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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中披露：“中央财政下拨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仍有5174万元滞留在县级财政；9个地震灾区县有7个存在上报不实……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批准动用救灾资金4847万元，建造两个高标准移民安置点，户均补助近10万元，是其他同类灾区群众户均补助的20倍。”
2003年7月21日和10月16日，大姚县及周边姚安、永仁和元谋等地连续爆发了两次6级以上的地震，且集中在农村的山区。
一周后，中央紧急拨付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款1.2亿元，中央各部委安排1亿元。
但9个多月后，到今年4月中旬审计时止，2201户灾民还住在帐篷里。
灾民的“别墅”
大姚地震余波未平，震中的废墟上就接二连三地矗立起了一幢幢“豪华别墅”。但就要住进这穷旮旯里的“金窝窝”的千户灾民却笑不出来。
移民统建点被分为县级和乡级，级别不同，档次不同，设计图纸不同，造价自然不同。两个高标准移民安置点都是县级的。
一个高标准统建点位于姚安县草海农场，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协调筹建，原定搬迁大姚县和姚安县两地灾民375户，每户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大姚县搬迁350户，姚安县搬迁25户。因姚安后来增加75户，建筑面积缩水至105平方米。
大姚县从救灾款中拨了3500万元，姚安县拨175万元共同建设，仅土地置换补助费就花去了2500万元，要按图纸建完整个工程，据估计需7000多万元。
另一高标准统建点位于昙华乡松子园村。
松子园统建点依山坡而建，规划图纸为彝族特色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临街的商铺，规划搬进120户，建房资金为540万元，水电路绿化276万元，小集镇建设基础资金355万元，每户每套楼房摊到将近10万元。
“利用地震救灾资金，集中建好移民点，带动旅游，推动少数民族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乡领导就这样介绍。
昙华乡是大姚县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乡，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丫古埂村彝族先民创造的“十八月历”，早于南美玛雅人创造的历法；麻秸房村诞生了中国唯一以民族命名的剧种——彝剧；彝族少女咪依噜有着与刘三姐一样的美丽和聪慧，她抗暴除恶的故事在昙华山尽人皆知，被彝族人代代流传。
利用这一民族文化搞特色旅游城镇本无可厚非，只是这样“慷国家救灾款之慨”让人不能理解。
按照当地政府公布的标准，大姚县“7·21”地震中未纳入统建点的1556户倒塌户，每户补助5000元，省计划的灾后民房建设资金总共才1670多万元。
“120户，每户摊到10万元，而这1500多户，只能得到5000元的补助，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是不是地方政府在拿救灾资金搞形象工程” 。审计组告诉记者。
这样成本近10万元的房子，松子园村每户只需缴5000元就能入住，而外村村民要缴3万元。但，松子园的村民并不全那么幸运。
因为5000元钱，对于山区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普通农民来说，可能是他们三五年的积蓄。
村民王强接到村里通知，一个月内交清5000元钱，就能住移民安置点，但当他终于凑齐这5000元钱的时候，却被通知已过了时限。
眼巴巴看着两层小楼动工了，没有自己的份儿，而一些非本村非倒塌户某某干部的亲戚却能住进统建点，王强很窝火，但也没办法。
什么时候能住进这漂亮的小楼，对当地干部和灾民来说，这是个未知数。
