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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1948年12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还是一位19岁的青年。他跟随母亲许广平在香港登上“华中轮”，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远行。他们和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等民主人士一起，经大连来到东北解放区。
在这趟秘密旅行中，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周海婴，想得最多的还是到解放区去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而同行的长者们则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
他们千里迢迢乘船北上，目的是什么呢？9个月后，中南海怀仁堂的一场盛会揭开了谜底。
为了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了28年。为了这次与各方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中国共产党做了1年多的准备。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公开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和“民主联合”，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响应。
然而，如何将散落在天南海北的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开会，却让主管这一工作的周恩来煞费苦心。他亲自设计了南北两条路线。北线就是将北平、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走陆路的民主人士，接到李家庄。南线就是将远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经海路转移到东北解放区。与此同时，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统一战线工作部，由李维汉任部长，之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新政协，接待民主人士。
从北平清华园到河北解放区李家庄，有350公里，今天驾车不过三个半小时。1948年的吴晗为了到达这近在咫尺的“自由天地”，却走了两个多月。
这年9月，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吴晗，本打算从北平，经上海逃往香港民盟总部，再伺机前往解放区。但是他在上海滞留了一个多月，却始终买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后来他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再飞回北平，转道天津，化装以后，跟着交通员进了解放区。当渡过最后一条河顺利到达李家庄时，吴晗与夫人袁震留下了一张合影。此时他们都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1948年这个冬天心事重重。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告别病重的妻子，躲过特务的监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精心安排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维多利亚湾的游艇，佯装把酒赏月。
几十分钟后，一只小船悄悄靠过来。按照事前约定的暗号联系后，小船在前引导，把李济深乘坐的游艇引到了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的旁边。上了货轮后，他看到茅盾夫妇、章乃器、柳亚子等早已在船上。中共老地下工作者钱之光交代了沿途注意事项，叮咛每个人记住自己的新“身份”，背熟订货单。
李济深在船上迎来了1949年。为庆贺新年，他写下祝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
这一年，77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张澜终于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获得了自由，并在一个月后来到了北平。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經中共中央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筹建新中国不能少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4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专门致函，邀请她北上。但自从孙中山先生1925年在北京病逝后，宋庆龄一直不愿意再踏上这块“伤心之地”。
政协会议召开在即，邓颖超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她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二封亲笔信，专程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8月28日，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庆龄乘火车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早已迎候在站台上。毛泽东还亲自登上火车迎接。
5个月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却是另一番景象。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还为中国共产党人立下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六条规矩。毛泽东在会上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十一辆吉普车，整齐地停放在西柏坡的河滩上。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在这一天，将离开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一进北平，周恩来就住进了中南海。从6月下旬开始，他在勤政殿把自己关了整整一周，亲自执笔，起草新中国的建国纲领。这个纲领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刘少奇的话说，《共同纲领》“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为了回答新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早就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斟酌。毛泽东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共同纲领》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土壤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1949年9月13日，一份庞大冗长的名单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本厚厚的表册上详细标明了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名代表人选，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人物。看着看着，毛泽东感慨地说：“这真是一部天书。”
的确，要读懂这部“天书”很不容易，一旦读懂了，就会发现历史的秘密。
这662名代表中，有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将领萨镇冰，有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还有辛亥革命先驱张澜。老同盟会会员、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和曾经同共产党在战场上交手的国民党将领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建国大计的，还有工人旗帜赵占魁、“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战斗英雄卫小堂、模范农民王德彪、纱厂女工汤桂芬、女医务人员李兰丁，等等。
当时有代表用这样的文字，形象地描述了政协开会时的场景：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东交民巷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1901年《辛丑條约》签订后，东交民巷被划定为使馆区，从此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人在这里不能自由进出。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当队伍行进到前门箭楼后，向右拐了一个弯，径直开进了东交民巷。
人群沸腾了。这是50年来，第一支武装进入东交民巷的中国军队！新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对屈辱时代作了彻底的告别。
在上海海关大楼401房间的窗户玻璃上，人们至今还能看到一个印痕很深的英文名字——F.W.Maze。这个做过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在1927年12月19日搬进这间办公室时，用戒指上的钻石把自己的名字和轻狂一道刻进了历史。而把持中国海关大权48年之久的，是另一个英国人，赫德。
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的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第一任署长。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讨论《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
1949年夏天，李维汉对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情和民族状况做了详细的比较和研究。他在给毛泽东的意见中建议：“中国不宜实行苏联那样的联邦制。”
