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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深港融合發展
渔农村
香港社会
香港人民置身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大势之中，内心深处却可能会强调自己与内地人不一样。融合与隔阂，可以说是理解香港社会与内地交往的两个关键词。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香港人有过内地生活经历就会对内地有认同感，社会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心理、制度、交往等多因素往往互相影响。
深圳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村落都与香港有着广泛且深刻的社会联系，同族同宗、亲戚关系，如大树之根脉，盘根错节。
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往往需要在深港两地奔走，双城生活也是双重身份负担，客观上他们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具有亚社会的一些特征，这里包容了很多不被香港主流社会认知和接纳的东西，同样也游离于内地主流社会之外。
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标杆式存在。但是，就像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一样，香港城市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样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
物理空间上的九龙寨在上个世纪末就被拆除了，而社会学意义上的“九龙寨”的生命仍在延续。
内地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香港解决城市贫民窟化和结构性贫困问题提供借鉴。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市民生活也回归正常。重回“正轨”的香港，正在重整行装准备再出发。在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稳定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重视从近年来的各类风波事件中吸取教训。这要求我们充分分析香港社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加快促进社会融合，推动社会良性建构。
香港问题的最大症结在于社会文化与心理的隔膜。如何更好地促进文化认同，增进社会共识，是推进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香港一河之隔、陆域相连的深圳，不仅是实现香港与内地互动交往的重要窗口，而且还有着许多港人聚集的社区。其中，位于深圳福田口岸的“渔农村”，就是这样一个社区。通过对这样一个静默而稳定存在的社区的深度观察，我们可以借此走入“香港社会”的文化心理。
我们先从宏观视角看一下香港与内地交往的大致情况。
从社会角度看，在与内地的交往中，香港社会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香港人民置身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大势之中，内心深处却可能会强调自己与内地人不一样。融合与隔阂，可以说是理解香港社会与内地交往的两个关键词。
关于融合，回归以来，香港从整体上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步伐从未停止，甚至不断加快。从相对成熟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紧密，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关于隔阂，事实上，不管政治倾向是爱国爱港还是认同反对派，香港人与内地人都有很多不同。香港人讲港式粤语，即使说普通话也带有鲜明的“港台腔”;香港人开车不习惯靠右行驶;香港人有他们所熟悉的、但与内地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就连香港人在深圳开的很多港式餐饮店，都保持着他们独特的经营服务理念和港式口感风味。香港人在习惯了多元化、自由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后，对于与内地的深度融合是满怀疑虑和感到迷茫的，因为他们不确定这种融合会在多大程度上“同化”香港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心存“隔阂”，固执地坚守着自己与内地的“不同”。香港社会非常清楚国家对香港国际自由贸易港地位的倚重，但这并未缓解他们惧怕被同化、被改变生活方式的焦虑。他们向往西方，不断自我说服，试图确立一种与国际自由贸易港居民身份相称的特别存在感。看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香港社会。
回归以来，香港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步伐从未停止
回归20多年来，香港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地新移民占据了很大比例。以新生儿为例，2001～2010年10年间，港籍新生儿总数达63.3万人，其中父母均为香港居民的新生儿有40.5万人，而“单非”“双非”新生儿已经达到了22.8万人，占比36%。按说人口逐渐占优势，爱国爱港的基本盘应该越来越大才对，但现实情况却是建制派处处被动。“港独分子”之中，不仅有“港独大佬”黎智英这样的老一代“逃港者”，还有梁天琦、罗冠聪这样的新移民。如果说以黎智英为代表的“逃港者”一代对内地抱有仇视感，梁天琦、罗冠聪这样的新移民不应该对内地有太多的历史成见，但他们反而充当了“港独”急先锋，扮演了鼓动香港青年暴力上街的不光彩角色。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香港人有过内地生活经历就会对内地有认同感，社会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心理、制度、交往等多因素往往互相影响，还原社会问题的本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夜幕降临时分，站在福田口岸过关通道回望深圳，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栋挂着“口岸商业广场”和“水疗洗浴中心”广告牌的大楼，这个高大建筑属于渔农村。直观上来说，对于一个首次从边境口岸过关的香港人而言，渔农村带来的视觉触动，可能就是他们对内地的“第一印象”。这可能和今天内地人对深圳的习惯性认知和描述不同。商业大厦曾经是中国内地的火车站等大型交通枢纽周边的标配式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为农民进城这种经济活动服务的，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色彩;洗浴中心又是传统服务业态，很难与深圳现代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定位联系起来。