“开挖山坡平整土地，比预算多花了不少钱，资金缺口估计要几百万”。在大姚市城建局，记者验证了审计人员的推测。
与此同时，位于姚安的州级移民安置点草海农场那里也面临着千万元的资金缺口。
一下冒出1500枚灾民印章
在大姚县海古簸村，乡级灾民统建点，村民张跃康老人告诉记者，“10·16”地震那天，他家房子倒了，村里发了两袋大米、1500元钱。当记者问，知道国家补助的建房款有多少时，他说不知道，只听说有不少。他只知道建房施工的工钱是7600元，修路、修水管每家扣5000元，他家的房子材料是从旧房拆下来的，不用花什么钱。
但在村委会的领款表上，张跃康已经领走了11200元，且都盖有他的印章。他连声辩解，自己只领了1500元，印章他从没有给过别人。
他的印章与领款单上的对比之后发现并不相符。印章从哪里来的呢？
村民张万忠也对领款表上自己盖章领取的11200元，连连摇头，说他从来没领过这么多，他领到的也只是1500元，但他的印章确实被村干部“借走”过，说是领救灾款的。
与此同时，在大姚，有人举报县城两家刻章店铺私刻灾民章，两三天时间刻了1500多枚。举报人告诉记者，来刻章的人自称是村干部，拿着写有很多人名字的一张纸，说是代灾民刻章用来领救灾款。至于是哪个村的，无法核实。
“这种事情已不稀奇，盖章的很多凭证经核实大部分不是村民经手，一些签名手印也是村干部代替”，审计人员告诉记者：“农村村务要公开透明难度很大，永仁有个村，晚上7点多贴上倒房户名单，早上天不亮就揭掉，就这也算是公告了。”
村干部领走救灾款，用到哪里去了呢？无从获知。
记者了解到，海古簸村干部代村民领走救灾款之后，并没有发给灾民，而是“大包大揽”为灾民统一建房。
海古簸村干部转手以每户7600元的工程款承包给一个叫刘运昌的当地人，刘运昌又将部分房屋建筑工程以3350元转手包给村民张某。
两次承包、两份合同，村委会统一承建，承包人从中大收渔利。如果审计人员不来，谁又会知道这个秘密呢？
救助站与村委会大楼
大姚县是云南彝族聚居区，境内山多谷陡，处于地震多发带。全县24万余人，年财政收入仅4000多万元，是云南省贫困县，每年县财政至少要国家补助8000余万元才能维持正常开支。由于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的原因，山区农民很少从大山里出来，外出打工的也不多，一年只有半年才能吃上大米。
毗邻的姚安、永仁、元谋和牟定，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地震无疑给了当地政府伸手要钱的好时机。“恢复建设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恢复建设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贯彻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 当地有干部这样解释。
要来的资金不少被用于：当地政府部门建办公楼；兴办教育建学校；盖卫生院、建救助站；建村委会大楼；搞基础设施等。姚安民政局大楼地震后新建；宾川民政局大楼地震后新建；大姚县法院办公大楼地震后新建……
元谋县政府为元谋县救助站申请恢复重建资金25万元，审计人员在县政府有关人员指认的原址附近，多方询问取证，才得知该救助站纯属子虚乌有，何来重建？至审计时止，25万元已经花出去了18.62万元，用于项目征地。
破旧的三间瓦房，仅能收容3人的救助站，永仁县民政局却夸大建筑规模、夸大受损程度，申报重建资金。尽管经县城建局危房鉴定办公室鉴定，未受到地震损害，无须重建。但县政府仍将其作为重建项目上报，三间瓦房申请到两次地震救灾资金20万元、30万元。至审计时，20万元已拨入该县财政局，尚未使用。
“这钱足够建个能收容二三十人的救助站了”，昆明办杨恒田处长对记者说。
在资金批复表上，记者看到57个村委会总共占用了2391万元的救灾款。
当记者问当地民政局干部，为什么这么多村委会要重建时，得到的答复是“村委会是要村民凑钱建的，我们建了，岂不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记者走进海古簸村委会大楼，不禁吃了一惊，三层楼，每层五间，每间有近20平方米，村长介绍，这间是村卫生所，这间是接待室，这间是……其实，据了解，这个村委会，平时只有三个人上班。
