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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父母移民到江西修水后，我插班在当时的黄沙港中学读高一。有个周末，父亲带我去双井村的小叔家玩。我们坐班车到县城，穿过大街小巷，从黄土岭老街走到西摆。当时的西摆街颇具古风，绵延两三华里的石板道，两边有一家连着一家的木板铺门，还有那种供行人休息的长廊。栏杆外，一边是碧森森的高山幽谷，另一边的崖坎之下，是同样颜色深碧的修河。太阳黄黄亮亮照着，眼前的景物迷迷蒙蒙，过细一瞧又清晰得吓人。河水靠着我们这边流，叽叽咕咕，深不可测。在另一边则留下大片沙滩，沙滩上横横竖竖堆着许多巨大木料，远远看去，就似哪个孩子随手丢下的零乱积木。沙滩过去有低低蔓延的山体，山上有房屋、树木、茶园，房前屋后偶尔还竖起一根烟囱、电线杆什么的，同样像哪个孩子随手丢在那里的。上下河面都有浮桥，与浮桥紧连着，还有长而弯曲的木头引桥。引桥由几根木桩木板组成，涉过浅水，然后在沙滩上蜿蜒前伸，影子一般伸缩不定。
隔着若有若无的河雾，看河对面的一切，就似看着什么梦境，或哪个神话里的儿童乐园，一时有无比的向往，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定当过去走上一走。几年之后，我真的走上了那个地方，并且一待十几年。师专毕业，我回到汤桥乡下等待分配，等了一两个月也无消息，不由得惶恐，心想人家不会把我忘了吧？九月上旬，以前在黄沙港中学教我们体育的刘南翔老师七问八问找上门，通知说我已分配在宁州区中，以后和他就是同事。刘老师说，宁州区中虽说是乡下中学，但离县城近，两者仅一河之隔。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位一同分配的同学相约，匆匆坐车进城，找到区中报到。下午，一只木箱一床被子还有几包书，也由村上的拖拉机运来。等生活略略安定，我对周边环境也有了个大概的熟悉。有天走在学校后面的茶园里，前后一望，恍然一惊。我教书的这个地方，不就是当年站在西摆街的某个高处，隔河遥望过的那片梦境般所在吗？
县城的人把我们这里统称为河背，反过来，县城相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河背。“去哪？”“河背。”“从河背来？”“从河背来。”河背其实挺宽挺大的，除了我们学校，及零星散布的一些住家，周边还有砖瓦厂、造纸厂、鱼种场、拖拉机站、茶科所等企业单位。茶科所的茶园随舒缓的山地宛转绵延，一望无际，直伸到视野不能再伸的地方。每天清晨，我会从学校围墙厕所边的某个缺口钻出，沿着茶园的机耕道跑步十几分钟。傍晚再到茶园，两只手紧揣在口袋里，有一步没一步，独自走个两三华里，甚至两三公里，无论刮风下雨，不会间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契诃夫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学生们得到启发，似乎在不同的场合暗暗把我也称为装在套子里的人，有的不懂掩饰，竟然当我面叫出声来。我也不生气，不尴尬。当我打着伞，穿着高筒胶靴，随着机耕道的曲折起伏忽高忽低，上来下去，自己也不由得这么咕哝有声：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河背的那些年，活得很无奈，很惶惑。刚刚踏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一口怎么也转不过来的异地口音，六亲无靠，呆鸟一般啥也不懂，让人欺负了，自己还懵懵然一无所知。出门随便做点什么，找个人，办点事，哪怕是到商场买件东西，都比一般的人要付出太多艰难。一开口说话，别人便会意地点点头，相互笑笑：“外地人。”当时宁州区中已改名“修水三中”，我在外面同人讲在三中教书，对方总以为我是山东人。我无奈而焦虑，连比带画，一再强调三中、三中，对方却还是山东、山东。为着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消除交往上的障碍，许多年里，我极力挣扎着想做好一件事：学习说修水话。可我的用词是修水的，口音腔调却是外地的。修水的语词，用外地口音说出，越说越别扭，对方也就越发听不懂。越不懂，我就越要说。直说得虚汗直冒，无边的挫败之感、颓败之情无以复加，浓雾一般缠缠绕绕，挥之不去。为着避免过多陷入这种不好的心境，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少出外，少与人打交道，只把自己关在房里，读读书，写写稿。最开始的一个小说，竟然就是长篇，从师专读书的第二年已着手准备。围绕着这个小说构思，一本本读书，想到什么，立即拿笔记下，记满了两三个很厚的笔记本。考虑到记在本子上，正反两面都写字，到时不方便剪开，便找到一些白纸来写。更多随手记在报纸上、备课本的空白边页，然后撕下。不知记满了多少乱七八糟的纸页，接着列出写作提纲。围绕着提纲，再把那些纸页剪开，一条条分门别类。每一类再分小类，每个小类用回形针别起，摆在书桌上。桌面挤得密密麻麻，风吹过来，没被回形针夹住的纸条两头来去翻动，噼啪作响，眼前就似哪里漂来的一片汪洋。
