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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当前的模式在一些关键的重要方面遇到挑战：削减的财政；崛起的权力替代中心；下降的美国军力优势；在关键的非军事权力机制上效能的匮乏；国内对于全球冒险正在失去耐心。这些美国战略的威胁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它们在以一种新的和决定性的方式加快。各种趋势表明，现存范式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正在变得不可持续，拒绝面对美国战略破产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伤害美国的信用和全球稳定。在过去的每一年里，这些事实变得更加明显和一贯，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对这种显现出来的现实进行反应，或者继续固执地试图去忽视它。
关键词：美国战略破产；风险；危机；现存范式；态势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4-0058-08
负有全球责任的大国出现信心危机的一刻已经到来。它的经济增长迟缓，并且正在被众多崛起的挑战国家所赶超。金融压力，特别是来自于在政府收支间保持平衡能力的压力若隐若现。它正在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失去长期以来的优势——心理上的同时是技术上的和数字上的。这个大国的外交家和军事领导人处理活跃的或潜在的冲突时：从阿富汗到有着协约盟友的欧洲以及远到日本和澳大利亚，都面临着对它的全球抱负和态势的制约要求。这种要求的迫切提出，部分是由于一场痛苦和非常不必要的远离国土的反恐战争，消耗了远比起初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时间，耗尽了这个国家过度扩张的军事力量。
1890-1905年间，英国在那一刻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伦敦登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正像罗伯特K.马西（Robert K.Massie）睿智地提到的，1897年的60周年纪念表明帝国在它最高巅峰时的形象。然而正当英国在世界面前检阅海军时，它的很多领导人正在经受对英国全球地位前景长达20年的悲观主义浪潮。他们看到自己的经济前景十分暗淡，他们的金融业无力支持无尽的国外承诺，他们的海军和陆军的全球义务受到了6个正在兴起的区域强国的挑战压力。正如普林斯顿学者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herg）所说：“国家似乎将自己的脖子放在了一个逐渐紧缩的套索中，难以得到解脱”，不用国家危机来使新税合法化，“似乎没有办法可以避免最终破产”。
尽管有这种意识，在从布尔战争到战后殖民地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一系列关键时刻，对英国国内破产的打击还是命中注定地发生了。英国遭受这种命运，部分由于伦敦的历届政府，虽然曾经缩减军力和外交义务，众多评论家也认为其不失为一种从全球首要地位后退的一个成功案例，但是英国仍然无法使自己从深陷其中的战略态势得到有效清理，重塑一个更可持续的全球角色。英国继续持续性地过度扩张，最终遭受了被榨干的后果。
在历史上，大国都曾经遇到痛苦的拐点，在这一时刻，它们的资源、国家意志，或者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不再支持它们的战略态势。大战略的唯一要义在于掌握结果，并且意味着推动安全与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平衡。然而，战后美国对战略的领悟变得迅速破产并不可持续——不仅因为华盛顿无法负担得起，而且，关键地，因为它假定了一个美国与朋友、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关系，这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标记。如果华盛顿继续坚持它的现在角色，假定基于一个依赖于它的国际秩序，结果将会是继续对抗、经济毁灭以及战略上的失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美国的战略破产一直有详细的记载和讨论。这里的论断是，除非我们进行根本的调整，而且要比任何一个党派政府到目前为止所曾经愿意做得更彻底，否则20年的预警将在下一个5到10年中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削弱美国战略态势的力量正在达到临界规模。这并不是类似于此的关于“下降”的论断，这里的临界点仅仅是美国国内治理出现的具体的、结构性的趋势。国际政治正在形成一种特别的关于大战略破产的态势。只有承认追求昨日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在今天的压力下，才可能避免提出一种以半路调整作为真正改革的议案，并避免重新进行战略评估的机会的丧失。这种机会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它正在衰退。
一、持久的假设
当今传统的思想共识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具体的信条十分昂贵。掌握模式非常重要，因为现存模式正在使非常具体的美国国家安全态势不可行。它的主要要素包括：美国的全球角色是构建战后秩序的关键，对于今天的稳定仍然非常重要；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将力量投送到任何发生偶发事件的重大区域的能力，是首要的并且应该尽可能持久的保持着，对于安抚盟友和阻止对手都是如此；很多地区的稳定性变得依赖于美国基地的区域实质性存在，前沿作战部队的部署和积极的外交干预；这种稳定性同样与美国国内的安全和福祉息息相关；美国必须对军力结构，技术和非军事能力以及地缘政治上要求支持这些概念的声音做出承诺。
这种传统思想是当前美国政府的大战略文件的核心——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1年国家军事战略——都设想美国的持续主导和全球力量投送。事实上，这一直都是所有的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比尔·克林顿的国务卿将美国称为“不可缺少的国家”，克林顿决定将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门口，他还开启了冷战后狂妄的人道主义干涉。乔治·布什政府采用了首要地位战略并阻止了全球竞争。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曾经评论的：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一直是寻求什么形式的霸权，而不是是否去寻求霸权。
各种强大的趋势现在表明，现存模式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正在变得不可持续，并且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从当前态势向一种新的、更可持续的角色转变。
二、模式转换的引擎
