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中有规律可循。同样，一个时代文人也有一个时代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这种群体呈现出的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精神气质就是文化人格。中学语文教师若能抓住同一时代文人的文化人格特征进行教学，势必能起到举一反三的良好效果。因此，为了让学生的成长拥有更多的养分，语文教师有必要从广阔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来汲取营养，从而以文化人格探析来引领中学古典文学教学，下面以中学语文教材和扩展阅读中出现的初盛唐文人为例来探索一下初盛唐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特征。
　　一、初盛唐文人“才子型”文化人格的成因
　　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其前三百余年断断续续的混战离乱。天下一统，国势日强，崭新的大一统政权激起了初盛唐文人强烈的生命激情。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在文人体内无从消解，从而外化而为汪洋恣肆的才气和激情。同时开放健康的文化环境又促进了这种外化的生命意识的净化与升华。这样，在这个独特的时代里，初盛唐文人以敞开的怀抱面对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享受现世人生，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苦闷和彷徨，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强烈追求主体精神的自在滋味，很少被某种既定观念的框架所支配，从而形成了重视展示个人才情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二、何谓“才子”
　　“才子”古时泛称德才兼备之人，并且偏重于对道德的强调。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兼具“齐、圣、广、渊、明、允、笃、诚”之美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并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之美德，可见《左传》中偏重的是才子的道德。后来“才子”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东汉以后，出现了突出强调与“德”相对的“才”的新风尚。曹魏时期刘邵的《人物志》中论“才”主要强调的是“才”的先天性。南朝时期的刘勰将“才”视为决定作品高下的关键性因素。此后，钟嵘的《诗品》就以“才子”专指以诗才闻名之人。元代辛文房所著的《唐才子传》中所谓的“才子”专指“擅长写诗的诗人”。此后，“才子”一词多沿用此义。“才子”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锦心绣口”，即突出的艺术创作才能，并通过文章写作艺术化地展示其文才、追求绝世奇文以自娱乐，即不以传统儒家所一贯倡导的立言载道为务，而是通过立言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由此可见，自东汉以后，在“才子”这一概念的论述上，人们偏重的就是个人的先天秉赋、气质才华。
　　三、初盛唐“才子型”文化人格的特点
　　到了初盛唐，文人身上的这种“才子气”特征表现得愈加明显，呈现出典型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1. 先天过人
　　身为“才子”必然有其先天过人之处。初盛唐才子大都聪颖早慧。据《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六岁善辞章。未及冠，授朝散郎”；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骆宾王“七岁能赋诗”，王维“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杜甫“七岁能赋诗”；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由此可见，初盛唐“才子”大都从小就才性毕现，先天才情、气质就超出常人，而这种先天的秉赋气质是“才子型”文化人格的形成的先天条件。
　　初盛唐的“才子”们不但聪颖早慧，而且大都才思敏捷，聪明绝伦。在这方面众所周知的有“援笔成篇，不易一字”的王勃。据《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在前往交趾省父途中，路过南昌时，恰逢盛会，“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此外，还有酒后才思更加敏捷的李白。
　　2. 才情与风姿卓著
　　除了才思敏捷外，他们的“才情与风姿”更是引人注目。如“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的岑参；“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的高适。至于李白的才情与风姿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件有关李白的趣事：
　　“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只述说一下自己的典型事迹，从未谋面的人就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从中可见李白以其卓异的才情在民间的影响力之大，从中也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才子的宠爱。
　　不过，这些并不是初盛唐“才子”们的独特之处，因为其他时代也不乏聪颖早慧的孩童，也不缺才思敏捷、风姿绰约的文人。这一点是所有时代“才子”的共性，而不是初盛唐“才子”的个性。初盛唐“才子”的独特之处在于由特殊时代带来的独特的仗才使气。“才子型”文化人格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传统的社会规范之拘束，不护细行、张狂傲诞、傲岸自负、重视自我生命和内心情感，展示自己的先天秉赋，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
　　3. 恃才傲物
　　“才子”们有了卓异的才华和风神，便不免会“恃才傲物”。整个时代对“才子”的过分宠爱使得他们有了一种“惟我独尊”的错觉，于是这些天真烂漫的“才子”便毫无顾忌地展示他们的才情，而对别人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轻视。如杨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至于杜审言则更是狂傲得不可一世。
　　“咸亨元年，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连已经故去的屈原、宋玉、王羲之都不放在眼里，由此可见其狂傲之态。至于李白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狂放之举更是众所周知。就连一向老成谨慎的杜甫，不时也有狂放之态。据《唐才子传》记载：杜甫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可见这是社会风气使然。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时，唐“才子”尚且如此狂放，那么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袭时，其狂放之态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些狂放文人的风度有些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士”是“天地之逸气，亦是天地之弃才”。所不同的是魏晋名士在放诞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排遣的悲凉，他们在精神深处不自觉地有一种荒凉之感，因而缺少足够的酣畅与豪情，而这酣畅与豪情，正是初盛唐文人生命精神的独特之处。 　　4.才子无行
　　在初盛唐才子们的身上也有着很多的弊病。他们的狂傲行为，为时辈所嫉。此外，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贪货好色，缺乏以德行润身的儒者操守。如王翰，“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崔颢“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可见他是一个爱赌博，爱喝酒，好色而又动辄休妻的绝情郎。尽管有文才，但也是那种无行的文人！这是生活中才子们的行为作风，进入官场后，唐才子中有不少人政治上无操守。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成为考验这批才子们政治操守的重要时刻，当然这时期有类似于“麻鞋见天子”的杜甫这样的忠贞之士，但也有不少文人或禁不起诱惑、或受不了逼迫而接受了伪职。如王维，“禄山爱其才，逼至洛阳供旧职”。在我们今天看来，虽不能说他们人品卑污，却至少可以说是风节不振。
　　5.让人折服
　　这些“才子”固然狂傲，固然无行，但是他们以其卓越的才华深为人们所敬佩。如骆宾王，他参加了李敬业的讨武则天的行动，并为之作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站在“拥唐讨武”的立场上，历数武则天的罪行，号召天下，起而讨伐，其间虽杂有人身攻击和与事实不符之处，但文章写得痛快淋漓，挥洒自如，词采赡富，声势雄壮。武则天读后非但没有生气，而且惊叹道：“有如此才不用，宰相之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对“才子”才华的赏识。崔颢在武昌黄鹤楼游历时，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黄鹤楼》。后来李白也曾到此地游历，本欲赋诗一首，自觉得难以超越崔颢，不得不为之搁笔“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李白的才华与狂放众所周知，崔颢能让李白为之搁笔，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总而言之，初盛唐才子们的为人我们不敢苟同，但是他们的创作中，大都笼罩着不可一世的盛世豪情，呈现出浑融壮伟的艺术风貌，展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千百年后仍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豪情代表了一代文人的生命元气。这种生命元气正是初盛唐文人“才子气”的充分展现。“才子”型文人历代皆有，或早慧，或狂傲，或无行，或兼而有之，但是只有在初盛唐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所以我认为初盛唐文人的文化人格是“才子”型文化人格。
　　通过探析，我们可以把握住初盛唐文人最本质的特质，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把这种思想传授给学生，就有助于理解整个初盛唐文人的群体精神特质，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初盛唐文人创造的内蕴无穷的文化积淀，在鉴赏初盛唐诗歌时，在阅读初盛唐散文时，更易于把握其内在风格。推而广之，我们也应尝试探析其他时代文人的文化人格，从而把握同时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内在规律，更好地完成高中新课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要求。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2］辛文房《唐才子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4］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作者单位：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