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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根据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结果，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120个议席中的30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则获得24席。因没有一个政党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61个议席，获得组阁权的政党的领导人将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并担任总理一职。利库德集团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和其他右翼党派的领导人通电话，希望与他们组建联合政府。若这些政党同意与利库德联合，那么内塔尼亚胡将能组建联合政府，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计划在选举后两到三周内组建联合政府。
因在安全、经济改革和以巴和谈等重要议题上政见不一，以色列上一届联合政府自2013年初成立以来数度出现危机。去年底，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中强推有争议的“犹太国家”法案，导致联合政府陷入严重危机。由于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随着选举落下帷幕，“犹太国家”法案的命运再次引人关注。
法案引发的争议仍在发酵
以色列内阁去年底通过的这部法案全称为《基本法：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2011年提出的。法案的支持者主要是右翼和中右翼政治团体。以色列内阁曾专门就此拟定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法案，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其核心条款主要包括三点：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曾经和希伯来语一道作为以色列官方语言的阿拉伯语将不再被看作官方语言，只拥有“特殊地位”；传统的犹太律法将会成为今后以色列法律制度的基础。这意味着只有犹太民族的传统节日才是国家法定假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根据《回归法》可以自动获得这些权利。作为一部基本法，该法案一旦在议会获得通过，将成为以色列宪法的一部分。虽然一些人认为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犹太国家，比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以色列法定休息日，以色列到处都体现着犹太民族的特征，但是以立法形式公然将歧视性行为合法化的做法还是挑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在以色列政坛，围绕这一法案进行争辩的激烈程度在近年来并不多见。批评之声主要来自以色列左翼和中左政治阵营。上一届联合政府的司法部长齐皮·利芙尼和财政部长雅厄尔·拉皮德坚决反对这一法案，并退出了执政联盟。通常超脱于以色列政治之外的总统也对此表达了关注。总统鲁文·里夫林认为，这部法案与国父们寻求的各族平等立场完全相悖。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法案将会“破坏以色列在国内外的民主国家地位”。以色列国内媒体也不乏抨击之声，一些媒体甚至号召要抵制法案。著名的《国土报》连续刊文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法案。阿拉伯世界对法案的批评和反对更为强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第69届联大上指出，该法案将会成为巴以和平的一道障碍。约旦众议院专门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这一法案。在欧美国家，对法案的担忧和指责同样不绝于耳，包括一些犹太社团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这些担心和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这会损害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二是将影响到海外犹太人的地位和安全，比如进一步加剧世界各地犹太人面临的“双重忠诚”等政治困境，或者引发更为强烈的反以和反犹情绪。
极力推动这一法案的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以色列需要这部法律，因为许多人正在挑战以色列作为犹太人民族家园的思想。不少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力推该法案有两个目的：一是回应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的行为；二是通过强调“犹太性”来实现“国家安全”，特别是回击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对于自治的要求。除此之外，法案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以色列右翼的两个深层忧虑：一是境内阿拉伯人数量的持续上升最终将影响到以色列的民主制。早在2003年，内塔尼亚胡就提出了“人口炸弹”的说法，被当时的阿拉伯议员和国内人权组织痛批为“种族主义分子”。其实这样的担心在以色列政界一直存在。据称，前总理沙龙之所以在2005年从加沙地带单边撤离，同样是出于对未来阿犹人口结构逆转的担心；二是在巴勒斯坦人建国已成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以色列国内阿拉伯裔公民对于其少数民族权利的诉求将会激增。以色列境内一些阿拉伯人非政府组织最近已经提出，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所有公民的国家”。
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受关注
受这部法案影响最大的群体，自然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尴尬地生活在巴以冲突的阴影之下。比如，在以色列最为重要的国家独立日，犹太人在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然而，这一天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战败并失去家园的日子。阿拉伯人把这一天称为“纳克巴”，意为“大屠杀”或“大劫难”。在“纳克巴日”，阿拉伯人通常会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或是进行抗议活动，乃至烧毁以色列国旗泄愤。虽然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言，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有更好的教育、更先进的医疗，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但是他们同时也面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歧视。有形的歧视包括《回归法》等保障犹太人专属权利的成文法律；无形的歧视则包括各种安全审查以及在就业和置产等方面的限制。比如，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阿拉伯人可以免服兵役。豁免阿拉伯人的兵役固然可以让他们避免在战场上兄弟相残，但也同时导致他们丧失了很多机会。比如，许多单位在招聘时会特别注明“仅限服过兵役者”，这使得那些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拉伯人也被拒之门外。