渔农村规范的称谓是渔农社区，它隶属于深圳市福田区，面积0.12平方公里，东临皇岗口岸，西接福田口岸，与香港落马洲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独特。改革开放前，在中国遭到西方世界封锁的几十年里，与渔农村一河之隔的落马洲专门建有供游客窥视内地的瞭望台。瞭望台并不建在小丘最高处，反而周围树木丛生，给人以窥视“封闭主义”生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那时的渔农村是“望乡的窗口”。 由于一河之隔且陆域相连，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传统中国社会向来有聚族而居的特点，邻近香港的深圳农村也不例外。在历史上的几次“逃港”事件中，这些村庄的很多村民迁居到香港成为香港人，但通过乡里乡亲的走动以及宗亲会、同乡会的结社，他们与位于深圳的故乡村庄仍然保持着联系，很多香港人每年都要回深圳祭祖、吃大盆菜。包括渔农村在内，深圳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村落都与香港有着广泛且深刻的社会联系，同族同宗、亲戚关系，如大树之根脉，盘根错节。可以说，渔农村本质上是深港两地“社会的链接”。
香港人“回流”现象更应引起关注。保守估计大概有20万拥有香港户籍的人长期在深圳居住，其中有很多聚居在原住民村落。以港人居住较多的福田区为例，沿深圳河一线，围绕福田、皇岗两个口岸，早已形成了皇岗、渔农、口岸、水围、海滨、福保等几个较大型的港人聚居区，约有2.6万港籍居民，占福田辖区港籍居民的60%，占全市的17%以上。比如渔农村，统计人员在此采集到的16259条人口信息中，内地居民10850人、港澳台人员5295人、外国人114人，其中港籍居民5267人，占全部登记人口近三分之一。由于这里聚居的香港人很多是跨境婚姻家庭，若以家庭为单位考察的话，港人家庭在社区所占比例更高。近年来，我们利用基层工作的便利，从社区基层治理角度对渔农社区、渔农实业股份公司进行调研，走访了相关的部门、街道和社区，深入了解了香港人在这一社区居住和生活情况。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反映了香港、深圳两个城市的互动，也是香港人与内地人交往的一个侧面。香港地处大陆一隅，渔农村偏居福田口岸的角落，“渔农村-深圳”的关系，正是“香港-内地”关系的微缩版，从这一角度研究和审视香港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河之隔且陆域相连，让深圳与香港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图中河流左岸为深圳，右岸为香港）
在渔农村，很多香港人及其家庭都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不仅是人与社区之间的距离，而且也是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距离。住在渔农村的香港人竭力维护自己的“港籍人士”身份，就好像香港社会努力体现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一样。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往往需要在深港两地奔走，双城生活也是双重身份负担，客观上他们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其一，社会隔阂的矛盾性。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紧密，深港两地交通通达，两地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已经不可割裂。与此相比，深港社会融合，尤其是心理层面的融合，依然处于隔膜、隔阂甚至隔绝状态。一方面，两地居民每天相见，互相联系，相处总体愉快、和谐，他们彼此生活在对方的社会、社区中，没有语言的差别、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双方又不可能完全融入，无论是制度和预设的交往机制，还是思维方式的差别，都决定了深圳人是内地人，香港人是香港人。在渔农村居住的港人及他们的家庭大多住在名津广场、天泽花园、海悦华城等小区，他们既没有意愿参加社区活动，也非常抵触社区工作人员登门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其二，双城生活的冲突性。在香港经历一场社会暴乱之前，我们印象中的香港人是有文化、有礼貌、热情助人、温文尔雅的。香港人的法治观念，以及对制度、秩序、规则的恪守，勤勉、上进、理性，非常符合现代华人的理想形象。实际上，在渔农村居住的一些香港人并不是这样的，在渔农村常发的普通治安案件中，他们往往成为打架斗殴、借酒闹事、撒泼赖账的主角。面对现场执法的民警，他们往往主动亮出港籍身份，指责店主和警察不文明、不懂法。渔农社区的民警早已非常熟悉这样的场面，他们已经不再顾虑对香港人采取治安拘留措施，而是坚决遏制这种寻衅滋事的态势。
其三，跨境婚姻的失衡性。在渔农村居住的港籍家庭组合中，老少配、非婚生子现象比较常见。对于很多中西部地区来深务工、从事会所服务的年轻女孩子来说，结识交往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香港人，依然有一定吸引力;很多内地过来照看孙辈的老人，也往往认为女婿、外孙拥有香港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些跨境婚姻组合处在社会底层，除了受到一般性家庭问题的困扰外，吸毒、酗酒、赌博、家暴等更容易引起婚姻家庭解体。据民警介绍，甚至每年都会发生香港籍男子在口岸边检区把带着的孩子遗弃，自己偷偷溜回香港再无音讯的事件。
