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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北京书院史》；发展变迁；文化精神；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71-05
如果将唐玄宗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在洛阳设置的丽正书院作为中国书院肇始的话，那么中国的书院已有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在历史上辉煌无比的书院及其教育体系却逐渐湮没在今日都市的喧闹声中。书院曾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等诸多方面有过重要影响，因此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书院的创办、发展、制度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应该肯定的是，李国均的《中国书院史》，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等系列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书院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贡献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无须讳言，既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来研究中国书院的历史、演变和制度等，却缺乏对于地域性书院的研究，遑论对于地域性书院的分布、历史、管理、讲学、经费等方面的探究，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对于理解中国书院的地理分布、历代兴衰、制度演变、文化贡献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赵连稳教授近期出版的专著《北京书院史》便是对于北京历代书院的地域性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就内容而言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北京古代历史及其特征的概述、五代至元明清时期书院的阶段性发展与特点；二是对于清末北京书院的改制、历史作用的分析；三是关于北京书院类型和特征、书院讲学和管理、经费、藏书和供祀活动等日常运作与书院常态的研究。全书每章各有侧重，却又前后贯通，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北京书院史》结合北京历代书院的创建、分布及日常管理和富于代表性的书院个案进行研究，既注重对于北京书院历代兴衰、文化变迁的富于学理性的阐释，又将北京书院置于北京及中国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还原北京书院面貌、辨析文化语境和制度复原上用力颇深，读者借助此书便可以重回昔日书院现场，领略北京历代书院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风貌。
一、 融入生活史的北京书院研究
自清末书院的改制算起，中国传统书院的整体衰落距今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却似乎已从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精神世界中淡出了身影。重新发掘北京书院的历史，从它们的“前世”中发掘出富于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成了许多书院研究者的努力方向。赵连稳教授长期从事明清史和北京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于清末的剧变及书院的变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力图在对北京书院历史进行纯学术的文献资料研究之外，更将北京书院的历史与其文化传承和历代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动结合起来。作者在夯实中国书院研究基础、重塑北京书院形象的同时，还将历代书院演变过程中沉淀下的治学精神、学术品质、学养人格作为重要的传统加以提炼，希望能够为当代学人及教育界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涵养。
北京书院在当下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其昔日面貌逐渐变得模糊，因此勾勒它们的历史面目、发展轨迹与文化内涵，成为赵连稳教授从事北京书院史研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北京书院史》一书也的确在史料搜集与发掘及整理上颇费精力。作者为更有效地还原北京书院的历史面貌，“力求挖掘新的材料，阅读记载北京每个书院的史料，研读有关人物的文集，并到京内外书院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8）《北京书院史》以五代以来北京地区的书院为对象，在书院的历史发展、类型与特征、讲学与管理、经费与藏书以及其历史作用与启示等方面考察北京书院的创办与演变，系统地分析了北京书院在政治争斗、军事战争、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的精神面貌与内在品格，以及它在传承文化、弘扬品德、教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读者们重新理解书院、触摸其日常生活、进入其精神世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以往的书院史研究著作中，不少学者习惯以书院群体作为中心展开书院创办、发展、衰落及复兴等方面历史的宏观研究，所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书院的兴衰浮沉与历史意义，这不仅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有关，而且还与研究对象的规模、分布、性质等密切相关。