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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部新书颇值得一读,一是“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的《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一是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的《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部书,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以及所忆及的“特殊”往事(前者外界称之为“江青‘女官’的回忆录”,后者被书界称作“抗战版的‘无间道’),极具可读性。
关于高层人物的回忆,一向是最能吸引读者的读物,而在“宏大叙事”之外,如领袖生活、家事等,也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书籍。不过当年共和国领袖的子女、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秘书、翻译等),他们所写的书籍已有殆尽之势,且往往流为泛泛之谈的“大众阅读”物,因而现在书肆上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似乎已轮到共和国领袖的晚辈们(如毛新宇、孔东梅等)成为写作的主体了,可惜他们毕竟不是亲闻亲历,在史料上未必能有突破,也就姑妄看之可也。在领袖题材的出版资源将告罄之时,林利、王芳的回忆就显得分量颇重: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视角的独特性以及其题材的某种揭密性等,都会让读者眼睛一亮。
有关江青的“匿名信案件”
林利的父亲是中共元老林伯渠,林老也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元老(孙中山同盟会的“资历”),后来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战争年代与周恩来等专事国统区的革命工作,身居要职。不过,他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可能会让人始料不及:在他身后,他的夫人居然自杀了!这桩几乎从未被人提及的往事,在《王芳回忆录》中有了最新披露。原来,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在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时(即在他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之时。毛泽东喜欢杭州,曾长居此地),曾经手侦破过一桩神秘的“钦案”——“18号案件”——一封揭发江青的匿名信案件。
当年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自婚姻开始一直就有风波。此事亦颇为蹊跷,一桩男女好合的婚事,何以会弄得那样鸡飞狗跳?当时,反对者从总书记张闻天,到从事特科活动的王世英、杨帆,再“一水涟漪”到项英、潘汉年等,有多人涉及。到后来江青打破沉寂,从后台走到前台,炙手可热之后,更是闹到凡是知道她底细的都要蒙受不测之祸,过去“上海滩”她的熟人等,都没有好果子吃。甚至在红墙之内,领袖们的夫人们也围绕这件旧事,或明或暗有一场格斗,比如林伯渠的遗孀朱明就因此走上了不归路。至于其中的具体情节,虽有王芳等的片断回忆,迄今并没有完全曝光。此外,当年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因而也被列为作案怀疑对象,而知悉江青旧事的,几乎无一例外都面临尴尬。因工作才知道了江青旧事的王芳,后来竟被江青点名押解至北京,被武装看管和审查达7年之久,后经毛泽东亲自批示,才获得了自由。
高层的故事
林利的《往事琐记》,没有提及发生在她家里的这桩旧案,甚至对林伯渠提的也不多,原因是她在父亲身边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很少。林伯渠的婚姻发生过变化,林利是他早年家乡的妻子伍复明所生,后因两地睽隔,遂天各一方。此后林老在苏区、陕北又有几度婚姻,朱明是其中之一。
林利这本书中所忆及的“特殊”往事,是她到了延安之后的故事,如赴苏联学习(共产国际党校),那些与她同窗学习的“老干部”(“干妈”蔡畅、张闻天夫人刘英、贺龙夫人蹇先任、李六如夫人王美兰、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邓小平的前夫人金维映等)以及她“最要好的朋友”孙维世的故事。