这栋楼与旁边新建的学校教学楼，在这个村算超豪华级别了。因为旁边的房子不管是新建的还是以前的，连砖墙都不是，还是彝族传统的“土打垒”墙。
“这两个楼几十年都不会落后”，村干部毫无愧色。
“泪水河”上“截流坝”
灾情发生后，云南受灾地县争取资金、申报项目很积极。楚雄州为了向上争取资金，还拨出专款用于接待和“争取恢复重建项目补助资金补助”，可见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小。
地方官员争相找“路子”，一级一级跑项目跑资金，来往于中央部委与地方厅局之间，“跑部”为“钱进”，“会哭的孩子有钱花”，有钱才好发展。
从大姚地震救灾资金的情况看，除财政部门外，发改委、民政、水利、交通、教育、卫生等部门也具有一定的资金分配权，即使是财政部门内部，不同司处也都能从各自的职能角度行使不同的资金分配职权；而从项目批复的情况看，除发改委外，掌握资金的部门也有一定的项目安排权。
永仁县教育局向政府申报城关中学教学楼、宜就小学宿舍楼和中和小学校舍恢复重建资金总计100万元，随即又向县发展计划局申请国债资金120万元。同时，又多次向上级反映，申请中央教育救灾专款70万元。
2003年10月，楚雄州计委为永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排国债资金90万元，设备投资补助10万元。10·16地震后，永仁县卫生局又为该中心申报地震恢复重建资金20万元。
“有资金就有项目，有项目必有资金”，这是目前地震救灾资金和救灾项目管理的怪圈，也为地震灾区能够多头申报项目、多头争取资金奠定了体制基础。
大姚地震中，中央拨付2亿多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是中央财政划拨，另外1亿多主要来源于发改委、民政部、水利部、交通部、卫生部等。
一旦项目申报成功、资金争取到位却任其长期滞留财政而迟迟不作安排。
云南省财政厅滞拨，楚雄州财政局滞拨，祥云县财政局、宾川县财政局滞拨……
“多头管理地震救灾资金是造成地方对地震救灾资金底数不清的重要原因，也是部分项目资金过剩而另一些应当恢复重建的项目没有资金来源的根源所在”。大姚地震救灾审计组向国务院建议，“国家理顺地震救灾资金管理体制，最好将地震救灾资金多头管理模式变为一个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参与的管理模式”。
2003年7月21日和10月16日，大姚县及周边姚安、永仁和元谋等地连续爆发了两次6级以上的地震，且集中在农村的山区。
一周后，中央紧急拨付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款1.2亿元，中央各部委安排1亿元。
但9个多月后，到今年4月中旬审计时止，2201户灾民还住在帐篷里。
灾民的“别墅”
大姚地震余波未平，震中的废墟上就接二连三地矗立起了一幢幢“豪华别墅”。但就要住进这穷旮旯里的“金窝窝”的千户灾民却笑不出来。
移民统建点被分为县级和乡级，级别不同，档次不同，设计图纸不同，造价自然不同。两个高标准移民安置点都是县级的。
一个高标准统建点位于姚安县草海农场，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协调筹建，原定搬迁大姚县和姚安县两地灾民375户，每户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大姚县搬迁350户，姚安县搬迁25户。因姚安后来增加75户，建筑面积缩水至105平方米。
大姚县从救灾款中拨了3500万元，姚安县拨175万元共同建设，仅土地置换补助费就花去了2500万元，要按图纸建完整个工程，据估计需7000多万元。
另一高标准统建点位于昙华乡松子园村。
松子园统建点依山坡而建，规划图纸为彝族特色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临街的商铺，规划搬进120户，建房资金为540万元，水电路绿化276万元，小集镇建设基础资金355万元，每户每套楼房摊到将近10万元。
“利用地震救灾资金，集中建好移民点，带动旅游，推动少数民族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乡领导就这样介绍。
