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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子兵法》之复译，作为一有利可图的文化生产场域，见证了译者之间围绕权力和权威而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是围绕“体”，即谁的译文更忠实于孙子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上是围绕“用”，即谁的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读者的需求又直接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而文化资本的再分配又是在译者将其转换成经济资本的翻译行为中得以实现。加葛里亚蒂之所以敢于挑战先前译者的权威地位并在英语文化语境取得空前成功正是由于其成功实施了独特的体用合一化资本运作策略。
关键词：孙子兵法;复译;文化资本;体用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113-05
引言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军事典籍，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最富哲理性和发生着深远影响的兵法[1]3。以《孙子兵法》英译而论，据笔者统计，自1905年Calthrop译本开始，至2008年Thomas Huynh的译本止，西方已出版了22个英语译者翻译的英译本。国内外学者对《孙子兵法》英译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的文本特征，即把文化的研究等同于通过“像语言一样”发生作用的指谓系统（signifying system）产生的意义的探索，而相对忽视了译者的翻译不但是符号转换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翻译永远都是可重复的、暂时的，每一个特定的译本都使其他译本的出现成为可能[2]62。翻译的这一社会属性注定了《孙子兵法》之复译是一种必然。复译本译者要“对于原文的理解与翻译方法以及追求的效果等方面要有所超越”[3]175，在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则竞争不可避免。布迪厄认为，决定竞争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资本与场域相互依存。资本即是场域内行动者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场域内行动者竞争的手段。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能量，它只在其产生和再生的领域里存在和发挥作用，每一种依附于阶层的财富的价值和效用是由各个领域特定的规律所赋予的[4]113。西方译者以文化资本作为竞争手段来竞争构成中华文明中文化资本的典籍复译话语权在《孙子兵法》英译史上并不鲜见，如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格里菲斯。贾氏与格氏是如何以文化资本作为竞争手段已有学者做过论述，笔者无须赘述。笔者感兴趣的是：在贾译本与格译本已成经典之历史语境下，西方又有一位译者以独特的文化资本运作手段向经典发起挑战，并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取得空前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孙子兵法》西传中文化地域性的又一典型案例。这位译者就是2003年美国“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奖”得主加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加葛里亚蒂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不局限于把典籍复译定位在语言框架内，通过互文比较对错误进行评估;而是将其定位于更加复杂、更加动态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典籍复译可被看作社会实践。为达此目的，就有必要把所有的行动者——参与到这一社会实践中的个人和公共机构——融入分析中去”[5]104。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加氏是如何颠覆现存的价值观体系，如何超越先前译者的呢？通过关注译者本人并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作为社会行动者和文化实践者的译者在文本生产和话语实践中所扮演角色的批判性分析[6]125，笔者试圖阐明加氏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运用文化资本在文本实践和非文本实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一、文化资本、惯习和差异
资本是行动者累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实质化的形式”，身体化的形式。当资本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团体在私有的即独占的基础上所占有时，资本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劳动或活劳动的形式来占有社会能量。资本是物质固有的力，蕴含在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之中，但它也是固有的法则，隐藏在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下的原则。它使得社会游戏（尤其是经济游戏）不同于简单的彩票游戏[7]241。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即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的形式。所谓身体化的形式，即肉体和感性的特殊秉性和气质;所谓客观化的形式，即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如绘画、书、字典等;所谓制度化的形式，即受到国家体制控制和核实的资本，如学历、学术头衔、学术奖励等[7]242。布迪厄认为，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其他两种形式文化资本的基础，这种特殊秉性和气质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之结果。它不但源自投入大量时间接受教育，同样也源自惯习的熏陶。这些已经化为身体和感觉的秉性成为行动者相互区别的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和运用决定着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制定和采用的策略[8]137。惯习，作为促使行动者运用资本的性情倾向，布迪厄定义为：惯习是已内化的且已被转化成性情倾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种性情倾向产生富有意义的实践和赋予意义的感知;它是一种普遍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它超出了直接习得的范围，实现了对内含在学习条件中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系统的、普遍的运用[9]。