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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3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有关各方围绕美国、英国、西班牙提出的新决议案展开了新一轮外交较量。中国尽管处于伊拉克战争风暴的边缘，但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心国家之一。
3月4日到3月11日，江泽民主席就两次“应约”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两次“应约”与法国总统希拉克通了电话，又分别在3月9日和3月11日“应约”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
新华社在报道这几则新闻时，均强调了江主席“应约”通电话。在这些电话中，江主席只是在同布什交谈时谈到过朝鲜问题，其他的电话都只就伊拉克问题交换看法。
江主席向这些打来电话的首脑重申了中国的两项原则立场：一要坚持核查，和平解决；二是伊拉克必须遵守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月7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在联合国也陈述了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和为贵”。
这些频繁的来电，意在争取中国的支持，当然也要探测中国的意向：中国在即将进行的投票中，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会不会投否决票？
中国不需要“伊拉克问题”
当法德俄觉得推动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分歧有利可图时，只有中国觉得，消除分歧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联合国无疑正处于危机中。这场危机将给这个组织的未来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注意到，所有的人，不论对战争持什么立场，都认为要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必须由联合国授权”成为反战者最强有力的口号。故此，大国之间的分歧把联合国推向了深刻的危机中。
分析起来，这场危机是相当奇怪的。“9·11事件”之后，伊拉克问题开始出现，但是，长达一年多，没有一位大国领导人到过巴格达，联合国高层官员也没有去过那里。
在战争日益临近时，没有消息证实伊拉克高层同美英法德等大国有重要接触。只有俄国几位左派政治家——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和俄国杜马主席、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到巴格达会见了萨达姆总统。外交活动的舞台主要在大国之间。重要当事国伊拉克的“出局”，表明伊拉克确实只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
从目前各国的表态看，对于伊拉克问题是有共识的，1441号决议（强化对伊武器核查机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全票通过就是明证。分歧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法德都主张继续查下去，不要动用武力。大家都把要不要诉诸武力视作分歧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激辩不止，争讼纷纷。
但是，主张依靠战争解决问题的国家，并不一定非要打仗，因为炫耀武力也是解决问题的经常手段，外交家们没有不知道的。直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一再增兵，但并没有说绝对开战，仍然坚持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因此，可以把向海湾增兵看作是炫耀性质。
我们再看伊拉克。虽说伊拉克置身于大国外交之外，但并不是说伊拉克对于解决问题一点都不起作用。实际上，伊拉克的努力还是重要的，比如，无条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总统下台等——也就是让问题自动消失——对于解决目前的危机也有关键的意义。外交家们自然知道，让问题自动消失，“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策。
两者合起来看，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存在着一种情况，一种比扯着嗓子争论和活跃的穿梭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所有大国共同团结一致，向伊拉克炫耀武力，假如法德俄都派兵，也许伊拉克会感到没有余地可资利用，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为什么大国之间要像现在那样争吵呢？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是否法德俄需要这样一个“问题”呢？“承认问题”与“需要问题”是不同的。
从当前的情况看，法德俄是需要“问题”，他们不希望“问题”自动解决。如果是那样，就只会被看做美英的胜利，是炫耀武力的胜利。相对于战争，法德俄大概更不愿看到武力威慑下伊拉克自动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因为那只会被看做法德外交的彻底失败。所以，从伊拉克方面看，它当然要利用这个“问题”。
由此可以推论出，伊拉克问题正是联合国的危机造成的。一位评论家说，联合国是“一条在火堆前打盹的狗”，我想在这个话后面接上一句：这条打瞌睡的狗在梦中与其他狗厮杀，而忘记了其看家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分歧已经不是国际社会同伊拉克的分歧，而是法德俄同美英的分歧。这导致一个结果：宣称的问题共识成为虚相，而且越来越被模糊掉了，反而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清晰，成为支配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当实际的问题丧失了统领大家目标的作用，成了虚相，问题解决者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解决方式的分歧当然就愈益凸现，成了支配性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问题的存在和无法解决，是因为解决问题者之间存在分歧。国际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人需要“问题”存在。
而对于中国则不然。中国不需要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希望天下太平无事，它不愿意有人添麻烦，搞乱子。中国不愿意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分歧。中国希望联合国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愿把虚相当成了实相。
当法德俄觉得推动分歧有利可图时，中国觉得，消除分歧是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是迷失的国家吗？
中国提出的“和为贵”，除了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也希望大国之间求同存异，不要盯着分歧、夸大分歧而忘了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在不少人看来是模糊的。在海外，甚至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决策有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味道。
