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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岗位空了4个月之久后，2016年10月，日本大券商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接棒任泽平，任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带领宏观研究团队。作为一个低调的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在媒体上的信息少之又少，这让外界对他充满好奇，纷纷猜测：花长春是谁？
在担任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前，从券商到政府机构再到国际组织，花长春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从日本一桥大学博士毕业后，花长春先后在日本及香港工作，2007年6月至2008年9月，他在日本东京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做研究助理。2008年9月至2010年11月，花长春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相关主管。
2010年11月至2013年6月，花长春任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特区办事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ng Kong SAR Office）经济学家，长达2年8个月，并于2013年7月起，供职野村证券（香港），No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担任该券商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
国泰君安是花长春回内地工作的首站，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既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研究，同时又要跟踪世界经济的动态，花长春在日本和香港的从业经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让他对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经济学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前瞻性及影响力
作为一个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认为，高校、政府的经济学家和市场经济学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政府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怎么去把经济搞好；在高校中是要发掘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律，创新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而市场经济学家，就好像煤矿里面的金丝雀，对经济运行须非常敏感，能尽早预判经济的运行轨迹和拐点，探究经济到底走向何方，有没有拐向、超预期的可能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引领整个市场预期。
所以，在花长春眼中，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对经济运行的前瞻性基础上发挥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力。“老是事后诸葛亮，跟着别人后面喊，意义不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需要对经济走向及早做出准确预判，若研究不够，总是后知后觉，在政府的话，此类研究会加大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市场的话，此类研究对投资不光毫无指导性，更有可能成为“韭菜”。“政府经常召集我们去开会，交流形势，研究某些重要课题，主要也是加强对全球经济运行大势的研判——这也是我们首席经济学家工作的第一要务。”
第二个价值体现在首席经济学家不光要把握经济运行大势，还应在包括一些社会变革的问题上有深刻见解。例如，现在全球性有哪几大趋势（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全球化等），以及与这些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政治、政策走向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完全属于经济学范畴，可能不少是社会学问题。因此，经济学家们也需要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帮助研判未来经济大势。
第三个价值体现在要做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去企业调研，跟市场（投资者）交流，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有点脱节。在跟政府进行交流的时候，也帮助政府真正理解目前企业和市场的真实想法、需求和困难。另外，政府自然也需要引导企业和市场预期，让政策尽可能达到最大效力，在这方面，市场经济学家可以帮助政府向企业和市场传话，将政府的看法、政策的目标传递给市场和企业。因此，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纽带，将三者连接起来，是三方对话的渠道。
所以说，第一要做一些真正前瞻性的研究，第二个得做更深刻的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的新趋势，第三，能够在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做疏通。在扎实、启发性研究基础上，将可能的新趋势展示给政府、企业和市场，有哪些事情得避免，有哪些得提前筹备，又有哪些风险和机会，从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名利场
谈到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率，花长春说准确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但是也不是特别重要，“预测到小数点后，6%还是5.8，5.9，这个东西真的有意义吗？”不在拐点的时候，这些数字的预测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只有在拐点之前，能够给出前瞻性预测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大部分时间经济都没有什么拐点，平常的时候更深刻性的研究就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在市场里都面临着选择，市场意味着名利场，要在名利场里受瞩目，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注意到你，这是由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的，因此每个人都会面临着选择，要么经常变来变去被打脸，要么没声音，每一个都说的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有的人刻意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想让市场注意到你，另一方面能够搅动市场人心；也有些人，刻意追求預测准确、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但在很多时候不会太偏离市场预期。“我的领导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你说错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你的观点好，还是说你讲的都对，但大家都注意不到你观点，哪个好？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实际上往往在这两个中间做一个选择。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你的观点与众不同，而且还说对了！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前瞻性地、深刻地的对经济运行去研究。”
但是，经济运行是非常复杂的，是人的行为，所以也不太可能时时都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我们也不应该批判每个人的选择。花长春表示，自己还是倾向于尽早做一些前瞻性的预测，并对这个判断持续一两个季度左右的时间来验证观点对错。对企业进行调研，跟投资人进行交流，去寻找之前判断可能会在哪里错了，又有哪些新情况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在后续研究、调研中，发现与之前的一些假设条件不太一致的地方，需要修正自己的预判的时候，也会及时做出观点调整，“如果想法一直原地踏步，那就是没有前瞻性的。”
优秀研究员的关键是拥有专业素养