基于惯习的本质乃是“已内化的且已被转化成能产生富有意义的实践和赋予意义的感知的性情倾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惯习构成了“主观性中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由“个人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设想和表述所塑造的社会现实”[10]。惯习的作用在于，它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内化成了人们的偏好，从而将直白的现实掩盖了起来。也就是说，由于惯习的存在，人们认识不到他们的那些区分性特征是社会世界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只会认为那是出于他们的秉性，出于他们的品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被转化成了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11]。在翻译中，译者总是希望能与原作者的惯习达成共鸣，从而能给读者留下感同身受的印象。加葛里亚蒂在接受西方最大的《孙子兵法》研究网站sonshi.com采访时说道：“我姐姐在我过生日时送我一本《孙子兵法》作为生日礼物。其时我是一个无目标的大学辍学生，四年中做了四份工，被两家公司辞退。当时我做销售，几乎立刻就明白如何运用孙子的观点来纠正我正在销售中犯的错误。当我运用孙子的原则时，我的命运开始改变”[12]。加氏之言让读者觉得译者与孙子惯习相通，而译者越是表现出与原作者惯习相通，则越容易被读者接受，因为身体化文化资本“是一种知识形式，一种内化的编码或一种认知的获得，这种认知的获得使得社会行动者对文化关系和文化产品具有了移情、欣赏或解释的能力”[10]。 与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符号本质不同，客观化文化资本指实体产品，而实体产品的物质性通过销售可以传递。比如，《孙子兵法》原著及其英译本以及相关书籍都是以客观化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一旦被传递，就可以直接转换成经济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交换价值紧密相连的是制度化文化资本，它包括社会承认的学术资格和学术头衔，这些学术资格和学术头衔是“一种文化能力的凭证，它给予持有者传统的、恒定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文化价值”[7]。加葛里亚蒂在其译本封面赫然以烫金字体标出“唯一获奖译本”，就是意在确立其作为译本持有人的价值。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是资本持有者知识、技能、经历、能力和决定了持有者在特定社会能够拥有多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世界观的总和[13]。与经济资本相同，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投资，也能产生利润[14]。译者要想通过竞争成功占有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则本身需要有作为竞争手段的足够的文化资本。加葛里亚蒂在复译《孙子兵法》前，就仔细评估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其个人网站www.garygagliardi.com从培训背景、商场胜利、顾客褒奖、图书奖励、孙子战略教学史、独特的家庭背景、身体怪癖、个人哲学、孙子战略与癌症、商业奖项、技术书籍十一个方面详细列出了加氏所拥有的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但译者有了足够的文化资本还不够，还需要运作文化资本的策略和技巧。布迪厄解释了在文化生产场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过程：成名意味着出人头地，意味着与其他文化生产者尤其是享有盛誉的文化生产者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获得了承认;同时，成名也意味着在目前被占据的位置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位置，该位置处于领先地位[10]106。这种所谓的差异与不同是译者身体化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为译者的创造力以及为获市场承认而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与技巧[13]181。要获市场认可，仅在文本生产上体现策略和风格的差异还不够，因为翻译的回报很低，译者社会地位低下且不被重视，尽管翻译需要高超的技巧[15]10。勒弗维尔评价道：文化资本是一种知识分子宣称拥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资本，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宣称拥有的经济资本相对[16]42。“占有文化资本并不总是意味着占有经济资本”[10]7這一事实表明：译者要想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胜出，“不但取决于投资在文本世界中文化资本的差异，而且也取决于这些差异的推销。在此意义上，创造富有成效的文化资本的差异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控制、分配、再分配文化资本并且最终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13]182。
二、加葛里亚蒂文化资本运作的策略、技巧与创造性
没有翻译是对原作单纯的、透明的翻译。翻译总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关系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权力结构[17]21。加氏要想脱颖而出，势必要打破先前的权力结构，重建权力秩序。这就意味着要控制更多的文化资本，因为控制的文化资本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权力也就越大，而权力越大，可支配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多。而加氏要打破先前的权力结构，势必要消解先前译者的影响，与先前译者展开权力的争夺。在《孙子兵法》英译史上，成功消解先前译者影响的译者不乏其人，大名鼎鼎的当属贾尔斯（Lionel Giles）。他通过成功地否定《孙子兵法》第一位译者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策略是针对卡氏翻译中的讹误进行猛烈的抨击。而加氏对先前译者的抨击亦不逊色于贾氏，sonshi.com评价道：加葛里亚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我们很难把对他的采访与他在个人网站上针对我们先前采访过的一些译者所说的不友善的话吻合起来[12]。在这些先前的译者中，加氏抨击最猛烈的乃是享有盛誉的格里菲斯（S.B.Griffith）。