其四，身份认知的模糊性。目前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多人，占香港中小学生总数的3%。渔农村紧临口岸，很多跨境学童家庭选择住在这里，这些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奔波于深港两地，每到开学季都会成为这两个城市间的一道流动的风景，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学童不仅每天要面对交通上的奔波，而且还要经历身份认知的心理波动，这一漫长的过程是成年人及其他儿童无法体验到的。一些在渔农村等原住民村落长大的孩子拥有香港户籍，他们在香港读书，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念，他们往往竭力“逃离”原生態家庭和环境，试图尽快获得香港社会身份认同感，认为这是他们积极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必须选择。
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具有亚社会的一些特征，这里包容了很多不被香港主流社会认知和接纳的东西，同样也游离于内地主流社会之外。英国社会学家考察了伦敦郊区产业工人生活区的社会形态后，惊讶地发现那些“工二代”孩子们，长期生活在阴暗、逼仄、拥挤、潮湿的环境中，有的人终生都未能走出被垃圾围困的“工人城”。在“工人城”里，“工二代”们用完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行为、交往、道德和思维模式来理解、诠释、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亚社会”形态中获得了类似于主流社会追求伊甸园生活的那种安全感。
在渔农村，一些跨境组合家庭就陷入了这种“自我围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社会隔绝”状态，呈现出深层次的陌生化特征。 首先，香港社会对渔农村的陌生化。住在渔农村的香港人在精神世界中保持着对香港社会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但长期游离于香港社会之外，他们对香港的认知是陌生的、与香港主流社会是脱节的，成为游走于深港两地的边缘人。香港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几乎不存在“居深港人”这样的概念，他们对渔农村采取了主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边境线在香港社会与内地之间竖起了坚不可摧的心理隔离墙，香港沿深圳一侧的荒芜，让他们选择了对对面发生的一切（包括渔农村）视而不见。毫不夸张地讲，香港主流社会对聚居在深圳的香港人的生存状态一无可知。
其次，内地对渔农村的陌生化。渔农村现有的社区治理体制致力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开展人口信息普查，落实安全生产、治安稳控各项举措，并不会刻意对这里三分之一的港籍居民、近一半的跨境家庭给予特别关注。对于消防、治安、刑事案件，基层政府有一整套的处理机制。假如这里发生一起火灾，除了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外，还会触发从社区到街道、区，甚至到市等多层级、多部门、多信息链条的联动。然而，面对家庭暴力、儿童弃养等社会层面的问题，相应的管理、治理机制是缺失的。不仅缺乏基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干预措施、手段、机制，而且连社区配置的少量社工也经常被安排从事其他事务性工作。在渔农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渔農股份公司多有重叠的管理框架下，一个港籍居民、家庭集聚的渔农村是不存在的。
最后，群体的自我陌生化。渔农村的很多港籍居民对社区开展信息登记十分反感，并自觉抵制将他们纳入社区管理的一切努力。在我们进行社区调查，试图了解渔农村港籍居民情况的时候，基层管理人员因此往往无法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重新构建起在渔农村聚居的香港人与香港主流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标杆式存在。但是，就像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一样，香港城市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样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香港集聚了世界上第四多的富豪（每10万人口中拥有亿万富豪44人），同时它的调查贫困率却高达20%（2019年香港调查统计人口750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近140万）。在深水埗这样的老城区，很多人挤住在被房东分割成不到10平方米的笼屋里，贫困市民的沉默与城市的喧嚣显得格格不入。这有点像当年的九龙寨，它曾经是很多“逃港者”到香港的第一站。
九龙寨曾经是香港也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英国人迫使清廷在租借香港岛的基础上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1898年，在英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又被迫签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确认英国租借“新界”99年的法律地位，清政府象征性地保留了对“新界”的主权，这里的华人社会适用大清律，还有一支驻军在九龙寨城。然而，英国人很快赶走了他们，九龙寨从此进入无政府状态。此后，中国内地每一次发生动荡时，都有大批难民涌入九龙寨。一位德国记者形象地描述了九龙寨城的形态：那里没有街道，只有漆黑、堆满了垃圾的走道;在香港，曾经有4万人挤在那个黑暗、具有传奇色彩的贫民窟里，他们中有难民和罪犯，有牙医和妓女;整个贫民窟，就仿佛一个乌托邦一样，肮脏、拥挤，却又散发着别样的魅力……直到1993年，港英政府出动5000警力，扣押10000人，花费27亿港币，耗时1年才将整个九龙寨城夷为平地。
九龙寨是香港城市文明社会病的象征
从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算起，九龙寨在香港存在了近百年。在外人看来，它是“罪恶之城”“黑帮天堂”，很多犯罪、恐怖、冒险题材的影视作品以此为背景或汲取了它绝望的想象和黑暗的气息。但与这些外界印象不同的是，九龙寨居民并没有生存在魔幻中，而是生活在现实里。他们曾经成立了九龙寨街坊委员会，还创办了社区报纸，尝试了一切有助于维持秩序的努力。有人评论说，九龙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经十分具备垂直城市的雏形，自行运作且自行发展，富有十足的生命力和兼收并容的开放性。它像一个“蜂巢”，外面看上去杂乱无章，里面实际上被某种自发产生的内在规则统治着。有一个九龙寨的居民对外面的人说：“说实话，我并不觉得九龙寨有这么差，它给穷人提供了房子，给没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没有身份证，有的人没有钱，但九龙寨收留了他们，他们需要人拯救。”
