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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这片山水就是你的了。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来到艺圃的延光堂茶室时，临水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这可能是周末的缘故。我们勉强在墙角找到一个座位。
当年几位艺圃主人，从袁祖庚、文震孟到姜垛，一定很享受这样的日常时光。他们在此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一杯茶”吧。
与网师园相比，这个水榭显得开阔大气得多，仿佛可以更舒心地呼吸。也许因为如此，如今这里演变成了苏州人的一个小小公共空间。
有的是一家子来的，带着切好的水果盒、糕点吃食，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小孩在一旁玩耍，女人们边聊天，边做起了女红。
有的带着纸笔墨，是来写字消遣的，用文具占着位子，人却已经不见了，估计在园子里边溜达着，边寻找着灵感。
有的就是来聊天，亲朋好友三四个，要上一杯绿茶，散淡而从容，时光就在吴侬软语间慢慢流逝。
——寻常日子，就本该过成这个样子。安然自得中，透着坚定与自信。
还有我这样的过客，即使只有小半天闲暇，也要在探询中“诗意地柄居”。就像林语堂先生的幽默，他说真正的馋家，若只有半个梨，绝不简简单单地吃了，而是会不惜跑几里地，找个师傅做成一道蜜饯，再慢慢品味。
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二
对艺圃的关注，始于与陶文瑜老师谈论苏州园林。他独荐艺圃，没说原因，我也不问。
没想到真是一条曲折幽深的小巷，出租车都不愿进去。这里位于阊门内不远处，难怪当年那个叫袁祖庚的人，将他草创的园子题额为“城市山林”。
袁祖庚是吴县人，曾祖父因家庭变故入赘到此地，可见出身并不显赫。1529年王阳明去世时，小袁十岁。普通人家的孩子，走的是读书仕进的路线。
在著述成风的明中晚期，袁祖庚没有留下著作，这令我有点遗憾。还好好友徐学谟给他写了篇《墓志铭》，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
据说小袁天资聪颖，十四岁“下笔如流”，十六岁补县学，“郡院试俱第一”，二十二岁果然高中进士。
袁祖庚的职业生涯主要在司法领域。据说因出色的才干，他仕途亨通。在绍兴推官任上，他“以精严用法为名”。在中央礼部当处长（主事）、司长（郎中）时，“以高蹈闻于前”，是个很有见地的官员。在荆州市市长（知府）任上，“能先修百姓之急，以驯服悍王有岂弟神明之称”，更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
干了三年市长，他升任为浙江省按察副使。
在明朝，省按察使是三品大员，相当于主管公检法的副省长、政法委书记，那么袁祖庚这时已经是副省级领导干部了。人们感叹，他以一介平民奋斗十多年有此成绩，应该算是“成功人士”了。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让袁祖庚的仕途戛然而止，竟至于遭受降职继而削职为民的严厉处分呢？
史料语焉不详。
三
明朝仕途险恶，到晚明似尤甚。
明太祖坐了天下，“按例”诛杀开国老臣也就算了，对官员当朝打屁股（廷杖）等野蛮体罚竟也成了制度。连王阳明这样的高干子弟也不免受辱，其他官员就更难说。
在艺圃主人中，至少文震孟和姜垛都遭受过“廷杖”，这是有记载的。
洪武十三年（1380），老朱干脆宣布永久废除中书省，也就是废除宰相制度。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宰辅为志的读书人，好日子是到了头了。
宦官成了明朝政治的基本特色。宦官无后，不会觊觎皇权。但文化水平不高，政事还得靠读书人来处理，于是设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个秘书班子。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了。但皇帝只信任宦官，锦衣卫之后，有东厂、西厂、內行厂，宦官势力渗透在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
明朝政治的黑暗，就是这么造就的。“阉党”，一群“低级动物”控制朝政，争权夺利，没有底线，其效应之一，可能就是冤假错案丛生。袁祖庚的案子恐怕就是这样。
据说袁副使与戚继光等在台州、磐石一带抗倭颇有成效，获得了朝廷嘉奖，但因有部下私自外出被倭寇所杀，袁被“一小吏”指控。谁指控他？指控他什么罪名？为何就受了处分直至“双开”？我找不到具体资料，终究成了谜。
一个社会底层的青年才俊，靠自己的努力，四十岁不到而官至副省级，因为一点可能勉强的罪名，一切归零。这个跟头栽得实在有点大。
