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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2日的皖南，阳光和煦，秋高气爽。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这宜人的气候中召开。恰逢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组织的回国慰问团抵达皖南，会议特邀“慰问团”全体参会。
一天，军部举办联欢晚会，欢迎“慰问团”。晚会上，一支身着新四军军装的铜管乐队正式亮相。虽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多次组织晚会演出，但节目形式多以唱歌、戏剧和舞蹈为主，故被称为“文艺轻骑兵”。而铜管乐队的出现，显然是一支文艺的“正规武装”。当近20人组成的铜管乐队整齐划一的出现在舞台上时，新四军官兵的那种震撼、兴奋和自豪，全部转化成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舞台上，小号、长号、圆号、定音鼓等浑然一体，充满金属感的音质将音乐的旋律幻化成一种特殊的听觉享受。随着莫扎特、肖邦的作品片段以及协奏曲的演奏，新四军官兵第一次被这种陌生又好奇的艺术感染和陶醉。突然，乐队开始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四军军歌》。那熟悉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迅速在全场产生了共鸣。新四军官兵们纷纷击掌和拍，气氛瞬间达到高潮。晚会结束，大家意犹未尽，这支铜管乐队自然成了热议话题。
说起新四军铜管乐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即沈尔七。沈尔七出生于福建，因家境贫寒，1930年前往岛国菲律宾。随着海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沈尔七积极投身各种活动，得到菲律宾广大华侨的信任和尊重，先后担任了菲律宾民众武装分会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日本全面侵华后，他在侨界大声疾呼：“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无论国内同胞、海外华侨，俱是炎黄子孙，皆应担负起救国重任。”
1938年初，沈尔七招募并组织了近30人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秘密回国，抵达福建。在中共福建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华侨义勇队于2月下旬到达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龙岩白土镇，受到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的热情接待。其时，新四军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正组建战地服务团。根据新四军方面的意见，菲华侨义勇队改称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部分，团长沈尔七，副团长戴血民。为加强其政治工作，新四军派员担任教导员。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协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龙岩城乡以演剧、歌咏、书写标语和漫画等形式，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洪流。不久，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的队员们全部换上新四军军装，随二支队到达安徽岩寺，之后改由新四军政治部领导。
1939年初，为争取菲律宾华侨更多的援助，军部委派沈尔七重返菲律宾，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发动华侨援助新四军。沈尔七欣然领命返回菲岛。正是这次在菲期间，沈尔七有了一个特殊创意。他觉得除了要多动员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以及从经济上募集财物帮助新四军外，还应该给新四军一个特别的礼物，即为新四军组建一支铜管乐队。
沈尔七本身就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他认为音乐可以丰富部队生活，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而铜管乐的饱满浑厚、大气磅礴以及那一整套如武器般铮亮的铜管乐器，特别适合部隊。为此，沈尔七专门筹款在菲律宾购买了一套铜管乐器，同时挑选了10多名有音乐基础的华侨青年学习铜管乐器的演奏，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教练。当乐队成员得知他们将以这种方式报效祖国时，热情倍增。在铜管乐队排练期间，许多在菲华侨青年踊跃参加回国慰问团，包括学生、工人和店员等，达50多人，正式名称为：“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回国慰问团”，王西维任团长，沈尔七任副团长。而铜管乐队则是“慰问团”的一部分。
当年5月底，正是春意盎然的时节。这天，“慰问团”在菲劳工联合会的隆重欢送下，离开菲岛，启程归国。3日后抵香港。鉴于香港与大陆的陆路交通为日军所阻，“慰问团”取道越南海防、河内，由镇南关进入广西省境。到达桂林后，“慰问团”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等人的热情接待。
8月初，“慰问团”一行离开桂林，经湖南、江西进入皖南。途经江西上饶时，恰逢军长叶挺公干路经上饶。在上饶新四军办事处，叶挺专门接见“慰问团”，感谢他们千里迢迢归国支援新四军抗战，并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和战绩。当他听说“慰问团”中还有一支铜管乐队时，充满着浓厚兴趣询问情况，并且连连称好。叶挺随即向铜管乐队队员以及“慰问团”全体成员表达敬意。
意外地见到军长，令“慰问团”成员十分兴奋。此后，他们又继续前行，进入安徽屯溪岩寺，经太平抵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皖南山清水秀、层林叠嶂的自然环境，让一路劳顿的“慰问团”倍感欣慰。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及秘书长李一氓等代表新四军全体将士欢迎他们到来。不日后，新四军军直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慰问团负责人王西维、沈尔七郑重地将从菲岛带来的100多面绣有“努力杀敌”“为国为民”“驱逐日寇”“威震江南”“精忠报国”等题词的锦旗、全套铜管乐队乐器、各种医疗器械以及捐款赠送给新四军。袁国平主任高度赞扬海外侨胞、特别是菲律宾华侨青年的爱国精神，王西维等则代表菲广大华侨向坚持艰苦抗战的新四军将士表示诚挚而热烈的问候。此后，慰问团全体成员正式加入了新四军序列。由菲律宾青年华侨组成的铜管乐队，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四军第一支也是唯一的铜管乐队。
为了感谢菲律宾华侨对新四军的支持，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联合署名致信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称“贵会对本军爱护尤殷，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复蒙贵会同志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不独为本军之幸，亦贵会之光荣也。”
