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先破题。所谓破题，不过是左蹦右跳，东奔西突，把一个看似遥远、高悬的东西拽到跟前，好让自己有话可说。硬要破题，实在因为面对这样的“作业”，深感应答的艰难。“信息贬值与文学写作对现实经验的处理”，这类表述一出口，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某种预设，它潜在地向我们描述着对文学表达在发达传媒时代的被动位置的讨论尚未开始，文学就已经被赋予了于瞬息万变的信息流里手足无措的张皇形象。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设定却未必牢靠。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真话题，却也有可能成为伪命题。
　　不妨从头开始发问。
　　文学写作需要信息吗？
　　答案毋庸置疑。好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无一不是找新闻的好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将翻检社会新闻、市井花边视为写作的必要流程甚至习惯。凌晨时分穿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倫敦街道，你极有可能与狄更斯擦肩而过，彼时，他正用散步驱散失眠和抑郁，依次经过剧院、大教堂、商店、酒馆，甚至精神病院和监狱，为他的写作和“政治运动新闻业”搜集素材；半个世纪前，倘若亚基马《每日共和报》没有刊登“海明威丛林归来；两架飞机相撞时受了轻伤：小说家结束环球之旅”之类的头条新闻，那位胖胖的、动不动就傻笑的烟民便不会收到“令人陶醉和刺激的兴奋剂”，我们今天也就失去了对雷蒙德·卡福的大作品评头论足的机会；如果你恰好在某个机场，或者某个派对上遇见“写作机器”欧茨并闲聊起来，她十有八九会兴致勃勃地向你讲述，她是如何不到现场，仅通过一些报道就将小案件铺陈成那些数量惊人的长篇的。通常，作家们都很擅长从大量的千奇百怪的资讯中，提炼出他们想要的热点、情趣、社会构成乃至文明样态，以构成其写作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高冷如张爱玲，竟也有耐心窝在公寓里，等待她的小报先被开电梯的人“循例过目”，直到十一二点钟才被送来轮到她看。
　　那么，信息爆棚乃至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问题放在今天，几乎已经不证自明了。朋友圈很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夜之间，被微信朋友圈圈起来的那个巨大的“共同体”，忽然投入到了异常忙碌的生产之中——是的，这个“共同体”唯一的共性和缔结原则及关系，就是忙碌。身处于信息洪流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很忙，大家忙着展示，忙着互动，忙着搜索，忙着分析，忙着站队，忙着表态。时间也快得异于往常，从这一轮意料之外，到下一轮瞠目结舌，从这一番慷慨陈词，到下一番横眉冷对，中间往往只隔着几次深度睡眠。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快速和忙碌，人们反而变得健忘起来，他们时常忘记，眼下正在讨论的这件事，其实正是此前那件事的变体。于是事物之间的一些必要联系被割裂了，它们成为漂浮着的分散的板块，分别消耗着人们不同批次、相同性质的激情和热望。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旧有的经验以及经验的累积不再至关重要，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将是崭新的，是重新开始且转瞬即逝的，是可被覆盖、被格式化的。而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那些人，那些文学的接受者和创造者，也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这支大军中辛苦劳作着。
　　带着两个YES进入正题。信息爆棚乃至贬值，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其上级问题或是，发达传媒时代，文学如何自处？）
　　显在的经验判断是“被碾压”。在这一判断中，文学带着边缘化的背景音乐，和生活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于是，老话题重现，文学和生活，究竟哪一个跑在前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将这样的经验判断对象化，其中的矛盾之处便显露出来：人们首先确证了文学的“弱势地位”，他们内心清楚，生活大于想象，实然大于应然，未知大于已知，古已有之，并非发达传媒时代的特殊产物（文章开头指出的伪命题的可能性便在于此）。没人愿意拍着脑门声称，那位开电梯的先生甘心承认，住在楼上的女作家在生活这一事体上比自己知道得更多。但人们仍在不断发问，为何一门以全部人类经验为基础，拥有无上想象空间，甚至能够描摹未来提供幻象的艺术，总是在一次次比照较量中，为生活所戏弄？这种经验判断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影响了文学在生活面前充当完美受害者的可能，一方面也从某个侧面暴露出现时代文学的焦虑，一种附着于整个社会通行的中年危机之上的焦虑。必须全力追赶生活！为此，写作者通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一边目不暇接地保持愕然，一边奋力挖掘更加吸引眼球的东西，对着人群大喊，嘿！快看这里！这才是最新鲜的人类经验！这当然易于理解，主体关于掌控对象物及其周边的需求永远具备优先级，但有时也不免令人生疑，以非理性的方式去认知一个本身已经足够感性的事物，究竟是不是最明智的办法？我们日夜兼程、奋力追赶的，究竟是饱含了普遍经验和智慧的悬而未决的人类生活现场，还是个体生存境遇中类似噱头的讶异和偶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掩藏在焦虑背后的，是实用主义的竞赛思维，是争夺领地、争夺话语权的权力角逐。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用主义早已越过了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羽翼，在更大范围内铺展开来。实用主义由最初某哲学俱乐部的教义，逐渐衍变为具有普泛意义的思维模式，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研究领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用即是真理。在这一思维指引下，能给出什么，能获得什么，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充当了我们今天行动的出发点和行为指南。这里，先不去讨论“有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合法性（否则只会迎来连篇累牍的不可证和不可解），而是顺着“有用”的可能性继续深入下去。我不是写作者，无法切身体会对象物可控、不可控时的喜悦或焦灼（不过窃以为，在任何一个行当里，掌控与否所引发的焦虑迟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对象物之间的关系，终究指向的是人如何在劳作中通过各种形式占有对象物，获得社会美德，进而确证自身的价值），但作为忠实的文学阅读者，我或许可以沿用实用主义的思维，反思一下，在如此这般的生活中，我们从文学当中获取了什么。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是我要依托的例子。作者张天翼，发迹于豆瓣，以散文著称，曾用名纳兰妙殊。第一本小说集《黑糖匣》中，作者显示出对暗黑童话的浓厚兴趣，她试图借助童话的纯净，洞穿人们怪癖的想象与隐秘的欲望。从题目上看，《性盲症患者的爱情》仍然延续了这一路径。但我要谈的是这部小说集中的另外一篇作品，《花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