首脑们一再打电话来，恐怕也是希望中国的立场、态度“对他们”明确起来。但是，中国的立场一直是“两点论”：敦促和平解决，强调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伊拉克执行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于是否与法俄一道行使否决权，则一再回避。
我们知道，在伊拉克问题上，目前形成了以法德俄和美英对峙的局面，法、德、英、美四国首脑打电话来当然都是谋求中国的支持。但是，中国同情美国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认为安理会1441号决议应当得到执行；中国对美国撇开联合国单独使用武力感到担忧，这又与法德立场接近。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那么，这个立场是“迷失”吗？是模糊的吗？
假如非此即彼才是明确的，那么，中国的立场确实是不明确的。但是，世界上的事，不都是非此即彼。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与自己的地位、状态相一致。如果说，政策恰好反映了国家的状况，那么，这项政策就是适当的和明确的。
就眼下的问题而论，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以静制动。中国提出的“和为贵”，可作多重理解，除了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也希望各个大国之间求同存异，不要盯着分歧、夸大分歧而忘了合作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是迷失吗？我看不是。
确实，中国目前所奉行的政策，两面不讨好，对立双方都希望中国全力支持自己。然而，他们在这样要求中国的时候，忘记了他们的政策是对自己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的响应；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能响应别国的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当他们要求中国这样做的时候，内在地把中国当成了追随者：不是美国的追随者，就是法国的追随者。
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在中国正处在转型状态这一事实。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也许正是这种转型中的“不确定性”使它看起来像是“迷失”了方向。对于观察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转型当成迷失。
实际上，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部在多个场合非同寻常地解释了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刚柔相济”。“刚”有“刚”的理由，“柔”有“柔”的道理，“刚”固然过瘾，但是没有根据的“刚”是盲动、张狂；“柔”固然低调，但是有根据的低调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利益。所以一切都看是否有根据，而不在于态度的本身。
了解中国外交传统的人都知道，柔的时候，总是清醒和自信的时候。近代以来，大凡是刚的时候，总是失常和疯狂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
中国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路向，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方向
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官对笔者说，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显示出中国“更加韬光养晦了”。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不完全准确。固然，中国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路向，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方向。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针对1990年前的国际局势提出来的。面对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出现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思想时还强调了“决不当头”。实际上，“韬光养晦”的具体政策含义，就是“决不当头”。
这在当时是有具体含义的，“决不当头”是指不觊觎苏联老大哥留下的社会主义领袖的位置。当时，国际国内都有人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扛旗者。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
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因其高瞻远瞩而具有政策指南针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方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它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哲学，像美国开国者确立的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外交政策一样有意义。小平当时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提出的不当头，在后来的政策中，得到了贯彻。
而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在现实世界中，则较难做到。
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有当头的条件，也不乏推举者。不想当头甚至都是很难的事。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国内国外要求中国当头的呼声增大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这种呼声可谓达到了高潮。不少人主张，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再坚持韬光养晦，就不免有点刻舟求剑了。他们主张中国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一战。
有人通过重新解释韬光养晦的目的来论证应该当美国的挑战者：“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韬光养晦本身。韬光养晦的目标，至少是应当把中国建设成真正能够向列强说‘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按照这个思路，韬光养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当美国的挑战者。现在之所以不当头，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太弱，等到强大了，就要当头。
那些主张当第三世界头头的人，内在地设定了第三世界“好”的价值倾向。而且设定了要领导他们同西方战斗的目标。这种思路，直到目前还很盛行。这种思维方式，是冷战时代形成的“斗争哲学”的延续。但是，随着中国日渐崛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把国家定位到“反发达的西方”的战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第三世界形象：它是受压迫的，它的一切悲剧都是由于发达西方的强权造成的。在这种世界观里，这个受难者形象是革命合法性的根据。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政策是“代表”第三世界反抗发达西方的压迫、剥削。