1558年，他回到苏州故里，买地筑园，取名“醉颖堂”，意思是饮酒作诗之所。徐学谟说他“世之梦梦者常以醒为醉，而佼佼者反以醉而为醒，而公之自逃于酒也”。
他一住三十余年，直到1590年去世。
名流官宦之后文震孟的仕途经历，也同样坎坷。
这位文征明的曾孙，十次会试失利。直到天启二年（1622）一飞冲天，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这一年他已四十八岁。此后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与魏忠贤“阉党”缠斗。三起三落，头两次是被迫辞职，第三次在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任上被革职。
他于1620年购得此园，更名“药圃”，每次仕途失意后都回来居住，最长一次住过五年。“药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也只能猜测。文震孟酷爱《楚辞》，有人查其中的“药”与“芷”“兰”同义，文公自喻清幽高洁。这个有可能，没有新意，也是文人的惯常做法。
袁、文等明朝士大夫们的职场生涯，往往在内部争斗中瞬间逆转，大起大落，莫名其妙之间，冰火两重天。
官场如此艰难，使得休养生息就更加重要。一座园林，无论大小，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成了必需品。
四
世道在变，朝堂变得不可靠了。读书人逐渐回归书斋，他们以此为据，或走向民间、走向社会，或完全回归自我。
虽然“义利”的坚冰在消融，但他们走向社会的方式和途径总是有限。
在晚明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他们之中也有“做生意”赚钱的，不过似乎都是小儿科。比如帮别人写墓志铭，明码标价拿润笔费。在冯梦龙的笔下也有“弃儒从商”的故事，比如从事丝织行业，但仅限于较低级的儒生。像顾炎武那样的大儒，去搞放贷、招股办垦殖，应当是特殊情景下的个案了。 他们走向社会的方式也不过是讲学、结社，基本离不开主流。前者典型有王阳明，后者有复社等。
在王阳明那里，儒学吸纳了禅宗，放下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主张“人人皆可成圣贤”。阳明心学，引领快失去活力的儒学转型，从不可靠的朝堂决然走向了广阔民间。结社，则是儒生或文人们诗酒聚会的延伸，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直至抹上议政的色彩。
当然，更多的读书人沉浸或者坚守在他们的书斋中。“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窗幽记》），形成一道颇具特色的晚明风景线。
就这样，袁祖庚四十岁建“醉颖堂”，直到七十二岁在此去世，1558至1590年间，在这里居住了三十二年。
文震孟四十六岁购得此园，略加修葺，改名为“药圃”，直到他六十二岁在此逝世。1620至1636年间，他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十六年。
那么姜垛呢？
五
碧螺春茶过两泡，说有免费讲解服务。
艺圃的现有建制基本上形成于姜氏父子之手，值得去听听，而且在我心目中，苏州的讲解员无疑是顶级的。
这位先生果然合我意。他四十岁左右，一身灰色西服，皮鞋擦得一尘不染。胸前佩戴着工作证，手里拿着纸和笔。字正腔网，抑扬自得，举手投足间，是按捺不住的儒雅之风。虽然听众只有临时凑齐的三个半，但根本不影响他的专注与兴致。那半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由妈妈领着，不时成为他巧妙互动的对象。
他把姜埰的“遗民”身份在这座园林中的体现，讲得透彻且妙趣横生。
姜埰是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担任过密云县令、仪真县令。因有政绩而调回中央，担任过礼部处长（主事），选授礼科给事中。
“给事中”是设在六部各部的“言官”，品级较低，但职责较重，负责官员监察。据说姜垛在弹劾权贵时触怒了崇祯帝，受廷杖、入狱，然后被贬到安徽宣城的卫所去当一名戍卒。他还没到达戍所，明朝就灭亡了，于是辗转到苏州，投奔有姻亲关系的文家，寄居在药圃。
1659年，姜埰购得此园，这时已经是清顺治十六年了。他进行了修葺，更名为“敬亭山房”。后其子姜实节拓展了宅院，又改名为“艺圃”。
姜氏父子不仅世代不出仕，而且在艺圃的陆续建设中，淋漓尽致地融入了一代“遗民”的细腻用心。
他浓墨重彩地怀念山东莱阳故乡。命名主客厅为“莱阳草堂”。草堂的一角还有水井一座，寓意“饮水思源”。有的建筑被直接命名为“念祖堂”“香草居”“馎托斋”“爱莲窝”“思嗜轩”等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其用意其实很明确。
他还在很多建筑中巧妙地暗喻自己的政治理想，如旸谷书堂、响月廊、朝爽台。据解，日出为“旸谷”，日落则有“响月”。旸谷、响月，合而为一“明”字。“朝爽”两字，形态上是“大明”两字分别被刀斧所制，表达了对前朝的刻骨怀念。
