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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的整体周流渠道和机制尚未形成，且整体周流缺少应有的驱动力，因此整体流转不畅；园区5所高职院校因结合而获得很多社会层面的资源，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得到同步提升，但5所高职院校之间缺少管理层面深层次的互动，因此共生效应并不明显。为促进园区文化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建议建立园区文化交流的压力机制。
关键词 高教园区；常州；生态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0—0047—04
一、高职教育园区文化整体周流与互动共生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假设
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整体周流包括整体内部诸多层次间的环向因果关系，网状结构关系，能量、信息、物质的发散式传递与回应关系，生发与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同化与顺化的协同发展关系等[1]。互动共生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某一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共生是生物之间相依为命的互利关系，共生双方都通过这种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能生存[2]。共生理念尽管基于人们对生物现象的认识，但在现代生态学、哲学的视野中，已超越了纯生物学的范畴，成为人们认识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的有力武器。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中的功能性原理。对于具体的某个教育园区来说，互动共生揭示了园区中各校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同步提升着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
本文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和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占地7400亩，筹建于2002年，已正式运行9年。园区由5所高职院和1所本科院校组成。由于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的性质不同，且没有参与园区共享型实训基地的共建、共管，为使论述更具典型意义，作为一种文化考察研究，本文对园区内本科院校情况不进行专门论述，而主要针对园区内5所高职院校及与其相关的高职教育园区管委会进行讨论。将5所高职院校组成的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场，着重考察园区总体发展理念、发展范式，各校的办学理念、
制度、特色等方面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状态，发现其整体周流、互动共生规律，从而提出促进其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并提升生存价值、生存质量的相关策略。
研究假设：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的集中搬迁，尤其是其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共管”的模式已经成为国内高教园区建设和运行的成功案例，加之省、市及国家层面不断给予资金、政策、舆论等方面的支持，因此，5所高职院校之间文化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条件便利，其周流渠道畅通，互动共生效应明显。
二、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关系结构
陈先红指出：“在生态系统中，组织是一个生命体，而非一个经济体。其目的是要把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关系和睦’、‘充满信任’、‘家庭成员般紧密联系’的组织”。[3]显然，陈先红的大家庭模式应该成为我国以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目的的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
张祥云、汤钱蓉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的关系性质，把其中的各种关系分成三类：一是“核心家庭”间的关系，二是“同胞兄弟”间的关系，三是“宗族兄弟”间的关系[4]。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组织，其“家庭关系”只存在类似深圳大学城的前两种关系。一是“核心家庭”成员内部间的关系。例如，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省教育厅、常州市政府组成了“核心家庭”，其余高职院校以此类推，共有5个“核心家庭”[5]，也就是说，良好的发展是江苏省教育厅（或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常州市政府的共鸣点。二是5所高职院校“同胞兄弟”间的关系，具体见图1。
图1中最大的圆圈表示常州科教城，科教城内包含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通过共享实训区捆绑在一起，但又各自独立，属于同胞兄弟关系。与其他高教园区不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是一个主要由5所性质相同的高职院校组成，且5所学校共建、共享、共管一个大型实训区。尽管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有着比其他高教园区更加紧密的“大家庭式”文化生态关系，但与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还有很大差距。
三、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现状及成因
调研结论一：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整体周流渠道和机制尚未形成，且整体周流缺少应有的驱动力，因此整体流转不畅。
首先，园区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对各校的影响总体上不大，对各校的发展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的发展理念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思路为“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所谓“发展思路”也是其发展范式，所谓“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这种发展思路、发展范式所要达到的结果或愿景。
通过访谈管委会的职能部门发现，从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受访者都能流利地说出这些理念、思路；访谈5所高职院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受访者对这些理念、思路、范式都知道一些，但很少能说全；就“这些理念、思路对你自己的观念及自己分管的工作的实质性影响”的问题，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没有影响。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些理念、思路主要是政府宏观层面的内容，各校及其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不会主动有所作为。第二，园区管理体制使然。“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6]，是我国50多座高教园区的共同特点或共同愿望。具体到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其总的管理思路是“省市主导、学校主体、统一规划、市场运作”[7]。“运转机制市场化”或“市场运作”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很多高教园区包括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在内的各院校与管委会之间的关系松散。