但是，“9·11事件”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这个根本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世界的威胁已经主要来自于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以及两者的结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既不对自己本国人民负责，也不对世界的安全负责。无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无论失败国家为什么失败，事实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而构成了对世界的严重威胁。
比如巴以冲突。以往，我们一直声援巴勒斯坦。但是，“9·11事件”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几次自杀性爆炸活动中，先后有数位中国公民死亡。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目前已经达到二三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巴以问题的处理上，就要有更多的考虑了。
尽管可以说我们“更加韬光养晦了”，但是，其背景和方向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了。那个时候韬光养晦是迫不得已，而现在则被赋予了“和为贵”的传统的和平主义色彩和肩负起大国责任这样的使命感。这是着重内部建设背景下主动的战略中立，而不是充当挑战者。
转变中的公众态度
中国的公众意识，正在向着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趋近
美英的战争动员，在全球各地都引发了抗议。在中国，虽然没有游行示威，但是，民间的“反战”和“挺战”尖锐对立，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这场争辩中，产生了两个文本，一个是韩德强等人发表的，一个是余杰等人发表的，前者反战，后者挺战。有人认为，前者是中国的新左派，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者。
然而，这场看似针锋相对的对立，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阵营中的许多人都认同这样一个公式：反战固然意味着反美，但是反战却不等于支持萨达姆。有的反战者公开承认，对美国文化非常喜欢，承认美国制度在国内保护人权和自由，他们之所以反对美国，主要是反对美国在国际上不民主，搞霸权主义。真正支持萨达姆的反战者，则为数很少。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中国公众意识中，形成了新的善恶观。
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说萨达姆好话的文字。新华社一位专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各种迹象表明，这些反对之声只是不能认同美国的“倒萨”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战略用心，而绝对不是对萨达姆政权怀有同情而“护萨”。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已经众叛亲离，被世界抛弃。这篇文章还写道：这次危机持续一年来，几乎没有一个有分量的政界人士愿意造访萨达姆，只是听任其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撞大运。作者以此说明，萨达姆在国际上已经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中国媒体对萨达姆的评论和报道显示了中国公众意识中对于什么是先进国家，什么是落后国家，什么是发达，什么不是发达，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有了新的答案。中国的公众意识，正在向着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趋近。
对普适的人类价值观的认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舆论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背离这种舆论太远。
3月4日到3月11日，江泽民主席就两次“应约”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两次“应约”与法国总统希拉克通了电话，又分别在3月9日和3月11日“应约”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
新华社在报道这几则新闻时，均强调了江主席“应约”通电话。在这些电话中，江主席只是在同布什交谈时谈到过朝鲜问题，其他的电话都只就伊拉克问题交换看法。
江主席向这些打来电话的首脑重申了中国的两项原则立场：一要坚持核查，和平解决；二是伊拉克必须遵守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月7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在联合国也陈述了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和为贵”。
这些频繁的来电，意在争取中国的支持，当然也要探测中国的意向：中国在即将进行的投票中，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会不会投否决票？
中国不需要“伊拉克问题”
当法德俄觉得推动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分歧有利可图时，只有中国觉得，消除分歧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联合国无疑正处于危机中。这场危机将给这个组织的未来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注意到，所有的人，不论对战争持什么立场，都认为要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必须由联合国授权”成为反战者最强有力的口号。故此，大国之间的分歧把联合国推向了深刻的危机中。
分析起来，这场危机是相当奇怪的。“9·11事件”之后，伊拉克问题开始出现，但是，长达一年多，没有一位大国领导人到过巴格达，联合国高层官员也没有去过那里。
在战争日益临近时，没有消息证实伊拉克高层同美英法德等大国有重要接触。只有俄国几位左派政治家——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和俄国杜马主席、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到巴格达会见了萨达姆总统。外交活动的舞台主要在大国之间。重要当事国伊拉克的“出局”，表明伊拉克确实只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
从目前各国的表态看，对于伊拉克问题是有共识的，1441号决议（强化对伊武器核查机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全票通过就是明证。分歧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法德都主张继续查下去，不要动用武力。大家都把要不要诉诸武力视作分歧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激辩不止，争讼纷纷。
但是，主张依靠战争解决问题的国家，并不一定非要打仗，因为炫耀武力也是解决问题的经常手段，外交家们没有不知道的。直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一再增兵，但并没有说绝对开战，仍然坚持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因此，可以把向海湾增兵看作是炫耀性质。
我们再看伊拉克。虽说伊拉克置身于大国外交之外，但并不是说伊拉克对于解决问题一点都不起作用。实际上，伊拉克的努力还是重要的，比如，无条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总统下台等——也就是让问题自动消失——对于解决目前的危机也有关键的意义。外交家们自然知道，让问题自动消失，“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策。