必须明确的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领导角色仍然是重要并且可行的。但是当前的模式在一系列关键的重要领域受到了打击。本文简要概述为五点：减少的财政；崛起的权力替代中心；下降的美国军力优势；在关键的非军事权力机制上效能的缺乏；国内对于全球冒险正在失去耐心。这些对于美国战略的偿付能力的威胁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它们在以一种新的和决定性的方式加快，并更加成熟。 第一个威胁是预算。在未来的10年中，债务预计将得到极大增长，伴随着利息的支付，一些人预计在2020年后不久将会达到GDP的100%。有位人士估计，在2020年，债务会从2010年的146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80004L美元。这不但增加了对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的担心，也增加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威胁。相应的社会紧缩和所有层面上的政府财政压力，同时包括公众对税收的敌意，这些都意味着削减开支将要忍受消减赤字的压力。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两党预算提案包括了巨大的国防削减。要求对赤字严格控制的利益集团已经要求，在10年里将防务开支削减8000亿到10000亿美元，甚至这些对于即将提交的更大规模的议案也只是一个过低的要求。此外，防务预算面临着来自国内预算的问题。例如，美军健康计划（Trieare），消耗了国防部10年前3倍的数额，每年的军队养老金计划的消耗可能从2011年的超过5204L美元膨胀到2035年的117047，美元。作为防务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军力投送施加更大的压力。
第二个趋势是权力替代中心的崛起。国家和有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争相设置全球事务议程并决定关键的结果。最近20年或更长久的深刻现实已经正在显露出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排斥性反应——很多其它国家希望美国影响力下降，美国之外的权力中心正在增强。这种趋势目前正在加快，接下来的10年似乎肯定会出现一个更自信的不愿处于美国领导之下的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巴西到土耳其再到印度，尽管它们的外交政策还远远没有表现出“反美”或者对美国的领导权本身充满敌意，但是它们已经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变得非常不满意，并且决定在一些问题上不受美国的影响，要求自己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关的是一系列将美国的重要影响力降低的地缘政治趋向。例如，冷战的结束降低了假定的要求美国保护的紧迫性，“阿拉伯之春”和其它运动给那些对美国资助不感兴趣的政府带来了更多权力，对全球化的反应，包括对种族、宗教和民族身份的重申，在一些地区已经演变成对美国社会和文化霸权的怨恨。
第三个趋势是美国军力优势的下降和当需要快速抵达时，美国无力将军力输送到世界关键区域。这一原因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崛起的国家拥有新兴的反舰导弹、无人驾驶飞机或者其它“区域封锁”手段。此外，一些国家发现了其它可以对抗美国霸权的方式：像中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现在已经拥有了这些能力，通过金融、太空或者能源方式产生巨大的全球威胁效应，作为对不需要美国力量的回应。这包括网络混乱，正如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网络武器“在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小国用最小的防务预算对一个无比强大的敌手在极端的程度上给以严重的伤害”，这是美国面临的一种新的脆弱形式，将会“极大地压制美国海外力量的使用”。一份由保尔·戴维斯和彼得·威尔森提交的最新的重要的兰德报告警示，一种“防务计划中即将到来的危机”正从“技术扩散（这使各种军事竞技处于同一水平）、地缘战略变化和潜在对手的范围”产生。这些挑战由于国防采购危机而更加恶化，美国的尖端军事体系正变得难以维持和信赖。例如，航空母舰已经无比昂贵，明年的消耗将会突破国会的下限。可以加强美国军力优势的体系正在被削弱，除了最重要的危机，还没有哪个总统已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
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个威胁是，美国的非军事影响力手段在未来的主要安全挑战领域被证实无法实现美国的关键目标——跨国的以及次国家威胁和失败国家产生的危机。尽管国家已经有明确的理论，可以通过外交和军力来追求传统的政治军事目的，美国仍然不具有一种成功模式，可以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实现社会、心理和环境成本的进步，例如区域不稳定、恐怖主义、发展的复杂性、极端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有组织犯罪、资源短缺以及生态恶化。在半个世纪里，美国一直是一个全球主导角色，挑战核心目标和任务——威慑军事冒险主义，建构政治军事联盟，建设相互受益的贸易机制——但对于华盛顿可以运用既定模式和技术的方面，由于身处一个问题复杂而又无法达成广泛共识，并且无法形成明确办法的世界，美国的领导权和实力变得更成问题了。
第五和最后一个威胁是，尽管美国军力投送机制已经变得无益和无效，美国人民变得更不愿意使用它们。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49%的受访者，创纪录地认为美国应该“关心它自己的国际事务并让其它国家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处”。这个数字从2002年的30%的基础上又攀升了。那些赞成美国在世界中拥有强大领导能力角色的人在盖洛普调查中也下降了。例如，这个百分比从2009年的75%下降到2011年年中的66%，而支持美国起更低作用的百分比从23%增加到32%。超过40%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国家在国防上面花费的太多，相比而言，不到25%的人认为花的太少。很多美国人想要自己的国家仍然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但是公众不再迷恋于必须维持现存模式的巨大开支和国家努力。
三、战略破产的风险
战略态势上黯然失败的默认反应，到目前如此，而且很可能继续如此地一点点削弱它的基础，并避免耗尽心力的根本变革。一些人会认为这种坚持，或者逐渐增加的改变，是最好的过程：避免美国信用的危机，对于国际体系，对于国内所有涉足于此的政治卫生等管理机构——都对美国信用的信念丧失，如瀑布下落一样的方式重新修正美国权力。这是一项失误。事实上，拒绝面对美国战略破产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伤害美国的信用和全球的稳定。妥善安排和重新处理会很好地避免这种战略破产的隐患。执意不改革将严重提升发生众多具体战略危险的风险。