这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数比较少，而且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从历史上说，我国也一直是统一的国家。这些跟苏联都不一样。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新的伟大创造，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启事，虽只有豆腐块大小，却关系新中国的三件大事——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
一个月后，2992幅国旗图案从四面八方寄到北平。
第32号国旗图案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红旗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象征中国共产党，周围有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它的设计者，是上海国际经济通讯社的一位普通职员，叫曾联松。在看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曾联松找同学借了一个圆规，穿街过巷，去一家纸张店买来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抱了个满怀，兴冲冲地回家。然后他又找了一把剪刀、一瓶糨糊、一把尺子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描画他心中的国旗。
9月27日，新政协代表们一致同意选用曾联松设计的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并作了些许修改，去掉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和斧头。
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一群归国留学生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船上，通过自制的收音机第一时间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这个名字。
他们当时很高兴，就想一起做一面五星红旗。但是只是听说，到底五颗星是怎么个摆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一颗大星，四颗小星，把大星放在中央，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他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关在重庆渣滓洞的一群共产党员，也制作了一面他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关在男牢里的罗广斌拿出自己仅有的红色被面，偷偷地和难友们一起将草纸撕成五颗星，用饭粒粘到被面上。在他们的想象中，中间的一颗大星代表党，四角上的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人民。这个五星红旗的图案竟和留学生们的设计惊人一致。
他们小心地把红旗藏在牢房的地板下，想用它来迎接重庆的解放。可是，大部分难友并没有看到五星红旗的升起，迎来的却是国民党最后的屠杀。而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两个月了。
罗广斌和难友的故事，被写进了小说《红岩》并改编成歌剧《江姐》。“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一首饱含爱国之情的优秀唱段《绣红旗》，就这样不胫而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诗人郭沫若应征为国歌撰写了歌词《新华颂》，尽管没能入选，但《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天将它发表。632件国歌稿件，694首歌词都没有让代表们感到满意。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画家徐悲鸿提议，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
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代表们的赞同。梁思成说：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这支歌，可见是多么受人喜爱。
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
9月27日，代表们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对于国旗和国歌，黄炎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大大加快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无论过去多少岁月，不管经历怎样变迁，中国人永远记得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声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这一夜，毛泽东激动万分，难以入睡。他对卫士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搬掉了三座大山。”“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这一夜，还有一位诗人彻夜难眠，他开始写一首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1948年12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还是一位19岁的青年。他跟随母亲许广平在香港登上“华中轮”，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远行。他们和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等民主人士一起，经大连来到东北解放区。
在这趟秘密旅行中，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周海婴，想得最多的还是到解放区去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而同行的长者们则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
他们千里迢迢乘船北上，目的是什么呢？9个月后，中南海怀仁堂的一场盛会揭开了谜底。
为了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了28年。为了这次与各方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中国共产党做了1年多的准备。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公开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和“民主联合”，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响应。
然而，如何将散落在天南海北的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开会，却让主管这一工作的周恩来煞费苦心。他亲自设计了南北两条路线。北线就是将北平、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走陆路的民主人士，接到李家庄。南线就是将远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经海路转移到东北解放区。与此同时，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统一战线工作部，由李维汉任部长，之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新政协，接待民主人士。
从北平清华园到河北解放区李家庄，有350公里，今天驾车不过三个半小时。1948年的吴晗为了到达这近在咫尺的“自由天地”，却走了两个多月。
这年9月，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吴晗，本打算从北平，经上海逃往香港民盟总部，再伺机前往解放区。但是他在上海滞留了一个多月，却始终买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后来他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再飞回北平，转道天津，化装以后，跟着交通员进了解放区。当渡过最后一条河顺利到达李家庄时，吴晗与夫人袁震留下了一张合影。此时他们都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1948年这个冬天心事重重。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告别病重的妻子，躲过特务的监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精心安排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维多利亚湾的游艇，佯装把酒赏月。
几十分钟后，一只小船悄悄靠过来。按照事前约定的暗号联系后，小船在前引导，把李济深乘坐的游艇引到了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的旁边。上了货轮后，他看到茅盾夫妇、章乃器、柳亚子等早已在船上。中共老地下工作者钱之光交代了沿途注意事项，叮咛每个人记住自己的新“身份”，背熟订货单。
李济深在船上迎来了1949年。为庆贺新年，他写下祝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
这一年，77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张澜终于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获得了自由，并在一个月后来到了北平。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經中共中央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筹建新中国不能少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4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专门致函，邀请她北上。但自从孙中山先生1925年在北京病逝后，宋庆龄一直不愿意再踏上这块“伤心之地”。
政协会议召开在即，邓颖超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她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二封亲笔信，专程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8月28日，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庆龄乘火车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早已迎候在站台上。毛泽东还亲自登上火车迎接。