记得是1984年二三月间着手写这个小说，第二年四月写完，正好一年。有过如此充足的准备，苦心经营多年，内心肯定有着太大期许，几个交往密切的朋友也寄望很高。其中一个朋友还专门拍来一个电报，表示祝贺。似乎向外面哪里的杂志投寄过，当然没有任何消息。给身边一两个朋友读过，同样不见半点反应。他们只是不愿对我造成太大打击，出于自尊，我也不想多问。好友吴洪森来信让我寄他看看，我也没有答应。其实这时候，已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败。那东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青春小说、成长小说，缺乏基本的人生容量和社会容量，更没有任何独特的感受。哪怕能讲完一个通俗故事，也是好的。可没有。里面什么也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苍白世界，演绎一些莫名其妙的苍白心理。无话找话，无病呻吟，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那个时候，自身缺乏起码的人生阅历，心智甚至都不很成熟，哪能写什么小说，还是长篇？
那篇稿子写完后，自己再没有读过，但对个人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接连好几年，都无法从失败感中恢复，不知接下来该干点什么，能干点什么。只是更加没日没夜看书，尽可能让自己有所遗忘，同时也有所缓解，慢慢积聚起一点力气，好支撑眼前的生活。从这时开始，我常常到县里的图书馆阅览室，找一些市面上流行的文学杂志来读。在此之前，只一味埋首于自己所认为的经典阅读之中，基本上没太看过当代国内的文学作品。偶尔涉及，每每失望异常。思维过于简单，只是在浅表的社会问题上转来转去，而找不出哪怕多一点的角度和维度，多一点的精神丝缕，多一点的心灵流动运行之迹。记得刚从师专毕业时，有一本书非常火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我也特意买了一本，一读之下实为吃惊。性格组合，性格的复杂多面，如此简单的问题，难道也能成为问题吗，并且还特意提出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还能在知识界弄出如此声势？何况文学中的人物性格，难道只是一种简单而机械的组合吗？它不是圓融圆润、浑然天成，脱胎于人的灵性深处而又以灵性的方式活泼泼跳动行走的吗？组合起来的那是什么人物，椅子吗桌子吗？我甚至得出一个看法，以为在我们这里，人们的基本文化水平整体低下，而我们这些读读书写写稿，搞搞所谓创作的人，又一定是人群里的更低下者。洼地里的洼地。站在这么低的一个位置搞写作搞文学，真的很难很难的。许多写作者当然也意识到这些，意识到自己的简单幼稚，但后来在文学上的种种变化种种追求，什么寻根什么先锋什么后现代，基本上又是以装神弄鬼，以对西方的时潮、对中国传统生吞活剥的方式来呈现。其实还是一种简单，或者说，表面的花里胡哨是一种更绝望的简单，至多只表证着对复杂世界立体世界的一种向往。简单必会机械，机械更显简单。我想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其实是一个多么简单而幼稚的世界。生活层面物质层面世故、苍老，精明至极，对灵性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萎缩得几近于零。比如我自己吧，想起来一套一套，用挑剔的否定的眼光看一切，轮到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比幼稚还幼稚、比简单还简单、比苍白更苍白吗？ 试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都不满意。考虑过走走另外的路，比如调动。1987年我参加了县文联组织的一个小型改稿会，发言时讲到对读书、对文学及社会的一些理解。主持会议的文联领导匡俊雄老师好像颇为欣赏，散会后跟在我们后面顺大街走了好久，主动问我愿不愿调到文联来。文联需要一个不只自己能创作，顶好还能从事一点群众文艺辅导的人。在此之前，我曾在外面的杂志发表过一篇带理论性的文章，正好符合相关要求。能离开学校，离开那种单调枯燥、视野狭窄的生活，到专门的创作单位上班，我当然求之不得。