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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其文化经历了以夷文化为主体的“哀牢文化”向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永昌文化”的蜕变。南传而来的中国化佛教在这次蜕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保山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庙宇作为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宗教活动中心，其建筑装饰中不仅凝结有佛教文化内涵，自然也包涵了保山这一特定地区独特的文化元素。其独特的建筑装饰风格正是“哀牢文化”与“永昌文化”历史发展的静态凝固。
【关键词】佛教；保山；建筑装饰；文化
一、保山佛教建筑的历史文化渊源
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在中国本土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统一王朝的重建，国家实力雄厚，佛教在此时得以蓬勃发展，佛教中国化进程进一步发展。据记载，保山佛教便是此时传入的。李京《云南志略》记载“云南佛法始于南诏张建成……至丰祐时，有圣僧李成眉贺者，弘扬佛法于洱海，李贤者之徒，即传法于永昌。”天启《滇志》卷十七曰：“些岛不知何许人，开元间造永昌佛法一丈六尺于灵岩山……”由此可见隋唐之际佛教便已经在保山传播。但佛教在保山得到广泛传播却是随后的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滇地的南诏国与中原王朝数战数和。战争使得汉民族迁入滇地，汉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滇地影响日益加深，并且在当时的南诏，佛教被段氏皇族奉为国教，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说：“此邦之人，西出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而此时永昌地区下属于南诏王朝“南诏王朝非常重视云南西部的发展，积极加强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并以永昌为其向西发展的基地，积极发展与境外的交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南诏政权积极开发永昌，向永昌地区大规模移民20多万。”大量的移民直接当时在南诏盛行的佛教进一步在保山地区推广普及。是故当时保山地区佛教发展既有汉文化的南迁影响，又加之南诏国统治阶级的积极推动下，永昌地区的佛教于此时达至鼎盛。笔者走访的保山坝子各寺庙，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寺庙光尊寺、哀牢寺，卧佛寺等皆有碑文明示寺庙始建时间便是这一时期：光尊寺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哀牢寺则是南诏时所修，此外大官庙，小官庙等虽无明确记载但据民间传说其建成时间亦是唐宋之时。寺庙的大量修建可见当时佛教传播的盛况。
虽然佛教在初入保山早期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在其后的传播发展中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据刘义马先生考察《保山县志》所总结：保山佛教传播发展历程“唐代大盛，而明代最盛。清代，佛教又衰，特别是道咸年间，辛亥革命时期亦然。民国初年，组织了保山佛教分会，并创佛学会。抗战时期，因为腾冲、龙陵沦陷，整个保山僧侣骤减，当时保山县全县的应缘僧仅 300 余人”。笔者在走访之中也发现，保山众多寺庙其旧址大多损毁，如今所矗立的众多寺庙；较大者如梨花坞，其主殿圆通大殿与主要建筑群弥陀院便是在近代重修与新建而成，较之有名者如卧佛寺、卧牛寺、光尊寺等众多佛殿的修筑或重建都是在民国时期，其中光尊寺与卧牛寺在笔者走访之时其佛殿还在建造。此外坐落在保山城东河图镇的哀牢寺、大官庙、小官庙等寺庙在走访河图镇居民张德贤老先生与王保昌先生时了解到，这些寺庙以前是荒置的，寺庙的兴建是近三十年的事。他们记述幼时：大官庙和和小官庙虽然毗邻村庄，但偌大的寺庙之中僧侣只有寥寥数人，更多时候寺庙中是没有僧侣的，寺庙通常是村中的某位居士担任庙祝管理。
