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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上,孤独和寂寞是他唯一的伴侣。
“我不是佛教徒。”谢旺霖断然否决了记者心中的一个疑问。
一个24岁的台湾年轻人骑着一辆自己改装的自行车,在寒意渐生的10月,从云南的丽江出发,一路来到西藏的拉萨,他说他不是为了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让身心彻底地自在,在或粗砺或柔软的阳光中,感受生命的沉重与洒脱。
就像藏人,对着灵性的大山,反复绕走,让一切的苦与悲,都得到净化……
藏獒来袭
“天微启,淤青一样的色泽。昨夜即使睡去,你仍清楚知道自己翻了几回身,除了一份忧虑外,总还觉得有东西紧紧压在胸口,难以喘过气来,也许是高原症来袭。才三千米海拔,那未来若到了更高的地方该怎么办?你睁开眼,迟迟不想起身,听见门被打开,急忙又闭上了眼。”
这是谢旺霖西藏之行中高原反应强烈时的真实记录。
“害怕,怎么会不害怕。”坐在记者对面的谢旺霖点起一根香烟,想起自己的单车历险记,仍然心有余悸。
高原反应和寒冷确实时刻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从新疆去西藏的狮泉河时,因为高原反应,他呕吐、流鼻血、发高烧,差点丧命的经历。第二次的进藏之旅依旧凶险莫测,高原反应——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也在夜色降临之时沉沉地压抑着他的呼吸,让它变得急促、稀薄,把他的睡意冲淡。在高原,最可怕的就是感冒,这种在平原地带司空见惯的疾病在高原上却可能导致脑水肿等严重的后果。没有同伴可以帮忙,一个人的旅程更显艰辛。有一次他真的开始流鼻涕,咳嗽咳个不停,胸口隐隐作痛,但是他没有退路,只能硬撑着,踉踉跄跄地翻越三座四千米以上的大山。只能说,他能坐在记者的面前,侃侃而谈这段传奇性的经历,这是上天眷顾他的缘故。
还有寒冷,深入到骨髓里的那种寒冷在敲打着单薄的衣服,提醒他,他所在的不是温暖的亚热带的台湾,而是寒冷的西藏高原。他说夜间骑行的时候,每呼出一口气,自己戴的透明的眼镜片上瞬间就会凝冻出一层白雾。有时,因为错过了可以借宿的住所,他只能依靠睡袋和帐篷露宿野外。清晨冻醒的时候,睡袋上已经覆盖着一层白白的霜花。
最可怕的还是两次生死线上的考验。
一次是从悬崖上跌落下来,幸好因为自行车的前轮卡在岩缝下,才捡了一条命。“那次主要还是怪我太大意了。”此时的谢旺霖表情反而轻松了很多,“我不应该在晚上骑自行车赶路。”那是怎样的一种黑?没有一丝一毫的亮光,耳畔回响的是山林中神秘的声响,也许是一只熊,或者是七匹狼,谁知道呢?他只能用自己的感觉来揣测山径的边缘,这显然是不可靠的。在黑暗中,他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左臀部猛然一道重压,车子完全失去了控制。刹那间,脑中一片空白,当他回过神来,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时,他重新站在悬崖边上的身躯顿时瘫软在地上。
“那绝不是最让我害怕的事。”他沉吟了一会,继续说,“我想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藏獒。”那天他已经走过了金沙江和澜沧江,正要骑过怒江峡谷,却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正冲他而来。他定睛一看,“冷汗立即从毛孔喷出”,他看到的正是人称狗中之王的藏獒——有半人多高,头像狮子一样,威武到让你有一种立即想逃的冲动。
但是他知道,他的双腿根本无法与藏獒赛跑。他冷静地捡起地上的石子扔它们,然后用登山杖与之搏斗。也不知道是否又是上天眷顾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赋予了他力量,在混战中,他用石头砸中了藏獒的鼻子,并趁机骑单车逃之夭夭。
和藏民一起吃牦牛肉
谢旺霖看上去像个艺术家,脑后留着长长的辫子,身材并不高,实在想象不出他和藏獒搏斗是怎么样的情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睛不大,胆子却不小。
他说,每到一个有电话的县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台湾的家里打电话,向母亲报平安。他的母亲并不知道他在大陆做的是一件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她一直以为,她的儿子在大陆只是在像其他的台湾观光客一样旅行,却不了解他可能因为一路上的艰险而丧命。直到他在台北举办报告会时,谢旺霖才邀请自己的母亲,此时的母亲得知真相,早已泪流满面。