但在心态上心智上，当时真的还纯粹得像个孩子，对世事懵然无知，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办事方式，我更是一窍不通。自那以后，我不但没有主动去找一下匡主席，做点必要的努力，有时偶然见到面，还有些害怕似的，能躲的都尽量躲开。半年之后吧，文联进人了，却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朋友。直到这朋友把所有的调动手续办好，过来搬运行李了，才把消息告诉我。朋友也满面惊讶，奇怪文联为什么最后调的不是我，而是他。多少有些失落，随后便释然。实际上从一开头，我就根本没有指望过这么好的事能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接下来又有考研的打算。周围不少朋友同事，陆陆续续都考走了。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这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家庭打进修水这个陌生而怪异世界的一根木头橛子，上面挂着太多的重负，我一旦考走，老的老、小的小一个家，靠谁？最现实的问题是，当时我带着一弟一妹在学校读书，一旦我离开修水，弟弟妹妹怎么办？怎么吃怎么住，生活来源如何解决？
不能通过考试离开，但至少我得到外面哪里走走，喘几口气，扩大一下个人阅历，拓展一点人生空间。再这么在学校闷着憋着，身上都有些发霉，能长出香菇木耳来。连着三个暑期，学校一放假，我便提着个旅行包出门。1986年到武汉、九江、湖口、都昌转了一圈。有天下午我独自骑自行车出都昌县城，沿着简易公路经过当时位于某个乡下的都昌二中，一直骑到鄱阳湖边的大堤坝上。突遇暴雨，猝不及防，我给逼进坝下停的一艘渔船，自行车则胡乱丢在斜坡上。湖面风雨交加，巨大的暴雨形成瀑布帘，乌黑乌黑，漫天漫地，披挂着翻滚着，从高高的地方挤压下来。没想对面另有一股瀑布帘，更高更大，更乌更黑，以绝对碾压的气势旁若无人撞过去。后来又有第三股瀑布帘再推过来。雨太大，浪也太大，大得简直有些不正常了，天地间整个处于高烧状态，烧得神志不清，满面抽搐，容颜变得特别厉害。我看到湖里的水好像给谁规划过、切割过，呈不同的板块状，一边整体乌青，另一边则整体赤红。无论是青的红的，都掀起大浪尽力往高处升，实在升不上去了，便你撞过来我撞过去，一时搞得乱七八糟。小船也随着给提得高高的，发疯般朝下摔，朝着土坝撞，又相互你朝我撞我朝你撞。雨雾混着浪花浪沫灌进来，打得我直吞冷气，往船舱深处钻。但船尾那边也有更大的雨雾和浪沫打进来。我瑟缩着，面孔朝一边极力挣起，想保持起码的呼吸。两手紧扣舱壁，不知眼前的局面该如何结局，不知该向谁求救。正这么想，没有任何征兆，转眼之间四周一片静寂。我还有些不相信，以为自己是不是迷糊过去了。伸头看看，外面真的早已烟消云散，就似什么也没发生过。天空、湖面，整个若无其事。几天后从都昌坐船去南昌，船行没多久，我便开始晕，人瘫在舱室的黄色塑料椅座上，欲呕未呕，无法动弹。座舱前有录像在放着，里面的港台人物乒乒乓乓打得热闹。湖面波涛起伏，茫无际涯，四周的地平线齐齐陷落在很深的地方。我们好像不是走在湖里，而是直接走在中学地理课使用的圆形地球仪上，地球太小，船身过大，以至船头船尾都有些向空中翘起来。没想到一个内陆鄱阳湖，都能有如此浩大，真是服了。1987年暑假我到南昌参加高考改卷，然后和朋友秦传安相约，到杭州、绍兴、普陀山一带玩。回来后心里感到宁静一些，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人类之敌》。第二年到海南，回来写中篇小说《天杀》。再往后的一年，因肺结核病住了四个多月医院，什么东西也没写出。1990年下半年写《天问》。
这三篇小说，都是我从几年前废弃的那个长篇里抽出来的。每篇原是长篇里的一章，万字左右，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思、扩充，拉长到三四万字。《人类之敌》就是写一次集体活动。一伙人爬山，其中一个人游离出来。想融入集体却偏偏被集体遗弃的自卑与惶惑，惶惑之后的恐惧。于是他只能以绝望的姿势，自动背离集体与社会。我想我可能是想表达，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的氛围里，那种属于个人的、个体的、个性的痛苦与挣扎。当然，这些都是今天的演绎，当初根本没想太多，就是写一件具体的事，一种很具体的个人感受，没有什么隐喻。始终以为，如果一个作者写作的时候就有什么隐喻式的要求，那一定是很荒唐的，也是非文學的思维。这个小说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全都是一些激烈而飘忽的心理呈现，某种夸张变形的主观性感受。那种写法，都不记得当时是不是有些受拉格维斯小说《侏儒》、安德列耶夫戏剧《走向星空》、奥尼尔《琼斯皇帝》《毛猿》，及蒙克那个名画《呐喊》《星夜》等作品的影响，反正当时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稿子曾试着投寄过几家杂志，可能都因为其表达的幼稚与生硬，而未能发表出来。前些年曾整理过一些早年的旧稿，翻到这篇，觉得应该有能力弄踏实妥帖一点了。后来想想，还是放弃。不知为什么，对这篇东西，内心总有些非同一般的爱惜，轻易还不愿动手修改。几十年中，让某几篇小说稿始终处于一种待完成状态，也挺有意思的。