全球战略和具体的军事计划失去了信用。当领导能力被其它国家超越时，如果拒绝尝试将全球义务的某一部分优先，且是平均地维持它的所有承诺，它的区域计划和态势的信用以及被侵蚀的威胁必将会发生。最近的关于信用的文献认为，它不是基于过去的行动，而是来自于当前敌手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处理能力的计算。当希特勒德国正在考虑是否严肃对待西方盟国的誓言和承诺时，例如，他对它们的现有能力，它们当前的国家意志和它们的战略态势的假想的可行性，比对那些在多年或者几十年的行动中所形成的声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确实，这样的判断似乎不是来自于对手的防务计划或者军事行动的清单，而是来自于从内心深处对一个国家当前态势的实力运行轨迹的觉察。 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这样的认知的一致性正在决定性地转变，不再认同美国全球力量投送的现存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日益增长的自信和对它们自我能力的信心的一种副产品，崛起的挑战者看见领导国能力上的弱点是自然的。在当今的崛起国中，自信的领导者和精英已经有这样足够的认知转变证据。鉴于美国力量的持续性，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期待美国保持领导地位（很可能无限期地），然而却看见：尽管债务缠身和权力下降，当今的美国却做出了过多的全球承诺。
在中国，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高级官员和有影响力的分析家认为美国泥足深陷、过度扩张，更加无力实现它的防务范式。他们相信美国将会继续作为全球大国，但是却预期它将会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同企业家、政府和军队官员进行的关于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土耳其、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谈话，得出了同样广泛的主题：结构趋势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军事事务中正在破坏美国主导的程度和美国影响力的现存模式。一个典型的不断增长的观念认为，美国模式在社会和经济上已经腐烂，美国政治体系对于重大议题变得无能为力。在最近兴起的大国中的民意调查和观念研究得到了许多同样的结论。这些认知将会受到行动和趋势的培育，并削弱现存模式的可行性。国内危机已经表明，美国将无力支持它的“亚洲战略倾斜”在给定计划中的预算削减，或者满足中东和亚洲同时发生的偶发事件。当美国被迫追求节省成本的方式时，例如大的武器体系的消除或者关键区域的军队削减，就会感到一种加速进行的自由落体的模式。我们已经在很多报导的建议中见到这些，甚至那些要求提升总体的前沿部署的人都认为，即便不撤除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至少也要对其进行削减。
除了全球信用的损失，危机中的一个范式同样威胁到具体的美国军队和外交政策原则的信用。当观念和原则从受到压力的传统观念世界观变动时，这些观念和原则开始充满了空洞的空话。一个很好的同样形势下的例子是英国的“两个大国”原则（一种认为皇家海军应该与世界上在它之后的两个最好的舰队实力总和相当的观念），最终演变为没有战略意义的自我确认的形式。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解释道，“英国官方立场的分析满是漏洞，不切实际”。人们可以在美国最近的一些概念性声明中开始感受到这种倾向，例如在海空一体化战斗中，所有的公开数据表明，通过庞杂的意图模糊的说辞，无法应对美国军力投送能力日益增长的挑战，在军事力量进入变得更成问题的地方，虽然有伴随着勇敢的新计划来扩张的军事努力。同时，反暴乱教义的全盛期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不重新调整义务的先后，纠正战略破产的认知，将会引发威胁和义务在信用上的下降。美国政府今后将会步履蹒跚地遇到一种危机，自认为自己可以采取措施达到以前同样的效果。然而它的誓言或者要求将会被对手（或者一个盟友或朋友）所忽视，它们现在对美国防务政策的可行性无动于衷，并且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困境中，它无法防止日益下滑的防务态势。当前模式的支持者同意这种危机，但是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扩大防务预算、重申全球承诺、抚慰盟友。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这种选择，因为，如上所述，终结当前模式的因素不仅仅是短暂的或可逆的——它们还是结构性的。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战略态势的重新修订。
一个相应的危机也是一种战略机遇成本的增加。每一盎司消耗在试图支撑起一种过时的战略范式的精力，都放弃了发现新的、可持续满足同样的美国利益和目标方式的机会。亚洲的支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盛顿应该在亚洲构建并向一个后主导结构运转，而不是去追求这种支点，将不可持续的美国区域地位机制化。事实是我们拥有很有限的宽限期——可能是10年，也可能更短——在后主导的世界中投入区域和全球安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设想美国具有一个修正的然而却是仍然显著的角色。使用昂贵的和不断减少的时间去支撑一种已经磨损的范式将会适得其反。
四、外交日益失败
美国外交力量和影响力日益减退的一个并行危机必须处理。国际权力立足于合法性，很多时候，当它的态势遇到问题时，领导国的全球态势的合法性都必将易于受到攻击。历史上，崛起的挑战者逐渐停止尊重霸权国的领导权，而且它们开始代表国际社会做出选择，部分国家也有设计好的用以打击领导国的象征的战略。在俾斯麦及其后来者领导下的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期望实现统一，并达到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强权的“正确位置”——当它的实力和影响力积累时，它接受由其它国家设计的现存秩序的内在合法性的意愿以及它们的安全范式的力量和有效性成比例地下降了。在这个轨迹中的所有时刻，德国领导人没有试图废黜国际体系，而是想挤入领导层，减弱其它国家相对于它自己的影响力的声音，想要修改而不是废除规则。
今天我们在很多正在浮现的大国中也看到了这种模式，像在冷战后的增长的区域权力中心背景中预料的，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的合法性正在处于持续增长的挑战中。更多国家想要分享制定规则和标准并主宰结局。
明显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不得不降低美国外交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大国外交的相对成功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当前的轨迹正在产生一个不依赖于美国外交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方式的全球体系。哈佛的史蒂芬·瓦尔特编制了一个目录，列出了美国地位在冷战时和冷战后的巨大优势，并将其与最近显现的美国实力受限的证据进行对比。这样的证据包括土耳其不愿意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部署，美国意志或者命令强加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在朝鲜和伊朗防止武器扩散的失败，阿拉伯之春对于长期以来美国盟友中的统治者的挑战，甚至更多。许多最近的大选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当浮现中的大国更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时，它们的国内动态将更倾向于自我导向并更少的受到华盛顿的操控。
