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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7年起启动了国家工业遗产项目的申报与认定，并将其保护与利用纳入2018年底发布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
截止目前，我国共有102个工业遗产项目进入这一名单。从分布范围来看，首批通过认定的11个遗产项目分布于8个省区市，第二批通过认定的遗产项目数量增加至42个，分布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市，第三批49处工业项目的分布范围则扩大到22个省区市，覆盖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西藏自治区等地。涉及领域也从传统钢铁、矿产、交通等行业扩展到轻工业与食品加工业。
今年4月，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申报工作开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申报范围再次扩展、针对性提高，强调了此前未入围的水运“大运河”沿线及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项目。
细数近年来工业遗产相关政策及动作，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工业遗产保护正从“泛化”走向细化与分级，在政策护航之外，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挖掘与规模化发展同样提上了日程。
2018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过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摸底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存在工业遗产近千处。除了耳熟能详的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茅台酒酿酒作坊、国营738厂等，还有更多工业文明“活化石”正在时间中沉睡，等待价值被唤醒的一天。
保护：从民间呼吁走进国家政策
洋务运动中的大量实业、二战间兴建的工厂、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产业、三线建设落地的钢铁建筑……近100多年的工业浪潮在中国大地留下数不尽的宝藏，见证并记录了前人筚路蓝缕之下近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开创之路。
何为工业遗产？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城市工业遗产评价标准，但在工信部颁布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四个方面作为认定国家工业遗产的主要条件。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岚提出，我国工业遗产形成有几个阶段：一是古代手工业时期，二是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民族工业时期，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四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其中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工业遗产占比约2/3。
随着工业升级和城市化转型，一大批老旧工厂停产搬迁、腾笼换鸟，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重要工业遗产的消失困境。“‘遗产’越年轻，消失的速度就越快。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和古代文物相比，几乎每天都在被拆除。”吉林省文物局局长金旭东曾痛惜到。
《广州日报》曾在2014年报道，当地进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线索”的8处工业遗产除个别保留了残留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拆除；在重庆，曾经年產量1000吨规模的重庆啤酒厂石桥铺旧址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总投资20亿元的商业综合体；在沈阳，曾经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沈阳奉天纱厂绝大部分厂房、办公楼被拆除，失去了可以一窥当时纺织工业历史的价值……
一边是破坏，一边是呼吁。早在2006年，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召开，通过了我国首个倡导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无锡建议》，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颁布《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至此，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从民间走向国家层面，好消息频传——
2016年12月，工信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工业文化资源调查、建立工业文化资源库；
2017年12月起，工信部陆续公布几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更多工业遗产进入文物保护行列；
2018年11月5日，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推行，为工业遗产保护增加了又一保障；
2020年5月8日，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业务部合作，将在未来3年，提供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综合授信额度推动工业文化产业发展；
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业遗产具体推进路径，包括依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支持设立重要工业遗产博物馆、加快城市滨水地区港口和传统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和用地更新等。
国家政策之下，地方的努力同样不可忽视。武汉、广州、大庆、黄石、邯郸等城市先后出台工业遗产保护的地方法规，调查整理并颁布了地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其中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工业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梳理各政策发布内容，对本地工业遗产的全面整理与挖掘成为先导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工业博物馆”建设成为工业遗产保留的重要方法，园区建设、旅游、特色小镇、文创研发等新形式的发展在各举措中得到支撑，包括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等的运用也被列入工业遗产保护升级技能。
活化：新旧、异同、“皮”“馅”
尽管工业遗产保护意识日渐提升，但因地位模糊，我国的工业遗产分散于文物、矿山公园和历史建筑三套体系之中，分别由文化、自然资源和住建部门管理。亟需一部统一且完善的工业遗产相关法律法规，为科学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法律保障与理论依据。
立标准之外，打造一批典型、创新、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遗产项目也是推进工业遗产大规模利用的先行之力。“如果不能赋予保护与改造下的工业遗产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改造将失去意义，甚至加速其消亡。”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谨多次提醒。
工业遗产不仅包括建筑、交通设施、生产设备等物质遗产，也包括记录城市历史文脉、工业精神的非物质遗产，二者的共同保护缺一不可。 “现在多个部门在搞工业遗产保护。我觉得做得有点泛，对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挖掘与阐释还可以做得再精一些、再深入一些。”今年1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在《中国工业遗产示例：技术史视野中的工业遗产》新书发布及座谈会上直言，当前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皮”厚“馅”薄，甚至无“馅”的现象。