5个月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却是另一番景象。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还为中国共产党人立下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六条规矩。毛泽东在会上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十一辆吉普车，整齐地停放在西柏坡的河滩上。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在这一天，将离开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一进北平，周恩来就住进了中南海。从6月下旬开始，他在勤政殿把自己关了整整一周，亲自执笔，起草新中国的建国纲领。这个纲领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刘少奇的话说，《共同纲领》“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为了回答新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早就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斟酌。毛泽东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共同纲领》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土壤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1949年9月13日，一份庞大冗长的名单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本厚厚的表册上详细标明了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名代表人选，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人物。看着看着，毛泽东感慨地说：“这真是一部天书。”
的确，要读懂这部“天书”很不容易，一旦读懂了，就会发现历史的秘密。
这662名代表中，有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将领萨镇冰，有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还有辛亥革命先驱张澜。老同盟会会员、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和曾经同共产党在战场上交手的国民党将领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建国大计的，还有工人旗帜赵占魁、“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战斗英雄卫小堂、模范农民王德彪、纱厂女工汤桂芬、女医务人员李兰丁，等等。
当时有代表用这样的文字，形象地描述了政协开会时的场景：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东交民巷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1901年《辛丑條约》签订后，东交民巷被划定为使馆区，从此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人在这里不能自由进出。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当队伍行进到前门箭楼后，向右拐了一个弯，径直开进了东交民巷。
人群沸腾了。这是50年来，第一支武装进入东交民巷的中国军队！新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对屈辱时代作了彻底的告别。
在上海海关大楼401房间的窗户玻璃上，人们至今还能看到一个印痕很深的英文名字——F.W.Maze。这个做过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在1927年12月19日搬进这间办公室时，用戒指上的钻石把自己的名字和轻狂一道刻进了历史。而把持中国海关大权48年之久的，是另一个英国人，赫德。
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的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第一任署长。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讨论《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
1949年夏天，李维汉对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情和民族状况做了详细的比较和研究。他在给毛泽东的意见中建议：“中国不宜实行苏联那样的联邦制。”
这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数比较少，而且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从历史上说，我国也一直是统一的国家。这些跟苏联都不一样。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新的伟大创造，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启事，虽只有豆腐块大小，却关系新中国的三件大事——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
一个月后，2992幅国旗图案从四面八方寄到北平。
第32号国旗图案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红旗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象征中国共产党，周围有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它的设计者，是上海国际经济通讯社的一位普通职员，叫曾联松。在看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曾联松找同学借了一个圆规，穿街过巷，去一家纸张店买来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抱了个满怀，兴冲冲地回家。然后他又找了一把剪刀、一瓶糨糊、一把尺子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描画他心中的国旗。
9月27日，新政协代表们一致同意选用曾联松设计的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并作了些许修改，去掉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和斧头。
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一群归国留学生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船上，通过自制的收音机第一时间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这个名字。
他们当时很高兴，就想一起做一面五星红旗。但是只是听说，到底五颗星是怎么个摆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一颗大星，四颗小星，把大星放在中央，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他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关在重庆渣滓洞的一群共产党员，也制作了一面他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关在男牢里的罗广斌拿出自己仅有的红色被面，偷偷地和难友们一起将草纸撕成五颗星，用饭粒粘到被面上。在他们的想象中，中间的一颗大星代表党，四角上的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人民。这个五星红旗的图案竟和留学生们的设计惊人一致。
他们小心地把红旗藏在牢房的地板下，想用它来迎接重庆的解放。可是，大部分难友并没有看到五星红旗的升起，迎来的却是国民党最后的屠杀。而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两个月了。
罗广斌和难友的故事，被写进了小说《红岩》并改编成歌剧《江姐》。“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一首饱含爱国之情的优秀唱段《绣红旗》，就这样不胫而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诗人郭沫若应征为国歌撰写了歌词《新华颂》，尽管没能入选，但《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天将它发表。632件国歌稿件，694首歌词都没有让代表们感到满意。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画家徐悲鸿提议，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
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代表们的赞同。梁思成说：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这支歌，可见是多么受人喜爱。
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
9月27日，代表们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对于国旗和国歌，黄炎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大大加快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无论过去多少岁月，不管经历怎样变迁，中国人永远记得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声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这一夜，毛泽东激动万分，难以入睡。他对卫士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搬掉了三座大山。”“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这一夜，还有一位诗人彻夜难眠，他开始写一首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