由于出生率较高，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数量增长很快，是目前以色列国内仅次于犹太人的族群。建国初期，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只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13%；2012年增至161万，约占总人口的20.5%；到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65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升至20.7%。有预测显示，到2025年阿拉伯人口将会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25%以上。甚至还有研究认为，到2040年前后阿拉伯人将成为以色列的多数民族。
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在“犹太国家”法案中却被忽视了。尽管法案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权利，但它只保留了犹太人的公共权利。占20.7%的阿拉伯少数族裔只有个人权利，而没有公共权利。换句话说，犹太人的语言、宗教、习俗等民族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得到推广和发展，而阿拉伯人只能依靠自己来维持民族特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法律上，他们都将成为“二等公民”。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一法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根据《回归法》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而巴勒斯坦难民可能会永久地失去回归故土的权利。
以色列正在进入“政治平庸时代”？
这部备受争议的法案无外乎有三种前景：一是在议会顺利通过；二是被否决；三是修改折中后获得通过。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前景，“犹太国家”法案都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未来以色列族群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未来的思索。
内塔尼亚胡以“民族国家”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力推这一法案，结果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一来，这势必会引起巴勒斯坦人提出类似要求，从而加剧巴以双方的对立和冲突。二来，这样的法案不仅会损害境内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微弱认同，还将加剧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疏离，让穆斯林世界进一步坚信以色列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同时还会让更多的国家对以色列的同情心继续下降，乃至加快它们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步伐。
以色列当局在巴以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候提出这一法案，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它或许表明：以色列政治正在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右倾，从而让这个国家成为利芙尼所说的“偏执狂的国家”。它同时还表明，随着老一辈政治家逐渐离去，以色列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平庸时代，缺乏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政客们不仅没有争取和平的能力和勇气，反而会为了权力而不惜挑起无谓的冲突和争端。对于任何关心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未来的人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福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因在安全、经济改革和以巴和谈等重要议题上政见不一，以色列上一届联合政府自2013年初成立以来数度出现危机。去年底，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中强推有争议的“犹太国家”法案，导致联合政府陷入严重危机。由于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随着选举落下帷幕，“犹太国家”法案的命运再次引人关注。
法案引发的争议仍在发酵
以色列内阁去年底通过的这部法案全称为《基本法：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2011年提出的。法案的支持者主要是右翼和中右翼政治团体。以色列内阁曾专门就此拟定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法案，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其核心条款主要包括三点：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曾经和希伯来语一道作为以色列官方语言的阿拉伯语将不再被看作官方语言，只拥有“特殊地位”；传统的犹太律法将会成为今后以色列法律制度的基础。这意味着只有犹太民族的传统节日才是国家法定假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根据《回归法》可以自动获得这些权利。作为一部基本法，该法案一旦在议会获得通过，将成为以色列宪法的一部分。虽然一些人认为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犹太国家，比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以色列法定休息日，以色列到处都体现着犹太民族的特征，但是以立法形式公然将歧视性行为合法化的做法还是挑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在以色列政坛，围绕这一法案进行争辩的激烈程度在近年来并不多见。批评之声主要来自以色列左翼和中左政治阵营。上一届联合政府的司法部长齐皮·利芙尼和财政部长雅厄尔·拉皮德坚决反对这一法案，并退出了执政联盟。通常超脱于以色列政治之外的总统也对此表达了关注。总统鲁文·里夫林认为，这部法案与国父们寻求的各族平等立场完全相悖。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法案将会“破坏以色列在国内外的民主国家地位”。以色列国内媒体也不乏抨击之声，一些媒体甚至号召要抵制法案。著名的《国土报》连续刊文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法案。阿拉伯世界对法案的批评和反对更为强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第69届联大上指出，该法案将会成为巴以和平的一道障碍。约旦众议院专门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这一法案。在欧美国家，对法案的担忧和指责同样不绝于耳，包括一些犹太社团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这些担心和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这会损害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二是将影响到海外犹太人的地位和安全，比如进一步加剧世界各地犹太人面临的“双重忠诚”等政治困境，或者引发更为强烈的反以和反犹情绪。