与许多关于中国书院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赵连稳教授在《北京书院史》中追求的是大背景下的地域书院研究，他既探究微观区域书院研究中的现场感，又努力拷问时代变迁中书院历史隐藏的思想特质，努力在微观历史与思想特质中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者在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种大文化观下的地域书院史研究，即“结合北京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特征，结合每个书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风俗的、甚至是创办人的家庭环境，对北京书院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8）基于对北京书院进行多元维度考察的目标，赵连稳教授从对北京地理的描述出发，历时性地勾勒出北京古代历史的特征，将北京古代历史对于书院的影响作了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五代至元朝时期、明朝时期以及清朝时期为界限，分析了不同时期北京政治文化的特征、统治者的文教政策，然后对北京书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具体介绍，以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政治态势以及文化习俗对书院作了同时观照，尽可能地还原出北京书院在诡谲时代嬗变中的精神变迁。基于对北京书院历史的熟稔，赵连稳教授得以触摸到北京书院研究长期遭受冷落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处于天子脚下，官学发达，不仅限制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书院的官学化十分严重，是官学的附庸，乏善可陈。”（260）作为对于这种简单化倾向的矫正，趙连稳教授注意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双向坐标中阐释不同时期北京书院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作用，他结合北京的地理、文化、政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了北京古代书院所形成的受政治制约大、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比例较大、书院师生来源广泛等特点，这样就将北京古代书院的教育特质、学术性质与社会内涵极为密切地串联起来，以便更加深入地揭示北京书院的地域特质和思想内涵。 例如，对于五代时期中国书院的发展状态，许多研究者喜欢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这对中国的古代书院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赵连稳先生结合五代时期的教育史、文化史、印刷史，认为即便在五代的乱世之中，“文教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滞，一些政权在稍稍稳定后，便兴办学校，而士大夫也在山林或乡村创办书院，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出现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19）在《北京书院史》中，作者注意到，五代时期书院创办具有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在教育方面，一些政权相继恢复了国子监，定国子监生额，太学和地方州学也陆续兴办；二是在印刷史上，这一时期雕版印刷用于国子监印书。以往在介绍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时，少有学者从印刷史的角度分析书院得以创办和发展的原因，而赵连稳教授恰恰在人们忽略之处进行了勘察：“正是在这一阶段，国子监开始雕版印书，致使儒家《五经》《九经》等传布甚广。这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儒家文化加速传播、普及，并且使阅读更加便利，这对于书院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10）
传统的历史研究习惯从政治、军事等宏大叙事角度切入，而将文化、学术、人物置于这种宏观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暗含在这种研究范式之中的却是研究者对于具体的个人的忽略、对于日常生活形态的遮蔽。换言之，宏大叙事研究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无法将关于国家、朝廷的处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贯通起来，而仅仅简单地以朝廷、国家的危亡等同于民众的心理感受，却未意识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入侵以来的事实。作为反拨，这些年来读书界对于一些以大视野研究小事件的历史著作颇为关注，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这些历史研究著作不再局限于政治、战争、派系等国家话语，而代之以对民众生态、日常生活以及情感心理等小事件的关注，希望能够借助新的视角拨开久被宏大叙事层层遮盖的历史本真。《北京书院史》虽然没有将学术化的著作铺衍成随笔化的生活细节的描述，却也在研究中吸收了新史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观念，希望以此来推进北京书院史的研究。