从工业技术保护出发，张柏春理想中的“馅”包括产品、设计资料、工艺流程及其代表性的实物、机器设备和演示模型等。他强调，“要让观众了解产品是怎么被设计、制造和使用的，用故事呈现出遗产的技术价值。”
将视角扩大，“馅”也是各地在全国性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中“存异”的根本，要注意联系区域工业文化特色、融入城市发展规划、注入经济建设内容、避免同质化建设。
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工业旅游是不得不提的一环，在充分挖掘工业遗产自身价值的基础上，旅游宣传效应也提升了民众工业遗产保护的“自觉性”与当地社会效应。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在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黄石率先注意到自身工业遗产丰富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业，把资源“废矿”变旅游“富矿”。
博物馆、园区、公园、文创园研发等模式同样在多地得到了示范应用。沈阳铸造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北京798艺术区、成都东郊记忆、上海的1933老场坊……无数工业遗址在城市功能更新中实现了价值重生。
同样的，同质化竞争也随着此类模式的扩张而到来。有意见指出，工业遗产再利用要做好合理规划下的市场化开发，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新模式、新业态，像开办成体育场馆、养老中心、培训基地等，避免“一窝蜂”模仿。
位于北京长安街西延线的首钢园被认为是当前工业遗产改造的优秀创新样本。
在改造规划中，首钢园区将北区中部开辟为西十冬奥广场。通过对西十筒仓、制粉车间、燃气车间等工业遗存改造，为冬奥组委入驻提供办公、生活配套等综合服务。同时，北区将对精煤车间等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建设速滑、花滑及冰壶3座国家队过渡期训练馆，以此从过去“城市污染源头”变身为集合工业与体育之美的绿色生态区。
2010年，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较早的上海创新性提出让文化遗产服务世博会的理念，世博会园区内的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都是江南造船厂原来的老厂房，求新造船厂、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等工业遗产也被作为场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园区内的重要建筑。在国内首次尝试了大型城市事件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的规划设计理念。
求解：“一二线”与“三线”
对工业遗产的改造与“活化”，大型城市往往倾向于打造为公共文化场所和创意产业集聚区，中小型城市则更偏爱特色休闲产业园区和文化旅游地标建筑。
“工业遗产再利用中选择哪种业态，肯定是根据城市和社会需求来的。”张瑾曾以城市文创业举例，当前，一二线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业态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建立文创园成为了一种主流改造模式；同时这些城市面临着高昂的土地成本，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工业遗产在城市改造设计之初，应该考虑如何提升造血能力，以“园”养“园”、以“园”兴“城”。
“与一二线城市相比，邯郸这样的三线城市产业基礎比较薄弱，新兴产业需求有限，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策划与设计，利用好工业遗产的空间资源，引入契合当地发展需求的产业，带动整个地区及城市的发展，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今年1月，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邯郸）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全过程咨询与设计分院副院长李匡就“三线”旧工业城市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此外，“三线”企业旧址作为独特的工业遗产，其保护与利用也需进一步讨论。出于保密的需要，“三线”企业往往建在山野中，在城市转型升级中较为滞后，因此保存了大量完整的遗址。下一步如何消解其原来生硬的产业和空间边界，将这些景观“污点”转变为新城镇格局下的景观亮点，成为当地产业焕新的目标和方向。
截止目前，我国共有102个工业遗产项目进入这一名单。从分布范围来看，首批通过认定的11个遗产项目分布于8个省区市，第二批通过认定的遗产项目数量增加至42个，分布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市，第三批49处工业项目的分布范围则扩大到22个省区市，覆盖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西藏自治区等地。涉及领域也从传统钢铁、矿产、交通等行业扩展到轻工业与食品加工业。
今年4月，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申报工作开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申报范围再次扩展、针对性提高，强调了此前未入围的水运“大运河”沿线及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项目。
细数近年来工业遗产相关政策及动作，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工业遗产保护正从“泛化”走向细化与分级，在政策护航之外，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挖掘与规模化发展同样提上了日程。
2018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过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摸底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存在工业遗产近千处。除了耳熟能详的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茅台酒酿酒作坊、国营738厂等，还有更多工业文明“活化石”正在时间中沉睡，等待价值被唤醒的一天。
保护：从民间呼吁走进国家政策
洋务运动中的大量实业、二战间兴建的工厂、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产业、三线建设落地的钢铁建筑……近100多年的工业浪潮在中国大地留下数不尽的宝藏，见证并记录了前人筚路蓝缕之下近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开创之路。
何为工业遗产？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城市工业遗产评价标准，但在工信部颁布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四个方面作为认定国家工业遗产的主要条件。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岚提出，我国工业遗产形成有几个阶段：一是古代手工业时期，二是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民族工业时期，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四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其中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工业遗产占比约2/3。
随着工业升级和城市化转型，一大批老旧工厂停产搬迁、腾笼换鸟，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重要工业遗产的消失困境。“‘遗产’越年轻，消失的速度就越快。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和古代文物相比，几乎每天都在被拆除。”吉林省文物局局长金旭东曾痛惜到。
《广州日报》曾在2014年报道，当地进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线索”的8处工业遗产除个别保留了残留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拆除；在重庆，曾经年產量1000吨规模的重庆啤酒厂石桥铺旧址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总投资20亿元的商业综合体；在沈阳，曾经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沈阳奉天纱厂绝大部分厂房、办公楼被拆除，失去了可以一窥当时纺织工业历史的价值……
