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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三爱堂医院比解放军第一医院更为人所知，但许多外地人并不知道，它们其实就是同一所医院。1939年，这所医院创建于延安，前身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大夫都曾在医院工作过。
不过，让这所具有70多年光荣历史的部队医院一夜之间名扬天下的，则是发生在3年前的三鹿事件。而与其一起出名的，还有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伟。
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事件“成就”了钟南山，那么2008年的三鹿事件则“成就”了张伟。但是，张伟却对记者说，“我很不愿意回首往事，很害怕媒体采访，我想让人们淡忘了这件事情。可是，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医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忘记，因为这个事件绝不单纯属于一般的恶性事故。”
惊心动魄的一幕
《新西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张伟：用一个词叫“惊心动魄”来形容吧。那时，1000多个娃娃和家长们，人山人海，潮水般地涌进医院。你们刚才上楼梯经过的那几道没有拆除完的绳索织成的“防护网”，就是我们当时临时采用的措施之一。那些从农村来的家长们没有安全意识，只是一味地抽烟、叹气，娃娃们哭喊、吵闹、奔跑，上下两层楼，病房里、走廊上，连换药室、教授办公室也腾了出来，住满了人。我和护士长商量后就上街买了绳子，先把楼梯用四层绳索织起来，既便于管理，又为了安全。
《新西部》：听说这些患儿大部分来自农村?都是哪些地区的?他们的年龄和病情是怎样的?
张伟：他们有甘肃本地的，有青海、宁夏、新疆的，还有来自河南的患者，大部分是农村的，甘肃当地来自武山、岷县、会宁等地的比较多。在这些偏远地区和大山里，孩子们喝三鹿奶粉韵居多，发病率极高。仅在高峰期，需要手术治疗的患儿就达300多人次。患儿年龄大多是4个多月至11个多月的婴儿，最大的孩子也只有两岁。到了后期，还接诊过一个7岁的孩子。在岷山县秦许乡乍那村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一对名叫王鹏、王鹤的孪生孩子，都得上了很重的结石。
《新西部》：临床上患肾结石这样疾病的，通常都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婴幼儿的发病率高吗?
张伟：临床上常见的肾结石患者虽然各个年龄段都有，但婴幼儿极少。即使天生输尿管狭窄的儿童，也不至于4个月就有那么大的“石头”啊!可以说，结石在婴幼儿时期的发病率几乎等于零。所以我要说，三鹿事件绝不单纯属于一般的恶性事故。
医学研究上的新发现
《新西部》：您还记得当时收治第一批结石患儿的情景吗?
张伟：记得很清楚。当时国家卫生部部长刚好到我们科室来视察工作，我给部长汇报情况，还很自豪地说，上午我们刚刚给一个11个月大的结石患儿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谁知，很快又来了几个需要手术的患儿。我觉得很奇怪，分析原因时还以为是钙物质引起的，于是就写了一篇关于给孩子补钙要有限度的论文，发表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可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天，我专门把从患儿体内取出的“石头”拿来观察，发现它不是一般的石头，用手一撵，竟然能碎，没有沙砾感，竞像是口香糖一样的“糊状物”，且有弹性。我赶快送到别的医院去化验，这才发现我起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患儿越来越多，我们就给质检部送去“样品”，给卫生部送去报告，确认是奶粉中毒导致的结石。
《新西部》：当时患儿都是什么症状?那么多患儿你们是怎么应对的?有患儿在你们医院死亡吗?
张伟：凡是到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度以上的患儿，有的需要立即手术抢救。即使不用马上上手术台抢救，也需要安装体内支架，或者体外碎石治疗。他们的症状表现为全身浮肿、尿血，或者无尿，孩子会非常痛苦。当时患儿像“山洪”一样袭来，我们没有设备，就把成人手术用的器械一截两半，可以说，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没有哪家医院一下子要给这么小这么多的患者做手术。我们收治的患儿没有一例死亡的，但别的地方有，包括兰州市一些医院。
患儿的“石头”长大了
《新西部》：这些惠儿都能治愈吗?过去3年有没有患儿反复发作的?您从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创伤会给他们留下后遗症吗?