以往研究者在进行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时，热衷于对规章制度的条文进行转述和分析，以此作为对于书院制度历史脉络的把握。赵连稳教授将北京书院的日常管理与运作纳入到了书院的发展历程之中，揭示出北京书院在讲学内容、院长职责、选聘和考核以及经费的筹集、支出、管理等方面的细节。在《北京书院史》中，作者证明了其所追求的对北京一些书院有关资料的挖掘与整理相当宝贵的目标，对于北京书院管理与运作的许多史料的发掘令读者颇为惊讶。而读者在该书中也会读到许多较之今日并不逊色的管理和财务制度。例如，在研究清代北京书院的经费管理制度时，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同时代的地方志、书院志等史料，勾勒出北京地方书院臻于完备的经费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较之时下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有许多借鉴之处。在书中，作者总结出清代北京书院经费管理的一般模式，即官府直接经管、官督民管两种类型。与民众对于封建时代官员贪腐成风的刻板印象形成反差的是，作为官府直接经管的书院经费使用其实非常嚴格，“经费中官地租息部分，由州级官府‘经管’，书院每季把收支和‘实存钱数’开列清单，在书院张贴公示，并且造册呈报”，甚至“重大的修缮费用使用情况还要让皇帝御览审查”，“对徇私舞弊、违反定制、辜负皇仁的行为，准许绅士告发”。（210）而对于官督民管的书院经费，其管理更是严格。据作者研究，在北京的清代书院民间经费的管理中，通常是将民间捐赠的经费交由乡绅组成的书院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选举首士进行管理。“首士有一定的任期，账目也公开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管理。书院每年把经费使用情况造册两份：一份存州署，一份交给董事会，相互监督。”（211）甚至，对于稍微大一些的经费支出，书院也有具体的监管策略：“即书院资金出入要承办铺户的手折、由一位董事经管，凡是收支在10串以上的，要先由经手人开具手条，让众董事签字画押，方可登折。不得一人私自经办，以免招来非议。”（213）较之今日高校各校、院级领导私人经办、报销、分配等存在诸多隐患的经费管理方式，清代北京书院的“众董事画押”、“不得一人私自经办”的方式无疑凸显出其历史进步意义。而赵连稳教授在《北京书院史》中对于这类书院日常生活状态中细节的凸显，无疑为我们重新理解一个个具体存在、与各方有细碎关联的立体书院提供了契机。很显然，只有从细微处的不断研究，从历史断裂处的重新缝合，才能为读者理解古代北京书院、接受书院传统创造条件。
二、 有血有肉的书院研究与人文情怀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得到强化时，其负面因素也逐渐得到显现，一些学者的研究日益沦为材料的跑马场，或是成为空洞概念的抽象演绎，在学术研究中学者的情感、立场日渐模糊，所谓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剥离生命气息和情感体验的僵硬材料。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研究论著已与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人间情怀完全无关，人们进入僵硬的材料、理性的分析及术语的堆砌之中，却无法获得与学者、作家的血肉关联。在这样的学术文字后面，人的意义和价值彻底地隐遁了，研究者们只能从枯燥的材料中演绎同样没有精神血色的文字，通过一个毫无生气的逻辑推理和分析综合过程来展现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命题。”不难发现，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富含价值观念与人生意义的存在方式，不能仅仅成为材料的加工厂，而且还应该与对象建立起密切的血肉关联，在研究学术问题的同时抚慰寂寞的人生、重建精神的信仰。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石之上，而不会因为研究者的摇摆而轻易动摇。
在《北京书院史》中，赵连稳教授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不是观念的演绎、史料的堆砌，而是有着对于研究对象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与嗜好，因而迫切希望了解北京书院的来龙去脉及其日常运作方式。虽然作者研究的主体是北京书院，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存在，而是在进行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将人看作一个个具有生命温度的存在，他们在北京书院的历史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明朝末年首善书院被禁毁，以往人们多从政治角度切入，认为东林党人利用首善书院抨击朝政，因此遭受书院被毁之祸。而赵连稳教授却注重分析人及人性，他不是简单地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而是结合书院的讲学传统、弘道精神以及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等人的观点及阉党对于权力的攫取等角度进行探索，认为东林党人并未对封建礼教离经叛道，他们恰恰是强调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所用之人才。“他们在北京创办的首善书院，其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而是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它之所以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之后再次兴起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说东林党人利用首善书院抨击朝政，因此，所谓首善书院抨击朝政不过是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借口罢了。以往一些学者在谈及首善书院被禁毁的原因时认为是书院抨击朝政，引起阉党的嫉恨所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5-6）在人们习以为常从政治视角切入书院研究的惯性中，赵连稳教授却发现了文化因素、伦理道德与之形成的反差，并进而结合历史材料推翻因袭之说的悖论之处。由于不是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层面入手，而是融合了文化史、教育史、印刷史、民族史等多学科的知识，使人回到历史的发生现场，让书院恢复了人的精神气息，《北京书院史》才能摆脱单一视角带来的视野狭窄与心灵迟钝的弊病，而能从大量史料的阅读中发现了久被忽略的事实。 赵连稳教授在研究北京书院演变、地域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也在探究书院创办者和亲历者的心理历程、情感状态，他的研究注重对人心的勘探、对思想的敏锐感悟，真正深入到了研究对象的里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面貌的探究，必然要求对此前有關北京书院认识的误区进行矫正，在此基础上进行书院历史的重述。为此作者在书中颇费笔墨地对人们习焉不察的观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不断考察历史上出现的北京书院及重要人物的生平，以期尽可能地接近昔日的历史场景，为读者重新走进和了解北京书院创造条件。