昙华乡是大姚县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乡，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丫古埂村彝族先民创造的“十八月历”，早于南美玛雅人创造的历法；麻秸房村诞生了中国唯一以民族命名的剧种——彝剧；彝族少女咪依噜有着与刘三姐一样的美丽和聪慧，她抗暴除恶的故事在昙华山尽人皆知，被彝族人代代流传。
利用这一民族文化搞特色旅游城镇本无可厚非，只是这样“慷国家救灾款之慨”让人不能理解。
按照当地政府公布的标准，大姚县“7·21”地震中未纳入统建点的1556户倒塌户，每户补助5000元，省计划的灾后民房建设资金总共才1670多万元。
“120户，每户摊到10万元，而这1500多户，只能得到5000元的补助，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是不是地方政府在拿救灾资金搞形象工程” 。审计组告诉记者。
这样成本近10万元的房子，松子园村每户只需缴5000元就能入住，而外村村民要缴3万元。但，松子园的村民并不全那么幸运。
因为5000元钱，对于山区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普通农民来说，可能是他们三五年的积蓄。
村民王强接到村里通知，一个月内交清5000元钱，就能住移民安置点，但当他终于凑齐这5000元钱的时候，却被通知已过了时限。
眼巴巴看着两层小楼动工了，没有自己的份儿，而一些非本村非倒塌户某某干部的亲戚却能住进统建点，王强很窝火，但也没办法。
什么时候能住进这漂亮的小楼，对当地干部和灾民来说，这是个未知数。
“开挖山坡平整土地，比预算多花了不少钱，资金缺口估计要几百万”。在大姚市城建局，记者验证了审计人员的推测。
与此同时，位于姚安的州级移民安置点草海农场那里也面临着千万元的资金缺口。
一下冒出1500枚灾民印章
在大姚县海古簸村，乡级灾民统建点，村民张跃康老人告诉记者，“10·16”地震那天，他家房子倒了，村里发了两袋大米、1500元钱。当记者问，知道国家补助的建房款有多少时，他说不知道，只听说有不少。他只知道建房施工的工钱是7600元，修路、修水管每家扣5000元，他家的房子材料是从旧房拆下来的，不用花什么钱。
但在村委会的领款表上，张跃康已经领走了11200元，且都盖有他的印章。他连声辩解，自己只领了1500元，印章他从没有给过别人。
他的印章与领款单上的对比之后发现并不相符。印章从哪里来的呢？
村民张万忠也对领款表上自己盖章领取的11200元，连连摇头，说他从来没领过这么多，他领到的也只是1500元，但他的印章确实被村干部“借走”过，说是领救灾款的。
与此同时，在大姚，有人举报县城两家刻章店铺私刻灾民章，两三天时间刻了1500多枚。举报人告诉记者，来刻章的人自称是村干部，拿着写有很多人名字的一张纸，说是代灾民刻章用来领救灾款。至于是哪个村的，无法核实。
“这种事情已不稀奇，盖章的很多凭证经核实大部分不是村民经手，一些签名手印也是村干部代替”，审计人员告诉记者：“农村村务要公开透明难度很大，永仁有个村，晚上7点多贴上倒房户名单，早上天不亮就揭掉，就这也算是公告了。”
村干部领走救灾款，用到哪里去了呢？无从获知。
记者了解到，海古簸村干部代村民领走救灾款之后，并没有发给灾民，而是“大包大揽”为灾民统一建房。
海古簸村干部转手以每户7600元的工程款承包给一个叫刘运昌的当地人，刘运昌又将部分房屋建筑工程以3350元转手包给村民张某。
两次承包、两份合同，村委会统一承建，承包人从中大收渔利。如果审计人员不来，谁又会知道这个秘密呢？
救助站与村委会大楼
大姚县是云南彝族聚居区，境内山多谷陡，处于地震多发带。全县24万余人，年财政收入仅4000多万元，是云南省贫困县，每年县财政至少要国家补助8000余万元才能维持正常开支。由于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的原因，山区农民很少从大山里出来，外出打工的也不多，一年只有半年才能吃上大米。