格里菲斯，已故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英译《孙子兵法》，其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投身越战并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冷战由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格氏认为“孙子著作之目的乃是写出一篇自成体系的论文以引导统治者和将军们聪明地打一场成功的战争”[18]， 格氏目的是要把孙子思想介绍给美国军方和战略决策者，因为“《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典籍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18]。他阐述道：《孙子兵法》对中国历史和日本军事思想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和中国军队战术条例的源泉。孙子的思想通过蒙古鞑靼人传入俄国，成为其东方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因而成为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必读之书[18]。为表明自己与孙子惯习相通，从而让读者相信自己可以真实地表达出孙子思想，格氏补充了大量信息以增加译文的文化资本，这些增加的信息是先前译者的译本所没有的。它们均为格氏多年研究孙子的成果。包括导论六篇，分别是“孙子其人”、“版本考证”、“中国的战国时期”、“孙子时代的战争”、“孙子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附录四篇，分别是“吴起兵法”、“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西方语言中的孙子”、“注家简介”。为强化自身权力符号，格氏邀请了著名英国战略家哈特（Liddell Hart）为其作序。哈特在序中写道：早就需要对《孙子兵法》进行新的、全面的翻译，以便更准确地诠释他的思想。这种需要随着核武器的发展以及潜在的自杀和种族屠杀的出现显得更为迫切。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重新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出现。所以，这项工作能够由通晓军事、精通中文和中式思维的格里菲斯将军来完成再恰当不过[18]。为凸显其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制度化文化资本，格译本在其封面页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系列代表作”字样，并标明“该译本已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并入选中国系列代表作翻译丛书”。格氏的文化资本运作手段无论在文本实践之内还是在文本实践之外均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就文本实践之内而言，“其简单易懂、行文流畅而不失精髓”，就文本实践之外而言，“本书使人更容易将《孙子兵法》与现实联系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能在西方成为影响最大、流产最广的读本”[19]。而格氏也借此成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最受人尊敬的译者之一。 （一）加葛里亚蒂的策略
格里菲斯译本的权威地位直至1983年格氏去世方被打破。其后的译者为了在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挑战格氏的权威。然格氏作为军事学权威无法撼动，故只能从翻译观上另辟小径。他们认为《孙子兵法》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一系列军事作战原则，而应看作一本哲学著作，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20]。这种翻译观的转变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不谋而合，“预示着为满足新兴读者的要求把《孙子兵法》重新包装、重新翻译的必要性”[13]。加氏的攻击目的就是要侵蚀格氏的客观化和身体化文化资本。就体现格氏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译文方面，加氏批评格氏英译有随意删节和挪移现象，认为“格氏有时把孙子没有合并的短语合并起来”，且选词古怪，超出了普通读者的使用范围，如“gobble”，“thwart”，“at bay”;就体现格氏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军人气质方面，加氏贬低道：“格里菲斯译本的唯一长处就是译者本身是一位将军”;为暗示格译本业已过时，加氏特地标明格译本完成于20世纪中期，他宣称：“格译本是一本杰作，如果读者要的是基于二十世纪军人视角的《孙子兵法》。”[21]
为了凸显与格译本之差异，加氏没有采取与格氏相同的文化资本运作策略，而是采取了他称之为“独特的创新”策略。在文本设计上，他融合了两种翻译形式，“左侧页是与原文汉字一一对照的字对字翻译，右侧页则是把每个汉语短语译成英语句子的行对行翻译”，加氏解释了他如此翻译的理念，他写道：“《孙子兵法》实质上是处理战略挑战的一系列公式。不幸的是，原文这种公式化的本质在英语中却翻译得不好。绝大多数译者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结果就是在关键概念上不同的翻译彼此不一致。更严重的是，许多译本甚至出现了孙子自相矛盾的例子。研究《孙子兵法》各种译本30年，我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读者归还给中国古文。结果就是，我的译文无论在概念翻译还是文本设计均很新颖，与别的译本迥然不同”[22]。
针对格译本随意删节和挪移的现象，加氏宣称他没有删节，也没有挪移。他写道：我们的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格式。章章有主题。每章分为5至8段，段段有焦点。每段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出。每段再分成表述个人观点的节。节与节用空行分开。节前用小写字母标出首行在本段中的位置[22]11-12。就句子结构而言，格氏译文复杂句占60%，简单句占40%;而加氏译文复杂句占25%，简单句占75%。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加氏的译文更容易理解。就每句单词数而言，格译每句平均10.33，加译每句平均6.56，比格译要短得多。此外，加氏往往用“you”而不是“he”或“one”與读者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13]186。由是观之，加氏的文本设计采用了体用合一的策略，目的是让不熟悉学术话语的普通读者轻松地理解文本内容。加氏解释道：先前译者经常使用模糊的、过时的、不自然的语言或学术语言，从而遮蔽了孙子原文的本质;他们经常把译者的观点或解释与孙子所写混为一谈;他们经常选择错误的意思来解释一个汉字，导致语义不一致和冲突;他们无视孙子原文的结构，把文本按自己的意愿分成段落，混淆了上下文语境，而上下文语境对翻译中文古文至关重要。我们想避免这些错误，把原文的文本设计清晰地展示在英文读者面前[22]10。
（二）加葛里亚蒂的技巧
