家希望为官者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格除物欲、端正内心、为官清廉、廉洁自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告诫人们不要贪得无厌，迷恋权势，要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抵制物欲的诱惑，因为“罪莫大于贪欲”，只有勤俭才能避免贪欲成祸患。庄子对清廉行政也有自己的见解：“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庄子·杂篇·渔父》）。如果为官者能力不足，国家就会治理不好；如果为官不清廉，那么他的下属也会倦怠扯皮。统治者只有人尽其才，政事清廉，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统治才得以为继。“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宋史·袁枢传》），突出强调了廉政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管子·牧民》篇中也提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代清官张伯行《禁止馈送檄》中写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则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诫勉为官者要以清廉自居，不要贪图丝毫的不义之财，坏了自己的名节。 四、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源于《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历朝历代大都认识到贤良忠义之才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国家“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提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列传》），他们把“用贤”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上，孔子主张非才不用、唯才是举，“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是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得到任用。孟子也明确提出“传贤不传子”的主张，把国家社稷交给有贤能的人来主持。岳飞在《论马》中以千里马喻人才，强调道德品质应该是选拔人才的关键，“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三国时期曹操“唯才是举”，广招贤士助其一统北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茅庐”的典故体现了刘备的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招人才。
讲信修睦要求为官者要讲求诚信，为人正直，同事之间谋求和睦。在选拔人才为国家所用之后，要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善用人才，有严格的职业道德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安其职，发挥自己的才能。儒家认为君主应以至诚的信任维系天下人心，君臣、君民相互信赖，同心同德，上下一致，才能形成社会凝聚力。儒家认为，君主应信任和尊重臣下，君臣一体，励精图治，能者在朝，贤者在位，社会就容易达到大治。
五、举公义，辟私怨
公义，即公忠正义，“天下为公”、“利济苍生”是中国古代对官员重要的行政伦理要求。何谓“公忠？《尚书》提出“以公灭私”，《左传》解释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东汉思想家荀悦在《申鉴·时事》中对“公”的解释是“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儒家特别重视“公忠”，孔子将“公忠”的思想概括为“忠恕而已”。孟子继而提倡“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法家则认为“公忠”是“公平无私”、“公正为民”。《忠经·天地神明章》中解释“忠”为“一其心之谓也”，虽然“公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释义，但是其核心的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的基本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举公义，辟私怨”出自墨子《尚贤》，墨子认为公私是对立的，“私者，乱天下者也。”（《新唐书·朱敬则传》），“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道，明法制，去私怨，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李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在他们看来，公与私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众多明君英主、清官良吏，在治国安邦的实践中心怀天下，不计较个人得失，为苍生立命，为后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政治佳话，他们都是公义的代表，也是历代为官者尊崇的榜样。
中国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所追求、倡导的行政伦理理想、行政伦理规范，对当今社会的行政伦理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以民为本的思想是贯穿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它对于我们当下重视民生，践行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中礼法并行的思想，启发我们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治理国家，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三，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倡导的廉政思想、人才选拔的思想以及大公无私、讲信修睦等思想，对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对于我党加强党的建设，践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媛媛.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燕山大学.2009.
[2]李维香.先秦道家的行政伦理诉求.管子学刊.2013（4）.
[3]高振杨、王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学习论坛.2010（5）.
[4]朱允.传统公忠意识的现代启示.甘肃高师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