毗邻的姚安、永仁、元谋和牟定，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地震无疑给了当地政府伸手要钱的好时机。“恢复建设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恢复建设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贯彻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 当地有干部这样解释。
要来的资金不少被用于：当地政府部门建办公楼；兴办教育建学校；盖卫生院、建救助站；建村委会大楼；搞基础设施等。姚安民政局大楼地震后新建；宾川民政局大楼地震后新建；大姚县法院办公大楼地震后新建……
元谋县政府为元谋县救助站申请恢复重建资金25万元，审计人员在县政府有关人员指认的原址附近，多方询问取证，才得知该救助站纯属子虚乌有，何来重建？至审计时止，25万元已经花出去了18.62万元，用于项目征地。
破旧的三间瓦房，仅能收容3人的救助站，永仁县民政局却夸大建筑规模、夸大受损程度，申报重建资金。尽管经县城建局危房鉴定办公室鉴定，未受到地震损害，无须重建。但县政府仍将其作为重建项目上报，三间瓦房申请到两次地震救灾资金20万元、30万元。至审计时，20万元已拨入该县财政局，尚未使用。
“这钱足够建个能收容二三十人的救助站了”，昆明办杨恒田处长对记者说。
在资金批复表上，记者看到57个村委会总共占用了2391万元的救灾款。
当记者问当地民政局干部，为什么这么多村委会要重建时，得到的答复是“村委会是要村民凑钱建的，我们建了，岂不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记者走进海古簸村委会大楼，不禁吃了一惊，三层楼，每层五间，每间有近20平方米，村长介绍，这间是村卫生所，这间是接待室，这间是……其实，据了解，这个村委会，平时只有三个人上班。
这栋楼与旁边新建的学校教学楼，在这个村算超豪华级别了。因为旁边的房子不管是新建的还是以前的，连砖墙都不是，还是彝族传统的“土打垒”墙。
“这两个楼几十年都不会落后”，村干部毫无愧色。
“泪水河”上“截流坝”
灾情发生后，云南受灾地县争取资金、申报项目很积极。楚雄州为了向上争取资金，还拨出专款用于接待和“争取恢复重建项目补助资金补助”，可见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小。
地方官员争相找“路子”，一级一级跑项目跑资金，来往于中央部委与地方厅局之间，“跑部”为“钱进”，“会哭的孩子有钱花”，有钱才好发展。
从大姚地震救灾资金的情况看，除财政部门外，发改委、民政、水利、交通、教育、卫生等部门也具有一定的资金分配权，即使是财政部门内部，不同司处也都能从各自的职能角度行使不同的资金分配职权；而从项目批复的情况看，除发改委外，掌握资金的部门也有一定的项目安排权。
永仁县教育局向政府申报城关中学教学楼、宜就小学宿舍楼和中和小学校舍恢复重建资金总计100万元，随即又向县发展计划局申请国债资金120万元。同时，又多次向上级反映，申请中央教育救灾专款70万元。
2003年10月，楚雄州计委为永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排国债资金90万元，设备投资补助10万元。10·16地震后，永仁县卫生局又为该中心申报地震恢复重建资金20万元。
“有资金就有项目，有项目必有资金”，这是目前地震救灾资金和救灾项目管理的怪圈，也为地震灾区能够多头申报项目、多头争取资金奠定了体制基础。
大姚地震中，中央拨付2亿多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是中央财政划拨，另外1亿多主要来源于发改委、民政部、水利部、交通部、卫生部等。
一旦项目申报成功、资金争取到位却任其长期滞留财政而迟迟不作安排。
云南省财政厅滞拨，楚雄州财政局滞拨，祥云县财政局、宾川县财政局滞拨……
“多头管理地震救灾资金是造成地方对地震救灾资金底数不清的重要原因，也是部分项目资金过剩而另一些应当恢复重建的项目没有资金来源的根源所在”。大姚地震救灾审计组向国务院建议，“国家理顺地震救灾资金管理体制，最好将地震救灾资金多头管理模式变为一个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参与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