五、军事力量面临日益增多的压力和军事挫折的风险
一个国家尝试去做远在它的能力之外的事务，不管是一个金库还是一个社会，冒过度扩张军力的风险，都会有发生毁灭后果的可能。我们已经开始看见这种后果：美国地面力量正表现出压力和衰竭的综合症——在创伤后压力层次，核心主任职系的重新任用，悲惨的自杀数量和其它指数都遇到了挑战。经过10年的持续部署之后，设备已经老化，从船只由于磨损无法做好行动准备到战机引擎爆炸再到巡洋舰发生船体裂缝，再到雷达技术无法进行监测等各方面的报道持续增加。2011年春季，只有超过40%的海军和海上战机被断定根据服务“有能力完成任务”——超过60%的目标，完成时看起来很勉强。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2011年7月作证说，“这种高操作节奏在我们的总体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曾经发生过有害效果。自从2003年以来，我们见到有报道的部队准备就绪指标出现一种缓慢但却稳定的下降”。海军作战部长乔恩·格林纳特将军说，“军队的压力是真实的，这是冷酷无情的”。 现存的模式，在人事和设备方面都威胁到美军的不稳定。现存模式的辩护者有一个简单的药方：更多的资源。增加采购预算，扩大陆军和陆战队，增多准备就绪的资金，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正如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使美国安全能力下降的资金上限是不可取代的，它是结构性的。进一步重要的削减会使已经让人痛苦的国内项目削减更加恶化，然而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美国人将不得不摄取更低的生活标准以继续支付全球优势。如果他们不这样，继续当前的态势就会逐渐侵蚀美国军事力量的健康和效用。
这种危险实践的最终后果将会是战场上的军事挫折。过度扩张的美军无法带来他们在战斗中的完全的设备补给，这一点无法优先考虑。同时，对手利用上面讨论过的非对称技术（反介入和区域封锁的增值方式，还包括太空和网络反击能力）将会增加损耗，这将会吓坏那些习惯了“正义战争”的美国公众。总之，继续禁锢于当前模式将会导致未来的尴尬、挫折甚至失败。
六、面向一个修订的态势
历史学家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拉特在总结英国在一个暗淡的帝国年代里发生的战略破产时写道：英国有“太沉重的承诺，耗尽的能力和极其不愿放弃大国的角色”。这很恰当地描述了美国今天的形势。这里的论断不是为了使美国从今日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角色退步，而是通过一个更可持续的办法，以一种实现许多同样目标的方式重塑这种角色。当前模式的支持者强调停止目前态势的危险，例如担忧美国的盟友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对区域事务的参与。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拒绝改革一个破产态势的风险是更大的。华盛顿的当前模式正在被破坏，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美国的官员们是否会主动精心地去制定一个有说服力的、可信的、创新的观念来取代它。
此刻，世人对这个过程似乎没有多少兴趣。现存模式深深印在对世界政治本性以及对世界体系中美国必要角色猜想的思维习惯中。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美国国家安全的管理者仍然不愿意采取必要的变革。就连曾经许诺转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奥巴马政府都已重申并且深化了传统模式中的许多方面。历届美国政府很可能继续运用已经确立的观念、教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例如，美国军事力量进一步部署，用以支持区域盟友和美国对全球精确打击反恐目标的承诺——结果将会是强化或者甚至夸大了美国面对的紧迫威胁，并且阻止现存范式的戏剧性变革。
很有可能，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半路的战略变革：政策将会向一种假定的受压制的态势上发生表面性的转变，不必实际上向当前模式的核心要素屈服。这种方式的更好的例子可以在由奥巴马政府中的两名前任高级官员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们坚定地拒绝“紧缩”，却提供一种他们称为“调整”的东西，作为对美国全球军事态势明显需要进行重新修订的答案。他们的“调整”事实上几乎捍卫了所有现存模式中的假想。这样的半路选择增强了在关键过渡时期进行创新性战略思考的机会。他们不能代表连贯的、真实的和可持续的战略态势，他们留下了当前模式核心中的时间炸弹——在目标和手段上的严重不匹配——时钟正发出清晰而又响亮的滴答声。
如果未来的美国政府对于更戏剧性的打破现存态势感兴趣，它会采取什么步骤？这篇文章很有可能是一个诊断；药方的要素远远超越了它的范围。然而，一些原则确实得到自证。
第一，一个主题。基于以上对美国历史和当前困境的分析也从者甚多。他们认为，大国在国外受到遏制，优势却总是在国内被发现的重要原因内在于一个国家实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必须满腹激情，立即行动，使国家治理机制焕发活力，勇于直面任何严峻的国家问题，在核心经济部门计算增长和创新，构建21世纪能源和教育部门和更多的其他方面。除此以外，任何其它对美国大战略的提案将仅仅意味着花言巧语。
第二，美国军事机构必须缩减。当需要时少用可以比较快速抵达的决定性力量。这可通过浮现出的各种能力（网络、无人机、隐身、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总和来完成，也包括硬件核心力量，能让任何单一入侵国家胆寒的超视距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保持美国的威慑能力，有效“否决”大规模入侵。美国不必从所有的前沿部署义务中撤军，但是需要更节约地评估当前的最大军事能力。
第三，美国战略家需要设计一种新的安排。保持美国力量在当前体系中的重要功能，通过不同的、更加受限的、共享的和有效的方式，塑造其它国家的有条件喜好。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详细勾勒这种力量的含义。然而，其一，可以通过扩大知识、情报和战略眼光，帮助他们提高预测和反应能力，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其二，尽管有些国家不太情愿，从中国到欧洲，在从反海盗到全球变暖以及防扩散等一系列领域，美国都在忍受领导压力，但我们仍要将联盟团结起来，扩大并深化现存努力，这一点我们将会更加擅长。
与英国不同，美国减少主导之后，并没有一个崛起的自由民主国家使它可以将国际社会领导权进行移交。唯一的选择是，使美国全球战略更有目的性和挑战性，邀请一系列正浮现的大国共享名义上的领导权和机制之上的世界政治。这是美国1945年创建的国际体系的自然延伸。这个方法保持了一种现实主义核心，可以保持一支足以威胁任何单一的大规模侵略者的美国军事力量，一种多边规范和支持机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选项，但是对于一个面临一种战略态势破产的国家来说，没有更好的选项存在。