就好像九龙寨成为当年“逃港”内地人的救赎地一样，渔农村对于“回流”的港人而言也是救赎地。香港充分竞争和完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无力消除贫困，更无法解决因社会问题引起的结构性贫困，那些沦落在底层的单亲家庭、孤寡老人、病残人士永远陷于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物理空间上的九龙寨在上个世纪末就被拆除了，而社会学意义上的“九龙寨”的生命仍在延续。九龙寨在拆迁时大概还有3万多居民，其中有一半被临时安置到了公屋里，另外的人去了哪里不得而知。像渔农村这样紧挨口岸的居住区，可以让他们暂时安家甚至结婚生子，允许他们喘息一下，然后借助通关便利的口岸和发达的轨道交通回到冰冷的现实城市——香港。但是，渔农村这样的港人聚居区并没有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作用，因为陌生化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它在不能存在的境遇中以虚无的方式确立了存在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这一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居安思危一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放在百年现代中国的历史中衡量，现在的香港问题只是个很不起眼的偶然事件。但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考察，香港问题的发生却具有必然性——在崛起中的中国在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互动与碰撞的过程中，有些冲击波不可避免地最先影响到了处在东西方交流最前沿位置的香港。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社会与深圳、广东等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香港人是中国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的背景下，为了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既要展示“硬实力”、亮明“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也要兼顾“软实力”“争取人心回归”。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是大趋势。但隔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融合与隔阂的二元互动恰恰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社会动力。中国并不需要一个完全与内地同质的香港，保持自身独特性的香港对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确立定位仍然十分重要。对于香港来说，深港双城陆域相连、交通便利，粤港两地方言文化相同，两地之间民间交往、社会维护的紧密程度超乎想象。若不是有些政治势力刻意制造对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孤立于内地之外的香港社会。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全面消释疑虑，破除香港社会担心被内地完全同化的焦虑感，要正确认识“隔阂”的存在，避免將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隔阂”引向对立。
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为实现社会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澳门、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同年1月4日，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落马洲河套区这块因深圳河改造而产生的面积约99公顷“飞地”正式启动协同开发模式。与香港主导“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相对应，深圳一侧同步启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打造科技创新产业高地，福田、皇岗两个口岸及渔农村所在的区域都包括在这一个全新开发的区域内。从“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等政策的角度来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及边境开发战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新一轮城市更新狂潮和产业转移大跃进，而应该在大湾区的宏大叙事中努力促进社会良性建构。例如，在进行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探索在沿深圳河一线港人聚居区域建设一个特别的生活区，全面接入符合香港社会生活习惯与方式的社会管理，与现有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联动，打造一个服务香港、服务人才、服务科技创新的国际化社区和优质生活区。除此之外，在经济、商贸、服务、口岸交通、人员往来等方面与香港更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更加重视交往的结构与质量。要突出文化传承，以同质性弱化差异性;促进民间交往，以民族性弱化对立性;重视基层建构，以惠民生弱化政治性，进而消解“陌生化”的社会根源。内地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香港解决城市贫民窟化和结构性贫困问题提供借鉴。必须重视基层社会的有序建构，重建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打破贫民社会陷入自我围困的局面，避免形成“陌生化”社会态势，才能有效阻断分离主义成长的土壤。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反弹，防疫形势严峻，大批香港人扶老携幼挤在口岸排队十几个小时涌回内地，深圳开放怀抱接纳了他们。待疫情过去后，香港人终将踏上回家的路，在经过福田口岸的时候，他们是否也会回望一下深圳？他们将会发现，渔农村不仅是深圳，也是属于香港的共同社会意象。
