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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讨论在2013年再次热度攀升，最新数据提醒人们，当年书本上“中国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经典表述已经过时。
在为声势浩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击节喝彩之前，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城市化国家英国在两百年里的困惑、摸索、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董贝父子》、《唐顿庄园》、《猜火车》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线索。
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成为城市化的催化剂。在这一过程中，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等小镇迅速发展为大型城市。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扩张。种马铃薯、放养绵羊的英国变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马德森估算，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年至1820年增长了三倍。1700年英国只有13%的人口住在城市，到185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至40%。大概在1880年至189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第一个突破了50%，至1921年，其城市化水平已然是77.2%。
然而，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带来地区间和社会内部发展严重的不均衡。大小城市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冲突加剧，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再次遭遇失业打击。那些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现实主义文学巨匠狄更斯的笔下，类似的情景描述更为鲜活。那个时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然而，日不落帝国的心脏伦敦城依然躲不过阳光下的阴影。“他们双足疼痛、疲惫不堪，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他们蜷缩着身子，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这是《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描写的英国农民初入伦敦的情境。“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
格兰厄姆伯爵正面临破产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庄园雇农丢下土地，去城市谋生。一战后的英国城市化浪潮，让挺立百年之久的庄园难以生存。
《唐顿庄园》中的一幕正是20世纪初英国结束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的写照。老伯爵不得不顺应时代，让一直依附于庄园的雇农转型为农业工人，庄园内部也重新规划。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已看到早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开始合理规划城市。
英国政府对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的干预方式，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面效应。
自1909年以来，英国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其中在1909年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标志着城市规划开始作为一项政府职能；在1945年颁布了《工业分布法》，1946年颁布了《新城法》，1947年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同时英国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其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等。
二战后“福利国家之父”威廉·贝弗列奇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得到长期备受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造成12000人因空气污染丧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更是推动了政府环境立法的进程。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也由此拉开，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并为此后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模板。
但是，规划和福利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中的所有问题。英国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异过大，二战后福利社会制度成为治愈这种“英国病”的药方，也保证了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然而好景不长，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年的良药转变为新的病灶，城市化导致的第二轮“英国病”又开始席卷英伦三岛。
高福利制度产生“大政府”，经济不振时，政府只能靠借债维系福利支出，而沉重的财政负担又反过来进一步拖累经济，这正是新一轮英国病的体现。阶层分化、教育缺失、福利错位，助长了只讲权利、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
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高涨，颓废的思潮发展为社会主流，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成为每个人的暗黑森林。奥斯卡导演丹尼·博伊尔的《猜火车》就反映了城市中的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四位住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年轻人靠领取和欺诈救济金为生，生活中充满毒品、酒精、暴力和女人，周遭不是失业者、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就是流氓、毒贩、小混混。城市弥漫着压抑的空气，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面对这场城市病，英国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分散大城市功能，通过合理规划促进小型新兴城市的发展；分散大城市人口，以解决大都市不景气的难题。
英国对新城位置的选择条件非常严格，要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又需避开水源地、有良好的排水条件、靠近主要交通线、离城市建成区的距离合适、避开名胜古迹或风景区以及优等农业用地等等。
新兴小城市米尔顿·凯恩斯位于伦敦与伯明翰之间，扮演着大城市泄压阀的角色。这类小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在大城市中难觅机会的人前来工作和生活，同时创造了住房、基础设施等多方需求。小城市同样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创造了更多消费和新兴服务业。
英国推动小型新兴城市发展之初还设计了“自我满足”的地区，供人们在新城内部完成工作与生活，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实现。伦敦政经学院城规系教授阿伦·马克说：“这种想法被证明过于理想化，现在英国东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网络，在城际间通勤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
根据英国政府的《聚焦居民与迁徙》报告，经过长期的发展，英国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镇，而城镇面积占英国国土面积的8.9%。
当然，今天的英国也远未完全治愈城市化发展的弊病，2011年夏天那场大规模社会骚乱，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何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上重塑这个本该朝气蓬勃的群体，大概是亟需治愈的最新城市病。