池水东侧的“乳鱼亭”也有深意。这座亭子的建造规制体现了主人的官阶品级，这与几个大堂屋檐的官帽构型是一致的，表达了主人内心的桀骜不驯。
艺圃的“高风亮节”，使之成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同时代的散文家汪琬在《艺圃记》中说：“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景，交相为重。”清初“遗民”中的名士，大多光顾过这里。他们在此吟诗作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极大地提升了艺圃的文化品位。
姜氏父子通过回归书斋的方式，捍卫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意识。那种自觉、自信和坚守，显得风骨铮铮。
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本地商人吴斌购得艺圃，姜氏拥有此园达到三十七年。据记载，厚道的吴斌收留的姜氏后人，此后又在此居住了三十年。
这算是一种致敬吗？
与顾炎武等遗民一样，姜氏父子与新政权长期周旋而得以保全，也算是历史血腥烟云中的一抹温柔了。
六
小小艺圃，冥冥中呈现了一幅晚明士大夫的群像。
命运让他们陆续登上这个舞台，营造于斯，歌哭于斯，绵延四百余年。艺圃，也在大历史中，无意中展示了几代知识者的命运与人生抉择。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间，他們的经历竟然是那么相似。
荣枯之际，这座园林也经历了太多插曲。比如为躲避太平兵乱，这个池子淹死过不少拥挤滑落者。这里做过商人的宅院，做过苏州丝绸业公会的会所，还被用来做过集体工厂和机关办公场地。
这些似乎都是历史变迁中一个院子、一座建筑的题中应有之义，又都显得不值一提。
唯有三代园主，不同姓氏，却似乎可以接续成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英才辈出、前赴后继的晚明故事，述说的是同一个关于“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
在历史的宿命里，他们在平庸中崛起，在奋争中幻灭，又一次次重新燃起薪火，而至代代相传。他们曾经仓皇而坚定的脚步，汇集为岁月的音符与交响，奏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这里是“艺圃”。
这里是一座普通的苏州园林。
责任编辑：田静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来到艺圃的延光堂茶室时，临水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这可能是周末的缘故。我们勉强在墙角找到一个座位。
当年几位艺圃主人，从袁祖庚、文震孟到姜垛，一定很享受这样的日常时光。他们在此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一杯茶”吧。
与网师园相比，这个水榭显得开阔大气得多，仿佛可以更舒心地呼吸。也许因为如此，如今这里演变成了苏州人的一个小小公共空间。
有的是一家子来的，带着切好的水果盒、糕点吃食，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小孩在一旁玩耍，女人们边聊天，边做起了女红。
有的带着纸笔墨，是来写字消遣的，用文具占着位子，人却已经不见了，估计在园子里边溜达着，边寻找着灵感。
有的就是来聊天，亲朋好友三四个，要上一杯绿茶，散淡而从容，时光就在吴侬软语间慢慢流逝。
——寻常日子，就本该过成这个样子。安然自得中，透着坚定与自信。
还有我这样的过客，即使只有小半天闲暇，也要在探询中“诗意地柄居”。就像林语堂先生的幽默，他说真正的馋家，若只有半个梨，绝不简简单单地吃了，而是会不惜跑几里地，找个师傅做成一道蜜饯，再慢慢品味。
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二
对艺圃的关注，始于与陶文瑜老师谈论苏州园林。他独荐艺圃，没说原因，我也不问。
没想到真是一条曲折幽深的小巷，出租车都不愿进去。这里位于阊门内不远处，难怪当年那个叫袁祖庚的人，将他草创的园子题额为“城市山林”。
袁祖庚是吴县人，曾祖父因家庭变故入赘到此地，可见出身并不显赫。1529年王阳明去世时，小袁十岁。普通人家的孩子，走的是读书仕进的路线。
在著述成风的明中晚期，袁祖庚没有留下著作，这令我有点遗憾。还好好友徐学谟给他写了篇《墓志铭》，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
据说小袁天资聪颖，十四岁“下笔如流”，十六岁补县学，“郡院试俱第一”，二十二岁果然高中进士。
