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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日本东京都写真美术馆首席策展人笠原美智子应邀来京担任摄影奖项评委期间，以《日本当代摄影中的性别问题》为题做了两场讲座。在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会议厅的讲座现场，听众基本都是年轻人。摄影师森村泰昌(Yasumasa Morimura，1951－)戲仿美术史名画，以自己的男性之躯扮演画中女性，拍摄出《美术史的女儿》系列作品，以此颠覆女性总是作为被观看者、男性总是作为观看者的相对地位。笠原的讲座特别是有关森村作品的介绍，引得听众在互动环节围绕两性地位问题展开了热烈提问。
其实，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笠原美智子同时也是一位摄影评论家，并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任教。从1989年起，她便开始了摄影策展人的职业生涯。1989年至2002年她任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策展人，2002年至2006年任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策展人，2005年曾担任过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策展人。对于摄影艺术家们如何看待和表现性别相关的主题，笠原的关注和研究已经进行了20多年。当年她的硕士论文便由此展开，也出版过一本名为《招摇》的摄影评论集，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欧美的摄影作品为主探讨了变迁的性观念、艺术中的种族与民族。成为策展人后，她策划的一系列与性别主题相关的摄影展，也体现了她对这一主题持久、深入的关注。
您认为摄影策展工作包含哪些步骤?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工作是什么?
策划展览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提出一个概念。举例来说，我在1991年策划了名为“当代女性的自拍像(Self-portraits of contemporary women)”展览。第一步是确定主题，“当代肖像”是我研究生期间的硕士论文题目，第二步，我研究了超过一百位艺术家的相关作品，然后根据展览空间和作品质量，选择出其中20位，邀请她们参展。
您怎样确立展览的主题?
我策划的展览，主题通常来自我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而作品也是我长期关注，致力研究的，比如与性别问题相关的主题。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当代女性的自拍像”，我还在1 996年策划了名为“超越记忆的性别(Gender beyond Memory)”的展览，1998年策划了名为“爱之身体：反思摄影中的人体(Love''s Body，re-thinking the Naked and the Nude in photography)”展览，以及2010年的名为“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的展览等。
策展人在策展过程和展览进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博物馆策展人和独立策展人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做展览，控制展览进程，同时做好馆藏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您认为什么样的展览可以说是成功的展览?
最成功的展览往往建立在策展人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激发观众的争议。
策展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各个过程中与艺术家、与参与职员的合作。策展也是一项艺术工作。
是什么使您对有关性别主题的摄影作品持有长久的兴趣?
作为女性，我对于女性的社会性别很感兴趣。几十年间日本的女性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我20多岁的时候，日本人一般认为25岁以后的女性就是圣诞节后的圣诞蛋糕，没有人再想要了；但是现在，日本很多女性在30多岁的后半段才会有比较迫切的结婚，生子的打算，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意识，价值观，社会体系和政策却远未赶上女性意识的变化，比如单身母亲可以找到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所以一些女性尽管掌管着家庭财产，也仍然无法(顺着自己的意愿)离婚。
而我关注的并非女性个人层面的问题，不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是在社会体制中的地位。我关注女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我本人很关注女性意识的变化，对相关问题也怀有一些困惑。而(我与之合作的)摄影艺术家们以洗练的方法表现着这些问题，我在与他们的共鸣中非常受教，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认知自己从而)立足社会，对我来说，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媒介。
在您的策展经历中，有哪些展览令您自己感到满意，可以体现出您“长久关注，引发争议”的策展主张?
我对前面提及的，所有涉及性别问题的策展经历都比较满意。另外，2005年，我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的负责人为石内都(Miyako Ishiuchi)女士策展(作品参见对页图)，展览名为“母亲的2000-2005——未来的痕迹(Mother''s 2000-2005－Traces of the Future)”也是非常成功和令人满意的。这个展览唤起了观众对“母亲／女性”这个主题的强烈感情，尤其是对于那些男性观众来说，因为他们总是将母亲仅仅视为母亲而非女性。这个展览在2006年被引进到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以及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西南威尔士国立美术馆。
而其实在1991年策划“自拍像”展览时，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石内女士的作品，她比较新近的作品是有关广岛核爆的，她拍摄核爆遗址中挖掘出的人们穿着的服饰，拍得非常美丽，与众多表现同一题材的摄影师的作品非常不同。那个时代日本物资缺乏，要求民众朴素着装，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背景下，普通女性仍然想要穿得更漂亮些，这些作品也因而显得更加哀婉。
您怎么看摄影展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
好的展览，就是一种对当代社会的批评。当代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必然表达了对外在环境的批评。所有作品，甚至19世纪前的艺术作品都关注和表现了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
我策划的所有展览都可以说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批评，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了我很大影响，比如“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就反映了我的观点——人体摄影除了展现爱或性的符号，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借以重新探讨和评价与身体的视觉呈现相关的艾滋病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
您认为作为一名策展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策展人必须首先是批评家或理论家，还需要了解艺术史，摄影史，当代批评，社会学以及各种常识，也需要写作，交流，谈判，获取资金支持等等方面的技巧。
在策展过程中，策展人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策展过程中会碰到最困难的是资金预算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策展人需要具备谈判专家的能力。
您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也需要去为展览资金奔波吗?贵馆从何处获取资金支持?这在日本是否普遍?