体用乃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体用二词的意义，到唐代才明确起来。唐代经学家崔憬给予体用以清晰的解释，他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23]67。于体，加氏“通过并排提供完整的中英对照，消除译文自相矛盾之处，保留原文形式，尽可能再现原文风格”[22]12。但加氏也认识到保留原文的“体”不等于就保留了原文的“用”，他说：“没有译文能够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作为一种尝试，我采取了意译和中英文直译并排对照的方法，这样读者就可以一边看原文，一边体会我是如何改编原文的。依我看，任何对孙子原文的翻译或改编都只是一个范例，仅仅显示一种对孙子思想可能的诠释而非精确的诠释。”[12]加氏的逻辑是：要想对孙子思想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诠释，就需要尽可能多的译本或改编本。他写道：读我的译本仅是运用孙子战略体系的第一步。为了使运用孙子战略更加简单，我们在《掌握孙子思想系列丛书》中又研发了另外两本重要的书。《孙子兵法与令人震惊的秘密：战略的诀窍》通过解释原文的隐含意义与孙子概念之内涵浓缩了我多年研究之心得;而《孙子兵法与武士阶层：战略306课》是一本学习指南，它把我译本中的每一节都转换成竞争战略的一节课。这本书是关于孙子思想的最全面的英文培训手册[22]12。加氏以自己的译本为体，以自己的改编本为用，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加氏所提供的孙子思想系列改编本和音频课程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改编本中，孙子的军事术语被转换成了日常生活用语。加氏的改编本之多，实用范围之广，可以说在西方译者中绝无仅有。除上述他重点推荐的两本外，其他诸如，《反恐战略：以古代智慧应对今日战争》《孙子兵法与职业发展》《孙子兵法与营销艺术》《孙子兵法与销售艺术》《孙子兵法与小企业发展》《育子之道》《孙子兵法与创业之道》《孙子兵法与古代中国人》等，而且这一类书目仍然在不断增加之中。加氏以自己的译本为体，以派生于自己译本的改编本为用，有效地增强了自己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从而抵消了格氏作为一个多产作家的影响力。
加氏的体用合一不但体现在客观化文化资本之运用，也同样体现在身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之运用。针对英国战略家哈特对格里菲斯的褒奖，加氏也不遗余力地让读者相信：他在家庭的熏陶下天生就有军事头脑。他在其个人网站www.garygagliardi.com以及在接受sonshi.com访谈时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出生于阿拉斯加的一个军事基地。父母均为现役军人。他叔叔是日本进攻菲律宾时阵亡的第一位美国军人。与他叔叔同在菲律宾服役的父亲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少数幸存者之一。父亲和叔叔被授予银星和铜星勋章。母亲是陆军护理队的一名军官。据加氏回忆，儿时他就梦想在军中服役;然而由于眼睛近视，他未能如愿。加氏反复宣扬的家庭背景赋予加氏一种特殊的惯习，使读者觉得加氏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孙子兵法》都有着家庭遗传基因的影响，这无形之中增强了加氏作为译者的竞争力。同样，加氏也非常擅于运用制度化文化资本巩固自身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地位。针对格译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系列代表作”，加氏通过各种媒介向读者宣传自己的译本乃是唯一获奖的译本，并反复强调自己所获奖项的含金量之高。他很煽情地写道：短短数年，加葛里亚蒂已有十本书获奖;奖项分别是前言杂志奖、本·富兰克林奖、独立出版商奖;获奖图书涵盖七个范畴：商业，职业发展，体育，心理，跨文化，哲学，青年非小说类。你可知道获奖有多难？每年在美国有500 000本新书发行，约10 000本书（2%）获得颁奖提名。在这2%中，只有几百本获奖（1%中的十分之一）。而在这几百本书中，又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书获得本范畴的最高奖项[24]。 （三）加葛里亚蒂的创造性
加氏不同于其他译者之处在于：通过把对《孙子兵法》的英译与研究产业化，把累积的文化资本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又把累积的经济资本投入到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形成了文化生产场域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良性循环。这在《孙子兵法》复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功案例。在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运作方面，加氏的成功的确是格里菲斯所无法比拟的。加氏文化资本的运作能力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在多个领域的成功經历。这也是他敢于与格氏展开竞争的资本所在。加氏介绍自己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战略分析家，身家百万的企业家;他广为宣传他的《孙子兵法》译本乃是唯一获奖译本;他把他商业上的成功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对《孙子兵法》30年的研究与应用。他认为选择购买他的译本也就是选择通往成功。
为帮助读者领悟和运用《孙子兵法》，他成立了一家名为“战略科学学院”的跨国公司（公司网址http：//scienceofstrategy.org）。该公司提供几种级别的会员资格，其宗旨是“让掌握《孙子兵法》提供的竞争谋略变得更加容易”。公司业务是提供学员有关孙子战略的在线培训和线下培训课程。学员只要完成了所选培训课程，就可获得公司颁发的结业证书。加氏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掌握的有关孙子战略的文化资本传授给学员，而加氏在给学员培训的同时也是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了经济资本。加氏还成立了一家名叫Clearbridge Publishing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他撰写的孙子战略培训用书，涵盖了从高端培训市场到低端培训市场的所有系列。加氏通常建议读者不但购买他的译本，而且要购买与所选择培训课程相关的所有培训用书。这样，加氏就建立起集研发、培训、销售于一体的文化资本运作体系。
三、结语
格里菲斯和加葛里亚蒂都是通过《孙子兵法》的复译来获得新的文化资本和实现自身文化资本的增值。格氏和加氏各自都先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加氏以格氏为挑战对象，在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制度化文化资本三个方面与格氏展开竞争，并以事实证明自己在这三个方面均不逊色于格氏。与格氏不同的是，加氏更擅长利用这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去获取经济资本。为实现读者人数的最大化以保证把文化资本成功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加氏把孙子从高雅、严肃的文化领域转移到了低俗、流行的文化领域[13]。格氏毫无疑问仍然是当世最优秀的《孙子兵法》译家之一，但加氏体用合一的策略，即根据当代人的需求来重新包装过去[25]，却可以让孙子通过翻译获得永生[26]。
通过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惯习与差异之概念运用于加葛里亚蒂复译个案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孙子兵法》之复译，作为一有利可图的文化生产场域，见证了译者之间围绕权力和权威而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是围绕“体”，即谁的译文更忠实于孙子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上是围绕“用”，即谁的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读者的需求又直接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而文化资本的再分配又是在译者将其转换成经济资本的翻译行为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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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113-05