两者合起来看，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存在着一种情况，一种比扯着嗓子争论和活跃的穿梭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所有大国共同团结一致，向伊拉克炫耀武力，假如法德俄都派兵，也许伊拉克会感到没有余地可资利用，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为什么大国之间要像现在那样争吵呢？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是否法德俄需要这样一个“问题”呢？“承认问题”与“需要问题”是不同的。
从当前的情况看，法德俄是需要“问题”，他们不希望“问题”自动解决。如果是那样，就只会被看做美英的胜利，是炫耀武力的胜利。相对于战争，法德俄大概更不愿看到武力威慑下伊拉克自动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因为那只会被看做法德外交的彻底失败。所以，从伊拉克方面看，它当然要利用这个“问题”。
由此可以推论出，伊拉克问题正是联合国的危机造成的。一位评论家说，联合国是“一条在火堆前打盹的狗”，我想在这个话后面接上一句：这条打瞌睡的狗在梦中与其他狗厮杀，而忘记了其看家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分歧已经不是国际社会同伊拉克的分歧，而是法德俄同美英的分歧。这导致一个结果：宣称的问题共识成为虚相，而且越来越被模糊掉了，反而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清晰，成为支配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当实际的问题丧失了统领大家目标的作用，成了虚相，问题解决者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解决方式的分歧当然就愈益凸现，成了支配性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问题的存在和无法解决，是因为解决问题者之间存在分歧。国际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人需要“问题”存在。
而对于中国则不然。中国不需要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希望天下太平无事，它不愿意有人添麻烦，搞乱子。中国不愿意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分歧。中国希望联合国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愿把虚相当成了实相。
当法德俄觉得推动分歧有利可图时，中国觉得，消除分歧是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是迷失的国家吗？
中国提出的“和为贵”，除了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也希望大国之间求同存异，不要盯着分歧、夸大分歧而忘了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在不少人看来是模糊的。在海外，甚至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决策有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味道。
首脑们一再打电话来，恐怕也是希望中国的立场、态度“对他们”明确起来。但是，中国的立场一直是“两点论”：敦促和平解决，强调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伊拉克执行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于是否与法俄一道行使否决权，则一再回避。
我们知道，在伊拉克问题上，目前形成了以法德俄和美英对峙的局面，法、德、英、美四国首脑打电话来当然都是谋求中国的支持。但是，中国同情美国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认为安理会1441号决议应当得到执行；中国对美国撇开联合国单独使用武力感到担忧，这又与法德立场接近。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那么，这个立场是“迷失”吗？是模糊的吗？
假如非此即彼才是明确的，那么，中国的立场确实是不明确的。但是，世界上的事，不都是非此即彼。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与自己的地位、状态相一致。如果说，政策恰好反映了国家的状况，那么，这项政策就是适当的和明确的。
就眼下的问题而论，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以静制动。中国提出的“和为贵”，可作多重理解，除了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也希望各个大国之间求同存异，不要盯着分歧、夸大分歧而忘了合作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是迷失吗？我看不是。
确实，中国目前所奉行的政策，两面不讨好，对立双方都希望中国全力支持自己。然而，他们在这样要求中国的时候，忘记了他们的政策是对自己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的响应；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能响应别国的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当他们要求中国这样做的时候，内在地把中国当成了追随者：不是美国的追随者，就是法国的追随者。
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在中国正处在转型状态这一事实。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也许正是这种转型中的“不确定性”使它看起来像是“迷失”了方向。对于观察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转型当成迷失。
实际上，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部在多个场合非同寻常地解释了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刚柔相济”。“刚”有“刚”的理由，“柔”有“柔”的道理，“刚”固然过瘾，但是没有根据的“刚”是盲动、张狂；“柔”固然低调，但是有根据的低调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利益。所以一切都看是否有根据，而不在于态度的本身。
了解中国外交传统的人都知道，柔的时候，总是清醒和自信的时候。近代以来，大凡是刚的时候，总是失常和疯狂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
中国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路向，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方向
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官对笔者说，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显示出中国“更加韬光养晦了”。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不完全准确。固然，中国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路向，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方向。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针对1990年前的国际局势提出来的。面对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出现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思想时还强调了“决不当头”。实际上，“韬光养晦”的具体政策含义，就是“决不当头”。