是的，我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有一些公司和组织能够理解当代艺术，比如资生堂，朝日啤酒、尼康等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策展人都需要负责筹资。(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年投入资金在9亿日元以上，其中东京都政府补助6.8亿，其他靠赞助，销售等方式自我筹集——编者注)
在策展人、大学教师和评论家几个身份中，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我最看重策展人的身份。相对于大学教师和批评家而言，策展人的工作能够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共鸣。
其实，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笠原美智子同时也是一位摄影评论家，并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任教。从1989年起，她便开始了摄影策展人的职业生涯。1989年至2002年她任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策展人，2002年至2006年任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策展人，2005年曾担任过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策展人。对于摄影艺术家们如何看待和表现性别相关的主题，笠原的关注和研究已经进行了20多年。当年她的硕士论文便由此展开，也出版过一本名为《招摇》的摄影评论集，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欧美的摄影作品为主探讨了变迁的性观念、艺术中的种族与民族。成为策展人后，她策划的一系列与性别主题相关的摄影展，也体现了她对这一主题持久、深入的关注。
您认为摄影策展工作包含哪些步骤?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工作是什么?
策划展览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提出一个概念。举例来说，我在1991年策划了名为“当代女性的自拍像(Self-portraits of contemporary women)”展览。第一步是确定主题，“当代肖像”是我研究生期间的硕士论文题目，第二步，我研究了超过一百位艺术家的相关作品，然后根据展览空间和作品质量，选择出其中20位，邀请她们参展。
您怎样确立展览的主题?
我策划的展览，主题通常来自我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而作品也是我长期关注，致力研究的，比如与性别问题相关的主题。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当代女性的自拍像”，我还在1 996年策划了名为“超越记忆的性别(Gender beyond Memory)”的展览，1998年策划了名为“爱之身体：反思摄影中的人体(Love''s Body，re-thinking the Naked and the Nude in photography)”展览，以及2010年的名为“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的展览等。
策展人在策展过程和展览进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博物馆策展人和独立策展人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做展览，控制展览进程，同时做好馆藏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您认为什么样的展览可以说是成功的展览?
最成功的展览往往建立在策展人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激发观众的争议。
策展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各个过程中与艺术家、与参与职员的合作。策展也是一项艺术工作。
是什么使您对有关性别主题的摄影作品持有长久的兴趣?
作为女性，我对于女性的社会性别很感兴趣。几十年间日本的女性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我20多岁的时候，日本人一般认为25岁以后的女性就是圣诞节后的圣诞蛋糕，没有人再想要了；但是现在，日本很多女性在30多岁的后半段才会有比较迫切的结婚，生子的打算，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意识，价值观，社会体系和政策却远未赶上女性意识的变化，比如单身母亲可以找到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所以一些女性尽管掌管着家庭财产，也仍然无法(顺着自己的意愿)离婚。
而我关注的并非女性个人层面的问题，不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是在社会体制中的地位。我关注女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我本人很关注女性意识的变化，对相关问题也怀有一些困惑。而(我与之合作的)摄影艺术家们以洗练的方法表现着这些问题，我在与他们的共鸣中非常受教，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认知自己从而)立足社会，对我来说，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媒介。
在您的策展经历中，有哪些展览令您自己感到满意，可以体现出您“长久关注，引发争议”的策展主张?
我对前面提及的，所有涉及性别问题的策展经历都比较满意。另外，2005年，我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的负责人为石内都(Miyako Ishiuchi)女士策展(作品参见对页图)，展览名为“母亲的2000-2005——未来的痕迹(Mother''s 2000-2005－Traces of the Future)”也是非常成功和令人满意的。这个展览唤起了观众对“母亲／女性”这个主题的强烈感情，尤其是对于那些男性观众来说，因为他们总是将母亲仅仅视为母亲而非女性。这个展览在2006年被引进到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以及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西南威尔士国立美术馆。
而其实在1991年策划“自拍像”展览时，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石内女士的作品，她比较新近的作品是有关广岛核爆的，她拍摄核爆遗址中挖掘出的人们穿着的服饰，拍得非常美丽，与众多表现同一题材的摄影师的作品非常不同。那个时代日本物资缺乏，要求民众朴素着装，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背景下，普通女性仍然想要穿得更漂亮些，这些作品也因而显得更加哀婉。
您怎么看摄影展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
好的展览，就是一种对当代社会的批评。当代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必然表达了对外在环境的批评。所有作品，甚至19世纪前的艺术作品都关注和表现了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
我策划的所有展览都可以说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批评，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了我很大影响，比如“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就反映了我的观点——人体摄影除了展现爱或性的符号，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借以重新探讨和评价与身体的视觉呈现相关的艾滋病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
您认为作为一名策展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策展人必须首先是批评家或理论家，还需要了解艺术史，摄影史，当代批评，社会学以及各种常识，也需要写作，交流，谈判，获取资金支持等等方面的技巧。
在策展过程中，策展人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策展过程中会碰到最困难的是资金预算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策展人需要具备谈判专家的能力。
您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也需要去为展览资金奔波吗?贵馆从何处获取资金支持?这在日本是否普遍?
是的，我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有一些公司和组织能够理解当代艺术，比如资生堂，朝日啤酒、尼康等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策展人都需要负责筹资。(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年投入资金在9亿日元以上，其中东京都政府补助6.8亿，其他靠赞助，销售等方式自我筹集——编者注)
在策展人、大学教师和评论家几个身份中，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我最看重策展人的身份。相对于大学教师和批评家而言，策展人的工作能够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