个人的个体的个性的东西，人的东西，可以说是我写稿的最基本主题。一个出发点，一种追求。个体、个性对集体的撞击，说穿了就是鸡蛋对石头的撞击，飞蛾对火的投奔。但这样一种姿势，鸡蛋敲击石头的姿势，偏就是我拿笔写稿时最欣羡的姿势。在小说《天杀》里，我好像在暗暗增加其撞击的力道。一个青年，为谋求其个性的伸展，不惜踏碎路途上的所有障碍，最后包括他自身。那之前的许多年阅读中，我一直迷醉于西方诸多作品里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及一众堕落天使，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曼弗雷德、该隐、唐璜等等。尤其是读到普希金一首短诗《浮士德小景》，浮士德在生命盛宴餍足后的那种疲惫倦怠，更给我以强烈震撼和直接的触发。那首小诗，我其实只读过一遍，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哪本书里读的了，好像就在我当时买的一本上下集《普希金诗选》里面吧。书后来丢失了，多年后心血来潮，想再找来读一次，看里面到底写了点什么。在自己的书架上乱翻一气，找出几本普希金诗选，竟然见不到那个标题了。后来又特意到图书馆找，到书摊上找，在网上搜，有时还挺激动的。无一例外，硬是没见到。写《天问》的时候，记得我当时很想到屈原的《天问》里找一句话来作题记。我一句句读下去，感觉没一句合适的。反复读，不得不把书放下来。内心的惊讶无以复加。谁能料着，在一个集体主义思维弥漫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传统中，真的找不到一句有关属于个人痛感与个体苦难的东西。那种个体意识、个人意识，寻不着一丝痕迹。哪怕屈原这么早的人，也无一例外。屈原所有的问，都是集体之问。所有的我，吾、余，差不多也都是一种集体感受，家国感受。 最大的遗憾，就是觉得自己缺少基本的创作才能。写得太少，还特别累。写完《天问》后，更有枯竭之感。有各种构思，各种小说设想，但就是难以实行。勉强写过几篇。所有的故事，都陷入某种苍白单弱的心理旋涡之中，写起来笔头滞重干涩，无法起伏跳掷，不得不中途停歇。1992年暑期开始，我在九江文联请了一年创作假，想这下能好好静心写点东西了。偏又生病，再一次住进医院。一番惊吓，一番折腾，心神涣散。这时，朋友赵青老师在九江主持一个报纸的周末版，极力邀我加入。面对教书上生活上写作上各种困境，这个时候离开学校，离开修水，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到报社，也能更多更好接触社会，打破既有的自己，从某个狭小的生活格局与写作格局中挣脱出来。此后经过三四年停歇，再次提笔时，内心唯有一个非常清醒且强烈的要求，就是往外写，往生活里写，往社会最芜杂处写。想方设法往稿子里多塞进几个人物、几个故事、几处冲突与巧合。总之吧，小说毕竟应该像个小说的样子，而不是某种干枯细弱的心理演绎。
从学校从河背出来的时候，并没想着真正离开。只打算着暂时出去待上一阵，过段时间再回。却没有回去。几年之后，我以前居住的那幢单身汉楼很快成为危房，拆除了。教学楼、宿舍楼，也不停地改来改去，都分辨不出改成了些什么。再往后，周邊几家单位，造纸厂、茶科所等，连同整个茶园突然给铲平刨去，随后有无数建筑乌压压在天空盘旋着推拥着，成片成群覆盖下来。原来这里给规划成了新县城，再不叫河背了，而称作城南新区。只剩下我们学校给遗忘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右面和背面都已挖成悬崖峭壁，远看就似什么电影里、童话里的孤独城堡，夜空中黑魆魆的。每次从县城经过，我仍会到学校各处转转，再从厕所侧边那处缺口出来，到留下的最后一片茶园及最后一段机耕道上走走，直走到悬崖尽头，朝着新县城和旧县城张望。当年在河背，因为不成熟，因为拖沓懒散，总喜欢把一些写稿计划往后推。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推了一年又一年，写的稿子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就像羊拉屎，牵牵连连，滴滴沥沥，拉了几近一辈子。却也从没离开过，并且到目前为止，还在撅起身体的某一部分，装模作样摆出一副用力憋的姿势。写得少，留下的遗憾就多，就深，水流一般往内心深处浸润，弥漫。平日重复得最多的一个梦，是在河背学校单身汉楼的某个旧纸箱里，还放着我以前写的许多小说稿子，年深日久竟然忘记了。我无数次在梦里踩着木梯，艰难爬上那个楼，翻出纸箱里的稿子，有中篇，也有长篇，每一篇都写得不错，分量十足。不由兴奋至极，欣喜至极，还有些不解。这么重要的稿子，怎么全然忘得个一干二净？相同的梦境经历太多，以至自己都不免有些恍惚，觉得什么地方可能真的有一幢旧楼，楼上放着一些全然遗忘了的稿件，等待着我去打开。