这在当时是有具体含义的，“决不当头”是指不觊觎苏联老大哥留下的社会主义领袖的位置。当时，国际国内都有人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扛旗者。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
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因其高瞻远瞩而具有政策指南针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方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它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哲学，像美国开国者确立的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外交政策一样有意义。小平当时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提出的不当头，在后来的政策中，得到了贯彻。
而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在现实世界中，则较难做到。
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有当头的条件，也不乏推举者。不想当头甚至都是很难的事。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国内国外要求中国当头的呼声增大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这种呼声可谓达到了高潮。不少人主张，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再坚持韬光养晦，就不免有点刻舟求剑了。他们主张中国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一战。
有人通过重新解释韬光养晦的目的来论证应该当美国的挑战者：“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韬光养晦本身。韬光养晦的目标，至少是应当把中国建设成真正能够向列强说‘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按照这个思路，韬光养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当美国的挑战者。现在之所以不当头，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太弱，等到强大了，就要当头。
那些主张当第三世界头头的人，内在地设定了第三世界“好”的价值倾向。而且设定了要领导他们同西方战斗的目标。这种思路，直到目前还很盛行。这种思维方式，是冷战时代形成的“斗争哲学”的延续。但是，随着中国日渐崛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把国家定位到“反发达的西方”的战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第三世界形象：它是受压迫的，它的一切悲剧都是由于发达西方的强权造成的。在这种世界观里，这个受难者形象是革命合法性的根据。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政策是“代表”第三世界反抗发达西方的压迫、剥削。
但是，“9·11事件”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这个根本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世界的威胁已经主要来自于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以及两者的结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既不对自己本国人民负责，也不对世界的安全负责。无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无论失败国家为什么失败，事实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而构成了对世界的严重威胁。
比如巴以冲突。以往，我们一直声援巴勒斯坦。但是，“9·11事件”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几次自杀性爆炸活动中，先后有数位中国公民死亡。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目前已经达到二三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巴以问题的处理上，就要有更多的考虑了。
尽管可以说我们“更加韬光养晦了”，但是，其背景和方向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了。那个时候韬光养晦是迫不得已，而现在则被赋予了“和为贵”的传统的和平主义色彩和肩负起大国责任这样的使命感。这是着重内部建设背景下主动的战略中立，而不是充当挑战者。
转变中的公众态度
中国的公众意识，正在向着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趋近
美英的战争动员，在全球各地都引发了抗议。在中国，虽然没有游行示威，但是，民间的“反战”和“挺战”尖锐对立，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这场争辩中，产生了两个文本，一个是韩德强等人发表的，一个是余杰等人发表的，前者反战，后者挺战。有人认为，前者是中国的新左派，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者。
然而，这场看似针锋相对的对立，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阵营中的许多人都认同这样一个公式：反战固然意味着反美，但是反战却不等于支持萨达姆。有的反战者公开承认，对美国文化非常喜欢，承认美国制度在国内保护人权和自由，他们之所以反对美国，主要是反对美国在国际上不民主，搞霸权主义。真正支持萨达姆的反战者，则为数很少。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中国公众意识中，形成了新的善恶观。
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说萨达姆好话的文字。新华社一位专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各种迹象表明，这些反对之声只是不能认同美国的“倒萨”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战略用心，而绝对不是对萨达姆政权怀有同情而“护萨”。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已经众叛亲离，被世界抛弃。这篇文章还写道：这次危机持续一年来，几乎没有一个有分量的政界人士愿意造访萨达姆，只是听任其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撞大运。作者以此说明，萨达姆在国际上已经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中国媒体对萨达姆的评论和报道显示了中国公众意识中对于什么是先进国家，什么是落后国家，什么是发达，什么不是发达，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有了新的答案。中国的公众意识，正在向着人类普适的价值观趋近。
对普适的人类价值观的认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舆论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背离这种舆论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