不少研究者对于书院中供祀历代名人颇不重视，多以为是一种保守、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而《北京书院史》却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专门研究，不仅认为这样的供祀活动可以唤起学生对于先贤的敬畏，而且还会直接对诸生进行美育，具有重要的思想、情感教育意义：“书院供祀的目的是唤起诸生对先圣先贤的敬仰之情，是对诸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生徒心中树立起典范人物形象，知礼仪、明廉耻。”（7）“书院还把自己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加以祭祀，以表明书院的学术宗旨”。（227）除了孔子和理学大师外，书院供祀的对象还包括先圣先哲、乡里名宦、书院创办人、文昌帝君、文曲星和魁星等。“书院对于祭祀的规定也比较严密，包括祭期、主持人、主祭人、祭器和祭祀物品的选择、摆放以及祭祀的程序等，一点也不能马虎。”（232）这种与生活保持平行状态、贴近书院常态的研究，真正地嵌入了书院研究对象的纹理，散发着浓浓的人间气息，并且精炼地慨括了北京书院之在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信仰意义。在《北京书院史》的行文中，作者所追求的对于研究对象的熟稔、对于史料的发掘与对普遍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的看重在这里得到很好地融合，正是研究的严谨性与生命温度的并重赋予了该书逻辑缜密、质地丰满的品质。
赵连稳教授的这部学术专著，既重视对北京书院发展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研究，又十分注重探究书院发展过程中的人物经历与思想、书院日常运作中的管理体制与文化氛围，从而为读者重新理解北京书院的“前世”与“精神”搭建了很好的文化展台。而更为隐秘的，或许还是《北京书院史》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遍览史料、阅读人心、文史互证的的智慧。实际上，赵连稳先生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别设《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不光是为了形式上使书稿臻于完备，其更深的用意或许希冀以历史启迪现实，以北京书院的历史来反观今日之教育。所以，赵连稳教授对北京历代书院在培养人才、传播理学、促进北京及周边地区教育发展、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尤其是全书结尾的一节《北京书院教育对当今学校教育的启示》更是将这种以史为鉴的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不难理解，作者赞扬“德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251）、“精简高效的管理是提高办学效益的内在要求”（252），认为“让学生多阅读一些修身类书籍，培养学生严肃的道德态度和自我控制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251）、“书院认为只教学生‘读书穷理’是不够的，还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要鼓励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去，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251）固然是对于北京书院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推崇，同时在对北京古代书院“培养了许多讲求气节的士大夫”（245）的褒扬中，读者也不难领悟作者含对当下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精神丧失、沦为主流话语传声筒等现象的批评之意。
《北京书院史》既是赵连稳教授长期从事北京社会文化史和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他自《中国书院藏书》、《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等著作以来的一次学术拓展，其中体现的对于融文化史、生活史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探索、对于古代北京书院蕴含的学术精神的发掘以及对于跨学科、多门类知识融会贯通的尝试，都显示出可贵的学术开拓精神。而更隐秘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作者借古代北京书院研究熔铸个体生命情感、将学术研究与当下生活结合起来的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之精神追求、对于学术精神的信仰没有衰落，而且还饱蘸着作者在学术建构中弘扬文化个性和学术良知的探索。如果说每一本著作背后都站立着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赵连稳教授的《北京书院史》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正如陈思和先生在1993年《上海文化》的创刊号上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呼吁：“道德信念与人格力量，永远是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的精神传统，这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之中。”（10）
〔参考文献〕
[1]赵连稳.北京书院史[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4.
[2]龙其林.拒绝在沉默中遗忘[N]. 团结报，2011-11-17（07）.