张伟：应该都痊愈了。因为这种病需要的疗程较长，比如有很多手术后的患儿需要在一定时间后再回来去掉支架，这样就有了一个复诊的过程。其实，我们最忙的时期还不是事件刚刚发生的那个阶段，而是第二年以后和第三年，即2009年底至2010年初，很多早期的轻度患儿在一些小医院就诊后并未做手術，医生只让他们回去多喝水，多跳，让石头随尿液排出体外就没事了，但也许由于家长没遵医嘱执行，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很多人一两年后又带着孩子，拿着当时做的B超单，还有2000元的赔偿收据来到了我们医院。
新西部：難道“石头”长大了吗?
张伟：是的，“石头”长大了，不手术不行了。这一时期，我们做了大量的手术，包括体外碎石。过去3年，我们通过复诊、回访，和许多患儿家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些患儿家长成了我的电话常客，有时过年过节的，他们还送来家乡的土特产，表达他们的谢意。
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个病只要治疗及时，方法得当，又能科学配合，是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哀伤大于激动
《新西部》：医院方面当时垫支的医疗费用怎么解决的?
张伟：不错，有关部门已经把医院明面上的账目都补上了。可是，对当时的众多患儿及其家长来说，这个事件留给他们的伤痛，像弯刀一样勾在心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是无法抚平的。
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个医生，本不该这样感情用事，可就在这场犹如战争一样的战役之后，当我从“战场”上下来时，我回头观望，竟然是哀伤大于激动。
说句不适当的话，我的确是三鹿事件的“受益者”，我的事业和名声都因为这个事件而获得很大提升，可是，与几十万儿童遭遇的灾難相比，我怎么会因为我的所谓成功而激动呢!
《新西部》：惠儿遭受的是痰病的痛苦，他们的家庭所受到的则更多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
张伟：是的。除了精神上的损失，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山沟里或者偏远地区的农民，他们很多人要靠外出打工挣钱，来养活一家人，可因为孩子的病，他们耽误了时间和金钱，谁来补偿他们?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有关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对于这种突发的集体灾難，应该有及时科学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努力做到使受害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不过，让这所具有70多年光荣历史的部队医院一夜之间名扬天下的，则是发生在3年前的三鹿事件。而与其一起出名的，还有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伟。
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事件“成就”了钟南山，那么2008年的三鹿事件则“成就”了张伟。但是，张伟却对记者说，“我很不愿意回首往事，很害怕媒体采访，我想让人们淡忘了这件事情。可是，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医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忘记，因为这个事件绝不单纯属于一般的恶性事故。”
惊心动魄的一幕
《新西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张伟：用一个词叫“惊心动魄”来形容吧。那时，1000多个娃娃和家长们，人山人海，潮水般地涌进医院。你们刚才上楼梯经过的那几道没有拆除完的绳索织成的“防护网”，就是我们当时临时采用的措施之一。那些从农村来的家长们没有安全意识，只是一味地抽烟、叹气，娃娃们哭喊、吵闹、奔跑，上下两层楼，病房里、走廊上，连换药室、教授办公室也腾了出来，住满了人。我和护士长商量后就上街买了绳子，先把楼梯用四层绳索织起来，既便于管理，又为了安全。
《新西部》：听说这些患儿大部分来自农村?都是哪些地区的?他们的年龄和病情是怎样的?
张伟：他们有甘肃本地的，有青海、宁夏、新疆的，还有来自河南的患者，大部分是农村的，甘肃当地来自武山、岷县、会宁等地的比较多。在这些偏远地区和大山里，孩子们喝三鹿奶粉韵居多，发病率极高。仅在高峰期，需要手术治疗的患儿就达300多人次。患儿年龄大多是4个多月至11个多月的婴儿，最大的孩子也只有两岁。到了后期，还接诊过一个7岁的孩子。在岷山县秦许乡乍那村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一对名叫王鹏、王鹤的孪生孩子，都得上了很重的结石。
《新西部》：临床上患肾结石这样疾病的，通常都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婴幼儿的发病率高吗?