这一路上,孤独和寂寞是他唯一的伴侣。放眼望去,红色是山脉的主调,橙红、棕红、砖红、血红、绛红……荒无人烟的道路上一个人乘风而行的自由,让他的内心既为之欣喜,而又暗生恐惧。
和藏民言语不通,谢旺霖就与他们通过手势比划。他说:“除了有一些城市里的生意人你可以和他们用汉语沟通,大部分在村落里的时候,他们不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幸好,虽然也有些藏民表现得非常警觉,大多数藏民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着他们的善意。桑吉措母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袋里舀出糍粑粉倒进碗里,再加入一些黄色的酥油和一小片茶砖,烧给谢旺霖吃。朝圣的康巴汉子纷纷给他送上牦牛肉和青稞饼,虽然并不是很能吃得惯,但他还是使劲地学他们的手势,用沾满灰尘的手去抓食物,然后大口大口地一顿猛吃,用味蕾来感觉来自土地的味道。
谢旺霖说他并不在意生活环境的艰苦:“我之所以要踏上这条道路,就是刻意要让自己贫穷,其实我并不喜欢物质的、那么现代的社会。我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甚至刻意让自己面临挨饿的场景,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了解饥饿究竟是种怎么样的情况。虽然这只能说是一种体验,他们一生一世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我只是几个月而已,但我想,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和他们的距离会更遥远。”
那些人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和宗教信仰都迥异于他,他对他们充满了好奇。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似的观光,全程18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翻越了白马雪山(海拔4292米)、红拉山口(海拔4220米)、拉乌山口(海拔4338米)、觉巴山口(海拔3938米)等等无数座大山,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泪与汗水交织的日子,他体悟到活着的意义。
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因为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谢旺霖第一次从新疆踏上了前往西藏的道路,希望在旅途中将自己忘记。
那一次的失恋对他的打击很大,但是这并不是让他选择流浪的唯一原因。从高中毕业之后起,他就热衷于旅行。“那时候在台湾大部分时间是徒步或者搭车,也去过美国,中国内地也来过好几次,只是没有选择骑单车的形式,也没有去过西藏的高原。旅行真的是那么奇妙,你真的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新的可能的自我。”他对记者说。
当他得到林怀民的“流浪者计划”的资助,第二次去西藏的时候,他更好地调适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更能适应艰苦的环境,并更注意观察一路上的故事。他的这些传奇经由他的著作《转山——边境流浪者》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后(内地近期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在台湾立即引发了一次“流浪热”,迅速跻身各大书店排行榜的冠军,并最终成功摘下2008年度台湾畅销书的桂冠。有人说:“出了社会一直努力赚钱,却忘了年轻时曾经许诺的梦想,尽管无法放手一搏去‘转山’,但已开始筹备骑单车环游台湾。”可是当谢旺霖到达他的目的地拉萨时,抬头望着漫天的飞雪,他却将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自行车卖给了一位当地的居民,问他为什么要把心爱的车给卖了,他说:“因为我凑不够回台湾的飞机票钱啊。”
他说得轻松,可是从他的眼神中仍然能看到一种不舍。谢旺霖说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还会做这样的一次远行,只是也许不再是西藏,对他来说,所有可以给他带来冒险、感动和启示的地方,都可以是他心中的圣山。
