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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战士们的质问,知情的几位团领导一阵心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他们也深知此举将要背负“汉奸”骂名,甚至毁掉自己的政治生命,但为了革命全局必须如此,别无选择!在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汤景延告诉大家,现在全团处在敌人清乡最前沿,是敌人首先打击的目标。我们当前要保存团队,保存实力,穿伪军衣服是暂时的,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命令,做好战士们的工作。大家听出了团长的“弦外之音”,愤怒的情绪才渐渐平息下来。
1943年4月15日深夜,汤团驻地桃源乡附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次日早上,人们纷纷传说,汤团已不知去向,死伤了好几个,打死的还未拖走呐!果然有3具尸体横躺沟边,从衣着判断,是汤团的战士——其实这是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帮助汤景延精心设计的一场戏:激烈枪声响起的时候,3个原本等待处决的在押叛徒被迅速解决,他们的尸体成为“反叛”部队和新四军“交火”的证据。
汤团连夜开往南通郊外,在此接应的陆某陪着他们入城见姜颂平。姜喜形于色,连说“欢迎”,并问部队都拉过来没有?汤景延点头说:“都来了,只十几个杂种临时变卦,被制裁了几个,其余的跑啦!”特工一查,果然有3个“新四军”的人被汤团解决了。姜颂平等对汤团投诚深信不疑,在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的组织下,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中有上万人举行欢迎大会,高呼口号,张贴标语。
4月19日,汤景延正式通电汪精卫政府,宣布哗变“投汪反共”,参加“和平运动”。日伪集团与日军南京当局闻讯大喜,当即发布两条命令:一道公开令是重奖汤景延,犒赏全团官兵,将汤部番号编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团”;另一道密令要求“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站“严密监视该团,防止其中有诈”。
但“汤团行动”的组织方案是极其严密的,整个“哗变”过程无懈可击,就连精明的汪伪特工也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这从现存的有关敌伪档案可以得到印证。有一份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呈文(海循字第二十一号),详细报告了汤团开抵海门、组织欢迎及汤团长发表“投诚意义”演讲等情况,并得出结论:“查汤团参加新四军在通海一带游击抗战为时已久,现率部来归诚非易事,而海启匪军为数颇多,数年以来幡然觉悟效忠和运有如汤团者实所仅见”。(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呈)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汪伪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渲染汤团“弃暗投明”。南通地区则精心编出“欢迎汤沈团长反正”的伪报特刊,称这是“清乡必胜的先兆”。“汤团举义”震动了大江南北,成为汪伪致力推行“和平运动”的兴奋剂。
与此相呼应的是,汤团深夜出走,竖起“和运”旗帜后,苏中新四军第四军分区假戏真做,发出了“讨逆”布告,号召军民打击“叛变投敌”的汤景延部。
穿上伪服的“少將旅长”
汤景延知道,自己把队伍带出来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要想在日伪如麻的魔窟里站稳脚跟,真正取得他们的“信任”,还有许多路要走。他带着妻室儿女,在南通城里设立了“汤公馆”,作为与日伪打交道的办事机构,与之斗智斗勇。公馆外有武装警卫,内有副官秘书,男佣女仆。他平日里衣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油光,派头十足,常邀请伪军政头目开赌局、开饭局。至于“朋友们”的约会,他是有请必到,且总是携礼上门,由是赢得众口交誉“汤团长够义气”。汤团的营、连军官,也都受命如此这般,很快和伪军官们“融为一体”。
这天,汤景延正与刚结交的伪军头目应酬,套取情报,姜颂平忽然打来电话说:“省主席李士群决定召见、嘉奖你,要我和你立即赶到苏州。”
原来,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魔头李士群虽然当了“江苏省政府主席”,还挂了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头衔,但日本人依然把他当作一条呼来唤去的狗,手中并无实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私下里正谋划招兵买马,广收地方武装,编为“清乡警察大队”,以扩大特工系统的势力,增加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想利用“汤团”做文章。
5月3日下午,汤景延一行赶到苏州。汤呈上高级瑞士手表、茅台酒等礼品。李对汤十分客气,设筵款待。李对汤说:“抗战只是害了中国,只有‘和运’才有出路。你这次率部起义,夺了清乡头功,希望你以此为基础,扩大人马。”
汤乘机说:“在南通一带,我有不少帮会弟兄,他们徒众不少,且备有武器,请省长给我一个相当的军职,俾便登高一呼,聚集众弟兄于麾下,以报答省长收容我的恩情。”李士群此前已得到了汤景延“表现良好,似无阴谋”的报告,嘉勉几句后道喜说:“经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已晋升景延兄为少将旅长。”汤景延一副感激涕零状:“誓必尽心竭力,以报答汪主席、李主任的信任重用。”
回到“汤公馆”,汤景延改穿将军服,佩少将衔,摆宴请客。那些伪职人员见他受到“省主席召见”,又官运亨通,争相巴结靠拢。他趁机又广结人缘,“朋友”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场合,汤景延获取大量情报,如清乡计划、兵力部署、装备给养等等,提供给新四军。