综上所述；中原佛教在保山地区的传播发展历程，是隋唐之际，在佛国南诏的影响下兴起，历数代发展至明朝时期达到鼎盛，其后的清代、民国时期保山佛教曾一度衰败，到了近代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与经济的发展保山佛教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期。
寺庙作为佛教宗教活动的场所，其发展是与佛教的传播兴衰息息相关的，佛教在保山传播为隋唐之际，而保山最早见之于史的寺庙是《滇释记》所载：“些岛法师传李贤者至大理。贤者寂，师返永昌，开龙泉寺。”龙泉寺即卧佛寺，其后的是数百年里卧牛寺、光尊寺、玉佛寺等庙宇纷纷建成，到了明清之际，保山佛教衰落，但梨花坞与栖贤寺也于那时建造而成。除却这些大的寺庙之外，保山坝子中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建有一座小庙，众多村落之中皆修建小庙，可能是与南诏国当初所兴起的以佛堂为学堂的教育方式有关，可在典籍中未能找到与之有关的记载，原居民走访中也并未得到印证，但保山坝子佛教庙宇之多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保山佛教建筑的历史源渊可总结为兴于唐代，而缘于南诏。
二、保山佛教建筑装饰的艺术风格
保山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人力不足以突破地理空间束缚的时代，保山就已经形成了自己早期的本土文化——哀牢文化。而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古代保山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渐密切起来。而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尤其是已在中国经营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唐宋时期在保山繁荣兴盛，对古代保山地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之保山文化也在当地佛教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水乳相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佛教庙宇作为佛教宗教活动中心，不仅在建筑的营造法式中反映了当时的工艺特征，更在建筑的绘画装饰中反映了当时的审美特征。
保山佛教兴于唐宋，中原佛教南传于此，同时带来的还有中原地区的建筑式样，保山属低纬山地亚热带季风区，且地形破碎，多低热河谷气候，温度高而降水多，所以保山的传统民居多为干栏式建筑，但汉传佛教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建筑风格，保山坝子保存至今的寺庙光尊寺、梨花坞、宝鼎寺等主体建筑风格仍有汉唐遗风，寺庙布局上规矩严整，殿宇对称分布，营造上飞檐斗拱是其建筑的主要标志，而历史上“卧佛寺、光尊寺、龙泉寺、栖贤寺、宝山寺等遗址所出现的文饰砖瓦为汉文化的特点。”也佐证了保山佛教建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主体建筑深受汉文化影响。
前文已有提及，保山佛教之所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助推因素就是南诏国统治阶层的推行，永昌与南诏毗邻，虽然如今虽已无法见证历史上的保山佛教建筑的全貌，但在今天保山坝子各大寺庙中，南诏风格的白墙青砖装饰风格依旧随处可见，如卧佛寺的天王宝殿、光尊寺的戏楼等建筑在其墙体的装饰便是以白墙为底饰之以靑色的火焰纹，而坐落在保山城西的梨花坞其南诏装饰风格尤其明显，梨花坞的主要建筑群弥勒院，其装饰的主色彩不再以红色为主，反而以青白二色成为其色彩的主基调。墙体壁画与大理传统民居的照壁绘画如出一辙，檐下门头的装饰也普遍采用大理传统建筑有厦出阁式的装饰技法——檐下运用木材对供的方法装点，其上绘画密密麻麻的图案，斗拱末饰于龙头形象。此外在内殿的木门之上也极尽雕刻之能事，刻画有大量寓意吉祥的图画，这与大理民居门庭的装饰极为相似。 保山佛教建筑除了保留汉文化与南诏文化特点之外，本地文化在其身上也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是世俗性，这一特点体现在其寺庙的选址上，中国佛教讲究避世清修，所以寺庙的选址一般选在环境清幽的山林之中，自古便有“深山闻古寺”的说法，而保山佛教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了世俗性的一面，众多寺庙除去宝鼎寺、金鸡寺、哀牢寺算是藏于山中外，其他的诸多寺庙都是靠近集市村庄，双龙寺、玉佛寺等干脆就取址于城中。