袁祖庚的职业生涯主要在司法领域。据说因出色的才干，他仕途亨通。在绍兴推官任上，他“以精严用法为名”。在中央礼部当处长（主事）、司长（郎中）时，“以高蹈闻于前”，是个很有见地的官员。在荆州市市长（知府）任上，“能先修百姓之急，以驯服悍王有岂弟神明之称”，更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
干了三年市长，他升任为浙江省按察副使。
在明朝，省按察使是三品大员，相当于主管公检法的副省长、政法委书记，那么袁祖庚这时已经是副省级领导干部了。人们感叹，他以一介平民奋斗十多年有此成绩，应该算是“成功人士”了。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让袁祖庚的仕途戛然而止，竟至于遭受降职继而削职为民的严厉处分呢？
史料语焉不详。
三
明朝仕途险恶，到晚明似尤甚。
明太祖坐了天下，“按例”诛杀开国老臣也就算了，对官员当朝打屁股（廷杖）等野蛮体罚竟也成了制度。连王阳明这样的高干子弟也不免受辱，其他官员就更难说。
在艺圃主人中，至少文震孟和姜垛都遭受过“廷杖”，这是有记载的。
洪武十三年（1380），老朱干脆宣布永久废除中书省，也就是废除宰相制度。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宰辅为志的读书人，好日子是到了头了。
宦官成了明朝政治的基本特色。宦官无后，不会觊觎皇权。但文化水平不高，政事还得靠读书人来处理，于是设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个秘书班子。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了。但皇帝只信任宦官，锦衣卫之后，有东厂、西厂、內行厂，宦官势力渗透在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
明朝政治的黑暗，就是这么造就的。“阉党”，一群“低级动物”控制朝政，争权夺利，没有底线，其效应之一，可能就是冤假错案丛生。袁祖庚的案子恐怕就是这样。
据说袁副使与戚继光等在台州、磐石一带抗倭颇有成效，获得了朝廷嘉奖，但因有部下私自外出被倭寇所杀，袁被“一小吏”指控。谁指控他？指控他什么罪名？为何就受了处分直至“双开”？我找不到具体资料，终究成了谜。
一个社会底层的青年才俊，靠自己的努力，四十岁不到而官至副省级，因为一点可能勉强的罪名，一切归零。这个跟头栽得实在有点大。
1558年，他回到苏州故里，买地筑园，取名“醉颖堂”，意思是饮酒作诗之所。徐学谟说他“世之梦梦者常以醒为醉，而佼佼者反以醉而为醒，而公之自逃于酒也”。
他一住三十余年，直到1590年去世。
名流官宦之后文震孟的仕途经历，也同样坎坷。
这位文征明的曾孙，十次会试失利。直到天启二年（1622）一飞冲天，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这一年他已四十八岁。此后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与魏忠贤“阉党”缠斗。三起三落，头两次是被迫辞职，第三次在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任上被革职。
他于1620年购得此园，更名“药圃”，每次仕途失意后都回来居住，最长一次住过五年。“药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也只能猜测。文震孟酷爱《楚辞》，有人查其中的“药”与“芷”“兰”同义，文公自喻清幽高洁。这个有可能，没有新意，也是文人的惯常做法。
袁、文等明朝士大夫们的职场生涯，往往在内部争斗中瞬间逆转，大起大落，莫名其妙之间，冰火两重天。
官场如此艰难，使得休养生息就更加重要。一座园林，无论大小，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成了必需品。
四
世道在变，朝堂变得不可靠了。读书人逐渐回归书斋，他们以此为据，或走向民间、走向社会，或完全回归自我。
虽然“义利”的坚冰在消融，但他们走向社会的方式和途径总是有限。
在晚明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他们之中也有“做生意”赚钱的，不过似乎都是小儿科。比如帮别人写墓志铭，明码标价拿润笔费。在冯梦龙的笔下也有“弃儒从商”的故事，比如从事丝织行业，但仅限于较低级的儒生。像顾炎武那样的大儒，去搞放贷、招股办垦殖，应当是特殊情景下的个案了。 他们走向社会的方式也不过是讲学、结社，基本离不开主流。前者典型有王阳明，后者有复社等。
在王阳明那里，儒学吸纳了禅宗，放下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主张“人人皆可成圣贤”。阳明心学，引领快失去活力的儒学转型，从不可靠的朝堂决然走向了广阔民间。结社，则是儒生或文人们诗酒聚会的延伸，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直至抹上议政的色彩。
当然，更多的读书人沉浸或者坚守在他们的书斋中。“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窗幽记》），形成一道颇具特色的晚明风景线。
