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柏林的司法部任命29岁的赛博尔德为见习法官，三年后他成为终身任职的地方法院法官。他上班第一天就已经知道自己退休的日期。赛博尔德发现，他余生的着装将会是：粗糙的西装、白衬衫和黑皮鞋。他每天早上刮胡子，从来不会不带公文包就出门，也从不会不带上雨衣。他在离法院不远的一栋新建大楼里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面积90平方米，有两间明亮的房间和一间卧室，装饰实用且舒适，配有书柜、书桌和沙发。赛博尔德不参加任何政党，从未上街游行示威过，不属于任何协会。他认为大多数政治家徒有虚名。他每年参加一次法律工作者舞会，此外每个月去一次剧院，每三周理一次发，每两个月给妹妹打一次电话，每天早上阅读《每日镜报》，在位于前往法院必经之路上的一家书店购买图书。赛博尔德喜欢传记，他有一台收音机，但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汽车。他最昂贵的支出是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合卷本，他沉醉于阅读这些案件。夏季休假期间，他总是前往意大利梅拉诺的一家四星级酒店，那儿价廉物美，干干净净，食物可口。48岁时，他需要佩戴老花镜了，他从未换过镜框，只是镜片的度数越来越深。有一次，他和一位已婚的女检察官发生了桃色事件。当这件事变得复杂时，他结束了这段关系。他从不去妓院，也不参与男人之间的玩笑。他认为人们高估了性。
　　赛博尔德没有什么事业心。他一生都是地方法院的法官，负责一些较小的案件：入室盗窃、欺诈，以及偶尔发生的一些不寻常的事件，比如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或性侵犯。几乎所有的犯罪活动于他而言都是不寻常的，他理解不了这些被告，他们的犯罪动机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鄙視那些在新闻报道里大出风头的同事。这项规定——法官需要克制的生活——决定了他的生活：无论在组织内部还是外部，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他的独立性。同事认为他乐于助人，他从不大肆张扬自己的诉讼，所作裁定通常正确。他既不严格也不温和，了解最新的专业期刊。赛博尔德曾短暂担任过预审法官，但他不喜欢这个职位，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过于混乱。当他夜晚醒来时，他常常在想，外面的一切都是混乱、荒芜、疯狂的。
　　他65岁时退休。下班后，地方法院院长在小礼堂为他组织了一场欢送会，有食堂制作的香肠面包和乳酪面包，赛博尔德提供了咸味饼干和香槟。欢送会从下午5点持续到7点半。院长发表了讲话：赛博尔德是年轻法官的“光辉榜样”，他有“卓越的法律头脑”，他“成功地领导”了他的部门。赛博尔德从不留下什么麻烦，院长友好地说，他一定要不时回来看看，同事们会很高兴的。赛博尔德愉快地否认了自己因为现在退休而感到高兴。同事们向他表达了祝贺。
　　欢送会结束后，赛博尔德花了很长时间在公园里散步。回到家后，他喝了一杯红酒，还读了一会儿有关俾斯麦的新书，穿上睡衣上床睡觉。入睡前他在想，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欢送会。
　　退休两周后，赛博尔德飞往威尼斯，他数月前就预订了机票。他计划从那里继续乘火车经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抵达罗马——他计划在意大利待上两个月。
　　赛博尔德受不了航班提供的餐饮，感到胃里灼热。一个穿着花裙子的胖女人坐在他旁边，想和他谈谈威尼斯。赛博尔德婉言谢绝了，只顾看着舷窗外。俯瞰阿尔卑斯山让他感到不安。机长通过扩音器说，外面的温度为零下50摄氏度。
　　乘坐威尼斯水上巴士从机场去往市区的路上他生病了，害怕会在众人面前呕吐。他汗流浃背，浑身发抖，在圣马可广场站下船后，筋疲力尽地坐到一家大型咖啡馆里。乐师在演奏罗西尼序曲，赛博尔德感到太吵了，他要求买单。服务员为“附加的音乐服务”收取额外费用12欧元。赛博尔德无力地提出抗议：他没有订购音乐。他说，只有订购的东西才必须付费，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定也适用于意大利。服务员冲他高声喝骂，威胁报警，赛博尔德立即屈服了。
　　他拉着拉杆箱穿过广场。到处都是鸽子，巨幅的保险广告和牛仔裤广告悬挂在各座宫殿的墙壁上。在城里穿梭了两个小时后，他找到了靠近鱼市的宾馆。房间里空气污浊，只有一扇窗户，眺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条狭窄的运河。
　　尽管第二天下雨了，赛博尔德还是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认为圣马可那儿人员密集，钟楼太高，总督宫的柱子似乎又太矮了。最糟糕的是，他发现了非法的街头小贩，好几次都想要报警。到处有积水，赛博尔德双脚湿漉漉地走进弗拉里教堂，在他看来，里面就是个杂乱破烂的大厅。他在宾馆附近吃午饭，面条煮烂了，餐具不干净。他仍然想看看理查德·瓦格纳去世的那个房间，但这座宫殿现在成了赌场。门卫强迫赛博尔德穿上一件出租的夹克——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有人对他的衣服挑三拣四。他傍晚6点回到宾馆，夜里被惊醒了，因为马桶里发出奇怪的噪声。第三天早上，他被市场小贩的叫嚷声吵醒，他感冒发烧了。
　　三天后，他给妹妹写了一张明信片：“威尼斯并不美丽，它只是独特的。”赛博尔德决定中止这次旅行。他乘火车前往慕尼黑，打算在那儿看望他的妹妹。妹夫是一个企业家，在市中心有好几家鞋店，妹夫到火车站接他，一再拍打他的肩膀。赛博尔德预订了第二天返回柏林的航班。