（作者单位：九江日报社）
隔着若有若无的河雾，看河对面的一切，就似看着什么梦境，或哪个神话里的儿童乐园，一时有无比的向往，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定当过去走上一走。几年之后，我真的走上了那个地方，并且一待十几年。师专毕业，我回到汤桥乡下等待分配，等了一两个月也无消息，不由得惶恐，心想人家不会把我忘了吧？九月上旬，以前在黄沙港中学教我们体育的刘南翔老师七问八问找上门，通知说我已分配在宁州区中，以后和他就是同事。刘老师说，宁州区中虽说是乡下中学，但离县城近，两者仅一河之隔。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位一同分配的同学相约，匆匆坐车进城，找到区中报到。下午，一只木箱一床被子还有几包书，也由村上的拖拉机运来。等生活略略安定，我对周边环境也有了个大概的熟悉。有天走在学校后面的茶园里，前后一望，恍然一惊。我教书的这个地方，不就是当年站在西摆街的某个高处，隔河遥望过的那片梦境般所在吗？
县城的人把我们这里统称为河背，反过来，县城相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河背。“去哪？”“河背。”“从河背来？”“从河背来。”河背其实挺宽挺大的，除了我们学校，及零星散布的一些住家，周边还有砖瓦厂、造纸厂、鱼种场、拖拉机站、茶科所等企业单位。茶科所的茶园随舒缓的山地宛转绵延，一望无际，直伸到视野不能再伸的地方。每天清晨，我会从学校围墙厕所边的某个缺口钻出，沿着茶园的机耕道跑步十几分钟。傍晚再到茶园，两只手紧揣在口袋里，有一步没一步，独自走个两三华里，甚至两三公里，无论刮风下雨，不会间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契诃夫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学生们得到启发，似乎在不同的场合暗暗把我也称为装在套子里的人，有的不懂掩饰，竟然当我面叫出声来。我也不生气，不尴尬。当我打着伞，穿着高筒胶靴，随着机耕道的曲折起伏忽高忽低，上来下去，自己也不由得这么咕哝有声：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河背的那些年，活得很无奈，很惶惑。刚刚踏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一口怎么也转不过来的异地口音，六亲无靠，呆鸟一般啥也不懂，让人欺负了，自己还懵懵然一无所知。出门随便做点什么，找个人，办点事，哪怕是到商场买件东西，都比一般的人要付出太多艰难。一开口说话，别人便会意地点点头，相互笑笑：“外地人。”当时宁州区中已改名“修水三中”，我在外面同人讲在三中教书，对方总以为我是山东人。我无奈而焦虑，连比带画，一再强调三中、三中，对方却还是山东、山东。为着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消除交往上的障碍，许多年里，我极力挣扎着想做好一件事：学习说修水话。可我的用词是修水的，口音腔调却是外地的。修水的语词，用外地口音说出，越说越别扭，对方也就越发听不懂。越不懂，我就越要说。直说得虚汗直冒，无边的挫败之感、颓败之情无以复加，浓雾一般缠缠绕绕，挥之不去。为着避免过多陷入这种不好的心境，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少出外，少与人打交道，只把自己关在房里，读读书，写写稿。最开始的一个小说，竟然就是长篇，从师专读书的第二年已着手准备。围绕着这个小说构思，一本本读书，想到什么，立即拿笔记下，记满了两三个很厚的笔记本。考虑到记在本子上，正反两面都写字，到时不方便剪开，便找到一些白纸来写。更多随手记在报纸上、备课本的空白边页，然后撕下。不知记满了多少乱七八糟的纸页，接着列出写作提纲。围绕着提纲，再把那些纸页剪开，一条条分门别类。每一类再分小类，每个小类用回形针别起，摆在书桌上。桌面挤得密密麻麻，风吹过来，没被回形针夹住的纸条两头来去翻动，噼啪作响，眼前就似哪里漂来的一片汪洋。