极力推动这一法案的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以色列需要这部法律，因为许多人正在挑战以色列作为犹太人民族家园的思想。不少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力推该法案有两个目的：一是回应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的行为；二是通过强调“犹太性”来实现“国家安全”，特别是回击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对于自治的要求。除此之外，法案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以色列右翼的两个深层忧虑：一是境内阿拉伯人数量的持续上升最终将影响到以色列的民主制。早在2003年，内塔尼亚胡就提出了“人口炸弹”的说法，被当时的阿拉伯议员和国内人权组织痛批为“种族主义分子”。其实这样的担心在以色列政界一直存在。据称，前总理沙龙之所以在2005年从加沙地带单边撤离，同样是出于对未来阿犹人口结构逆转的担心；二是在巴勒斯坦人建国已成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以色列国内阿拉伯裔公民对于其少数民族权利的诉求将会激增。以色列境内一些阿拉伯人非政府组织最近已经提出，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所有公民的国家”。
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受关注
受这部法案影响最大的群体，自然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尴尬地生活在巴以冲突的阴影之下。比如，在以色列最为重要的国家独立日，犹太人在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然而，这一天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战败并失去家园的日子。阿拉伯人把这一天称为“纳克巴”，意为“大屠杀”或“大劫难”。在“纳克巴日”，阿拉伯人通常会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或是进行抗议活动，乃至烧毁以色列国旗泄愤。虽然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言，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有更好的教育、更先进的医疗，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但是他们同时也面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歧视。有形的歧视包括《回归法》等保障犹太人专属权利的成文法律；无形的歧视则包括各种安全审查以及在就业和置产等方面的限制。比如，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阿拉伯人可以免服兵役。豁免阿拉伯人的兵役固然可以让他们避免在战场上兄弟相残，但也同时导致他们丧失了很多机会。比如，许多单位在招聘时会特别注明“仅限服过兵役者”，这使得那些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拉伯人也被拒之门外。
由于出生率较高，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数量增长很快，是目前以色列国内仅次于犹太人的族群。建国初期，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只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13%；2012年增至161万，约占总人口的20.5%；到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65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升至20.7%。有预测显示，到2025年阿拉伯人口将会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25%以上。甚至还有研究认为，到2040年前后阿拉伯人将成为以色列的多数民族。
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在“犹太国家”法案中却被忽视了。尽管法案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权利，但它只保留了犹太人的公共权利。占20.7%的阿拉伯少数族裔只有个人权利，而没有公共权利。换句话说，犹太人的语言、宗教、习俗等民族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得到推广和发展，而阿拉伯人只能依靠自己来维持民族特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法律上，他们都将成为“二等公民”。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一法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根据《回归法》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而巴勒斯坦难民可能会永久地失去回归故土的权利。
以色列正在进入“政治平庸时代”？
这部备受争议的法案无外乎有三种前景：一是在议会顺利通过；二是被否决；三是修改折中后获得通过。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前景，“犹太国家”法案都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未来以色列族群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未来的思索。
内塔尼亚胡以“民族国家”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力推这一法案，结果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一来，这势必会引起巴勒斯坦人提出类似要求，从而加剧巴以双方的对立和冲突。二来，这样的法案不仅会损害境内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微弱认同，还将加剧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疏离，让穆斯林世界进一步坚信以色列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同时还会让更多的国家对以色列的同情心继续下降，乃至加快它们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步伐。
以色列当局在巴以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候提出这一法案，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它或许表明：以色列政治正在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右倾，从而让这个国家成为利芙尼所说的“偏执狂的国家”。它同时还表明，随着老一辈政治家逐渐离去，以色列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平庸时代，缺乏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政客们不仅没有争取和平的能力和勇气，反而会为了权力而不惜挑起无谓的冲突和争端。对于任何关心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未来的人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福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