张伟：临床上常见的肾结石患者虽然各个年龄段都有，但婴幼儿极少。即使天生输尿管狭窄的儿童，也不至于4个月就有那么大的“石头”啊!可以说，结石在婴幼儿时期的发病率几乎等于零。所以我要说，三鹿事件绝不单纯属于一般的恶性事故。
医学研究上的新发现
《新西部》：您还记得当时收治第一批结石患儿的情景吗?
张伟：记得很清楚。当时国家卫生部部长刚好到我们科室来视察工作，我给部长汇报情况，还很自豪地说，上午我们刚刚给一个11个月大的结石患儿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谁知，很快又来了几个需要手术的患儿。我觉得很奇怪，分析原因时还以为是钙物质引起的，于是就写了一篇关于给孩子补钙要有限度的论文，发表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可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天，我专门把从患儿体内取出的“石头”拿来观察，发现它不是一般的石头，用手一撵，竟然能碎，没有沙砾感，竞像是口香糖一样的“糊状物”，且有弹性。我赶快送到别的医院去化验，这才发现我起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患儿越来越多，我们就给质检部送去“样品”，给卫生部送去报告，确认是奶粉中毒导致的结石。
《新西部》：当时患儿都是什么症状?那么多患儿你们是怎么应对的?有患儿在你们医院死亡吗?
张伟：凡是到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度以上的患儿，有的需要立即手术抢救。即使不用马上上手术台抢救，也需要安装体内支架，或者体外碎石治疗。他们的症状表现为全身浮肿、尿血，或者无尿，孩子会非常痛苦。当时患儿像“山洪”一样袭来，我们没有设备，就把成人手术用的器械一截两半，可以说，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没有哪家医院一下子要给这么小这么多的患者做手术。我们收治的患儿没有一例死亡的，但别的地方有，包括兰州市一些医院。
患儿的“石头”长大了
《新西部》：这些惠儿都能治愈吗?过去3年有没有患儿反复发作的?您从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创伤会给他们留下后遗症吗?
张伟：应该都痊愈了。因为这种病需要的疗程较长，比如有很多手术后的患儿需要在一定时间后再回来去掉支架，这样就有了一个复诊的过程。其实，我们最忙的时期还不是事件刚刚发生的那个阶段，而是第二年以后和第三年，即2009年底至2010年初，很多早期的轻度患儿在一些小医院就诊后并未做手術，医生只让他们回去多喝水，多跳，让石头随尿液排出体外就没事了，但也许由于家长没遵医嘱执行，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很多人一两年后又带着孩子，拿着当时做的B超单，还有2000元的赔偿收据来到了我们医院。
新西部：難道“石头”长大了吗?
张伟：是的，“石头”长大了，不手术不行了。这一时期，我们做了大量的手术，包括体外碎石。过去3年，我们通过复诊、回访，和许多患儿家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些患儿家长成了我的电话常客，有时过年过节的，他们还送来家乡的土特产，表达他们的谢意。
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个病只要治疗及时，方法得当，又能科学配合，是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哀伤大于激动
《新西部》：医院方面当时垫支的医疗费用怎么解决的?
张伟：不错，有关部门已经把医院明面上的账目都补上了。可是，对当时的众多患儿及其家长来说，这个事件留给他们的伤痛，像弯刀一样勾在心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是无法抚平的。
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个医生，本不该这样感情用事，可就在这场犹如战争一样的战役之后，当我从“战场”上下来时，我回头观望，竟然是哀伤大于激动。
说句不适当的话，我的确是三鹿事件的“受益者”，我的事业和名声都因为这个事件而获得很大提升，可是，与几十万儿童遭遇的灾難相比，我怎么会因为我的所谓成功而激动呢!
《新西部》：惠儿遭受的是痰病的痛苦，他们的家庭所受到的则更多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
张伟：是的。除了精神上的损失，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山沟里或者偏远地区的农民，他们很多人要靠外出打工挣钱，来养活一家人，可因为孩子的病，他们耽误了时间和金钱，谁来补偿他们?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有关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对于这种突发的集体灾難，应该有及时科学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努力做到使受害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