“我不是佛教徒。”谢旺霖断然否决了记者心中的一个疑问。
一个24岁的台湾年轻人骑着一辆自己改装的自行车,在寒意渐生的10月,从云南的丽江出发,一路来到西藏的拉萨,他说他不是为了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让身心彻底地自在,在或粗砺或柔软的阳光中,感受生命的沉重与洒脱。
就像藏人,对着灵性的大山,反复绕走,让一切的苦与悲,都得到净化……
藏獒来袭
“天微启,淤青一样的色泽。昨夜即使睡去,你仍清楚知道自己翻了几回身,除了一份忧虑外,总还觉得有东西紧紧压在胸口,难以喘过气来,也许是高原症来袭。才三千米海拔,那未来若到了更高的地方该怎么办?你睁开眼,迟迟不想起身,听见门被打开,急忙又闭上了眼。”
这是谢旺霖西藏之行中高原反应强烈时的真实记录。
“害怕,怎么会不害怕。”坐在记者对面的谢旺霖点起一根香烟,想起自己的单车历险记,仍然心有余悸。
高原反应和寒冷确实时刻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从新疆去西藏的狮泉河时,因为高原反应,他呕吐、流鼻血、发高烧,差点丧命的经历。第二次的进藏之旅依旧凶险莫测,高原反应——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也在夜色降临之时沉沉地压抑着他的呼吸,让它变得急促、稀薄,把他的睡意冲淡。在高原,最可怕的就是感冒,这种在平原地带司空见惯的疾病在高原上却可能导致脑水肿等严重的后果。没有同伴可以帮忙,一个人的旅程更显艰辛。有一次他真的开始流鼻涕,咳嗽咳个不停,胸口隐隐作痛,但是他没有退路,只能硬撑着,踉踉跄跄地翻越三座四千米以上的大山。只能说,他能坐在记者的面前,侃侃而谈这段传奇性的经历,这是上天眷顾他的缘故。
还有寒冷,深入到骨髓里的那种寒冷在敲打着单薄的衣服,提醒他,他所在的不是温暖的亚热带的台湾,而是寒冷的西藏高原。他说夜间骑行的时候,每呼出一口气,自己戴的透明的眼镜片上瞬间就会凝冻出一层白雾。有时,因为错过了可以借宿的住所,他只能依靠睡袋和帐篷露宿野外。清晨冻醒的时候,睡袋上已经覆盖着一层白白的霜花。
最可怕的还是两次生死线上的考验。
一次是从悬崖上跌落下来,幸好因为自行车的前轮卡在岩缝下,才捡了一条命。“那次主要还是怪我太大意了。”此时的谢旺霖表情反而轻松了很多,“我不应该在晚上骑自行车赶路。”那是怎样的一种黑?没有一丝一毫的亮光,耳畔回响的是山林中神秘的声响,也许是一只熊,或者是七匹狼,谁知道呢?他只能用自己的感觉来揣测山径的边缘,这显然是不可靠的。在黑暗中,他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左臀部猛然一道重压,车子完全失去了控制。刹那间,脑中一片空白,当他回过神来,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时,他重新站在悬崖边上的身躯顿时瘫软在地上。
“那绝不是最让我害怕的事。”他沉吟了一会,继续说,“我想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藏獒。”那天他已经走过了金沙江和澜沧江,正要骑过怒江峡谷,却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正冲他而来。他定睛一看,“冷汗立即从毛孔喷出”,他看到的正是人称狗中之王的藏獒——有半人多高,头像狮子一样,威武到让你有一种立即想逃的冲动。
但是他知道,他的双腿根本无法与藏獒赛跑。他冷静地捡起地上的石子扔它们,然后用登山杖与之搏斗。也不知道是否又是上天眷顾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赋予了他力量,在混战中,他用石头砸中了藏獒的鼻子,并趁机骑单车逃之夭夭。
和藏民一起吃牦牛肉
谢旺霖看上去像个艺术家,脑后留着长长的辫子,身材并不高,实在想象不出他和藏獒搏斗是怎么样的情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睛不大,胆子却不小。
他说,每到一个有电话的县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台湾的家里打电话,向母亲报平安。他的母亲并不知道他在大陆做的是一件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她一直以为,她的儿子在大陆只是在像其他的台湾观光客一样旅行,却不了解他可能因为一路上的艰险而丧命。直到他在台北举办报告会时,谢旺霖才邀请自己的母亲,此时的母亲得知真相,早已泪流满面。