一天下半夜,日军头目突然通知汤部二中队,立即出发偷袭正在某乱坟场休整的新四军游击队,并一再告诫“不许开枪”。随着目标的接近,地下党员、排长刘剑平心情沉重,“再不报信,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忽然前方蹿出一条狗,他灵机一动,大喊“有新四军,快趴下!”啪啪打了两枪。日军头目赶上来质问,仔细观察,却看见一条狗窜入芦苇丛,气得大骂:“你的混蛋。”枪声惊动了睡梦中的游击队,等到日军带领二中队围住那片坟场时,游击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头目为此一连扇了刘剑平十多个耳光。这位机智的排长尽管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为游击队的及时脱险而庆幸!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汤景延像其他伪军将领一样,以补贴给养为由,公开办起了“协记公行”,自任经理,政委顾复生当起了账房先生,并在青龙港、宋季港、牛洪港等港口设置了分行,公开贩卖粮食、棉纱和经营盐、布、药材、八鲜、家禽家畜等物资。汤团利用这一特殊的合法地位,暗中维持新四军的南北物资运送,包括军火、西药、食盐、布匹等日伪禁运的物资,还掩护中共方面人员秘密过境。日伪苦心经营的封锁线被撕开,中共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
汤团官兵出污泥而不染,但也出现了个别意志薄弱者。有个排长被海门特工站同化,吃喝嫖赌抽大烟,政委顾复生再三规劝批评,他仍一意孤行,最终为了全团的安全,汤景延断然下令处决了这个败类。
这个排长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海门特工站的怀疑;特工还在汤团的三营防地发现了几个带手枪的便衣人员,就打电话给汤景延,名为报告实为质询。其实,便衣人员是汤团保护秘密电台的短枪组。汤景延令他们立即转移,并叫营长去特工站解释,假称“派勤务兵去家中拿东西,虑及清乡期间不甚太平,为安全计改穿了便衣”。
这两件事,还是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一天,张北生、姜颂平派车把汤景延请去苏州“消暑”。第二天汤团接到命令,马上开赴南通“集训”。副团长沈仲彝和政委顾复生判断有变:敌人已把团长扣作人质,如不去集训,团长与部队均处境危险,所以决定准时去南通。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沈副团长向营、连干部布置了应对办法,特别强调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从团部指挥。
汤团的集训地点在南通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日伪军驻扎四周,把汤团铁桶似的围在里头,试了几次,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张北生颁布了三条训令:一是军官与士兵分开训练;二是不准带武器,一律徒手受训;三是军训教官由“清乡公署”派人担任。显然,敌人想把汤团官兵分开,以利分化。汤景延闻讯赶来,据理力争,又以金钱开路托人向伪教育长刘秉正疏通,终于争取到沈副团长担任教官,以便掌握部队,又让团部文书不参加训练,专事负责看管枪支弹药,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未完待续)
(本栏目责任编辑 魏冉)
1943年4月15日深夜,汤团驻地桃源乡附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次日早上,人们纷纷传说,汤团已不知去向,死伤了好几个,打死的还未拖走呐!果然有3具尸体横躺沟边,从衣着判断,是汤团的战士——其实这是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帮助汤景延精心设计的一场戏:激烈枪声响起的时候,3个原本等待处决的在押叛徒被迅速解决,他们的尸体成为“反叛”部队和新四军“交火”的证据。
汤团连夜开往南通郊外,在此接应的陆某陪着他们入城见姜颂平。姜喜形于色,连说“欢迎”,并问部队都拉过来没有?汤景延点头说:“都来了,只十几个杂种临时变卦,被制裁了几个,其余的跑啦!”特工一查,果然有3个“新四军”的人被汤团解决了。姜颂平等对汤团投诚深信不疑,在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的组织下,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中有上万人举行欢迎大会,高呼口号,张贴标语。
4月19日,汤景延正式通电汪精卫政府,宣布哗变“投汪反共”,参加“和平运动”。日伪集团与日军南京当局闻讯大喜,当即发布两条命令:一道公开令是重奖汤景延,犒赏全团官兵,将汤部番号编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团”;另一道密令要求“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站“严密监视该团,防止其中有诈”。
但“汤团行动”的组织方案是极其严密的,整个“哗变”过程无懈可击,就连精明的汪伪特工也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这从现存的有关敌伪档案可以得到印证。有一份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呈文(海循字第二十一号),详细报告了汤团开抵海门、组织欢迎及汤团长发表“投诚意义”演讲等情况,并得出结论:“查汤团参加新四军在通海一带游击抗战为时已久,现率部来归诚非易事,而海启匪军为数颇多,数年以来幡然觉悟效忠和运有如汤团者实所仅见”。(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呈)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汪伪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渲染汤团“弃暗投明”。南通地区则精心编出“欢迎汤沈团长反正”的伪报特刊,称这是“清乡必胜的先兆”。“汤团举义”震动了大江南北,成为汪伪致力推行“和平运动”的兴奋剂。
