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迷路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中国人对自己即将走向何方也并不清楚。”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但美国作家、记者彼得·海斯勒知道的比这多得多，他在《寻路中国》中写了无数令普通中国人匪夷所思的细节。
　　比如：在甘肃一段段明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绵延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名叫峡口的地方，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长城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在峡口一文不值。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个名为三岔的村里，作者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化场景。
　　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西方人一直在前仆后继地书写着中国。彼得·海斯勒的特点是喜欢描写细节，他认为如果要给美国人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细节很重要。
　　海斯勒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向导，对中国地图了然于心，并能够抛开地图写中国，他认为，“在中国，迷路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中国人对自己即将走向何方也并不清楚。”
　　
　　用电影让所有人懂政治
　　王晓夏
　　
　　“假正经”地介绍一本“不正经”的书。
　　如同新闻在通过故事记录历史一样，电影也是一个故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社会。电影不仅仅记录着事件性的真实，更多时候也记录着社会的思潮和情绪，其记录手法比新闻视角更多变，而且更深邃。电影的中心永远围绕着人，而新闻的中心更多时候是事件。
　　人性的复杂和深刻，使得任何想“一本正经”地去探究世界真相的行为都成为笑话。正如社会科学总想一本正经地对社会发展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却总也摆脱不了人文情节的羁绊，如社会学三大鼻祖，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或多或少地将个人倾向投入到了社会科学的探究中。
　　“人”很难被科学化，因为纯粹化的人“不正经”，而社会化的人“装正经”。
　　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所著的《国际政治梦工场》就是这么一本将电影和国际政治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务联系在一起的“一本假正经的电影书”和“一本不正经的政治书”。其风格如同西人历史学者马克卡尔尼斯所著的《幻影与真实：史家眼中的好莱坞历史片》一书，用历史学者的视角去解读电影，寻找电影中历史的痕迹。
　　作者用“不正经”的视角，天马行空地去用电影作道具，向人们展示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自然和不自然的政治元素。如同马克斯韦伯在题为“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所称的那样，“一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都是政治。
　　如果所有人都懂政治，某公共学者就不会在自己的围脖发出，“如果治国者连起碼的政治学常识都不懂，这个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者有没有责任?”这样的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