[3]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A].思和文存（第一卷）[M].合肥：黄山书社，2013.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北京书院史》；发展变迁；文化精神；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71-05
如果将唐玄宗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在洛阳设置的丽正书院作为中国书院肇始的话，那么中国的书院已有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在历史上辉煌无比的书院及其教育体系却逐渐湮没在今日都市的喧闹声中。书院曾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等诸多方面有过重要影响，因此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书院的创办、发展、制度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应该肯定的是，李国均的《中国书院史》，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等系列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书院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贡献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无须讳言，既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来研究中国书院的历史、演变和制度等，却缺乏对于地域性书院的研究，遑论对于地域性书院的分布、历史、管理、讲学、经费等方面的探究，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对于理解中国书院的地理分布、历代兴衰、制度演变、文化贡献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赵连稳教授近期出版的专著《北京书院史》便是对于北京历代书院的地域性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就内容而言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北京古代历史及其特征的概述、五代至元明清时期书院的阶段性发展与特点；二是对于清末北京书院的改制、历史作用的分析；三是关于北京书院类型和特征、书院讲学和管理、经费、藏书和供祀活动等日常运作与书院常态的研究。全书每章各有侧重，却又前后贯通，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北京书院史》结合北京历代书院的创建、分布及日常管理和富于代表性的书院个案进行研究，既注重对于北京书院历代兴衰、文化变迁的富于学理性的阐释，又将北京书院置于北京及中国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还原北京书院面貌、辨析文化语境和制度复原上用力颇深，读者借助此书便可以重回昔日书院现场，领略北京历代书院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风貌。
一、 融入生活史的北京书院研究
自清末书院的改制算起，中国传统书院的整体衰落距今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却似乎已从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精神世界中淡出了身影。重新发掘北京书院的历史，从它们的“前世”中发掘出富于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成了许多书院研究者的努力方向。赵连稳教授长期从事明清史和北京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于清末的剧变及书院的变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力图在对北京书院历史进行纯学术的文献资料研究之外，更将北京书院的历史与其文化传承和历代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动结合起来。作者在夯实中国书院研究基础、重塑北京书院形象的同时，还将历代书院演变过程中沉淀下的治学精神、学术品质、学养人格作为重要的传统加以提炼，希望能够为当代学人及教育界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涵养。
北京书院在当下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其昔日面貌逐渐变得模糊，因此勾勒它们的历史面目、发展轨迹与文化内涵，成为赵连稳教授从事北京书院史研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北京书院史》一书也的确在史料搜集与发掘及整理上颇费精力。作者为更有效地还原北京书院的历史面貌，“力求挖掘新的材料，阅读记载北京每个书院的史料，研读有关人物的文集，并到京内外书院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8）《北京书院史》以五代以来北京地区的书院为对象，在书院的历史发展、类型与特征、讲学与管理、经费与藏书以及其历史作用与启示等方面考察北京书院的创办与演变，系统地分析了北京书院在政治争斗、军事战争、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的精神面貌与内在品格，以及它在传承文化、弘扬品德、教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读者们重新理解书院、触摸其日常生活、进入其精神世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以往的书院史研究著作中，不少学者习惯以书院群体作为中心展开书院创办、发展、衰落及复兴等方面历史的宏观研究，所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书院的兴衰浮沉与历史意义，这不仅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有关，而且还与研究对象的规模、分布、性质等密切相关。