作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委政府办公室
（责任编辑：郑涛）
深港融合發展
渔农村
香港社会
香港人民置身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大势之中，内心深处却可能会强调自己与内地人不一样。融合与隔阂，可以说是理解香港社会与内地交往的两个关键词。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香港人有过内地生活经历就会对内地有认同感，社会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心理、制度、交往等多因素往往互相影响。
深圳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村落都与香港有着广泛且深刻的社会联系，同族同宗、亲戚关系，如大树之根脉，盘根错节。
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往往需要在深港两地奔走，双城生活也是双重身份负担，客观上他们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具有亚社会的一些特征，这里包容了很多不被香港主流社会认知和接纳的东西，同样也游离于内地主流社会之外。
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标杆式存在。但是，就像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一样，香港城市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样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
物理空间上的九龙寨在上个世纪末就被拆除了，而社会学意义上的“九龙寨”的生命仍在延续。
内地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香港解决城市贫民窟化和结构性贫困问题提供借鉴。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市民生活也回归正常。重回“正轨”的香港，正在重整行装准备再出发。在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稳定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重视从近年来的各类风波事件中吸取教训。这要求我们充分分析香港社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加快促进社会融合，推动社会良性建构。
香港问题的最大症结在于社会文化与心理的隔膜。如何更好地促进文化认同，增进社会共识，是推进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香港一河之隔、陆域相连的深圳，不仅是实现香港与内地互动交往的重要窗口，而且还有着许多港人聚集的社区。其中，位于深圳福田口岸的“渔农村”，就是这样一个社区。通过对这样一个静默而稳定存在的社区的深度观察，我们可以借此走入“香港社会”的文化心理。
融合与隔阂——香港社会与内地交往的两个关键词
我们先从宏观视角看一下香港与内地交往的大致情况。
从社会角度看，在与内地的交往中，香港社会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香港人民置身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大势之中，内心深处却可能会强调自己与内地人不一样。融合与隔阂，可以说是理解香港社会与内地交往的两个关键词。
关于融合，回归以来，香港从整体上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步伐从未停止，甚至不断加快。从相对成熟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紧密，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关于隔阂，事实上，不管政治倾向是爱国爱港还是认同反对派，香港人与内地人都有很多不同。香港人讲港式粤语，即使说普通话也带有鲜明的“港台腔”;香港人开车不习惯靠右行驶;香港人有他们所熟悉的、但与内地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就连香港人在深圳开的很多港式餐饮店，都保持着他们独特的经营服务理念和港式口感风味。香港人在习惯了多元化、自由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后，对于与内地的深度融合是满怀疑虑和感到迷茫的，因为他们不确定这种融合会在多大程度上“同化”香港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心存“隔阂”，固执地坚守着自己与内地的“不同”。香港社会非常清楚国家对香港国际自由贸易港地位的倚重，但这并未缓解他们惧怕被同化、被改变生活方式的焦虑。他们向往西方，不断自我说服，试图确立一种与国际自由贸易港居民身份相称的特别存在感。看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香港社会。
回归20多年来，香港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地新移民占据了很大比例。以新生儿为例，2001～2010年10年间，港籍新生儿总数达63.3万人，其中父母均为香港居民的新生儿有40.5万人，而“单非”“双非”新生儿已经达到了22.8万人，占比36%。按说人口逐渐占优势，爱国爱港的基本盘应该越来越大才对，但现实情况却是建制派处处被动。“港独分子”之中，不仅有“港独大佬”黎智英这样的老一代“逃港者”，还有梁天琦、罗冠聪这样的新移民。如果说以黎智英为代表的“逃港者”一代对内地抱有仇视感，梁天琦、罗冠聪这样的新移民不应该对内地有太多的历史成见，但他们反而充当了“港独”急先锋，扮演了鼓动香港青年暴力上街的不光彩角色。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香港人有过内地生活经历就会对内地有认同感，社会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心理、制度、交往等多因素往往互相影响，还原社会问题的本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渔农村的象征——换个角度看香港社会问题