其次是包容性，这主要体现在保山地区三教合流的文化发展趋势，佛教与儒道两家相互渗透，保山城西太保山脚下代表佛家的玉佛寺，代表道家的玉皇阁和代表儒家的文笔塔相邻而立。玉佛寺与玉皇阁更是仅一墙之隔。除了庙宇与道观毗临而建外，在保山寺庙神灵的供奉中并未严格区分佛道之别，比如城北的光尊寺作为佛教的宗教场所，但寺庙中除却供奉佛教神灵的观音阁，大雄宝殿等殿宇之外，还有有供奉道教神灵的玉皇阁和药王殿。
佛教在保山地区不仅与汉文化中儒道文化相互渗透，而且保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地区，民间信仰众多，保山佛教与当地的民间神灵信仰也多有重叠。佛教在传入保山后许多寺庙本就是在其原本的旧有民间信仰场所遗址上新建，比如哀牢寺古称哀牢祠，史载南诏王蒙世隆于保山东山建哀牢古寺，但从其壁画反映骠国乐队去长安献乐这一民族荣耀的事和古称哀牢寺为祠可以看出哀牢寺所传递出的宗室祠堂的意味，还有位于保山城北的西庄八戒庙，当地民间一直流传西庄就是八戒招亲的高老庄，寺中八戒像的塑造，虽然保留了传统八戒塑像猪头大肚的元素，但佛像的整体造形却偏瘦，脸形也不取憨态可掬的圆形而是塑成方形，并且在寺庙中的壁画中所歌颂的也并非八戒皈依佛教、西去取经，而是歌颂八戒在入赘之后与高小姐的爱情和八戒勤劳开垦土地的事。总而言之；在西庄所供奉的八戒其肩扛钉耙，脚踩麻鞋，身着蓝大褂，方面大耳其形象展现更多的是勤劳农民形象而非佛陀形象。八戒庙在西庄作为一座佛教寺庙民间信仰色彩显然要比宗教信仰色彩浓烈的多。
此外保山佛教建筑石刻装饰部分无论是雕刻风格还是题材内容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题材上并不局限于传统佛教建筑常采用的忍冬纹、飞天纹、火焰纹等。如梨花坞的西南面有一道山门，门体皆由石材构建而成，其连接底座和额枋的立柱顶端用来装饰的纹案就采用的是道教的云纹。而在内容上也不局限于展现佛经故事或是表现佛教教义，还有寓意当地民族起源神话的石刻——梨花坞弥勒院外一块长约五米，高三米，厚三十公分的独立石墙上的刻有九龙之姿与保山城九龙路地段的地标性建筑九龙塑像十分相似，
在雕刻风格上风格迥异的石狮塑像是保山佛教建筑石刻装饰中的一大特色：中国建筑中石狮形象的由来已久，中原地区的石狮雕塑形象风格趋向于丰满敦厚，虽然不失雄壮之姿，但其更多寓意吉祥，是作为瑞兽用于祈福平安的，而保山佛教建筑的看门石狮却一扫敦厚祥瑞之态，梨花坞与光尊寺后门保存有两组完整的石狮塑像，头发不似传统蹲狮为突螺旋状而是顺直披下，造型也一改头大胸窄，四肢短小的形象而以清瘦矫健的狰狞形象立于门口。
三、保山佛教建筑的现当代思考
近年保山地区新建的梨花坞弥勒院和翻新重建的光尊寺、宝鼎寺为例，其依旧沿袭传统佛寺的建造方式，高殿大佛与合院式建筑群形式。诚然沿袭传统的建筑法式确实能给人于一种庄严肃穆的精神象征，但其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实用功能与社会功能却无法被体现。这并不符合佛教现代化与人间化的要求。保山佛教建筑如何才能在现代生活中更好的联系佛教与群众，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的转变：
一是转变高殿大佛的建筑格局，高殿大佛的格局的作用是以空旷的空间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从而彰显神像的神圣性。但随着科技文明的冲击，人们对于佛教精神需求从对神灵精神信仰转变为祈求心灵的平和，高殿大佛格局的建筑已不再适应现代人的精神追求。
二是转变建筑风格，早期的寺庙是合院建筑，呈现的是一种内敛的性格，佛教的现代化与人间化却要求佛教走入社会，发挥教化人生的社会功能，凸显佛教济世利民的宗教教义，所以佛教建筑应该由内敛型转变为开敞型，无需沿袭旧制“庭院深深”的格局，在寺庙建设中加入会堂、开放性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场所。
三，融合新时代的建筑风格，传统的佛教建筑多采用木制结构，在新时代的建筑技术下，可以采用新型的建筑材料部分代替原有的木制结构，增强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既能促进建筑风格的与时俱进，又能更好的促进传统建筑风格的保存和发扬。同时还能减轻广大信教群众的负担。