一边是破坏，一边是呼吁。早在2006年，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召开，通过了我国首个倡导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无锡建议》，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颁布《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至此，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从民间走向国家层面，好消息频传——
2016年12月，工信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工业文化资源调查、建立工业文化资源库；
2017年12月起，工信部陆续公布几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更多工业遗产进入文物保护行列；
2018年11月5日，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推行，为工业遗产保护增加了又一保障；
2020年5月8日，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业务部合作，将在未来3年，提供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综合授信额度推动工业文化产业发展；
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业遗产具体推进路径，包括依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支持设立重要工业遗产博物馆、加快城市滨水地区港口和传统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和用地更新等。
国家政策之下，地方的努力同样不可忽视。武汉、广州、大庆、黄石、邯郸等城市先后出台工业遗产保护的地方法规，调查整理并颁布了地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其中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工业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梳理各政策发布内容，对本地工业遗产的全面整理与挖掘成为先导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工业博物馆”建设成为工业遗产保留的重要方法，园区建设、旅游、特色小镇、文创研发等新形式的发展在各举措中得到支撑，包括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等的运用也被列入工业遗产保护升级技能。
活化：新旧、异同、“皮”“馅”
尽管工业遗产保护意识日渐提升，但因地位模糊，我国的工业遗产分散于文物、矿山公园和历史建筑三套体系之中，分别由文化、自然资源和住建部门管理。亟需一部统一且完善的工业遗产相关法律法规，为科学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法律保障与理论依据。
立标准之外，打造一批典型、创新、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遗产项目也是推进工业遗产大规模利用的先行之力。“如果不能赋予保护与改造下的工业遗产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改造将失去意义，甚至加速其消亡。”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谨多次提醒。
工业遗产不仅包括建筑、交通设施、生产设备等物质遗产，也包括记录城市历史文脉、工业精神的非物质遗产，二者的共同保护缺一不可。 “现在多个部门在搞工业遗产保护。我觉得做得有点泛，对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挖掘与阐释还可以做得再精一些、再深入一些。”今年1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在《中国工业遗产示例：技术史视野中的工业遗产》新书发布及座谈会上直言，当前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皮”厚“馅”薄，甚至无“馅”的现象。
从工业技术保护出发，张柏春理想中的“馅”包括产品、设计资料、工艺流程及其代表性的实物、机器设备和演示模型等。他强调，“要让观众了解产品是怎么被设计、制造和使用的，用故事呈现出遗产的技术价值。”
将视角扩大，“馅”也是各地在全国性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中“存异”的根本，要注意联系区域工业文化特色、融入城市发展规划、注入经济建设内容、避免同质化建设。
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工业旅游是不得不提的一环，在充分挖掘工业遗产自身价值的基础上，旅游宣传效应也提升了民众工业遗产保护的“自觉性”与当地社会效应。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在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黄石率先注意到自身工业遗产丰富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业，把资源“废矿”变旅游“富矿”。
博物馆、园区、公园、文创园研发等模式同样在多地得到了示范应用。沈阳铸造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北京798艺术区、成都东郊记忆、上海的1933老场坊……无数工业遗址在城市功能更新中实现了价值重生。
同样的，同质化竞争也随着此类模式的扩张而到来。有意见指出，工业遗产再利用要做好合理规划下的市场化开发，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新模式、新业态，像开办成体育场馆、养老中心、培训基地等，避免“一窝蜂”模仿。
位于北京长安街西延线的首钢园被认为是当前工业遗产改造的优秀创新样本。
在改造规划中，首钢园区将北区中部开辟为西十冬奥广场。通过对西十筒仓、制粉车间、燃气车间等工业遗存改造，为冬奥组委入驻提供办公、生活配套等综合服务。同时，北区将对精煤车间等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建设速滑、花滑及冰壶3座国家队过渡期训练馆，以此从过去“城市污染源头”变身为集合工业与体育之美的绿色生态区。
2010年，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较早的上海创新性提出让文化遗产服务世博会的理念，世博会园区内的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都是江南造船厂原来的老厂房，求新造船厂、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等工业遗产也被作为场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园区内的重要建筑。在国内首次尝试了大型城市事件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的规划设计理念。
求解：“一二线”与“三线”
对工业遗产的改造与“活化”，大型城市往往倾向于打造为公共文化场所和创意产业集聚区，中小型城市则更偏爱特色休闲产业园区和文化旅游地标建筑。
“工业遗产再利用中选择哪种业态，肯定是根据城市和社会需求来的。”张瑾曾以城市文创业举例，当前，一二线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业态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建立文创园成为了一种主流改造模式；同时这些城市面临着高昂的土地成本，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工业遗产在城市改造设计之初，应该考虑如何提升造血能力，以“园”养“园”、以“园”兴“城”。
“与一二线城市相比，邯郸这样的三线城市产业基礎比较薄弱，新兴产业需求有限，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策划与设计，利用好工业遗产的空间资源，引入契合当地发展需求的产业，带动整个地区及城市的发展，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今年1月，第三届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邯郸）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全过程咨询与设计分院副院长李匡就“三线”旧工业城市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此外，“三线”企业旧址作为独特的工业遗产，其保护与利用也需进一步讨论。出于保密的需要，“三线”企业往往建在山野中，在城市转型升级中较为滞后，因此保存了大量完整的遗址。下一步如何消解其原来生硬的产业和空间边界，将这些景观“污点”转变为新城镇格局下的景观亮点，成为当地产业焕新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