对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花长春认为，第一是具有专业素养，要有扎实基本功，不仅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识，还应该对一些工具有所把握，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框架。 第二，道德合规，应该做到相对客观，不能太过于主观，并一定要有合规意识，研究具有独立性，不能人为受到其它利益干扰。
第三，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要养成调研的好习惯。不能仅仅依赖数据来做研究，一方面数据质量本身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宏观的数据种类比较多，到底哪一个真正代表经济运行方向。去伪存真，我们需要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空余时间应该多去企业走动，去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花长春特别提到，这是很多外资行所不具备的，外资行大部分都在海外，他们只能看到经济数据，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可以到处调研，能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谈到首席经济学家发声到底代表机构还是个人，花长春认为，实际上分不开的。第一，外界不太可能认为首席经济学家仅仅代表个人发声；第二，作为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也不太可能在公司内部一个说法，在公司外部一个说法，若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是职业素养出了问题。而且，也没有听说哪家公司要求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从公司利益出发来谈经济观点的，公司领导一般都尊重研究的独立性。
不过，现实中的确存在一种现象，同一个公司，的确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团队管理的机制上出现了问题。目前在国内市场，对宏观研究岗位设置，往往都会设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这是中国特色，海外没有这种设置。人与人对经济运行发生观点分歧，其实很正常，而这种正常的观点分歧可能因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并存，就从机制上导致了一个公司可能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
如果观点发生分歧的话，首先是企业怎么运行的问题，谁是真正的宏观负责人，这个一定要理清楚。有些企业可能设想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是两种角色，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但实际上运行中不太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中，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造成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我是希望未来有一些时候，国内企业在这块岗位设置时不要再有这两个职位，若必须有，至少在机制上要理顺关系，避免人为造成矛盾”。
协调观点，首先是内部充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如果说有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那么一旦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个决定，最终的话我们会以这种声音去发出来，这是正常的模式。”花长春说，不同的研究员可以谈自己的看法，但是至少大方向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则会涉及到合规的问题。所以，一个好的研究员，在合规和职业道德方面也能体现专业素养。
花长春坦言，从国内的职业来看，每个首席经济学家的路径都不一样，但是，的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做到首席已经到了职业天花板。
花长春说自己喜欢安静的状态，闲暇时喜欢读书写东西，动的话就去跑调研，去企业跑一跑看一看，跟市场接触。提到读书，他也推荐了最近看的两本书，《历史的教训》和《第四次转折》，现在全球可能面临着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这两本书有利于理解当下全球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变局，没有新的科技的突破，光5G肯定是不够的，虽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但是体量比较小，在没有新的科技的突破情况下，世界現在仍处在存量经济的时代，而过去10年经济的增长，很多都是依赖于逆周期政策，这两本书都能带给人很多启发。
在担任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前，从券商到政府机构再到国际组织，花长春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从日本一桥大学博士毕业后，花长春先后在日本及香港工作，2007年6月至2008年9月，他在日本东京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做研究助理。2008年9月至2010年11月，花长春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相关主管。
2010年11月至2013年6月，花长春任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特区办事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ng Kong SAR Office）经济学家，长达2年8个月，并于2013年7月起，供职野村证券（香港），No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担任该券商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
国泰君安是花长春回内地工作的首站，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既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研究，同时又要跟踪世界经济的动态，花长春在日本和香港的从业经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让他对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经济学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前瞻性及影响力
作为一个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认为，高校、政府的经济学家和市场经济学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政府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怎么去把经济搞好；在高校中是要发掘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律，创新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而市场经济学家，就好像煤矿里面的金丝雀，对经济运行须非常敏感，能尽早预判经济的运行轨迹和拐点，探究经济到底走向何方，有没有拐向、超预期的可能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引领整个市场预期。
所以，在花长春眼中，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对经济运行的前瞻性基础上发挥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力。“老是事后诸葛亮，跟着别人后面喊，意义不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需要对经济走向及早做出准确预判，若研究不够，总是后知后觉，在政府的话，此类研究会加大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市场的话，此类研究对投资不光毫无指导性，更有可能成为“韭菜”。“政府经常召集我们去开会，交流形势，研究某些重要课题，主要也是加强对全球经济运行大势的研判——这也是我们首席经济学家工作的第一要务。”
第二个价值体现在首席经济学家不光要把握经济运行大势，还应在包括一些社会变革的问题上有深刻见解。例如，现在全球性有哪几大趋势（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全球化等），以及与这些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政治、政策走向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完全属于经济学范畴，可能不少是社会学问题。因此，经济学家们也需要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帮助研判未来经济大势。