引言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军事典籍，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最富哲理性和发生着深远影响的兵法[1]3。以《孙子兵法》英译而论，据笔者统计，自1905年Calthrop译本开始，至2008年Thomas Huynh的译本止，西方已出版了22个英语译者翻译的英译本。国内外学者对《孙子兵法》英译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的文本特征，即把文化的研究等同于通过“像语言一样”发生作用的指谓系统（signifying system）产生的意义的探索，而相对忽视了译者的翻译不但是符号转换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翻译永远都是可重复的、暂时的，每一个特定的译本都使其他译本的出现成为可能[2]62。翻译的这一社会属性注定了《孙子兵法》之复译是一种必然。复译本译者要“对于原文的理解与翻译方法以及追求的效果等方面要有所超越”[3]175，在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则竞争不可避免。布迪厄认为，决定竞争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资本与场域相互依存。资本即是场域内行动者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场域内行动者竞争的手段。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能量，它只在其产生和再生的领域里存在和发挥作用，每一种依附于阶层的财富的价值和效用是由各个领域特定的规律所赋予的[4]113。西方译者以文化资本作为竞争手段来竞争构成中华文明中文化资本的典籍复译话语权在《孙子兵法》英译史上并不鲜见，如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格里菲斯。贾氏与格氏是如何以文化资本作为竞争手段已有学者做过论述，笔者无须赘述。笔者感兴趣的是：在贾译本与格译本已成经典之历史语境下，西方又有一位译者以独特的文化资本运作手段向经典发起挑战，并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取得空前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孙子兵法》西传中文化地域性的又一典型案例。这位译者就是2003年美国“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奖”得主加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加葛里亚蒂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不局限于把典籍复译定位在语言框架内，通过互文比较对错误进行评估;而是将其定位于更加复杂、更加动态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典籍复译可被看作社会实践。为达此目的，就有必要把所有的行动者——参与到这一社会实践中的个人和公共机构——融入分析中去”[5]104。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加氏是如何颠覆现存的价值观体系，如何超越先前译者的呢？通过关注译者本人并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作为社会行动者和文化实践者的译者在文本生产和话语实践中所扮演角色的批判性分析[6]125，笔者试圖阐明加氏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运用文化资本在文本实践和非文本实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一、文化资本、惯习和差异
资本是行动者累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实质化的形式”，身体化的形式。当资本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团体在私有的即独占的基础上所占有时，资本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劳动或活劳动的形式来占有社会能量。资本是物质固有的力，蕴含在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之中，但它也是固有的法则，隐藏在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下的原则。它使得社会游戏（尤其是经济游戏）不同于简单的彩票游戏[7]241。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即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的形式。所谓身体化的形式，即肉体和感性的特殊秉性和气质;所谓客观化的形式，即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如绘画、书、字典等;所谓制度化的形式，即受到国家体制控制和核实的资本，如学历、学术头衔、学术奖励等[7]242。布迪厄认为，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其他两种形式文化资本的基础，这种特殊秉性和气质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之结果。它不但源自投入大量时间接受教育，同样也源自惯习的熏陶。这些已经化为身体和感觉的秉性成为行动者相互区别的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和运用决定着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制定和采用的策略[8]137。惯习，作为促使行动者运用资本的性情倾向，布迪厄定义为：惯习是已内化的且已被转化成性情倾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种性情倾向产生富有意义的实践和赋予意义的感知;它是一种普遍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它超出了直接习得的范围，实现了对内含在学习条件中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系统的、普遍的运用[9]。基于惯习的本质乃是“已内化的且已被转化成能产生富有意义的实践和赋予意义的感知的性情倾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惯习构成了“主观性中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由“个人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设想和表述所塑造的社会现实”[10]。惯习的作用在于，它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内化成了人们的偏好，从而将直白的现实掩盖了起来。