在为声势浩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击节喝彩之前，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城市化国家英国在两百年里的困惑、摸索、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董贝父子》、《唐顿庄园》、《猜火车》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线索。
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成为城市化的催化剂。在这一过程中，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等小镇迅速发展为大型城市。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扩张。种马铃薯、放养绵羊的英国变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马德森估算，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年至1820年增长了三倍。1700年英国只有13%的人口住在城市，到185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至40%。大概在1880年至189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第一个突破了50%，至1921年，其城市化水平已然是77.2%。
然而，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带来地区间和社会内部发展严重的不均衡。大小城市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冲突加剧，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再次遭遇失业打击。那些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现实主义文学巨匠狄更斯的笔下，类似的情景描述更为鲜活。那个时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然而，日不落帝国的心脏伦敦城依然躲不过阳光下的阴影。“他们双足疼痛、疲惫不堪，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他们蜷缩着身子，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这是《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描写的英国农民初入伦敦的情境。“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
格兰厄姆伯爵正面临破产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庄园雇农丢下土地，去城市谋生。一战后的英国城市化浪潮，让挺立百年之久的庄园难以生存。
《唐顿庄园》中的一幕正是20世纪初英国结束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的写照。老伯爵不得不顺应时代，让一直依附于庄园的雇农转型为农业工人，庄园内部也重新规划。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已看到早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开始合理规划城市。
英国政府对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的干预方式，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面效应。
自1909年以来，英国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其中在1909年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标志着城市规划开始作为一项政府职能；在1945年颁布了《工业分布法》，1946年颁布了《新城法》，1947年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同时英国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其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等。
二战后“福利国家之父”威廉·贝弗列奇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得到长期备受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造成12000人因空气污染丧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更是推动了政府环境立法的进程。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也由此拉开，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并为此后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模板。
但是，规划和福利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中的所有问题。英国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异过大，二战后福利社会制度成为治愈这种“英国病”的药方，也保证了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然而好景不长，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年的良药转变为新的病灶，城市化导致的第二轮“英国病”又开始席卷英伦三岛。
高福利制度产生“大政府”，经济不振时，政府只能靠借债维系福利支出，而沉重的财政负担又反过来进一步拖累经济，这正是新一轮英国病的体现。阶层分化、教育缺失、福利错位，助长了只讲权利、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
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高涨，颓废的思潮发展为社会主流，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成为每个人的暗黑森林。奥斯卡导演丹尼·博伊尔的《猜火车》就反映了城市中的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四位住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年轻人靠领取和欺诈救济金为生，生活中充满毒品、酒精、暴力和女人，周遭不是失业者、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就是流氓、毒贩、小混混。城市弥漫着压抑的空气，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面对这场城市病，英国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分散大城市功能，通过合理规划促进小型新兴城市的发展；分散大城市人口，以解决大都市不景气的难题。
英国对新城位置的选择条件非常严格，要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又需避开水源地、有良好的排水条件、靠近主要交通线、离城市建成区的距离合适、避开名胜古迹或风景区以及优等农业用地等等。
新兴小城市米尔顿·凯恩斯位于伦敦与伯明翰之间，扮演着大城市泄压阀的角色。这类小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在大城市中难觅机会的人前来工作和生活，同时创造了住房、基础设施等多方需求。小城市同样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创造了更多消费和新兴服务业。
英国推动小型新兴城市发展之初还设计了“自我满足”的地区，供人们在新城内部完成工作与生活，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实现。伦敦政经学院城规系教授阿伦·马克说：“这种想法被证明过于理想化，现在英国东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网络，在城际间通勤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
根据英国政府的《聚焦居民与迁徙》报告，经过长期的发展，英国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镇，而城镇面积占英国国土面积的8.9%。
当然，今天的英国也远未完全治愈城市化发展的弊病，2011年夏天那场大规模社会骚乱，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何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上重塑这个本该朝气蓬勃的群体，大概是亟需治愈的最新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