俾斯麦曾经评论到，战略的实质就是倾听历史马蹄声的能力。他们正大声疾呼，要求关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美国像它过去60年中所做的一样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支持美国对当前态势的关键假设。在过去的每一年里，这些事实变得更加明显和一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在一些灾难性时期，战略态势破产暴露出来的危险也是如此。在今后剩余的趋势中，美国战略态势的当前运行轨迹很可能以信心的一般性丧失、受到挑战甚或冲突的方式终结。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对这种显现出来的事实做出反应，或者继续固执地试图忽视它。
关键词：美国战略破产；风险；危机；现存范式；态势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4-0058-08
负有全球责任的大国出现信心危机的一刻已经到来。它的经济增长迟缓，并且正在被众多崛起的挑战国家所赶超。金融压力，特别是来自于在政府收支间保持平衡能力的压力若隐若现。它正在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失去长期以来的优势——心理上的同时是技术上的和数字上的。这个大国的外交家和军事领导人处理活跃的或潜在的冲突时：从阿富汗到有着协约盟友的欧洲以及远到日本和澳大利亚，都面临着对它的全球抱负和态势的制约要求。这种要求的迫切提出，部分是由于一场痛苦和非常不必要的远离国土的反恐战争，消耗了远比起初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时间，耗尽了这个国家过度扩张的军事力量。
1890-1905年间，英国在那一刻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伦敦登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正像罗伯特K.马西（Robert K.Massie）睿智地提到的，1897年的60周年纪念表明帝国在它最高巅峰时的形象。然而正当英国在世界面前检阅海军时，它的很多领导人正在经受对英国全球地位前景长达20年的悲观主义浪潮。他们看到自己的经济前景十分暗淡，他们的金融业无力支持无尽的国外承诺，他们的海军和陆军的全球义务受到了6个正在兴起的区域强国的挑战压力。正如普林斯顿学者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herg）所说：“国家似乎将自己的脖子放在了一个逐渐紧缩的套索中，难以得到解脱”，不用国家危机来使新税合法化，“似乎没有办法可以避免最终破产”。
尽管有这种意识，在从布尔战争到战后殖民地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一系列关键时刻，对英国国内破产的打击还是命中注定地发生了。英国遭受这种命运，部分由于伦敦的历届政府，虽然曾经缩减军力和外交义务，众多评论家也认为其不失为一种从全球首要地位后退的一个成功案例，但是英国仍然无法使自己从深陷其中的战略态势得到有效清理，重塑一个更可持续的全球角色。英国继续持续性地过度扩张，最终遭受了被榨干的后果。
在历史上，大国都曾经遇到痛苦的拐点，在这一时刻，它们的资源、国家意志，或者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不再支持它们的战略态势。大战略的唯一要义在于掌握结果，并且意味着推动安全与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平衡。然而，战后美国对战略的领悟变得迅速破产并不可持续——不仅因为华盛顿无法负担得起，而且，关键地，因为它假定了一个美国与朋友、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关系，这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标记。如果华盛顿继续坚持它的现在角色，假定基于一个依赖于它的国际秩序，结果将会是继续对抗、经济毁灭以及战略上的失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美国的战略破产一直有详细的记载和讨论。这里的论断是，除非我们进行根本的调整，而且要比任何一个党派政府到目前为止所曾经愿意做得更彻底，否则20年的预警将在下一个5到10年中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削弱美国战略态势的力量正在达到临界规模。这并不是类似于此的关于“下降”的论断，这里的临界点仅仅是美国国内治理出现的具体的、结构性的趋势。国际政治正在形成一种特别的关于大战略破产的态势。只有承认追求昨日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在今天的压力下，才可能避免提出一种以半路调整作为真正改革的议案，并避免重新进行战略评估的机会的丧失。这种机会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它正在衰退。
一、持久的假设
当今传统的思想共识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具体的信条十分昂贵。掌握模式非常重要，因为现存模式正在使非常具体的美国国家安全态势不可行。它的主要要素包括：美国的全球角色是构建战后秩序的关键，对于今天的稳定仍然非常重要；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将力量投送到任何发生偶发事件的重大区域的能力，是首要的并且应该尽可能持久的保持着，对于安抚盟友和阻止对手都是如此；很多地区的稳定性变得依赖于美国基地的区域实质性存在，前沿作战部队的部署和积极的外交干预；这种稳定性同样与美国国内的安全和福祉息息相关；美国必须对军力结构，技术和非军事能力以及地缘政治上要求支持这些概念的声音做出承诺。
这种传统思想是当前美国政府的大战略文件的核心——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1年国家军事战略——都设想美国的持续主导和全球力量投送。事实上，这一直都是所有的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比尔·克林顿的国务卿将美国称为“不可缺少的国家”，克林顿决定将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门口，他还开启了冷战后狂妄的人道主义干涉。乔治·布什政府采用了首要地位战略并阻止了全球竞争。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曾经评论的：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一直是寻求什么形式的霸权，而不是是否去寻求霸权。
各种强大的趋势现在表明，现存模式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正在变得不可持续，并且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从当前态势向一种新的、更可持续的角色转变。
二、模式转换的引擎