也就是说，由于惯习的存在，人们认识不到他们的那些区分性特征是社会世界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只会认为那是出于他们的秉性，出于他们的品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被转化成了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11]。在翻译中，译者总是希望能与原作者的惯习达成共鸣，从而能给读者留下感同身受的印象。加葛里亚蒂在接受西方最大的《孙子兵法》研究网站sonshi.com采访时说道：“我姐姐在我过生日时送我一本《孙子兵法》作为生日礼物。其时我是一个无目标的大学辍学生，四年中做了四份工，被两家公司辞退。当时我做销售，几乎立刻就明白如何运用孙子的观点来纠正我正在销售中犯的错误。当我运用孙子的原则时，我的命运开始改变”[12]。加氏之言让读者觉得译者与孙子惯习相通，而译者越是表现出与原作者惯习相通，则越容易被读者接受，因为身体化文化资本“是一种知识形式，一种内化的编码或一种认知的获得，这种认知的获得使得社会行动者对文化关系和文化产品具有了移情、欣赏或解释的能力”[10]。 与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符号本质不同，客观化文化资本指实体产品，而实体产品的物质性通过销售可以传递。比如，《孙子兵法》原著及其英译本以及相关书籍都是以客观化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一旦被传递，就可以直接转换成经济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交换价值紧密相连的是制度化文化资本，它包括社会承认的学术资格和学术头衔，这些学术资格和学术头衔是“一种文化能力的凭证，它给予持有者传统的、恒定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文化价值”[7]。加葛里亚蒂在其译本封面赫然以烫金字体标出“唯一获奖译本”，就是意在确立其作为译本持有人的价值。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是资本持有者知识、技能、经历、能力和决定了持有者在特定社会能够拥有多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世界观的总和[13]。与经济资本相同，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投资，也能产生利润[14]。译者要想通过竞争成功占有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则本身需要有作为竞争手段的足够的文化资本。加葛里亚蒂在复译《孙子兵法》前，就仔细评估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其个人网站www.garygagliardi.com从培训背景、商场胜利、顾客褒奖、图书奖励、孙子战略教学史、独特的家庭背景、身体怪癖、个人哲学、孙子战略与癌症、商业奖项、技术书籍十一个方面详细列出了加氏所拥有的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但译者有了足够的文化资本还不够，还需要运作文化资本的策略和技巧。布迪厄解释了在文化生产场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过程：成名意味着出人头地，意味着与其他文化生产者尤其是享有盛誉的文化生产者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获得了承认;同时，成名也意味着在目前被占据的位置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位置，该位置处于领先地位[10]106。这种所谓的差异与不同是译者身体化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为译者的创造力以及为获市场承认而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与技巧[13]181。要获市场认可，仅在文本生产上体现策略和风格的差异还不够，因为翻译的回报很低，译者社会地位低下且不被重视，尽管翻译需要高超的技巧[15]10。勒弗维尔评价道：文化资本是一种知识分子宣称拥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资本，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宣称拥有的经济资本相对[16]42。“占有文化资本并不总是意味着占有经济资本”[10]7這一事实表明：译者要想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胜出，“不但取决于投资在文本世界中文化资本的差异，而且也取决于这些差异的推销。在此意义上，创造富有成效的文化资本的差异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控制、分配、再分配文化资本并且最终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13]182。
二、加葛里亚蒂文化资本运作的策略、技巧与创造性
没有翻译是对原作单纯的、透明的翻译。翻译总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关系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权力结构[17]21。加氏要想脱颖而出，势必要打破先前的权力结构，重建权力秩序。这就意味着要控制更多的文化资本，因为控制的文化资本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权力也就越大，而权力越大，可支配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多。而加氏要打破先前的权力结构，势必要消解先前译者的影响，与先前译者展开权力的争夺。在《孙子兵法》英译史上，成功消解先前译者影响的译者不乏其人，大名鼎鼎的当属贾尔斯（Lionel Giles）。他通过成功地否定《孙子兵法》第一位译者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策略是针对卡氏翻译中的讹误进行猛烈的抨击。而加氏对先前译者的抨击亦不逊色于贾氏，sonshi.com评价道：加葛里亚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我们很难把对他的采访与他在个人网站上针对我们先前采访过的一些译者所说的不友善的话吻合起来[12]。在这些先前的译者中，加氏抨击最猛烈的乃是享有盛誉的格里菲斯（S.B.Griffith）。