这一路上,孤独和寂寞是他唯一的伴侣。放眼望去,红色是山脉的主调,橙红、棕红、砖红、血红、绛红……荒无人烟的道路上一个人乘风而行的自由,让他的内心既为之欣喜,而又暗生恐惧。
和藏民言语不通,谢旺霖就与他们通过手势比划。他说:“除了有一些城市里的生意人你可以和他们用汉语沟通,大部分在村落里的时候,他们不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幸好,虽然也有些藏民表现得非常警觉,大多数藏民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着他们的善意。桑吉措母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袋里舀出糍粑粉倒进碗里,再加入一些黄色的酥油和一小片茶砖,烧给谢旺霖吃。朝圣的康巴汉子纷纷给他送上牦牛肉和青稞饼,虽然并不是很能吃得惯,但他还是使劲地学他们的手势,用沾满灰尘的手去抓食物,然后大口大口地一顿猛吃,用味蕾来感觉来自土地的味道。
谢旺霖说他并不在意生活环境的艰苦:“我之所以要踏上这条道路,就是刻意要让自己贫穷,其实我并不喜欢物质的、那么现代的社会。我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甚至刻意让自己面临挨饿的场景,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了解饥饿究竟是种怎么样的情况。虽然这只能说是一种体验,他们一生一世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我只是几个月而已,但我想,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和他们的距离会更遥远。”
那些人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和宗教信仰都迥异于他,他对他们充满了好奇。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似的观光,全程18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翻越了白马雪山(海拔4292米)、红拉山口(海拔4220米)、拉乌山口(海拔4338米)、觉巴山口(海拔3938米)等等无数座大山,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泪与汗水交织的日子,他体悟到活着的意义。
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因为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谢旺霖第一次从新疆踏上了前往西藏的道路,希望在旅途中将自己忘记。
那一次的失恋对他的打击很大,但是这并不是让他选择流浪的唯一原因。从高中毕业之后起,他就热衷于旅行。“那时候在台湾大部分时间是徒步或者搭车,也去过美国,中国内地也来过好几次,只是没有选择骑单车的形式,也没有去过西藏的高原。旅行真的是那么奇妙,你真的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新的可能的自我。”他对记者说。
当他得到林怀民的“流浪者计划”的资助,第二次去西藏的时候,他更好地调适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更能适应艰苦的环境,并更注意观察一路上的故事。他的这些传奇经由他的著作《转山——边境流浪者》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后(内地近期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在台湾立即引发了一次“流浪热”,迅速跻身各大书店排行榜的冠军,并最终成功摘下2008年度台湾畅销书的桂冠。有人说:“出了社会一直努力赚钱,却忘了年轻时曾经许诺的梦想,尽管无法放手一搏去‘转山’,但已开始筹备骑单车环游台湾。”可是当谢旺霖到达他的目的地拉萨时,抬头望着漫天的飞雪,他却将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自行车卖给了一位当地的居民,问他为什么要把心爱的车给卖了,他说:“因为我凑不够回台湾的飞机票钱啊。”
他说得轻松,可是从他的眼神中仍然能看到一种不舍。谢旺霖说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还会做这样的一次远行,只是也许不再是西藏,对他来说,所有可以给他带来冒险、感动和启示的地方,都可以是他心中的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