与许多关于中国书院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赵连稳教授在《北京书院史》中追求的是大背景下的地域书院研究，他既探究微观区域书院研究中的现场感，又努力拷问时代变迁中书院历史隐藏的思想特质，努力在微观历史与思想特质中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者在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种大文化观下的地域书院史研究，即“结合北京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特征，结合每个书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风俗的、甚至是创办人的家庭环境，对北京书院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8）基于对北京书院进行多元维度考察的目标，赵连稳教授从对北京地理的描述出发，历时性地勾勒出北京古代历史的特征，将北京古代历史对于书院的影响作了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五代至元朝时期、明朝时期以及清朝时期为界限，分析了不同时期北京政治文化的特征、统治者的文教政策，然后对北京书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具体介绍，以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政治态势以及文化习俗对书院作了同时观照，尽可能地还原出北京书院在诡谲时代嬗变中的精神变迁。基于对北京书院历史的熟稔，赵连稳教授得以触摸到北京书院研究长期遭受冷落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处于天子脚下，官学发达，不仅限制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书院的官学化十分严重，是官学的附庸，乏善可陈。”（260）作为对于这种简单化倾向的矫正，趙连稳教授注意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双向坐标中阐释不同时期北京书院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作用，他结合北京的地理、文化、政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了北京古代书院所形成的受政治制约大、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比例较大、书院师生来源广泛等特点，这样就将北京古代书院的教育特质、学术性质与社会内涵极为密切地串联起来，以便更加深入地揭示北京书院的地域特质和思想内涵。 例如，对于五代时期中国书院的发展状态，许多研究者喜欢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这对中国的古代书院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赵连稳先生结合五代时期的教育史、文化史、印刷史，认为即便在五代的乱世之中，“文教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滞，一些政权在稍稍稳定后，便兴办学校，而士大夫也在山林或乡村创办书院，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出现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19）在《北京书院史》中，作者注意到，五代时期书院创办具有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在教育方面，一些政权相继恢复了国子监，定国子监生额，太学和地方州学也陆续兴办；二是在印刷史上，这一时期雕版印刷用于国子监印书。以往在介绍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时，少有学者从印刷史的角度分析书院得以创办和发展的原因，而赵连稳教授恰恰在人们忽略之处进行了勘察：“正是在这一阶段，国子监开始雕版印书，致使儒家《五经》《九经》等传布甚广。这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儒家文化加速传播、普及，并且使阅读更加便利，这对于书院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10）
传统的历史研究习惯从政治、军事等宏大叙事角度切入，而将文化、学术、人物置于这种宏观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暗含在这种研究范式之中的却是研究者对于具体的个人的忽略、对于日常生活形态的遮蔽。换言之，宏大叙事研究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无法将关于国家、朝廷的处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贯通起来，而仅仅简单地以朝廷、国家的危亡等同于民众的心理感受，却未意识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入侵以来的事实。作为反拨，这些年来读书界对于一些以大视野研究小事件的历史著作颇为关注，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这些历史研究著作不再局限于政治、战争、派系等国家话语，而代之以对民众生态、日常生活以及情感心理等小事件的关注，希望能够借助新的视角拨开久被宏大叙事层层遮盖的历史本真。《北京书院史》虽然没有将学术化的著作铺衍成随笔化的生活细节的描述，却也在研究中吸收了新史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观念，希望以此来推进北京书院史的研究。