格里菲斯，已故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英译《孙子兵法》，其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投身越战并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冷战由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格氏认为“孙子著作之目的乃是写出一篇自成体系的论文以引导统治者和将军们聪明地打一场成功的战争”[18]， 格氏目的是要把孙子思想介绍给美国军方和战略决策者，因为“《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典籍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18]。他阐述道：《孙子兵法》对中国历史和日本军事思想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和中国军队战术条例的源泉。孙子的思想通过蒙古鞑靼人传入俄国，成为其东方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因而成为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必读之书[18]。为表明自己与孙子惯习相通，从而让读者相信自己可以真实地表达出孙子思想，格氏补充了大量信息以增加译文的文化资本，这些增加的信息是先前译者的译本所没有的。它们均为格氏多年研究孙子的成果。包括导论六篇，分别是“孙子其人”、“版本考证”、“中国的战国时期”、“孙子时代的战争”、“孙子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附录四篇，分别是“吴起兵法”、“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西方语言中的孙子”、“注家简介”。为强化自身权力符号，格氏邀请了著名英国战略家哈特（Liddell Hart）为其作序。哈特在序中写道：早就需要对《孙子兵法》进行新的、全面的翻译，以便更准确地诠释他的思想。这种需要随着核武器的发展以及潜在的自杀和种族屠杀的出现显得更为迫切。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重新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出现。所以，这项工作能够由通晓军事、精通中文和中式思维的格里菲斯将军来完成再恰当不过[18]。为凸显其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制度化文化资本，格译本在其封面页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系列代表作”字样，并标明“该译本已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并入选中国系列代表作翻译丛书”。格氏的文化资本运作手段无论在文本实践之内还是在文本实践之外均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就文本实践之内而言，“其简单易懂、行文流畅而不失精髓”，就文本实践之外而言，“本书使人更容易将《孙子兵法》与现实联系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能在西方成为影响最大、流产最广的读本”[19]。而格氏也借此成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最受人尊敬的译者之一。 （一）加葛里亚蒂的策略
格里菲斯译本的权威地位直至1983年格氏去世方被打破。其后的译者为了在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挑战格氏的权威。然格氏作为军事学权威无法撼动，故只能从翻译观上另辟小径。他们认为《孙子兵法》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一系列军事作战原则，而应看作一本哲学著作，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20]。这种翻译观的转变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不谋而合，“预示着为满足新兴读者的要求把《孙子兵法》重新包装、重新翻译的必要性”[13]。加氏的攻击目的就是要侵蚀格氏的客观化和身体化文化资本。就体现格氏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译文方面，加氏批评格氏英译有随意删节和挪移现象，认为“格氏有时把孙子没有合并的短语合并起来”，且选词古怪，超出了普通读者的使用范围，如“gobble”，“thwart”，“at bay”;就体现格氏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军人气质方面，加氏贬低道：“格里菲斯译本的唯一长处就是译者本身是一位将军”;为暗示格译本业已过时，加氏特地标明格译本完成于20世纪中期，他宣称：“格译本是一本杰作，如果读者要的是基于二十世纪军人视角的《孙子兵法》。”[21]
为了凸显与格译本之差异，加氏没有采取与格氏相同的文化资本运作策略，而是采取了他称之为“独特的创新”策略。在文本设计上，他融合了两种翻译形式，“左侧页是与原文汉字一一对照的字对字翻译，右侧页则是把每个汉语短语译成英语句子的行对行翻译”，加氏解释了他如此翻译的理念，他写道：“《孙子兵法》实质上是处理战略挑战的一系列公式。不幸的是，原文这种公式化的本质在英语中却翻译得不好。绝大多数译者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结果就是在关键概念上不同的翻译彼此不一致。更严重的是，许多译本甚至出现了孙子自相矛盾的例子。研究《孙子兵法》各种译本30年，我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读者归还给中国古文。结果就是，我的译文无论在概念翻译还是文本设计均很新颖，与别的译本迥然不同”[22]。
针对格译本随意删节和挪移的现象，加氏宣称他没有删节，也没有挪移。他写道：我们的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格式。章章有主题。每章分为5至8段，段段有焦点。每段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出。每段再分成表述个人观点的节。节与节用空行分开。节前用小写字母标出首行在本段中的位置[22]11-12。就句子结构而言，格氏译文复杂句占60%，简单句占40%;而加氏译文复杂句占25%，简单句占75%。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加氏的译文更容易理解。就每句单词数而言，格译每句平均10.33，加译每句平均6.56，比格译要短得多。此外，加氏往往用“you”而不是“he”或“one”與读者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13]186。由是观之，加氏的文本设计采用了体用合一的策略，目的是让不熟悉学术话语的普通读者轻松地理解文本内容。加氏解释道：先前译者经常使用模糊的、过时的、不自然的语言或学术语言，从而遮蔽了孙子原文的本质;他们经常把译者的观点或解释与孙子所写混为一谈;他们经常选择错误的意思来解释一个汉字，导致语义不一致和冲突;他们无视孙子原文的结构，把文本按自己的意愿分成段落，混淆了上下文语境，而上下文语境对翻译中文古文至关重要。我们想避免这些错误，把原文的文本设计清晰地展示在英文读者面前[22]10。
（二）加葛里亚蒂的技巧
体用乃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体用二词的意义，到唐代才明确起来。唐代经学家崔憬给予体用以清晰的解释，他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23]67。于体，加氏“通过并排提供完整的中英对照，消除译文自相矛盾之处，保留原文形式，尽可能再现原文风格”[22]12。但加氏也认识到保留原文的“体”不等于就保留了原文的“用”，他说：“没有译文能够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作为一种尝试，我采取了意译和中英文直译并排对照的方法，这样读者就可以一边看原文，一边体会我是如何改编原文的。依我看，任何对孙子原文的翻译或改编都只是一个范例，仅仅显示一种对孙子思想可能的诠释而非精确的诠释。”[12]加氏的逻辑是：要想对孙子思想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诠释，就需要尽可能多的译本或改编本。他写道：读我的译本仅是运用孙子战略体系的第一步。为了使运用孙子战略更加简单，我们在《掌握孙子思想系列丛书》中又研发了另外两本重要的书。《孙子兵法与令人震惊的秘密：战略的诀窍》通过解释原文的隐含意义与孙子概念之内涵浓缩了我多年研究之心得;而《孙子兵法与武士阶层：战略306课》是一本学习指南，它把我译本中的每一节都转换成竞争战略的一节课。这本书是关于孙子思想的最全面的英文培训手册[22]12。加氏以自己的译本为体，以自己的改编本为用，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加氏所提供的孙子思想系列改编本和音频课程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改编本中，孙子的军事术语被转换成了日常生活用语。加氏的改编本之多，实用范围之广，可以说在西方译者中绝无仅有。除上述他重点推荐的两本外，其他诸如，《反恐战略：以古代智慧应对今日战争》《孙子兵法与职业发展》《孙子兵法与营销艺术》《孙子兵法与销售艺术》《孙子兵法与小企业发展》《育子之道》《孙子兵法与创业之道》《孙子兵法与古代中国人》等，而且这一类书目仍然在不断增加之中。加氏以自己的译本为体，以派生于自己译本的改编本为用，有效地增强了自己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从而抵消了格氏作为一个多产作家的影响力。