记得是1984年二三月间着手写这个小说，第二年四月写完，正好一年。有过如此充足的准备，苦心经营多年，内心肯定有着太大期许，几个交往密切的朋友也寄望很高。其中一个朋友还专门拍来一个电报，表示祝贺。似乎向外面哪里的杂志投寄过，当然没有任何消息。给身边一两个朋友读过，同样不见半点反应。他们只是不愿对我造成太大打击，出于自尊，我也不想多问。好友吴洪森来信让我寄他看看，我也没有答应。其实这时候，已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败。那东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青春小说、成长小说，缺乏基本的人生容量和社会容量，更没有任何独特的感受。哪怕能讲完一个通俗故事，也是好的。可没有。里面什么也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苍白世界，演绎一些莫名其妙的苍白心理。无话找话，无病呻吟，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那个时候，自身缺乏起码的人生阅历，心智甚至都不很成熟，哪能写什么小说，还是长篇？
那篇稿子写完后，自己再没有读过，但对个人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接连好几年，都无法从失败感中恢复，不知接下来该干点什么，能干点什么。只是更加没日没夜看书，尽可能让自己有所遗忘，同时也有所缓解，慢慢积聚起一点力气，好支撑眼前的生活。从这时开始，我常常到县里的图书馆阅览室，找一些市面上流行的文学杂志来读。在此之前，只一味埋首于自己所认为的经典阅读之中，基本上没太看过当代国内的文学作品。偶尔涉及，每每失望异常。思维过于简单，只是在浅表的社会问题上转来转去，而找不出哪怕多一点的角度和维度，多一点的精神丝缕，多一点的心灵流动运行之迹。记得刚从师专毕业时，有一本书非常火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我也特意买了一本，一读之下实为吃惊。性格组合，性格的复杂多面，如此简单的问题，难道也能成为问题吗，并且还特意提出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还能在知识界弄出如此声势？何况文学中的人物性格，难道只是一种简单而机械的组合吗？它不是圓融圆润、浑然天成，脱胎于人的灵性深处而又以灵性的方式活泼泼跳动行走的吗？组合起来的那是什么人物，椅子吗桌子吗？我甚至得出一个看法，以为在我们这里，人们的基本文化水平整体低下，而我们这些读读书写写稿，搞搞所谓创作的人，又一定是人群里的更低下者。洼地里的洼地。站在这么低的一个位置搞写作搞文学，真的很难很难的。许多写作者当然也意识到这些，意识到自己的简单幼稚，但后来在文学上的种种变化种种追求，什么寻根什么先锋什么后现代，基本上又是以装神弄鬼，以对西方的时潮、对中国传统生吞活剥的方式来呈现。其实还是一种简单，或者说，表面的花里胡哨是一种更绝望的简单，至多只表证着对复杂世界立体世界的一种向往。简单必会机械，机械更显简单。我想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其实是一个多么简单而幼稚的世界。生活层面物质层面世故、苍老，精明至极，对灵性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萎缩得几近于零。比如我自己吧，想起来一套一套，用挑剔的否定的眼光看一切，轮到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比幼稚还幼稚、比简单还简单、比苍白更苍白吗？ 试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都不满意。考虑过走走另外的路，比如调动。1987年我参加了县文联组织的一个小型改稿会，发言时讲到对读书、对文学及社会的一些理解。主持会议的文联领导匡俊雄老师好像颇为欣赏，散会后跟在我们后面顺大街走了好久，主动问我愿不愿调到文联来。文联需要一个不只自己能创作，顶好还能从事一点群众文艺辅导的人。在此之前，我曾在外面的杂志发表过一篇带理论性的文章，正好符合相关要求。能离开学校，离开那种单调枯燥、视野狭窄的生活，到专门的创作单位上班，我当然求之不得。但在心态上心智上，当时真的还纯粹得像个孩子，对世事懵然无知，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办事方式，我更是一窍不通。自那以后，我不但没有主动去找一下匡主席，做点必要的努力，有时偶然见到面，还有些害怕似的，能躲的都尽量躲开。半年之后吧，文联进人了，却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朋友。直到这朋友把所有的调动手续办好，过来搬运行李了，才把消息告诉我。朋友也满面惊讶，奇怪文联为什么最后调的不是我，而是他。多少有些失落，随后便释然。实际上从一开头，我就根本没有指望过这么好的事能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接下来又有考研的打算。周围不少朋友同事，陆陆续续都考走了。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这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家庭打进修水这个陌生而怪异世界的一根木头橛子，上面挂着太多的重负，我一旦考走，老的老、小的小一个家，靠谁？最现实的问题是，当时我带着一弟一妹在学校读书，一旦我离开修水，弟弟妹妹怎么办？怎么吃怎么住，生活来源如何解决？