第三个价值体现在要做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去企业调研，跟市场（投资者）交流，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有点脱节。在跟政府进行交流的时候，也帮助政府真正理解目前企业和市场的真实想法、需求和困难。另外，政府自然也需要引导企业和市场预期，让政策尽可能达到最大效力，在这方面，市场经济学家可以帮助政府向企业和市场传话，将政府的看法、政策的目标传递给市场和企业。因此，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纽带，将三者连接起来，是三方对话的渠道。
所以说，第一要做一些真正前瞻性的研究，第二个得做更深刻的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的新趋势，第三，能够在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做疏通。在扎实、启发性研究基础上，将可能的新趋势展示给政府、企业和市场，有哪些事情得避免，有哪些得提前筹备，又有哪些风险和机会，从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名利场
谈到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率，花长春说准确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但是也不是特别重要，“预测到小数点后，6%还是5.8，5.9，这个东西真的有意义吗？”不在拐点的时候，这些数字的预测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只有在拐点之前，能够给出前瞻性预测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大部分时间经济都没有什么拐点，平常的时候更深刻性的研究就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在市场里都面临着选择，市场意味着名利场，要在名利场里受瞩目，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注意到你，这是由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的，因此每个人都会面临着选择，要么经常变来变去被打脸，要么没声音，每一个都说的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有的人刻意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想让市场注意到你，另一方面能够搅动市场人心；也有些人，刻意追求預测准确、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但在很多时候不会太偏离市场预期。“我的领导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你说错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你的观点好，还是说你讲的都对，但大家都注意不到你观点，哪个好？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实际上往往在这两个中间做一个选择。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你的观点与众不同，而且还说对了！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前瞻性地、深刻地的对经济运行去研究。”
但是，经济运行是非常复杂的，是人的行为，所以也不太可能时时都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我们也不应该批判每个人的选择。花长春表示，自己还是倾向于尽早做一些前瞻性的预测，并对这个判断持续一两个季度左右的时间来验证观点对错。对企业进行调研，跟投资人进行交流，去寻找之前判断可能会在哪里错了，又有哪些新情况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在后续研究、调研中，发现与之前的一些假设条件不太一致的地方，需要修正自己的预判的时候，也会及时做出观点调整，“如果想法一直原地踏步，那就是没有前瞻性的。”
优秀研究员的关键是拥有专业素养
对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花长春认为，第一是具有专业素养，要有扎实基本功，不仅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识，还应该对一些工具有所把握，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框架。 第二，道德合规，应该做到相对客观，不能太过于主观，并一定要有合规意识，研究具有独立性，不能人为受到其它利益干扰。
第三，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要养成调研的好习惯。不能仅仅依赖数据来做研究，一方面数据质量本身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宏观的数据种类比较多，到底哪一个真正代表经济运行方向。去伪存真，我们需要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空余时间应该多去企业走动，去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花长春特别提到，这是很多外资行所不具备的，外资行大部分都在海外，他们只能看到经济数据，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可以到处调研，能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谈到首席经济学家发声到底代表机构还是个人，花长春认为，实际上分不开的。第一，外界不太可能认为首席经济学家仅仅代表个人发声；第二，作为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也不太可能在公司内部一个说法，在公司外部一个说法，若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是职业素养出了问题。而且，也没有听说哪家公司要求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从公司利益出发来谈经济观点的，公司领导一般都尊重研究的独立性。
不过，现实中的确存在一种现象，同一个公司，的确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团队管理的机制上出现了问题。目前在国内市场，对宏观研究岗位设置，往往都会设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这是中国特色，海外没有这种设置。人与人对经济运行发生观点分歧，其实很正常，而这种正常的观点分歧可能因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并存，就从机制上导致了一个公司可能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
如果观点发生分歧的话，首先是企业怎么运行的问题，谁是真正的宏观负责人，这个一定要理清楚。有些企业可能设想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是两种角色，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但实际上运行中不太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中，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两种岗位造成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我是希望未来有一些时候，国内企业在这块岗位设置时不要再有这两个职位，若必须有，至少在机制上要理顺关系，避免人为造成矛盾”。
协调观点，首先是内部充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如果说有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那么一旦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个决定，最终的话我们会以这种声音去发出来，这是正常的模式。”花长春说，不同的研究员可以谈自己的看法，但是至少大方向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则会涉及到合规的问题。所以，一个好的研究员，在合规和职业道德方面也能体现专业素养。
花长春坦言，从国内的职业来看，每个首席经济学家的路径都不一样，但是，的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做到首席已经到了职业天花板。
花长春说自己喜欢安静的状态，闲暇时喜欢读书写东西，动的话就去跑调研，去企业跑一跑看一看，跟市场接触。提到读书，他也推荐了最近看的两本书，《历史的教训》和《第四次转折》，现在全球可能面临着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这两本书有利于理解当下全球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变局，没有新的科技的突破，光5G肯定是不够的，虽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但是体量比较小，在没有新的科技的突破情况下，世界現在仍处在存量经济的时代，而过去10年经济的增长，很多都是依赖于逆周期政策，这两本书都能带给人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