加氏的体用合一不但体现在客观化文化资本之运用，也同样体现在身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之运用。针对英国战略家哈特对格里菲斯的褒奖，加氏也不遗余力地让读者相信：他在家庭的熏陶下天生就有军事头脑。他在其个人网站www.garygagliardi.com以及在接受sonshi.com访谈时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出生于阿拉斯加的一个军事基地。父母均为现役军人。他叔叔是日本进攻菲律宾时阵亡的第一位美国军人。与他叔叔同在菲律宾服役的父亲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少数幸存者之一。父亲和叔叔被授予银星和铜星勋章。母亲是陆军护理队的一名军官。据加氏回忆，儿时他就梦想在军中服役;然而由于眼睛近视，他未能如愿。加氏反复宣扬的家庭背景赋予加氏一种特殊的惯习，使读者觉得加氏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孙子兵法》都有着家庭遗传基因的影响，这无形之中增强了加氏作为译者的竞争力。同样，加氏也非常擅于运用制度化文化资本巩固自身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地位。针对格译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系列代表作”，加氏通过各种媒介向读者宣传自己的译本乃是唯一获奖的译本，并反复强调自己所获奖项的含金量之高。他很煽情地写道：短短数年，加葛里亚蒂已有十本书获奖;奖项分别是前言杂志奖、本·富兰克林奖、独立出版商奖;获奖图书涵盖七个范畴：商业，职业发展，体育，心理，跨文化，哲学，青年非小说类。你可知道获奖有多难？每年在美国有500 000本新书发行，约10 000本书（2%）获得颁奖提名。在这2%中，只有几百本获奖（1%中的十分之一）。而在这几百本书中，又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书获得本范畴的最高奖项[24]。 （三）加葛里亚蒂的创造性
加氏不同于其他译者之处在于：通过把对《孙子兵法》的英译与研究产业化，把累积的文化资本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又把累积的经济资本投入到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形成了文化生产场域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良性循环。这在《孙子兵法》复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功案例。在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运作方面，加氏的成功的确是格里菲斯所无法比拟的。加氏文化资本的运作能力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在多个领域的成功經历。这也是他敢于与格氏展开竞争的资本所在。加氏介绍自己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战略分析家，身家百万的企业家;他广为宣传他的《孙子兵法》译本乃是唯一获奖译本;他把他商业上的成功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对《孙子兵法》30年的研究与应用。他认为选择购买他的译本也就是选择通往成功。
为帮助读者领悟和运用《孙子兵法》，他成立了一家名为“战略科学学院”的跨国公司（公司网址http：//scienceofstrategy.org）。该公司提供几种级别的会员资格，其宗旨是“让掌握《孙子兵法》提供的竞争谋略变得更加容易”。公司业务是提供学员有关孙子战略的在线培训和线下培训课程。学员只要完成了所选培训课程，就可获得公司颁发的结业证书。加氏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掌握的有关孙子战略的文化资本传授给学员，而加氏在给学员培训的同时也是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了经济资本。加氏还成立了一家名叫Clearbridge Publishing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他撰写的孙子战略培训用书，涵盖了从高端培训市场到低端培训市场的所有系列。加氏通常建议读者不但购买他的译本，而且要购买与所选择培训课程相关的所有培训用书。这样，加氏就建立起集研发、培训、销售于一体的文化资本运作体系。
三、结语
格里菲斯和加葛里亚蒂都是通过《孙子兵法》的复译来获得新的文化资本和实现自身文化资本的增值。格氏和加氏各自都先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孙子兵法》复译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加氏以格氏为挑战对象，在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制度化文化资本三个方面与格氏展开竞争，并以事实证明自己在这三个方面均不逊色于格氏。与格氏不同的是，加氏更擅长利用这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去获取经济资本。为实现读者人数的最大化以保证把文化资本成功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加氏把孙子从高雅、严肃的文化领域转移到了低俗、流行的文化领域[13]。格氏毫无疑问仍然是当世最优秀的《孙子兵法》译家之一，但加氏体用合一的策略，即根据当代人的需求来重新包装过去[25]，却可以让孙子通过翻译获得永生[26]。
通过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惯习与差异之概念运用于加葛里亚蒂复译个案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孙子兵法》之复译，作为一有利可图的文化生产场域，见证了译者之间围绕权力和权威而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是围绕“体”，即谁的译文更忠实于孙子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上是围绕“用”，即谁的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读者的需求又直接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而文化资本的再分配又是在译者将其转换成经济资本的翻译行为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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