夜幕降临时分，站在福田口岸过关通道回望深圳，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栋挂着“口岸商业广场”和“水疗洗浴中心”广告牌的大楼，这个高大建筑属于渔农村。直观上来说，对于一个首次从边境口岸过关的香港人而言，渔农村带来的视觉触动，可能就是他们对内地的“第一印象”。这可能和今天内地人对深圳的习惯性认知和描述不同。商业大厦曾经是中国内地的火车站等大型交通枢纽周边的标配式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为农民进城这种经济活动服务的，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色彩;洗浴中心又是传统服务业态，很难与深圳现代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定位联系起来。
渔农村规范的称谓是渔农社区，它隶属于深圳市福田区，面积0.12平方公里，东临皇岗口岸，西接福田口岸，与香港落马洲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独特。改革开放前，在中国遭到西方世界封锁的几十年里，与渔农村一河之隔的落马洲专门建有供游客窥视内地的瞭望台。瞭望台并不建在小丘最高处，反而周围树木丛生，给人以窥视“封闭主义”生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那时的渔农村是“望乡的窗口”。 由于一河之隔且陆域相连，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传统中国社会向来有聚族而居的特点，邻近香港的深圳农村也不例外。在历史上的几次“逃港”事件中，这些村庄的很多村民迁居到香港成为香港人，但通过乡里乡亲的走动以及宗亲会、同乡会的结社，他们与位于深圳的故乡村庄仍然保持着联系，很多香港人每年都要回深圳祭祖、吃大盆菜。包括渔农村在内，深圳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村落都与香港有着广泛且深刻的社会联系，同族同宗、亲戚关系，如大树之根脉，盘根错节。可以说，渔农村本质上是深港两地“社会的链接”。
香港人“回流”现象更应引起关注。保守估计大概有20万拥有香港户籍的人长期在深圳居住，其中有很多聚居在原住民村落。以港人居住较多的福田区为例，沿深圳河一线，围绕福田、皇岗两个口岸，早已形成了皇岗、渔农、口岸、水围、海滨、福保等几个较大型的港人聚居区，约有2.6万港籍居民，占福田辖区港籍居民的60%，占全市的17%以上。比如渔农村，统计人员在此采集到的16259条人口信息中，内地居民10850人、港澳台人员5295人、外国人114人，其中港籍居民5267人，占全部登记人口近三分之一。由于这里聚居的香港人很多是跨境婚姻家庭，若以家庭为单位考察的话，港人家庭在社区所占比例更高。近年来，我们利用基层工作的便利，从社区基层治理角度对渔农社区、渔农实业股份公司进行调研，走访了相关的部门、街道和社区，深入了解了香港人在这一社区居住和生活情况。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反映了香港、深圳两个城市的互动，也是香港人与内地人交往的一个侧面。香港地处大陆一隅，渔农村偏居福田口岸的角落，“渔农村-深圳”的关系，正是“香港-内地”关系的微缩版，从这一角度研究和审视香港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熟悉的“陌生人”
在渔农村，很多香港人及其家庭都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不仅是人与社区之间的距离，而且也是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距离。住在渔农村的香港人竭力维护自己的“港籍人士”身份，就好像香港社会努力体现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一样。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往往需要在深港两地奔走，双城生活也是双重身份负担，客观上他们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其一，社会隔阂的矛盾性。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紧密，深港两地交通通达，两地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已经不可割裂。与此相比，深港社会融合，尤其是心理层面的融合，依然处于隔膜、隔阂甚至隔绝状态。一方面，两地居民每天相见，互相联系，相处总体愉快、和谐，他们彼此生活在对方的社会、社区中，没有语言的差别、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双方又不可能完全融入，无论是制度和预设的交往机制，还是思维方式的差别，都决定了深圳人是内地人，香港人是香港人。在渔农村居住的港人及他们的家庭大多住在名津广场、天泽花园、海悦华城等小区，他们既没有意愿参加社区活动，也非常抵触社区工作人员登门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其二，双城生活的冲突性。在香港经历一场社会暴乱之前，我们印象中的香港人是有文化、有礼貌、热情助人、温文尔雅的。香港人的法治观念，以及对制度、秩序、规则的恪守，勤勉、上进、理性，非常符合现代华人的理想形象。实际上，在渔农村居住的一些香港人并不是这样的，在渔农村常发的普通治安案件中，他们往往成为打架斗殴、借酒闹事、撒泼赖账的主角。面对现场执法的民警，他们往往主动亮出港籍身份，指责店主和警察不文明、不懂法。渔农社区的民警早已非常熟悉这样的场面，他们已经不再顾虑对香港人采取治安拘留措施，而是坚决遏制这种寻衅滋事的态势。
其三，跨境婚姻的失衡性。在渔农村居住的港籍家庭组合中，老少配、非婚生子现象比较常见。对于很多中西部地区来深务工、从事会所服务的年轻女孩子来说，结识交往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香港人，依然有一定吸引力;很多内地过来照看孙辈的老人，也往往认为女婿、外孙拥有香港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些跨境婚姻组合处在社会底层，除了受到一般性家庭问题的困扰外，吸毒、酗酒、赌博、家暴等更容易引起婚姻家庭解体。据民警介绍，甚至每年都会发生香港籍男子在口岸边检区把带着的孩子遗弃，自己偷偷溜回香港再无音讯的事件。
其四，身份认知的模糊性。目前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多人，占香港中小学生总数的3%。渔农村紧临口岸，很多跨境学童家庭选择住在这里，这些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奔波于深港两地，每到开学季都会成为这两个城市间的一道流动的风景，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学童不仅每天要面对交通上的奔波，而且还要经历身份认知的心理波动，这一漫长的过程是成年人及其他儿童无法体验到的。一些在渔农村等原住民村落长大的孩子拥有香港户籍，他们在香港读书，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念，他们往往竭力“逃离”原生態家庭和环境，试图尽快获得香港社会身份认同感，认为这是他们积极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必须选择。