因此，虽然各校都在以“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为发展理念，以“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发展思路开展园区工作，但园区的这些理念、思路对各校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理念与各校的办学并不形成文化生态学中所说的环向因果关系。 其次，各校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比较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园区5所高职院之间的文化关系属于文化生态学中的网状结构关系。通过请各校主要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谈“给您印象较深的高职院校在文化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特色创新、对内对外宣传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其他兄弟院校对您和您分管工作的影响”等问题时，发现：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其他院校招生分数、麦可思调查结果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国家省市资助情况等显性数据了解较多，对隐性内涵了解较少，各校内涵方面相互影响并不明显。
原因在于各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调查显示，园区各校领导每年有一次总结交流会，各校相关部门缺少定期交流，更未形成交流机制。
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相同专业之间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没有深层次交流的组织者。第二，同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各校之间自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同类专业，相互间形成了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这是缺少交流或缺少坦诚交流的深层次原因。
从各校的制度层面看，相互之间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各校在制订、修改某些制度时，一般都进行较为广泛的调研，调研范围除了外市的高校外，还包括园区内的其他高校。由于办学制度相对稳定，各校间这一方面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校文化之间虽然呈现网状结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十分有限，很难形成较为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更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各校间文化互动性不强。
调研结论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因结合而获得很多社会资源，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得到同步提升；而5院校相互间因缺少管理层面深层次的互动，因此共生效应不明显。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获得了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而且其建设格局、组织运作规范从一开始就以“资源共享”为特色。在园区最初建设格局和组织范式的引领下，规模效应、综合效应凸显，大大提升了园区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其高校集群已经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相加，而是相加后出现螺旋式的上升，形成了互动共生、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关系。若某所学校失去这个平台，虽然仍可生存，但生存质量必将下降。
文化的互动共生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个区域平台或以其他方式联系起来的平台。其次，在这个平台上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种体制或机制。选取“资源共享”作为观测点进行调研分析。
应该说，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资源共享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区共享的体制平台已经基本构成，这两个平台的构建起源于园区最初的策划构思：省、市共建，将高校安排在同一个园区，包括1所本科院校在内的6块地组成一个长方形，中间以绿树成荫的景观道贯通；园区的东区则由省、市及5所高职院共建16个共享型实训基地。实训区不仅为5所高职院共享，而且还与社会共享，每年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技术培训。此外，园区院校的图文信息共享平台也已形成。这种共享平台、共享体制提高了园区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资源利用率。
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各校管理自成体系，直接受省教育厅（或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领导，园区管委会与各校仅仅是协调、服务的关系。这就导致园区大量可以共享的项目，仅作为课题研究，研究之后再难推进。以5所高职院师资建设为例：按照要求，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担任高职院专业课授课时数，省级示范高职院要求达到40%，国家级示范以及骨干院校要求达到50%，这对学校来说是个难题；而园区内东区有大量科技型企业和研究院（所），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其人员受聘为5所高职院的兼职教师，但是园区管委会没有一家职能部门愿意协调、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仿，其他方面的共享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
综上，因体制、机制的原因，园区内的高职院校很多可以实现的共享未能成为现实，或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未能形成更为理想的互动共生关系。
四、促进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发展的建议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的整体周流、互动共生等文化生态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基地方面的体制平台已经形成，应该让其产生更加理想的文化生态效应。基于园区管委会和园区各校之间的现实关系，建议争取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
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目前的关系状态下，要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动力机制并不具备条件。因此，建议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由园区管委会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部门，专职管理园区的文化交流事务，下辖教学、学工、宣传、校企合作等各种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校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各委员会设立阶段性议题进行交流，尤其是当某所学校、某个部门获得突出成绩之后，要及时组织相关委员会到该校、该部门召开现场会进行深入研讨。各委员会在内部深入交流的情况下，要及时总结共识，形成决议，并进行项目化运作，交由园区管委会组织验收。管委会可以将验收结果以内部简报的形式发至各院校及其各职能部门和各系部，根据验收结果给予资金资助。
只要园区管委会尤其是专门从事文化交流的园区职能部门不自作壁垒，在组织园区各校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作为，那么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就有可能转化为激励机制，从而使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真正形成文化周流、互动共生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袁鼎生.审美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1.
[2]徐书业.学校文化建设研究——基于生态的视角[J].基础教育研究，2010（9）：19.
[3]孔垂谦，文辅相.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0）：90—95.
[4][5]张祥云，汤钱蓉.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隐喻的分析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1（1）：42—47，52.