必须明确的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领导角色仍然是重要并且可行的。但是当前的模式在一系列关键的重要领域受到了打击。本文简要概述为五点：减少的财政；崛起的权力替代中心；下降的美国军力优势；在关键的非军事权力机制上效能的缺乏；国内对于全球冒险正在失去耐心。这些对于美国战略的偿付能力的威胁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它们在以一种新的和决定性的方式加快，并更加成熟。 第一个威胁是预算。在未来的10年中，债务预计将得到极大增长，伴随着利息的支付，一些人预计在2020年后不久将会达到GDP的100%。有位人士估计，在2020年，债务会从2010年的146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80004L美元。这不但增加了对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的担心，也增加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威胁。相应的社会紧缩和所有层面上的政府财政压力，同时包括公众对税收的敌意，这些都意味着削减开支将要忍受消减赤字的压力。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两党预算提案包括了巨大的国防削减。要求对赤字严格控制的利益集团已经要求，在10年里将防务开支削减8000亿到10000亿美元，甚至这些对于即将提交的更大规模的议案也只是一个过低的要求。此外，防务预算面临着来自国内预算的问题。例如，美军健康计划（Trieare），消耗了国防部10年前3倍的数额，每年的军队养老金计划的消耗可能从2011年的超过5204L美元膨胀到2035年的117047，美元。作为防务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军力投送施加更大的压力。
第二个趋势是权力替代中心的崛起。国家和有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争相设置全球事务议程并决定关键的结果。最近20年或更长久的深刻现实已经正在显露出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排斥性反应——很多其它国家希望美国影响力下降，美国之外的权力中心正在增强。这种趋势目前正在加快，接下来的10年似乎肯定会出现一个更自信的不愿处于美国领导之下的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巴西到土耳其再到印度，尽管它们的外交政策还远远没有表现出“反美”或者对美国的领导权本身充满敌意，但是它们已经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变得非常不满意，并且决定在一些问题上不受美国的影响，要求自己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关的是一系列将美国的重要影响力降低的地缘政治趋向。例如，冷战的结束降低了假定的要求美国保护的紧迫性，“阿拉伯之春”和其它运动给那些对美国资助不感兴趣的政府带来了更多权力，对全球化的反应，包括对种族、宗教和民族身份的重申，在一些地区已经演变成对美国社会和文化霸权的怨恨。
第三个趋势是美国军力优势的下降和当需要快速抵达时，美国无力将军力输送到世界关键区域。这一原因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崛起的国家拥有新兴的反舰导弹、无人驾驶飞机或者其它“区域封锁”手段。此外，一些国家发现了其它可以对抗美国霸权的方式：像中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现在已经拥有了这些能力，通过金融、太空或者能源方式产生巨大的全球威胁效应，作为对不需要美国力量的回应。这包括网络混乱，正如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网络武器“在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小国用最小的防务预算对一个无比强大的敌手在极端的程度上给以严重的伤害”，这是美国面临的一种新的脆弱形式，将会“极大地压制美国海外力量的使用”。一份由保尔·戴维斯和彼得·威尔森提交的最新的重要的兰德报告警示，一种“防务计划中即将到来的危机”正从“技术扩散（这使各种军事竞技处于同一水平）、地缘战略变化和潜在对手的范围”产生。这些挑战由于国防采购危机而更加恶化，美国的尖端军事体系正变得难以维持和信赖。例如，航空母舰已经无比昂贵，明年的消耗将会突破国会的下限。可以加强美国军力优势的体系正在被削弱，除了最重要的危机，还没有哪个总统已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
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个威胁是，美国的非军事影响力手段在未来的主要安全挑战领域被证实无法实现美国的关键目标——跨国的以及次国家威胁和失败国家产生的危机。尽管国家已经有明确的理论，可以通过外交和军力来追求传统的政治军事目的，美国仍然不具有一种成功模式，可以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实现社会、心理和环境成本的进步，例如区域不稳定、恐怖主义、发展的复杂性、极端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有组织犯罪、资源短缺以及生态恶化。在半个世纪里，美国一直是一个全球主导角色，挑战核心目标和任务——威慑军事冒险主义，建构政治军事联盟，建设相互受益的贸易机制——但对于华盛顿可以运用既定模式和技术的方面，由于身处一个问题复杂而又无法达成广泛共识，并且无法形成明确办法的世界，美国的领导权和实力变得更成问题了。
第五和最后一个威胁是，尽管美国军力投送机制已经变得无益和无效，美国人民变得更不愿意使用它们。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49%的受访者，创纪录地认为美国应该“关心它自己的国际事务并让其它国家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处”。这个数字从2002年的30%的基础上又攀升了。那些赞成美国在世界中拥有强大领导能力角色的人在盖洛普调查中也下降了。例如，这个百分比从2009年的75%下降到2011年年中的66%，而支持美国起更低作用的百分比从23%增加到32%。超过40%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国家在国防上面花费的太多，相比而言，不到25%的人认为花的太少。很多美国人想要自己的国家仍然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但是公众不再迷恋于必须维持现存模式的巨大开支和国家努力。
三、战略破产的风险
战略态势上黯然失败的默认反应，到目前如此，而且很可能继续如此地一点点削弱它的基础，并避免耗尽心力的根本变革。一些人会认为这种坚持，或者逐渐增加的改变，是最好的过程：避免美国信用的危机，对于国际体系，对于国内所有涉足于此的政治卫生等管理机构——都对美国信用的信念丧失，如瀑布下落一样的方式重新修正美国权力。这是一项失误。事实上，拒绝面对美国战略破产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伤害美国的信用和全球的稳定。妥善安排和重新处理会很好地避免这种战略破产的隐患。执意不改革将严重提升发生众多具体战略危险的风险。
全球战略和具体的军事计划失去了信用。当领导能力被其它国家超越时，如果拒绝尝试将全球义务的某一部分优先，且是平均地维持它的所有承诺，它的区域计划和态势的信用以及被侵蚀的威胁必将会发生。最近的关于信用的文献认为，它不是基于过去的行动，而是来自于当前敌手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处理能力的计算。当希特勒德国正在考虑是否严肃对待西方盟国的誓言和承诺时，例如，他对它们的现有能力，它们当前的国家意志和它们的战略态势的假想的可行性，比对那些在多年或者几十年的行动中所形成的声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确实，这样的判断似乎不是来自于对手的防务计划或者军事行动的清单，而是来自于从内心深处对一个国家当前态势的实力运行轨迹的觉察。 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这样的认知的一致性正在决定性地转变，不再认同美国全球力量投送的现存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日益增长的自信和对它们自我能力的信心的一种副产品，崛起的挑战者看见领导国能力上的弱点是自然的。在当今的崛起国中，自信的领导者和精英已经有这样足够的认知转变证据。鉴于美国力量的持续性，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期待美国保持领导地位（很可能无限期地），然而却看见：尽管债务缠身和权力下降，当今的美国却做出了过多的全球承诺。