以往研究者在进行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时，热衷于对规章制度的条文进行转述和分析，以此作为对于书院制度历史脉络的把握。赵连稳教授将北京书院的日常管理与运作纳入到了书院的发展历程之中，揭示出北京书院在讲学内容、院长职责、选聘和考核以及经费的筹集、支出、管理等方面的细节。在《北京书院史》中，作者证明了其所追求的对北京一些书院有关资料的挖掘与整理相当宝贵的目标，对于北京书院管理与运作的许多史料的发掘令读者颇为惊讶。而读者在该书中也会读到许多较之今日并不逊色的管理和财务制度。例如，在研究清代北京书院的经费管理制度时，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同时代的地方志、书院志等史料，勾勒出北京地方书院臻于完备的经费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较之时下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有许多借鉴之处。在书中，作者总结出清代北京书院经费管理的一般模式，即官府直接经管、官督民管两种类型。与民众对于封建时代官员贪腐成风的刻板印象形成反差的是，作为官府直接经管的书院经费使用其实非常嚴格，“经费中官地租息部分，由州级官府‘经管’，书院每季把收支和‘实存钱数’开列清单，在书院张贴公示，并且造册呈报”，甚至“重大的修缮费用使用情况还要让皇帝御览审查”，“对徇私舞弊、违反定制、辜负皇仁的行为，准许绅士告发”。（210）而对于官督民管的书院经费，其管理更是严格。据作者研究，在北京的清代书院民间经费的管理中，通常是将民间捐赠的经费交由乡绅组成的书院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选举首士进行管理。“首士有一定的任期，账目也公开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管理。书院每年把经费使用情况造册两份：一份存州署，一份交给董事会，相互监督。”（211）甚至，对于稍微大一些的经费支出，书院也有具体的监管策略：“即书院资金出入要承办铺户的手折、由一位董事经管，凡是收支在10串以上的，要先由经手人开具手条，让众董事签字画押，方可登折。不得一人私自经办，以免招来非议。”（213）较之今日高校各校、院级领导私人经办、报销、分配等存在诸多隐患的经费管理方式，清代北京书院的“众董事画押”、“不得一人私自经办”的方式无疑凸显出其历史进步意义。而赵连稳教授在《北京书院史》中对于这类书院日常生活状态中细节的凸显，无疑为我们重新理解一个个具体存在、与各方有细碎关联的立体书院提供了契机。很显然，只有从细微处的不断研究，从历史断裂处的重新缝合，才能为读者理解古代北京书院、接受书院传统创造条件。
二、 有血有肉的书院研究与人文情怀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得到强化时，其负面因素也逐渐得到显现，一些学者的研究日益沦为材料的跑马场，或是成为空洞概念的抽象演绎，在学术研究中学者的情感、立场日渐模糊，所谓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剥离生命气息和情感体验的僵硬材料。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研究论著已与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人间情怀完全无关，人们进入僵硬的材料、理性的分析及术语的堆砌之中，却无法获得与学者、作家的血肉关联。在这样的学术文字后面，人的意义和价值彻底地隐遁了，研究者们只能从枯燥的材料中演绎同样没有精神血色的文字，通过一个毫无生气的逻辑推理和分析综合过程来展现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命题。”不难发现，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富含价值观念与人生意义的存在方式，不能仅仅成为材料的加工厂，而且还应该与对象建立起密切的血肉关联，在研究学术问题的同时抚慰寂寞的人生、重建精神的信仰。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石之上，而不会因为研究者的摇摆而轻易动摇。
在《北京书院史》中，赵连稳教授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不是观念的演绎、史料的堆砌，而是有着对于研究对象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与嗜好，因而迫切希望了解北京书院的来龙去脉及其日常运作方式。虽然作者研究的主体是北京书院，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存在，而是在进行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将人看作一个个具有生命温度的存在，他们在北京书院的历史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明朝末年首善书院被禁毁，以往人们多从政治角度切入，认为东林党人利用首善书院抨击朝政，因此遭受书院被毁之祸。而赵连稳教授却注重分析人及人性，他不是简单地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而是结合书院的讲学传统、弘道精神以及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等人的观点及阉党对于权力的攫取等角度进行探索，认为东林党人并未对封建礼教离经叛道，他们恰恰是强调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所用之人才。“他们在北京创办的首善书院，其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而是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它之所以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之后再次兴起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说东林党人利用首善书院抨击朝政，因此，所谓首善书院抨击朝政不过是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借口罢了。以往一些学者在谈及首善书院被禁毁的原因时认为是书院抨击朝政，引起阉党的嫉恨所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5-6）在人们习以为常从政治视角切入书院研究的惯性中，赵连稳教授却发现了文化因素、伦理道德与之形成的反差，并进而结合历史材料推翻因袭之说的悖论之处。由于不是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层面入手，而是融合了文化史、教育史、印刷史、民族史等多学科的知识，使人回到历史的发生现场，让书院恢复了人的精神气息，《北京书院史》才能摆脱单一视角带来的视野狭窄与心灵迟钝的弊病，而能从大量史料的阅读中发现了久被忽略的事实。 赵连稳教授在研究北京书院演变、地域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也在探究书院创办者和亲历者的心理历程、情感状态，他的研究注重对人心的勘探、对思想的敏锐感悟，真正深入到了研究对象的里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面貌的探究，必然要求对此前有關北京书院认识的误区进行矫正，在此基础上进行书院历史的重述。为此作者在书中颇费笔墨地对人们习焉不察的观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不断考察历史上出现的北京书院及重要人物的生平，以期尽可能地接近昔日的历史场景，为读者重新走进和了解北京书院创造条件。