　　赛博尔德在退休三个月后回到法院。他拜访了他的继任者，一位年轻的女法官。他们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她得去审案了。赛博尔德乘电梯到达位于六楼的食堂，坐到他的老位置上。同事们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给大家讲威尼斯、慕尼黑，以及拥有许多空闲时间是多么美好。下午晚些时候，他独自坐在食堂里，看了一会儿放在那儿的报纸，然后回家。
　　第二天，他来到自己原来的办公室，要求阅读目前的审理文件。女秘书们很吃惊，但是她们认识他已经20年了。他带着一份文件走进食堂，仔细阅读，并写下一份法律上毫无瑕疵的附注。他把它粘在文件的顶部，还回办公室，并且让她们“向我的女同事问好”。
　　在赛博尔德连续八周每天都送来附注之后，这位年轻的女法官向地方法院院长求助了。他们考虑，如何在不伤害赛博尔德的情况下阻止他这样做下去。院长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女法官应当只给他旧档案，那些已经结案的文件。到了某个时候，他肯定会自己停手的。 　　赛博尔德不在乎这些。即使年轻同事们在食堂里回避他，也只是在刚开始时让他感到困扰。他注意到，当他经过年纪较长的同事桌前时，他们不再谈论自己的案件。他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坐着，紧挨着窗户，这里至少光线很好。
　　一个周三的傍晚6点，赛博尔德离开法院大楼，像往常一样穿过小公园。他住的小区前是车库，低矮的建筑物，在柏林很常见。突然，赛博尔德发现两个偷车贼在一间车库里偷车。一个贼正用一根长长的金属丝捅来捅去，试图弄开车门，另一个贼则在望风。赛博尔德没有丝毫犹豫，悄悄靠近，猛地拉下车库门。两个偷车贼在里面拼命捶门，金属门颤动起来。赛博尔德抵住门，向一名行人招手，要求她报警，说发现有人入室盗窃，他已经把人堵在了里面。他看着表——他想记住所有的时间点。巡逻车在8分49秒后到达。赛博尔德在犯罪现场指导年轻警察，并打开了车库门，看着两个偷车贼束手就擒。他又去警察局提供了证词，不带感情，清晰明了，正如他一直以来希望证人做到的那样。然后他回家了。赛博尔德很满意。
　　第二天早上，檢察官接到了犯罪调查官的电话。赛博尔德抓到的两个人是车主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把钥匙忘在车里了，让孩子们弄出来。赛博尔德“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这个案子令检察官感到尴尬，他认识赛博尔德。半小时后，新闻办公室打电话给检察官，说有一家小报提出采访申请。车主是一名记者，想就此事件写一篇文章。检察官最后决定，一切照章办理。他将赛博尔德登记为被告，并请他前来接受调查。
　　周五早上，赛博尔德像往常一样前往法院。在路上，他看见报刊亭里陈列着一份报纸，头条是篇题为《柏林法官胡作非为》的文章。以前，只有当上面有赛博尔德审理的案子时，他才会看这份报纸。但现在他感兴趣了，心想一个胡作非为的法官会损害这个职业的声誉。他买了这份报纸，走进咖啡馆，点了一份羊角面包。“柏林的S法官把无辜青少年锁在车库里……”他开始阅读这篇配有照片的文章，看完后又读了一遍。吃完早餐，赛博尔德小心地叠好报纸，付钱回家。
　　检察官在听取了女证人和两位青少年的证词以及赛博尔德的书面陈述之后，认为罪行轻微而终止了审讯。通知于12月22日寄到赛博尔德家里，他在自己的公寓门口确认签收。
　　赛博尔德的妹妹在圣诞节期间给哥哥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没人接听。新年过后不久，她收到了赛博尔德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这次会在外面旅行较长时间，叫她不必担心。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六个月后，她向警方做了失踪申报。警察发现，赛博尔德已经清理了他的公寓，并在法律上进行了注销。退休金将继续转入他在柏林储蓄银行的账户。
　　四年后，德国驻泰国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普吉岛致电赛博尔德的妹妹。这位官员说，他不得不通知她“一件悲伤的事”，赛博尔德昨日去世了。妹妹立即飞往泰国，想要接回哥哥的骨灰。她在领事馆里坚持要了解一切真相。这位官员不能确定，询问了上司，最终给妹妹念了警方的文件。赛博尔德在一家妓院里死于心肌梗死，血液中含有大量酒精和巴比妥酸盐。他房间里的两个人妖说，她们已经认识他很久了，他是个好顾客，所有人都称呼他为“野性的曼弗雷德”。这位官员当面交给她哥哥的遗物：一件紫色的夏威夷衬衫、一个镶饰海豚的橙色钱包、两条金项链和一块镶有人造宝石的斯沃琪手表。这位官员隐瞒了警方的附注，赛博尔德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被逮捕过五次：一次是在迪斯科舞厅被抓，因为他想给每个人看他阴茎上的新文身，另外四次是由于他在酩酊大醉后辱骂女游客。赛博尔德的一点财产都在红灯区的一家廉价酒店公寓里，他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妹妹请人清理了所有的东西。
　　赛博尔德被埋葬在阿尔高的家族墓地里。妹妹、妹夫和村里的亲戚都来了。葬礼期间下雪了。当牧师说曼弗雷德·赛博尔德度过了充实的一生时，妹妹开始哭泣。然后所有人前往酒馆。
　　（聂华：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邮编：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