基金项目： 1.保山学院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保山佛教建筑艺术探析”（项目编号；15BSXS027）研究成果；2.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保山佛教建筑艺术探析”（项目编号px-201612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太丽琼.唐宋时期永昌地区佛教文化兴盛述略[J].新西部.2014，36：28-29
[2]刘义马.试论佛教在保山的传播影响[J].保山学院学报.2009，28（3）：12-14
【关键词】佛教；保山；建筑装饰；文化
一、保山佛教建筑的历史文化渊源
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在中国本土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统一王朝的重建，国家实力雄厚，佛教在此时得以蓬勃发展，佛教中国化进程进一步发展。据记载，保山佛教便是此时传入的。李京《云南志略》记载“云南佛法始于南诏张建成……至丰祐时，有圣僧李成眉贺者，弘扬佛法于洱海，李贤者之徒，即传法于永昌。”天启《滇志》卷十七曰：“些岛不知何许人，开元间造永昌佛法一丈六尺于灵岩山……”由此可见隋唐之际佛教便已经在保山传播。但佛教在保山得到广泛传播却是随后的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滇地的南诏国与中原王朝数战数和。战争使得汉民族迁入滇地，汉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滇地影响日益加深，并且在当时的南诏，佛教被段氏皇族奉为国教，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说：“此邦之人，西出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而此时永昌地区下属于南诏王朝“南诏王朝非常重视云南西部的发展，积极加强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并以永昌为其向西发展的基地，积极发展与境外的交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南诏政权积极开发永昌，向永昌地区大规模移民20多万。”大量的移民直接当时在南诏盛行的佛教进一步在保山地区推广普及。是故当时保山地区佛教发展既有汉文化的南迁影响，又加之南诏国统治阶级的积极推动下，永昌地区的佛教于此时达至鼎盛。笔者走访的保山坝子各寺庙，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寺庙光尊寺、哀牢寺，卧佛寺等皆有碑文明示寺庙始建时间便是这一时期：光尊寺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哀牢寺则是南诏时所修，此外大官庙，小官庙等虽无明确记载但据民间传说其建成时间亦是唐宋之时。寺庙的大量修建可见当时佛教传播的盛况。
虽然佛教在初入保山早期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在其后的传播发展中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据刘义马先生考察《保山县志》所总结：保山佛教传播发展历程“唐代大盛，而明代最盛。清代，佛教又衰，特别是道咸年间，辛亥革命时期亦然。民国初年，组织了保山佛教分会，并创佛学会。抗战时期，因为腾冲、龙陵沦陷，整个保山僧侣骤减，当时保山县全县的应缘僧仅 300 余人”。笔者在走访之中也发现，保山众多寺庙其旧址大多损毁，如今所矗立的众多寺庙；较大者如梨花坞，其主殿圆通大殿与主要建筑群弥陀院便是在近代重修与新建而成，较之有名者如卧佛寺、卧牛寺、光尊寺等众多佛殿的修筑或重建都是在民国时期，其中光尊寺与卧牛寺在笔者走访之时其佛殿还在建造。此外坐落在保山城东河图镇的哀牢寺、大官庙、小官庙等寺庙在走访河图镇居民张德贤老先生与王保昌先生时了解到，这些寺庙以前是荒置的，寺庙的兴建是近三十年的事。他们记述幼时：大官庙和和小官庙虽然毗邻村庄，但偌大的寺庙之中僧侣只有寥寥数人，更多时候寺庙中是没有僧侣的，寺庙通常是村中的某位居士担任庙祝管理。
综上所述；中原佛教在保山地区的传播发展历程，是隋唐之际，在佛国南诏的影响下兴起，历数代发展至明朝时期达到鼎盛，其后的清代、民国时期保山佛教曾一度衰败，到了近代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与经济的发展保山佛教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期。