[6]戚玉松，沈广斌.大学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江苏高教，2002（6）：49—51.
[7]刘源春，戴嵩松，张玉文.常州：精心打造高职品牌[N].中国教育报，2004—03—01（2）.
关键词 高教园区；常州；生态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0—0047—04
一、高职教育园区文化整体周流与互动共生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假设
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整体周流包括整体内部诸多层次间的环向因果关系，网状结构关系，能量、信息、物质的发散式传递与回应关系，生发与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同化与顺化的协同发展关系等[1]。互动共生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某一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共生是生物之间相依为命的互利关系，共生双方都通过这种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能生存[2]。共生理念尽管基于人们对生物现象的认识，但在现代生态学、哲学的视野中，已超越了纯生物学的范畴，成为人们认识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的有力武器。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中的功能性原理。对于具体的某个教育园区来说，互动共生揭示了园区中各校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同步提升着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
本文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和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占地7400亩，筹建于2002年，已正式运行9年。园区由5所高职院和1所本科院校组成。由于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的性质不同，且没有参与园区共享型实训基地的共建、共管，为使论述更具典型意义，作为一种文化考察研究，本文对园区内本科院校情况不进行专门论述，而主要针对园区内5所高职院校及与其相关的高职教育园区管委会进行讨论。将5所高职院校组成的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场，着重考察园区总体发展理念、发展范式，各校的办学理念、
制度、特色等方面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状态，发现其整体周流、互动共生规律，从而提出促进其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并提升生存价值、生存质量的相关策略。
研究假设：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的集中搬迁，尤其是其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共管”的模式已经成为国内高教园区建设和运行的成功案例，加之省、市及国家层面不断给予资金、政策、舆论等方面的支持，因此，5所高职院校之间文化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条件便利，其周流渠道畅通，互动共生效应明显。
二、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关系结构
陈先红指出：“在生态系统中，组织是一个生命体，而非一个经济体。其目的是要把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关系和睦’、‘充满信任’、‘家庭成员般紧密联系’的组织”。[3]显然，陈先红的大家庭模式应该成为我国以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目的的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
张祥云、汤钱蓉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的关系性质，把其中的各种关系分成三类：一是“核心家庭”间的关系，二是“同胞兄弟”间的关系，三是“宗族兄弟”间的关系[4]。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组织，其“家庭关系”只存在类似深圳大学城的前两种关系。一是“核心家庭”成员内部间的关系。例如，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省教育厅、常州市政府组成了“核心家庭”，其余高职院校以此类推，共有5个“核心家庭”[5]，也就是说，良好的发展是江苏省教育厅（或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常州市政府的共鸣点。二是5所高职院校“同胞兄弟”间的关系，具体见图1。
图1中最大的圆圈表示常州科教城，科教城内包含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通过共享实训区捆绑在一起，但又各自独立，属于同胞兄弟关系。与其他高教园区不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是一个主要由5所性质相同的高职院校组成，且5所学校共建、共享、共管一个大型实训区。尽管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有着比其他高教园区更加紧密的“大家庭式”文化生态关系，但与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还有很大差距。
三、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现状及成因
调研结论一：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整体周流渠道和机制尚未形成，且整体周流缺少应有的驱动力，因此整体流转不畅。
首先，园区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对各校的影响总体上不大，对各校的发展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的发展理念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思路为“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所谓“发展思路”也是其发展范式，所谓“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这种发展思路、发展范式所要达到的结果或愿景。
通过访谈管委会的职能部门发现，从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受访者都能流利地说出这些理念、思路；访谈5所高职院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受访者对这些理念、思路、范式都知道一些，但很少能说全；就“这些理念、思路对你自己的观念及自己分管的工作的实质性影响”的问题，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没有影响。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些理念、思路主要是政府宏观层面的内容，各校及其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不会主动有所作为。第二，园区管理体制使然。“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6]，是我国50多座高教园区的共同特点或共同愿望。具体到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其总的管理思路是“省市主导、学校主体、统一规划、市场运作”[7]。“运转机制市场化”或“市场运作”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很多高教园区包括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在内的各院校与管委会之间的关系松散。
因此，虽然各校都在以“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为发展理念，以“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发展思路开展园区工作，但园区的这些理念、思路对各校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理念与各校的办学并不形成文化生态学中所说的环向因果关系。 其次，各校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比较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园区5所高职院之间的文化关系属于文化生态学中的网状结构关系。通过请各校主要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谈“给您印象较深的高职院校在文化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特色创新、对内对外宣传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其他兄弟院校对您和您分管工作的影响”等问题时，发现：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其他院校招生分数、麦可思调查结果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国家省市资助情况等显性数据了解较多，对隐性内涵了解较少，各校内涵方面相互影响并不明显。