不少研究者对于书院中供祀历代名人颇不重视，多以为是一种保守、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而《北京书院史》却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专门研究，不仅认为这样的供祀活动可以唤起学生对于先贤的敬畏，而且还会直接对诸生进行美育，具有重要的思想、情感教育意义：“书院供祀的目的是唤起诸生对先圣先贤的敬仰之情，是对诸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生徒心中树立起典范人物形象，知礼仪、明廉耻。”（7）“书院还把自己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加以祭祀，以表明书院的学术宗旨”。（227）除了孔子和理学大师外，书院供祀的对象还包括先圣先哲、乡里名宦、书院创办人、文昌帝君、文曲星和魁星等。“书院对于祭祀的规定也比较严密，包括祭期、主持人、主祭人、祭器和祭祀物品的选择、摆放以及祭祀的程序等，一点也不能马虎。”（232）这种与生活保持平行状态、贴近书院常态的研究，真正地嵌入了书院研究对象的纹理，散发着浓浓的人间气息，并且精炼地慨括了北京书院之在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信仰意义。在《北京书院史》的行文中，作者所追求的对于研究对象的熟稔、对于史料的发掘与对普遍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的看重在这里得到很好地融合，正是研究的严谨性与生命温度的并重赋予了该书逻辑缜密、质地丰满的品质。
赵连稳教授的这部学术专著，既重视对北京书院发展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研究，又十分注重探究书院发展过程中的人物经历与思想、书院日常运作中的管理体制与文化氛围，从而为读者重新理解北京书院的“前世”与“精神”搭建了很好的文化展台。而更为隐秘的，或许还是《北京书院史》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遍览史料、阅读人心、文史互证的的智慧。实际上，赵连稳先生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别设《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不光是为了形式上使书稿臻于完备，其更深的用意或许希冀以历史启迪现实，以北京书院的历史来反观今日之教育。所以，赵连稳教授对北京历代书院在培养人才、传播理学、促进北京及周边地区教育发展、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尤其是全书结尾的一节《北京书院教育对当今学校教育的启示》更是将这种以史为鉴的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不难理解，作者赞扬“德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251）、“精简高效的管理是提高办学效益的内在要求”（252），认为“让学生多阅读一些修身类书籍，培养学生严肃的道德态度和自我控制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251）、“书院认为只教学生‘读书穷理’是不够的，还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要鼓励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去，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251）固然是对于北京书院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推崇，同时在对北京古代书院“培养了许多讲求气节的士大夫”（245）的褒扬中，读者也不难领悟作者含对当下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精神丧失、沦为主流话语传声筒等现象的批评之意。
《北京书院史》既是赵连稳教授长期从事北京社会文化史和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他自《中国书院藏书》、《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等著作以来的一次学术拓展，其中体现的对于融文化史、生活史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探索、对于古代北京书院蕴含的学术精神的发掘以及对于跨学科、多门类知识融会贯通的尝试，都显示出可贵的学术开拓精神。而更隐秘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作者借古代北京书院研究熔铸个体生命情感、将学术研究与当下生活结合起来的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之精神追求、对于学术精神的信仰没有衰落，而且还饱蘸着作者在学术建构中弘扬文化个性和学术良知的探索。如果说每一本著作背后都站立着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赵连稳教授的《北京书院史》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正如陈思和先生在1993年《上海文化》的创刊号上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呼吁：“道德信念与人格力量，永远是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的精神传统，这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之中。”（10）
〔参考文献〕
[1]赵连稳.北京书院史[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4.
[2]龙其林.拒绝在沉默中遗忘[N]. 团结报，2011-11-17（07）.
[3]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A].思和文存（第一卷）[M].合肥：黄山书社，2013.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