以林利特殊的身份,当时能够接近领袖的夫人们,多少是有点“神秘”的。然而,当我们读了她写的回忆,却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高处不胜寒”,她们的经历是那样惊心动魄。比如贺子珍,其中有一段情节,即“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以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不顾对方反应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再有金维映,竟是“结局最惨的”,“听说她在中央苏区时就担负过重要的工作,长征中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做统战工作,她和一位女酋长喝血酒,拜把子——茅盾的《子夜》中写过一位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阿金,就是以她为原形”,最后也进了精神病院,“只见她身穿一件灰色呢质外套,头发却被剃光了”,乃至苏德战争爆发后“下落不明”。此外,“和她差不多同样情况的还有一位刘群先同志,原是博古的夫人”。
苦难的岁月,苦难的故事。
林彪与孙维世
林利的《往事琐记》,还有林彪的故事。
关于林彪,拙眼所见其传记的全部版本,都没有林利所回忆的内容,如当年共产国际党校军事班的全体中国学员等,曾计划由林彪率领从蒙古进入中国,再回延安。不料国民党封锁了边界,以致中共中央公开向蒋介石通知,说明林彪因平型关战役负伤去苏联治疗,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蒋的学生,要求允许他回国并提供交通工具,国民党这才派飞机接他。此外,还有林彪的一段“小插曲”——他在苏联的婚姻破裂与孙维世有关,即当时有妻有女(刚刚出生)的林彪,竟与“老搭档”刘亚楼都在追求孙维世,种种悲剧因是而起。
关于孙维世,林利说: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原来在那个年代,孙“正值十九、二十岁的花样年华,不仅风华绝代、光彩照人,而且性格开朗,聪颖活泼,倾慕她的大有人在,但她本人并不在意,有时开开玩笑,甚至‘恶作剧’一番,当然都是善意的,结果大家一笑置之。从根本上说,她对这些历经考验的红军同志是尊重的,从未和哪一个人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至于林彪,维世开始时不仅把他当作一位红军英雄,而且认为是自己的校长(抗大校长),是尊敬的。一次,在七部,林彪从食堂端饭回屋子,维世见了,赶忙跑过去,接过饭来,恭恭敬敬替他送进房里。她却完全没想到,这位比她年长十来岁的校长会追求她。孙维世最初大约也未觉察到林彪的意图,后来知道了,她也像对待别的追求者一样,以调皮诙谐的态度应付”。不曾想,到了后来,“关于维世,也有一些流言蜚语,我认为全是嫉妒和封建意识的表露。而且男性是主动地追求她,在别人口里,却把她说成‘罪魁祸首’……在七部、八部时,听到一些男同志口中说这样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意思是说更换妻子似乎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我非常反感。我想,男人有什么特权使用这种诬蔑女性的话语!后来我见到,确实有这种情形,影响还相当大”。
亲历者忆及的这些往事,看似琐碎,其实不能简单地以“琐事”看待。
林利见到的江青
《往事琐记》还讲了林利亲见的苏联内部情况,如肃反等。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谙于俄语,在担任领导人出访时的翻译期间,她还亲闻了苏联猜忌中共“走南斯拉夫道路”、“走富农路线”以及对中国人的傲慢,如尤金到浙江大学参观,在与教师座谈中,有教师向他提出问题,他竟不屑一顾地说:“我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同你们说话”,那意思是说对方的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回忆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当然,林利的《往事琐记》最吸引人的是她对江青的回忆:江青可是曾在毛泽东面前说过,林利是她的一位“知心的朋友”啊。书中回忆了江青在苏联、杭州的几次养病过程,暴露出江青性情中的跋扈、任性、尊卑观念浓厚:她在苏联热读《御香缥缈录》,关注那些描写西太后生活起居、言行举止的内容;她为斯大林的去世而号啕大哭;她强烈“反对苏修”的由来(江青的病痊愈后,苏共几位领袖夫人为之宴请祝贺,但这次会晤却令她不愉快,因为席间马林科夫夫人问她今后打算做什么,并问了她的学历。当知道她学历不高时,就以俄罗斯人粗鲁率直的口气说:那就留在苏联学习吧,就到我们的电力学院来学习吧。江青的自尊心大受挫折,一时气极了);对刘少奇成见的由来(斯大林宴请中共代表团,同时邀请了江青,刘少奇事前嘱咐江青说话要谨慎,这让她恼怒异常);以及江青给作者讲述的过去的“私事”,如所谓“遇见了毛主席,这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爱情”;怀疑上述“匿名信”是上海的贺子珍所为等等。无疑,这都是极具可读性的。
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岁月?那是一段怎样的生活?它让人不由想起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的句子:
“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