原因在于各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调查显示，园区各校领导每年有一次总结交流会，各校相关部门缺少定期交流，更未形成交流机制。
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相同专业之间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没有深层次交流的组织者。第二，同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各校之间自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同类专业，相互间形成了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这是缺少交流或缺少坦诚交流的深层次原因。
从各校的制度层面看，相互之间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各校在制订、修改某些制度时，一般都进行较为广泛的调研，调研范围除了外市的高校外，还包括园区内的其他高校。由于办学制度相对稳定，各校间这一方面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校文化之间虽然呈现网状结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十分有限，很难形成较为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更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各校间文化互动性不强。
调研结论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校因结合而获得很多社会资源，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得到同步提升；而5院校相互间因缺少管理层面深层次的互动，因此共生效应不明显。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获得了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而且其建设格局、组织运作规范从一开始就以“资源共享”为特色。在园区最初建设格局和组织范式的引领下，规模效应、综合效应凸显，大大提升了园区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其高校集群已经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相加，而是相加后出现螺旋式的上升，形成了互动共生、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关系。若某所学校失去这个平台，虽然仍可生存，但生存质量必将下降。
文化的互动共生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个区域平台或以其他方式联系起来的平台。其次，在这个平台上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种体制或机制。选取“资源共享”作为观测点进行调研分析。
应该说，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资源共享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区共享的体制平台已经基本构成，这两个平台的构建起源于园区最初的策划构思：省、市共建，将高校安排在同一个园区，包括1所本科院校在内的6块地组成一个长方形，中间以绿树成荫的景观道贯通；园区的东区则由省、市及5所高职院共建16个共享型实训基地。实训区不仅为5所高职院共享，而且还与社会共享，每年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技术培训。此外，园区院校的图文信息共享平台也已形成。这种共享平台、共享体制提高了园区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资源利用率。
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各校管理自成体系，直接受省教育厅（或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领导，园区管委会与各校仅仅是协调、服务的关系。这就导致园区大量可以共享的项目，仅作为课题研究，研究之后再难推进。以5所高职院师资建设为例：按照要求，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担任高职院专业课授课时数，省级示范高职院要求达到40%，国家级示范以及骨干院校要求达到50%，这对学校来说是个难题；而园区内东区有大量科技型企业和研究院（所），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其人员受聘为5所高职院的兼职教师，但是园区管委会没有一家职能部门愿意协调、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仿，其他方面的共享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
综上，因体制、机制的原因，园区内的高职院校很多可以实现的共享未能成为现实，或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未能形成更为理想的互动共生关系。
四、促进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发展的建议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的整体周流、互动共生等文化生态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基地方面的体制平台已经形成，应该让其产生更加理想的文化生态效应。基于园区管委会和园区各校之间的现实关系，建议争取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
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目前的关系状态下，要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动力机制并不具备条件。因此，建议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由园区管委会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部门，专职管理园区的文化交流事务，下辖教学、学工、宣传、校企合作等各种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校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各委员会设立阶段性议题进行交流，尤其是当某所学校、某个部门获得突出成绩之后，要及时组织相关委员会到该校、该部门召开现场会进行深入研讨。各委员会在内部深入交流的情况下，要及时总结共识，形成决议，并进行项目化运作，交由园区管委会组织验收。管委会可以将验收结果以内部简报的形式发至各院校及其各职能部门和各系部，根据验收结果给予资金资助。
只要园区管委会尤其是专门从事文化交流的园区职能部门不自作壁垒，在组织园区各校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作为，那么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就有可能转化为激励机制，从而使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真正形成文化周流、互动共生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袁鼎生.审美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1.
[2]徐书业.学校文化建设研究——基于生态的视角[J].基础教育研究，2010（9）：19.
[3]孔垂谦，文辅相.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0）：90—95.
[4][5]张祥云，汤钱蓉.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隐喻的分析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1（1）：42—47，52.
[6]戚玉松，沈广斌.大学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江苏高教，2002（6）：49—51.
[7]刘源春，戴嵩松，张玉文.常州：精心打造高职品牌[N].中国教育报，2004—0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