新四军铜管乐队后来直属战地服务团。在皖南期间，他们频繁参与对地方、部队的宣传演出活动，给皖南军民留下极深印象。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军部损失惨重，铜管乐器也因此损失殆尽，一些成员也在突围中牺牲、被俘。大音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叹息。
一天，军部举办联欢晚会，欢迎“慰问团”。晚会上，一支身着新四军军装的铜管乐队正式亮相。虽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多次组织晚会演出，但节目形式多以唱歌、戏剧和舞蹈为主，故被称为“文艺轻骑兵”。而铜管乐队的出现，显然是一支文艺的“正规武装”。当近20人组成的铜管乐队整齐划一的出现在舞台上时，新四军官兵的那种震撼、兴奋和自豪，全部转化成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舞台上，小号、长号、圆号、定音鼓等浑然一体，充满金属感的音质将音乐的旋律幻化成一种特殊的听觉享受。随着莫扎特、肖邦的作品片段以及协奏曲的演奏，新四军官兵第一次被这种陌生又好奇的艺术感染和陶醉。突然，乐队开始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四军军歌》。那熟悉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迅速在全场产生了共鸣。新四军官兵们纷纷击掌和拍，气氛瞬间达到高潮。晚会结束，大家意犹未尽，这支铜管乐队自然成了热议话题。
说起新四军铜管乐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即沈尔七。沈尔七出生于福建，因家境贫寒，1930年前往岛国菲律宾。随着海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沈尔七积极投身各种活动，得到菲律宾广大华侨的信任和尊重，先后担任了菲律宾民众武装分会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日本全面侵华后，他在侨界大声疾呼：“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无论国内同胞、海外华侨，俱是炎黄子孙，皆应担负起救国重任。”
1938年初，沈尔七招募并组织了近30人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秘密回国，抵达福建。在中共福建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华侨义勇队于2月下旬到达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龙岩白土镇，受到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的热情接待。其时，新四军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正组建战地服务团。根据新四军方面的意见，菲华侨义勇队改称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部分，团长沈尔七，副团长戴血民。为加强其政治工作，新四军派员担任教导员。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协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龙岩城乡以演剧、歌咏、书写标语和漫画等形式，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洪流。不久，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的队员们全部换上新四军军装，随二支队到达安徽岩寺，之后改由新四军政治部领导。
1939年初，为争取菲律宾华侨更多的援助，军部委派沈尔七重返菲律宾，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发动华侨援助新四军。沈尔七欣然领命返回菲岛。正是这次在菲期间，沈尔七有了一个特殊创意。他觉得除了要多动员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以及从经济上募集财物帮助新四军外，还应该给新四军一个特别的礼物，即为新四军组建一支铜管乐队。
沈尔七本身就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他认为音乐可以丰富部队生活，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而铜管乐的饱满浑厚、大气磅礴以及那一整套如武器般铮亮的铜管乐器，特别适合部隊。为此，沈尔七专门筹款在菲律宾购买了一套铜管乐器，同时挑选了10多名有音乐基础的华侨青年学习铜管乐器的演奏，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教练。当乐队成员得知他们将以这种方式报效祖国时，热情倍增。在铜管乐队排练期间，许多在菲华侨青年踊跃参加回国慰问团，包括学生、工人和店员等，达50多人，正式名称为：“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回国慰问团”，王西维任团长，沈尔七任副团长。而铜管乐队则是“慰问团”的一部分。
当年5月底，正是春意盎然的时节。这天，“慰问团”在菲劳工联合会的隆重欢送下，离开菲岛，启程归国。3日后抵香港。鉴于香港与大陆的陆路交通为日军所阻，“慰问团”取道越南海防、河内，由镇南关进入广西省境。到达桂林后，“慰问团”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等人的热情接待。
8月初，“慰问团”一行离开桂林，经湖南、江西进入皖南。途经江西上饶时，恰逢军长叶挺公干路经上饶。在上饶新四军办事处，叶挺专门接见“慰问团”，感谢他们千里迢迢归国支援新四军抗战，并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和战绩。当他听说“慰问团”中还有一支铜管乐队时，充满着浓厚兴趣询问情况，并且连连称好。叶挺随即向铜管乐队队员以及“慰问团”全体成员表达敬意。
意外地见到军长，令“慰问团”成员十分兴奋。此后，他们又继续前行，进入安徽屯溪岩寺，经太平抵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皖南山清水秀、层林叠嶂的自然环境，让一路劳顿的“慰问团”倍感欣慰。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及秘书长李一氓等代表新四军全体将士欢迎他们到来。不日后，新四军军直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慰问团负责人王西维、沈尔七郑重地将从菲岛带来的100多面绣有“努力杀敌”“为国为民”“驱逐日寇”“威震江南”“精忠报国”等题词的锦旗、全套铜管乐队乐器、各种医疗器械以及捐款赠送给新四军。袁国平主任高度赞扬海外侨胞、特别是菲律宾华侨青年的爱国精神，王西维等则代表菲广大华侨向坚持艰苦抗战的新四军将士表示诚挚而热烈的问候。此后，慰问团全体成员正式加入了新四军序列。由菲律宾青年华侨组成的铜管乐队，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四军第一支也是唯一的铜管乐队。
为了感谢菲律宾华侨对新四军的支持，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联合署名致信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称“贵会对本军爱护尤殷，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复蒙贵会同志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不独为本军之幸，亦贵会之光荣也。”
新四军铜管乐队后来直属战地服务团。在皖南期间，他们频繁参与对地方、部队的宣传演出活动，给皖南军民留下极深印象。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军部损失惨重，铜管乐器也因此损失殆尽，一些成员也在突围中牺牲、被俘。大音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