寺庙作为佛教宗教活动的场所，其发展是与佛教的传播兴衰息息相关的，佛教在保山传播为隋唐之际，而保山最早见之于史的寺庙是《滇释记》所载：“些岛法师传李贤者至大理。贤者寂，师返永昌，开龙泉寺。”龙泉寺即卧佛寺，其后的是数百年里卧牛寺、光尊寺、玉佛寺等庙宇纷纷建成，到了明清之际，保山佛教衰落，但梨花坞与栖贤寺也于那时建造而成。除却这些大的寺庙之外，保山坝子中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建有一座小庙，众多村落之中皆修建小庙，可能是与南诏国当初所兴起的以佛堂为学堂的教育方式有关，可在典籍中未能找到与之有关的记载，原居民走访中也并未得到印证，但保山坝子佛教庙宇之多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保山佛教建筑的历史源渊可总结为兴于唐代，而缘于南诏。
二、保山佛教建筑装饰的艺术风格
保山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人力不足以突破地理空间束缚的时代，保山就已经形成了自己早期的本土文化——哀牢文化。而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古代保山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渐密切起来。而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尤其是已在中国经营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唐宋时期在保山繁荣兴盛，对古代保山地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之保山文化也在当地佛教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水乳相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佛教庙宇作为佛教宗教活动中心，不仅在建筑的营造法式中反映了当时的工艺特征，更在建筑的绘画装饰中反映了当时的审美特征。
保山佛教兴于唐宋，中原佛教南传于此，同时带来的还有中原地区的建筑式样，保山属低纬山地亚热带季风区，且地形破碎，多低热河谷气候，温度高而降水多，所以保山的传统民居多为干栏式建筑，但汉传佛教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建筑风格，保山坝子保存至今的寺庙光尊寺、梨花坞、宝鼎寺等主体建筑风格仍有汉唐遗风，寺庙布局上规矩严整，殿宇对称分布，营造上飞檐斗拱是其建筑的主要标志，而历史上“卧佛寺、光尊寺、龙泉寺、栖贤寺、宝山寺等遗址所出现的文饰砖瓦为汉文化的特点。”也佐证了保山佛教建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主体建筑深受汉文化影响。
前文已有提及，保山佛教之所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助推因素就是南诏国统治阶层的推行，永昌与南诏毗邻，虽然如今虽已无法见证历史上的保山佛教建筑的全貌，但在今天保山坝子各大寺庙中，南诏风格的白墙青砖装饰风格依旧随处可见，如卧佛寺的天王宝殿、光尊寺的戏楼等建筑在其墙体的装饰便是以白墙为底饰之以靑色的火焰纹，而坐落在保山城西的梨花坞其南诏装饰风格尤其明显，梨花坞的主要建筑群弥勒院，其装饰的主色彩不再以红色为主，反而以青白二色成为其色彩的主基调。墙体壁画与大理传统民居的照壁绘画如出一辙，檐下门头的装饰也普遍采用大理传统建筑有厦出阁式的装饰技法——檐下运用木材对供的方法装点，其上绘画密密麻麻的图案，斗拱末饰于龙头形象。此外在内殿的木门之上也极尽雕刻之能事，刻画有大量寓意吉祥的图画，这与大理民居门庭的装饰极为相似。 保山佛教建筑除了保留汉文化与南诏文化特点之外，本地文化在其身上也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是世俗性，这一特点体现在其寺庙的选址上，中国佛教讲究避世清修，所以寺庙的选址一般选在环境清幽的山林之中，自古便有“深山闻古寺”的说法，而保山佛教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了世俗性的一面，众多寺庙除去宝鼎寺、金鸡寺、哀牢寺算是藏于山中外，其他的诸多寺庙都是靠近集市村庄，双龙寺、玉佛寺等干脆就取址于城中。
其次是包容性，这主要体现在保山地区三教合流的文化发展趋势，佛教与儒道两家相互渗透，保山城西太保山脚下代表佛家的玉佛寺，代表道家的玉皇阁和代表儒家的文笔塔相邻而立。玉佛寺与玉皇阁更是仅一墙之隔。除了庙宇与道观毗临而建外，在保山寺庙神灵的供奉中并未严格区分佛道之别，比如城北的光尊寺作为佛教的宗教场所，但寺庙中除却供奉佛教神灵的观音阁，大雄宝殿等殿宇之外，还有有供奉道教神灵的玉皇阁和药王殿。