拆不掉的九龙寨——香港城市文明的社会病
渔农村港人聚居现象具有亚社会的一些特征，这里包容了很多不被香港主流社会认知和接纳的东西，同样也游离于内地主流社会之外。英国社会学家考察了伦敦郊区产业工人生活区的社会形态后，惊讶地发现那些“工二代”孩子们，长期生活在阴暗、逼仄、拥挤、潮湿的环境中，有的人终生都未能走出被垃圾围困的“工人城”。在“工人城”里，“工二代”们用完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行为、交往、道德和思维模式来理解、诠释、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亚社会”形态中获得了类似于主流社会追求伊甸园生活的那种安全感。
在渔农村，一些跨境组合家庭就陷入了这种“自我围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社会隔绝”状态，呈现出深层次的陌生化特征。 首先，香港社会对渔农村的陌生化。住在渔农村的香港人在精神世界中保持着对香港社会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但长期游离于香港社会之外，他们对香港的认知是陌生的、与香港主流社会是脱节的，成为游走于深港两地的边缘人。香港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几乎不存在“居深港人”这样的概念，他们对渔农村采取了主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边境线在香港社会与内地之间竖起了坚不可摧的心理隔离墙，香港沿深圳一侧的荒芜，让他们选择了对对面发生的一切（包括渔农村）视而不见。毫不夸张地讲，香港主流社会对聚居在深圳的香港人的生存状态一无可知。
其次，内地对渔农村的陌生化。渔农村现有的社区治理体制致力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开展人口信息普查，落实安全生产、治安稳控各项举措，并不会刻意对这里三分之一的港籍居民、近一半的跨境家庭给予特别关注。对于消防、治安、刑事案件，基层政府有一整套的处理机制。假如这里发生一起火灾，除了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外，还会触发从社区到街道、区，甚至到市等多层级、多部门、多信息链条的联动。然而，面对家庭暴力、儿童弃养等社会层面的问题，相应的管理、治理机制是缺失的。不仅缺乏基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干预措施、手段、机制，而且连社区配置的少量社工也经常被安排从事其他事务性工作。在渔农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渔農股份公司多有重叠的管理框架下，一个港籍居民、家庭集聚的渔农村是不存在的。
最后，群体的自我陌生化。渔农村的很多港籍居民对社区开展信息登记十分反感，并自觉抵制将他们纳入社区管理的一切努力。在我们进行社区调查，试图了解渔农村港籍居民情况的时候，基层管理人员因此往往无法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重新构建起在渔农村聚居的香港人与香港主流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标杆式存在。但是，就像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一样，香港城市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样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香港集聚了世界上第四多的富豪（每10万人口中拥有亿万富豪44人），同时它的调查贫困率却高达20%（2019年香港调查统计人口750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近140万）。在深水埗这样的老城区，很多人挤住在被房东分割成不到10平方米的笼屋里，贫困市民的沉默与城市的喧嚣显得格格不入。这有点像当年的九龙寨，它曾经是很多“逃港者”到香港的第一站。
九龙寨曾经是香港也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英国人迫使清廷在租借香港岛的基础上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1898年，在英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又被迫签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确认英国租借“新界”99年的法律地位，清政府象征性地保留了对“新界”的主权，这里的华人社会适用大清律，还有一支驻军在九龙寨城。然而，英国人很快赶走了他们，九龙寨从此进入无政府状态。此后，中国内地每一次发生动荡时，都有大批难民涌入九龙寨。一位德国记者形象地描述了九龙寨城的形态：那里没有街道，只有漆黑、堆满了垃圾的走道;在香港，曾经有4万人挤在那个黑暗、具有传奇色彩的贫民窟里，他们中有难民和罪犯，有牙医和妓女;整个贫民窟，就仿佛一个乌托邦一样，肮脏、拥挤，却又散发着别样的魅力……直到1993年，港英政府出动5000警力，扣押10000人，花费27亿港币，耗时1年才将整个九龙寨城夷为平地。
从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算起，九龙寨在香港存在了近百年。在外人看来，它是“罪恶之城”“黑帮天堂”，很多犯罪、恐怖、冒险题材的影视作品以此为背景或汲取了它绝望的想象和黑暗的气息。但与这些外界印象不同的是，九龙寨居民并没有生存在魔幻中，而是生活在现实里。他们曾经成立了九龙寨街坊委员会，还创办了社区报纸，尝试了一切有助于维持秩序的努力。有人评论说，九龙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经十分具备垂直城市的雏形，自行运作且自行发展，富有十足的生命力和兼收并容的开放性。它像一个“蜂巢”，外面看上去杂乱无章，里面实际上被某种自发产生的内在规则统治着。有一个九龙寨的居民对外面的人说：“说实话，我并不觉得九龙寨有这么差，它给穷人提供了房子，给没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没有身份证，有的人没有钱，但九龙寨收留了他们，他们需要人拯救。”