就这样，袁祖庚四十岁建“醉颖堂”，直到七十二岁在此去世，1558至1590年间，在这里居住了三十二年。
文震孟四十六岁购得此园，略加修葺，改名为“药圃”，直到他六十二岁在此逝世。1620至1636年间，他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十六年。
那么姜垛呢？
五
碧螺春茶过两泡，说有免费讲解服务。
艺圃的现有建制基本上形成于姜氏父子之手，值得去听听，而且在我心目中，苏州的讲解员无疑是顶级的。
这位先生果然合我意。他四十岁左右，一身灰色西服，皮鞋擦得一尘不染。胸前佩戴着工作证，手里拿着纸和笔。字正腔网，抑扬自得，举手投足间，是按捺不住的儒雅之风。虽然听众只有临时凑齐的三个半，但根本不影响他的专注与兴致。那半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由妈妈领着，不时成为他巧妙互动的对象。
他把姜埰的“遗民”身份在这座园林中的体现，讲得透彻且妙趣横生。
姜埰是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担任过密云县令、仪真县令。因有政绩而调回中央，担任过礼部处长（主事），选授礼科给事中。
“给事中”是设在六部各部的“言官”，品级较低，但职责较重，负责官员监察。据说姜垛在弹劾权贵时触怒了崇祯帝，受廷杖、入狱，然后被贬到安徽宣城的卫所去当一名戍卒。他还没到达戍所，明朝就灭亡了，于是辗转到苏州，投奔有姻亲关系的文家，寄居在药圃。
1659年，姜埰购得此园，这时已经是清顺治十六年了。他进行了修葺，更名为“敬亭山房”。后其子姜实节拓展了宅院，又改名为“艺圃”。
姜氏父子不仅世代不出仕，而且在艺圃的陆续建设中，淋漓尽致地融入了一代“遗民”的细腻用心。
他浓墨重彩地怀念山东莱阳故乡。命名主客厅为“莱阳草堂”。草堂的一角还有水井一座，寓意“饮水思源”。有的建筑被直接命名为“念祖堂”“香草居”“馎托斋”“爱莲窝”“思嗜轩”等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其用意其实很明确。
他还在很多建筑中巧妙地暗喻自己的政治理想，如旸谷书堂、响月廊、朝爽台。据解，日出为“旸谷”，日落则有“响月”。旸谷、响月，合而为一“明”字。“朝爽”两字，形态上是“大明”两字分别被刀斧所制，表达了对前朝的刻骨怀念。
池水东侧的“乳鱼亭”也有深意。这座亭子的建造规制体现了主人的官阶品级，这与几个大堂屋檐的官帽构型是一致的，表达了主人内心的桀骜不驯。
艺圃的“高风亮节”，使之成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同时代的散文家汪琬在《艺圃记》中说：“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景，交相为重。”清初“遗民”中的名士，大多光顾过这里。他们在此吟诗作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极大地提升了艺圃的文化品位。
姜氏父子通过回归书斋的方式，捍卫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意识。那种自觉、自信和坚守，显得风骨铮铮。
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本地商人吴斌购得艺圃，姜氏拥有此园达到三十七年。据记载，厚道的吴斌收留的姜氏后人，此后又在此居住了三十年。
这算是一种致敬吗？
与顾炎武等遗民一样，姜氏父子与新政权长期周旋而得以保全，也算是历史血腥烟云中的一抹温柔了。
六
小小艺圃，冥冥中呈现了一幅晚明士大夫的群像。
命运让他们陆续登上这个舞台，营造于斯，歌哭于斯，绵延四百余年。艺圃，也在大历史中，无意中展示了几代知识者的命运与人生抉择。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间，他們的经历竟然是那么相似。
荣枯之际，这座园林也经历了太多插曲。比如为躲避太平兵乱，这个池子淹死过不少拥挤滑落者。这里做过商人的宅院，做过苏州丝绸业公会的会所，还被用来做过集体工厂和机关办公场地。
这些似乎都是历史变迁中一个院子、一座建筑的题中应有之义，又都显得不值一提。
唯有三代园主，不同姓氏，却似乎可以接续成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英才辈出、前赴后继的晚明故事，述说的是同一个关于“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
在历史的宿命里，他们在平庸中崛起，在奋争中幻灭，又一次次重新燃起薪火，而至代代相传。他们曾经仓皇而坚定的脚步，汇集为岁月的音符与交响，奏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这里是“艺圃”。
这里是一座普通的苏州园林。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