佛教在保山地区不仅与汉文化中儒道文化相互渗透，而且保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地区，民间信仰众多，保山佛教与当地的民间神灵信仰也多有重叠。佛教在传入保山后许多寺庙本就是在其原本的旧有民间信仰场所遗址上新建，比如哀牢寺古称哀牢祠，史载南诏王蒙世隆于保山东山建哀牢古寺，但从其壁画反映骠国乐队去长安献乐这一民族荣耀的事和古称哀牢寺为祠可以看出哀牢寺所传递出的宗室祠堂的意味，还有位于保山城北的西庄八戒庙，当地民间一直流传西庄就是八戒招亲的高老庄，寺中八戒像的塑造，虽然保留了传统八戒塑像猪头大肚的元素，但佛像的整体造形却偏瘦，脸形也不取憨态可掬的圆形而是塑成方形，并且在寺庙中的壁画中所歌颂的也并非八戒皈依佛教、西去取经，而是歌颂八戒在入赘之后与高小姐的爱情和八戒勤劳开垦土地的事。总而言之；在西庄所供奉的八戒其肩扛钉耙，脚踩麻鞋，身着蓝大褂，方面大耳其形象展现更多的是勤劳农民形象而非佛陀形象。八戒庙在西庄作为一座佛教寺庙民间信仰色彩显然要比宗教信仰色彩浓烈的多。
此外保山佛教建筑石刻装饰部分无论是雕刻风格还是题材内容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题材上并不局限于传统佛教建筑常采用的忍冬纹、飞天纹、火焰纹等。如梨花坞的西南面有一道山门，门体皆由石材构建而成，其连接底座和额枋的立柱顶端用来装饰的纹案就采用的是道教的云纹。而在内容上也不局限于展现佛经故事或是表现佛教教义，还有寓意当地民族起源神话的石刻——梨花坞弥勒院外一块长约五米，高三米，厚三十公分的独立石墙上的刻有九龙之姿与保山城九龙路地段的地标性建筑九龙塑像十分相似，
在雕刻风格上风格迥异的石狮塑像是保山佛教建筑石刻装饰中的一大特色：中国建筑中石狮形象的由来已久，中原地区的石狮雕塑形象风格趋向于丰满敦厚，虽然不失雄壮之姿，但其更多寓意吉祥，是作为瑞兽用于祈福平安的，而保山佛教建筑的看门石狮却一扫敦厚祥瑞之态，梨花坞与光尊寺后门保存有两组完整的石狮塑像，头发不似传统蹲狮为突螺旋状而是顺直披下，造型也一改头大胸窄，四肢短小的形象而以清瘦矫健的狰狞形象立于门口。
三、保山佛教建筑的现当代思考
近年保山地区新建的梨花坞弥勒院和翻新重建的光尊寺、宝鼎寺为例，其依旧沿袭传统佛寺的建造方式，高殿大佛与合院式建筑群形式。诚然沿袭传统的建筑法式确实能给人于一种庄严肃穆的精神象征，但其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实用功能与社会功能却无法被体现。这并不符合佛教现代化与人间化的要求。保山佛教建筑如何才能在现代生活中更好的联系佛教与群众，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的转变：
一是转变高殿大佛的建筑格局，高殿大佛的格局的作用是以空旷的空间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从而彰显神像的神圣性。但随着科技文明的冲击，人们对于佛教精神需求从对神灵精神信仰转变为祈求心灵的平和，高殿大佛格局的建筑已不再适应现代人的精神追求。
二是转变建筑风格，早期的寺庙是合院建筑，呈现的是一种内敛的性格，佛教的现代化与人间化却要求佛教走入社会，发挥教化人生的社会功能，凸显佛教济世利民的宗教教义，所以佛教建筑应该由内敛型转变为开敞型，无需沿袭旧制“庭院深深”的格局，在寺庙建设中加入会堂、开放性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场所。
三，融合新时代的建筑风格，传统的佛教建筑多采用木制结构，在新时代的建筑技术下，可以采用新型的建筑材料部分代替原有的木制结构，增强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既能促进建筑风格的与时俱进，又能更好的促进传统建筑风格的保存和发扬。同时还能减轻广大信教群众的负担。
基金项目： 1.保山学院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保山佛教建筑艺术探析”（项目编号；15BSXS027）研究成果；2.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保山佛教建筑艺术探析”（项目编号px-201612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太丽琼.唐宋时期永昌地区佛教文化兴盛述略[J].新西部.2014，36：28-29
[2]刘义马.试论佛教在保山的传播影响[J].保山学院学报.2009，28（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