在中国，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高级官员和有影响力的分析家认为美国泥足深陷、过度扩张，更加无力实现它的防务范式。他们相信美国将会继续作为全球大国，但是却预期它将会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同企业家、政府和军队官员进行的关于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土耳其、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谈话，得出了同样广泛的主题：结构趋势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军事事务中正在破坏美国主导的程度和美国影响力的现存模式。一个典型的不断增长的观念认为，美国模式在社会和经济上已经腐烂，美国政治体系对于重大议题变得无能为力。在最近兴起的大国中的民意调查和观念研究得到了许多同样的结论。这些认知将会受到行动和趋势的培育，并削弱现存模式的可行性。国内危机已经表明，美国将无力支持它的“亚洲战略倾斜”在给定计划中的预算削减，或者满足中东和亚洲同时发生的偶发事件。当美国被迫追求节省成本的方式时，例如大的武器体系的消除或者关键区域的军队削减，就会感到一种加速进行的自由落体的模式。我们已经在很多报导的建议中见到这些，甚至那些要求提升总体的前沿部署的人都认为，即便不撤除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至少也要对其进行削减。
除了全球信用的损失，危机中的一个范式同样威胁到具体的美国军队和外交政策原则的信用。当观念和原则从受到压力的传统观念世界观变动时，这些观念和原则开始充满了空洞的空话。一个很好的同样形势下的例子是英国的“两个大国”原则（一种认为皇家海军应该与世界上在它之后的两个最好的舰队实力总和相当的观念），最终演变为没有战略意义的自我确认的形式。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解释道，“英国官方立场的分析满是漏洞，不切实际”。人们可以在美国最近的一些概念性声明中开始感受到这种倾向，例如在海空一体化战斗中，所有的公开数据表明，通过庞杂的意图模糊的说辞，无法应对美国军力投送能力日益增长的挑战，在军事力量进入变得更成问题的地方，虽然有伴随着勇敢的新计划来扩张的军事努力。同时，反暴乱教义的全盛期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不重新调整义务的先后，纠正战略破产的认知，将会引发威胁和义务在信用上的下降。美国政府今后将会步履蹒跚地遇到一种危机，自认为自己可以采取措施达到以前同样的效果。然而它的誓言或者要求将会被对手（或者一个盟友或朋友）所忽视，它们现在对美国防务政策的可行性无动于衷，并且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困境中，它无法防止日益下滑的防务态势。当前模式的支持者同意这种危机，但是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扩大防务预算、重申全球承诺、抚慰盟友。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这种选择，因为，如上所述，终结当前模式的因素不仅仅是短暂的或可逆的——它们还是结构性的。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战略态势的重新修订。
一个相应的危机也是一种战略机遇成本的增加。每一盎司消耗在试图支撑起一种过时的战略范式的精力，都放弃了发现新的、可持续满足同样的美国利益和目标方式的机会。亚洲的支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盛顿应该在亚洲构建并向一个后主导结构运转，而不是去追求这种支点，将不可持续的美国区域地位机制化。事实是我们拥有很有限的宽限期——可能是10年，也可能更短——在后主导的世界中投入区域和全球安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设想美国具有一个修正的然而却是仍然显著的角色。使用昂贵的和不断减少的时间去支撑一种已经磨损的范式将会适得其反。
四、外交日益失败
美国外交力量和影响力日益减退的一个并行危机必须处理。国际权力立足于合法性，很多时候，当它的态势遇到问题时，领导国的全球态势的合法性都必将易于受到攻击。历史上，崛起的挑战者逐渐停止尊重霸权国的领导权，而且它们开始代表国际社会做出选择，部分国家也有设计好的用以打击领导国的象征的战略。在俾斯麦及其后来者领导下的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期望实现统一，并达到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强权的“正确位置”——当它的实力和影响力积累时，它接受由其它国家设计的现存秩序的内在合法性的意愿以及它们的安全范式的力量和有效性成比例地下降了。在这个轨迹中的所有时刻，德国领导人没有试图废黜国际体系，而是想挤入领导层，减弱其它国家相对于它自己的影响力的声音，想要修改而不是废除规则。
今天我们在很多正在浮现的大国中也看到了这种模式，像在冷战后的增长的区域权力中心背景中预料的，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的合法性正在处于持续增长的挑战中。更多国家想要分享制定规则和标准并主宰结局。
明显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不得不降低美国外交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大国外交的相对成功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当前的轨迹正在产生一个不依赖于美国外交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方式的全球体系。哈佛的史蒂芬·瓦尔特编制了一个目录，列出了美国地位在冷战时和冷战后的巨大优势，并将其与最近显现的美国实力受限的证据进行对比。这样的证据包括土耳其不愿意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部署，美国意志或者命令强加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在朝鲜和伊朗防止武器扩散的失败，阿拉伯之春对于长期以来美国盟友中的统治者的挑战，甚至更多。许多最近的大选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当浮现中的大国更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时，它们的国内动态将更倾向于自我导向并更少的受到华盛顿的操控。
五、军事力量面临日益增多的压力和军事挫折的风险