不能通过考试离开，但至少我得到外面哪里走走，喘几口气，扩大一下个人阅历，拓展一点人生空间。再这么在学校闷着憋着，身上都有些发霉，能长出香菇木耳来。连着三个暑期，学校一放假，我便提着个旅行包出门。1986年到武汉、九江、湖口、都昌转了一圈。有天下午我独自骑自行车出都昌县城，沿着简易公路经过当时位于某个乡下的都昌二中，一直骑到鄱阳湖边的大堤坝上。突遇暴雨，猝不及防，我给逼进坝下停的一艘渔船，自行车则胡乱丢在斜坡上。湖面风雨交加，巨大的暴雨形成瀑布帘，乌黑乌黑，漫天漫地，披挂着翻滚着，从高高的地方挤压下来。没想对面另有一股瀑布帘，更高更大，更乌更黑，以绝对碾压的气势旁若无人撞过去。后来又有第三股瀑布帘再推过来。雨太大，浪也太大，大得简直有些不正常了，天地间整个处于高烧状态，烧得神志不清，满面抽搐，容颜变得特别厉害。我看到湖里的水好像给谁规划过、切割过，呈不同的板块状，一边整体乌青，另一边则整体赤红。无论是青的红的，都掀起大浪尽力往高处升，实在升不上去了，便你撞过来我撞过去，一时搞得乱七八糟。小船也随着给提得高高的，发疯般朝下摔，朝着土坝撞，又相互你朝我撞我朝你撞。雨雾混着浪花浪沫灌进来，打得我直吞冷气，往船舱深处钻。但船尾那边也有更大的雨雾和浪沫打进来。我瑟缩着，面孔朝一边极力挣起，想保持起码的呼吸。两手紧扣舱壁，不知眼前的局面该如何结局，不知该向谁求救。正这么想，没有任何征兆，转眼之间四周一片静寂。我还有些不相信，以为自己是不是迷糊过去了。伸头看看，外面真的早已烟消云散，就似什么也没发生过。天空、湖面，整个若无其事。几天后从都昌坐船去南昌，船行没多久，我便开始晕，人瘫在舱室的黄色塑料椅座上，欲呕未呕，无法动弹。座舱前有录像在放着，里面的港台人物乒乒乓乓打得热闹。湖面波涛起伏，茫无际涯，四周的地平线齐齐陷落在很深的地方。我们好像不是走在湖里，而是直接走在中学地理课使用的圆形地球仪上，地球太小，船身过大，以至船头船尾都有些向空中翘起来。没想到一个内陆鄱阳湖，都能有如此浩大，真是服了。1987年暑假我到南昌参加高考改卷，然后和朋友秦传安相约，到杭州、绍兴、普陀山一带玩。回来后心里感到宁静一些，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人类之敌》。第二年到海南，回来写中篇小说《天杀》。再往后的一年，因肺结核病住了四个多月医院，什么东西也没写出。1990年下半年写《天问》。
这三篇小说，都是我从几年前废弃的那个长篇里抽出来的。每篇原是长篇里的一章，万字左右，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思、扩充，拉长到三四万字。《人类之敌》就是写一次集体活动。一伙人爬山，其中一个人游离出来。想融入集体却偏偏被集体遗弃的自卑与惶惑，惶惑之后的恐惧。于是他只能以绝望的姿势，自动背离集体与社会。我想我可能是想表达，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的氛围里，那种属于个人的、个体的、个性的痛苦与挣扎。当然，这些都是今天的演绎，当初根本没想太多，就是写一件具体的事，一种很具体的个人感受，没有什么隐喻。始终以为，如果一个作者写作的时候就有什么隐喻式的要求，那一定是很荒唐的，也是非文學的思维。这个小说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全都是一些激烈而飘忽的心理呈现，某种夸张变形的主观性感受。那种写法，都不记得当时是不是有些受拉格维斯小说《侏儒》、安德列耶夫戏剧《走向星空》、奥尼尔《琼斯皇帝》《毛猿》，及蒙克那个名画《呐喊》《星夜》等作品的影响，反正当时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稿子曾试着投寄过几家杂志，可能都因为其表达的幼稚与生硬，而未能发表出来。前些年曾整理过一些早年的旧稿，翻到这篇，觉得应该有能力弄踏实妥帖一点了。后来想想，还是放弃。不知为什么，对这篇东西，内心总有些非同一般的爱惜，轻易还不愿动手修改。几十年中，让某几篇小说稿始终处于一种待完成状态，也挺有意思的。