与此相呼应的是,汤团深夜出走,竖起“和运”旗帜后,苏中新四军第四军分区假戏真做,发出了“讨逆”布告,号召军民打击“叛变投敌”的汤景延部。
穿上伪服的“少將旅长”
汤景延知道,自己把队伍带出来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要想在日伪如麻的魔窟里站稳脚跟,真正取得他们的“信任”,还有许多路要走。他带着妻室儿女,在南通城里设立了“汤公馆”,作为与日伪打交道的办事机构,与之斗智斗勇。公馆外有武装警卫,内有副官秘书,男佣女仆。他平日里衣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油光,派头十足,常邀请伪军政头目开赌局、开饭局。至于“朋友们”的约会,他是有请必到,且总是携礼上门,由是赢得众口交誉“汤团长够义气”。汤团的营、连军官,也都受命如此这般,很快和伪军官们“融为一体”。
这天,汤景延正与刚结交的伪军头目应酬,套取情报,姜颂平忽然打来电话说:“省主席李士群决定召见、嘉奖你,要我和你立即赶到苏州。”
原来,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魔头李士群虽然当了“江苏省政府主席”,还挂了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头衔,但日本人依然把他当作一条呼来唤去的狗,手中并无实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私下里正谋划招兵买马,广收地方武装,编为“清乡警察大队”,以扩大特工系统的势力,增加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想利用“汤团”做文章。
5月3日下午,汤景延一行赶到苏州。汤呈上高级瑞士手表、茅台酒等礼品。李对汤十分客气,设筵款待。李对汤说:“抗战只是害了中国,只有‘和运’才有出路。你这次率部起义,夺了清乡头功,希望你以此为基础,扩大人马。”
汤乘机说:“在南通一带,我有不少帮会弟兄,他们徒众不少,且备有武器,请省长给我一个相当的军职,俾便登高一呼,聚集众弟兄于麾下,以报答省长收容我的恩情。”李士群此前已得到了汤景延“表现良好,似无阴谋”的报告,嘉勉几句后道喜说:“经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已晋升景延兄为少将旅长。”汤景延一副感激涕零状:“誓必尽心竭力,以报答汪主席、李主任的信任重用。”
回到“汤公馆”,汤景延改穿将军服,佩少将衔,摆宴请客。那些伪职人员见他受到“省主席召见”,又官运亨通,争相巴结靠拢。他趁机又广结人缘,“朋友”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场合,汤景延获取大量情报,如清乡计划、兵力部署、装备给养等等,提供给新四军。
一天下半夜,日军头目突然通知汤部二中队,立即出发偷袭正在某乱坟场休整的新四军游击队,并一再告诫“不许开枪”。随着目标的接近,地下党员、排长刘剑平心情沉重,“再不报信,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忽然前方蹿出一条狗,他灵机一动,大喊“有新四军,快趴下!”啪啪打了两枪。日军头目赶上来质问,仔细观察,却看见一条狗窜入芦苇丛,气得大骂:“你的混蛋。”枪声惊动了睡梦中的游击队,等到日军带领二中队围住那片坟场时,游击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头目为此一连扇了刘剑平十多个耳光。这位机智的排长尽管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为游击队的及时脱险而庆幸!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汤景延像其他伪军将领一样,以补贴给养为由,公开办起了“协记公行”,自任经理,政委顾复生当起了账房先生,并在青龙港、宋季港、牛洪港等港口设置了分行,公开贩卖粮食、棉纱和经营盐、布、药材、八鲜、家禽家畜等物资。汤团利用这一特殊的合法地位,暗中维持新四军的南北物资运送,包括军火、西药、食盐、布匹等日伪禁运的物资,还掩护中共方面人员秘密过境。日伪苦心经营的封锁线被撕开,中共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
汤团官兵出污泥而不染,但也出现了个别意志薄弱者。有个排长被海门特工站同化,吃喝嫖赌抽大烟,政委顾复生再三规劝批评,他仍一意孤行,最终为了全团的安全,汤景延断然下令处决了这个败类。
这个排长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海门特工站的怀疑;特工还在汤团的三营防地发现了几个带手枪的便衣人员,就打电话给汤景延,名为报告实为质询。其实,便衣人员是汤团保护秘密电台的短枪组。汤景延令他们立即转移,并叫营长去特工站解释,假称“派勤务兵去家中拿东西,虑及清乡期间不甚太平,为安全计改穿了便衣”。
这两件事,还是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一天,张北生、姜颂平派车把汤景延请去苏州“消暑”。第二天汤团接到命令,马上开赴南通“集训”。副团长沈仲彝和政委顾复生判断有变:敌人已把团长扣作人质,如不去集训,团长与部队均处境危险,所以决定准时去南通。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沈副团长向营、连干部布置了应对办法,特别强调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从团部指挥。
汤团的集训地点在南通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日伪军驻扎四周,把汤团铁桶似的围在里头,试了几次,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张北生颁布了三条训令:一是军官与士兵分开训练;二是不准带武器,一律徒手受训;三是军训教官由“清乡公署”派人担任。显然,敌人想把汤团官兵分开,以利分化。汤景延闻讯赶来,据理力争,又以金钱开路托人向伪教育长刘秉正疏通,终于争取到沈副团长担任教官,以便掌握部队,又让团部文书不参加训练,专事负责看管枪支弹药,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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