一个国家尝试去做远在它的能力之外的事务，不管是一个金库还是一个社会，冒过度扩张军力的风险，都会有发生毁灭后果的可能。我们已经开始看见这种后果：美国地面力量正表现出压力和衰竭的综合症——在创伤后压力层次，核心主任职系的重新任用，悲惨的自杀数量和其它指数都遇到了挑战。经过10年的持续部署之后，设备已经老化，从船只由于磨损无法做好行动准备到战机引擎爆炸再到巡洋舰发生船体裂缝，再到雷达技术无法进行监测等各方面的报道持续增加。2011年春季，只有超过40%的海军和海上战机被断定根据服务“有能力完成任务”——超过60%的目标，完成时看起来很勉强。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2011年7月作证说，“这种高操作节奏在我们的总体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曾经发生过有害效果。自从2003年以来，我们见到有报道的部队准备就绪指标出现一种缓慢但却稳定的下降”。海军作战部长乔恩·格林纳特将军说，“军队的压力是真实的，这是冷酷无情的”。 现存的模式，在人事和设备方面都威胁到美军的不稳定。现存模式的辩护者有一个简单的药方：更多的资源。增加采购预算，扩大陆军和陆战队，增多准备就绪的资金，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正如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使美国安全能力下降的资金上限是不可取代的，它是结构性的。进一步重要的削减会使已经让人痛苦的国内项目削减更加恶化，然而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美国人将不得不摄取更低的生活标准以继续支付全球优势。如果他们不这样，继续当前的态势就会逐渐侵蚀美国军事力量的健康和效用。
这种危险实践的最终后果将会是战场上的军事挫折。过度扩张的美军无法带来他们在战斗中的完全的设备补给，这一点无法优先考虑。同时，对手利用上面讨论过的非对称技术（反介入和区域封锁的增值方式，还包括太空和网络反击能力）将会增加损耗，这将会吓坏那些习惯了“正义战争”的美国公众。总之，继续禁锢于当前模式将会导致未来的尴尬、挫折甚至失败。
六、面向一个修订的态势
历史学家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拉特在总结英国在一个暗淡的帝国年代里发生的战略破产时写道：英国有“太沉重的承诺，耗尽的能力和极其不愿放弃大国的角色”。这很恰当地描述了美国今天的形势。这里的论断不是为了使美国从今日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角色退步，而是通过一个更可持续的办法，以一种实现许多同样目标的方式重塑这种角色。当前模式的支持者强调停止目前态势的危险，例如担忧美国的盟友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对区域事务的参与。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拒绝改革一个破产态势的风险是更大的。华盛顿的当前模式正在被破坏，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美国的官员们是否会主动精心地去制定一个有说服力的、可信的、创新的观念来取代它。
此刻，世人对这个过程似乎没有多少兴趣。现存模式深深印在对世界政治本性以及对世界体系中美国必要角色猜想的思维习惯中。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美国国家安全的管理者仍然不愿意采取必要的变革。就连曾经许诺转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奥巴马政府都已重申并且深化了传统模式中的许多方面。历届美国政府很可能继续运用已经确立的观念、教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例如，美国军事力量进一步部署，用以支持区域盟友和美国对全球精确打击反恐目标的承诺——结果将会是强化或者甚至夸大了美国面对的紧迫威胁，并且阻止现存范式的戏剧性变革。
很有可能，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半路的战略变革：政策将会向一种假定的受压制的态势上发生表面性的转变，不必实际上向当前模式的核心要素屈服。这种方式的更好的例子可以在由奥巴马政府中的两名前任高级官员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们坚定地拒绝“紧缩”，却提供一种他们称为“调整”的东西，作为对美国全球军事态势明显需要进行重新修订的答案。他们的“调整”事实上几乎捍卫了所有现存模式中的假想。这样的半路选择增强了在关键过渡时期进行创新性战略思考的机会。他们不能代表连贯的、真实的和可持续的战略态势，他们留下了当前模式核心中的时间炸弹——在目标和手段上的严重不匹配——时钟正发出清晰而又响亮的滴答声。
如果未来的美国政府对于更戏剧性的打破现存态势感兴趣，它会采取什么步骤？这篇文章很有可能是一个诊断；药方的要素远远超越了它的范围。然而，一些原则确实得到自证。
第一，一个主题。基于以上对美国历史和当前困境的分析也从者甚多。他们认为，大国在国外受到遏制，优势却总是在国内被发现的重要原因内在于一个国家实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必须满腹激情，立即行动，使国家治理机制焕发活力，勇于直面任何严峻的国家问题，在核心经济部门计算增长和创新，构建21世纪能源和教育部门和更多的其他方面。除此以外，任何其它对美国大战略的提案将仅仅意味着花言巧语。
第二，美国军事机构必须缩减。当需要时少用可以比较快速抵达的决定性力量。这可通过浮现出的各种能力（网络、无人机、隐身、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总和来完成，也包括硬件核心力量，能让任何单一入侵国家胆寒的超视距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保持美国的威慑能力，有效“否决”大规模入侵。美国不必从所有的前沿部署义务中撤军，但是需要更节约地评估当前的最大军事能力。
第三，美国战略家需要设计一种新的安排。保持美国力量在当前体系中的重要功能，通过不同的、更加受限的、共享的和有效的方式，塑造其它国家的有条件喜好。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详细勾勒这种力量的含义。然而，其一，可以通过扩大知识、情报和战略眼光，帮助他们提高预测和反应能力，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其二，尽管有些国家不太情愿，从中国到欧洲，在从反海盗到全球变暖以及防扩散等一系列领域，美国都在忍受领导压力，但我们仍要将联盟团结起来，扩大并深化现存努力，这一点我们将会更加擅长。
与英国不同，美国减少主导之后，并没有一个崛起的自由民主国家使它可以将国际社会领导权进行移交。唯一的选择是，使美国全球战略更有目的性和挑战性，邀请一系列正浮现的大国共享名义上的领导权和机制之上的世界政治。这是美国1945年创建的国际体系的自然延伸。这个方法保持了一种现实主义核心，可以保持一支足以威胁任何单一的大规模侵略者的美国军事力量，一种多边规范和支持机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选项，但是对于一个面临一种战略态势破产的国家来说，没有更好的选项存在。
俾斯麦曾经评论到，战略的实质就是倾听历史马蹄声的能力。他们正大声疾呼，要求关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美国像它过去60年中所做的一样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支持美国对当前态势的关键假设。在过去的每一年里，这些事实变得更加明显和一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在一些灾难性时期，战略态势破产暴露出来的危险也是如此。在今后剩余的趋势中，美国战略态势的当前运行轨迹很可能以信心的一般性丧失、受到挑战甚或冲突的方式终结。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对这种显现出来的事实做出反应，或者继续固执地试图忽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