就好像九龙寨成为当年“逃港”内地人的救赎地一样，渔农村对于“回流”的港人而言也是救赎地。香港充分竞争和完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无力消除贫困，更无法解决因社会问题引起的结构性贫困，那些沦落在底层的单亲家庭、孤寡老人、病残人士永远陷于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物理空间上的九龙寨在上个世纪末就被拆除了，而社会学意义上的“九龙寨”的生命仍在延续。九龙寨在拆迁时大概还有3万多居民，其中有一半被临时安置到了公屋里，另外的人去了哪里不得而知。像渔农村这样紧挨口岸的居住区，可以让他们暂时安家甚至结婚生子，允许他们喘息一下，然后借助通关便利的口岸和发达的轨道交通回到冰冷的现实城市——香港。但是，渔农村这样的港人聚居区并没有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作用，因为陌生化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它在不能存在的境遇中以虚无的方式确立了存在感。
香港社会良性建构的可能前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这一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居安思危一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放在百年现代中国的历史中衡量，现在的香港问题只是个很不起眼的偶然事件。但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考察，香港问题的发生却具有必然性——在崛起中的中国在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互动与碰撞的过程中，有些冲击波不可避免地最先影响到了处在东西方交流最前沿位置的香港。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社会与深圳、广东等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香港人是中国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的背景下，为了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既要展示“硬实力”、亮明“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也要兼顾“软实力”“争取人心回归”。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是大趋势。但隔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融合与隔阂的二元互动恰恰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社会动力。中国并不需要一个完全与内地同质的香港，保持自身独特性的香港对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确立定位仍然十分重要。对于香港来说，深港双城陆域相连、交通便利，粤港两地方言文化相同，两地之间民间交往、社会维护的紧密程度超乎想象。若不是有些政治势力刻意制造对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孤立于内地之外的香港社会。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全面消释疑虑，破除香港社会担心被内地完全同化的焦虑感，要正确认识“隔阂”的存在，避免將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隔阂”引向对立。
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为实现社会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澳门、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同年1月4日，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落马洲河套区这块因深圳河改造而产生的面积约99公顷“飞地”正式启动协同开发模式。与香港主导“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相对应，深圳一侧同步启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打造科技创新产业高地，福田、皇岗两个口岸及渔农村所在的区域都包括在这一个全新开发的区域内。从“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等政策的角度来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及边境开发战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新一轮城市更新狂潮和产业转移大跃进，而应该在大湾区的宏大叙事中努力促进社会良性建构。例如，在进行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探索在沿深圳河一线港人聚居区域建设一个特别的生活区，全面接入符合香港社会生活习惯与方式的社会管理，与现有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联动，打造一个服务香港、服务人才、服务科技创新的国际化社区和优质生活区。除此之外，在经济、商贸、服务、口岸交通、人员往来等方面与香港更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更加重视交往的结构与质量。要突出文化传承，以同质性弱化差异性;促进民间交往，以民族性弱化对立性;重视基层建构，以惠民生弱化政治性，进而消解“陌生化”的社会根源。内地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香港解决城市贫民窟化和结构性贫困问题提供借鉴。必须重视基层社会的有序建构，重建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打破贫民社会陷入自我围困的局面，避免形成“陌生化”社会态势，才能有效阻断分离主义成长的土壤。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反弹，防疫形势严峻，大批香港人扶老携幼挤在口岸排队十几个小时涌回内地，深圳开放怀抱接纳了他们。待疫情过去后，香港人终将踏上回家的路，在经过福田口岸的时候，他们是否也会回望一下深圳？他们将会发现，渔农村不仅是深圳，也是属于香港的共同社会意象。
作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委政府办公室
（责任编辑：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