个人的个体的个性的东西，人的东西，可以说是我写稿的最基本主题。一个出发点，一种追求。个体、个性对集体的撞击，说穿了就是鸡蛋对石头的撞击，飞蛾对火的投奔。但这样一种姿势，鸡蛋敲击石头的姿势，偏就是我拿笔写稿时最欣羡的姿势。在小说《天杀》里，我好像在暗暗增加其撞击的力道。一个青年，为谋求其个性的伸展，不惜踏碎路途上的所有障碍，最后包括他自身。那之前的许多年阅读中，我一直迷醉于西方诸多作品里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及一众堕落天使，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曼弗雷德、该隐、唐璜等等。尤其是读到普希金一首短诗《浮士德小景》，浮士德在生命盛宴餍足后的那种疲惫倦怠，更给我以强烈震撼和直接的触发。那首小诗，我其实只读过一遍，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哪本书里读的了，好像就在我当时买的一本上下集《普希金诗选》里面吧。书后来丢失了，多年后心血来潮，想再找来读一次，看里面到底写了点什么。在自己的书架上乱翻一气，找出几本普希金诗选，竟然见不到那个标题了。后来又特意到图书馆找，到书摊上找，在网上搜，有时还挺激动的。无一例外，硬是没见到。写《天问》的时候，记得我当时很想到屈原的《天问》里找一句话来作题记。我一句句读下去，感觉没一句合适的。反复读，不得不把书放下来。内心的惊讶无以复加。谁能料着，在一个集体主义思维弥漫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传统中，真的找不到一句有关属于个人痛感与个体苦难的东西。那种个体意识、个人意识，寻不着一丝痕迹。哪怕屈原这么早的人，也无一例外。屈原所有的问，都是集体之问。所有的我，吾、余，差不多也都是一种集体感受，家国感受。 最大的遗憾，就是觉得自己缺少基本的创作才能。写得太少，还特别累。写完《天问》后，更有枯竭之感。有各种构思，各种小说设想，但就是难以实行。勉强写过几篇。所有的故事，都陷入某种苍白单弱的心理旋涡之中，写起来笔头滞重干涩，无法起伏跳掷，不得不中途停歇。1992年暑期开始，我在九江文联请了一年创作假，想这下能好好静心写点东西了。偏又生病，再一次住进医院。一番惊吓，一番折腾，心神涣散。这时，朋友赵青老师在九江主持一个报纸的周末版，极力邀我加入。面对教书上生活上写作上各种困境，这个时候离开学校，离开修水，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到报社，也能更多更好接触社会，打破既有的自己，从某个狭小的生活格局与写作格局中挣脱出来。此后经过三四年停歇，再次提笔时，内心唯有一个非常清醒且强烈的要求，就是往外写，往生活里写，往社会最芜杂处写。想方设法往稿子里多塞进几个人物、几个故事、几处冲突与巧合。总之吧，小说毕竟应该像个小说的样子，而不是某种干枯细弱的心理演绎。
从学校从河背出来的时候，并没想着真正离开。只打算着暂时出去待上一阵，过段时间再回。却没有回去。几年之后，我以前居住的那幢单身汉楼很快成为危房，拆除了。教学楼、宿舍楼，也不停地改来改去，都分辨不出改成了些什么。再往后，周邊几家单位，造纸厂、茶科所等，连同整个茶园突然给铲平刨去，随后有无数建筑乌压压在天空盘旋着推拥着，成片成群覆盖下来。原来这里给规划成了新县城，再不叫河背了，而称作城南新区。只剩下我们学校给遗忘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右面和背面都已挖成悬崖峭壁，远看就似什么电影里、童话里的孤独城堡，夜空中黑魆魆的。每次从县城经过，我仍会到学校各处转转，再从厕所侧边那处缺口出来，到留下的最后一片茶园及最后一段机耕道上走走，直走到悬崖尽头，朝着新县城和旧县城张望。当年在河背，因为不成熟，因为拖沓懒散，总喜欢把一些写稿计划往后推。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推了一年又一年，写的稿子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就像羊拉屎，牵牵连连，滴滴沥沥，拉了几近一辈子。却也从没离开过，并且到目前为止，还在撅起身体的某一部分，装模作样摆出一副用力憋的姿势。写得少，留下的遗憾就多，就深，水流一般往内心深处浸润，弥漫。平日重复得最多的一个梦，是在河背学校单身汉楼的某个旧纸箱里，还放着我以前写的许多小说稿子，年深日久竟然忘记了。我无数次在梦里踩着木梯，艰难爬上那个楼，翻出纸箱里的稿子，有中篇，也有长篇，每一篇都写得不错，分量十足。不由兴奋至极，欣喜至极，还有些不解。这么重要的稿子，怎么全然忘得个一干二净？相同的梦境经历太多，以至自己都不免有些恍惚，觉得什么地方可能真的有一幢旧楼，楼上放着一些全然遗忘了的稿件，等待着我去打开。
（作者单位：九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