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取得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彻底的伟大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与陆军部队协同配合，在苏联、美国等国航空志愿队的支援下，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前中日空中力量对比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把局部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狂妄地宣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大规模的陆、海军部队在其强大的航空兵部队配合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本航空队连续出动大批飞机对中国空军机场、海军基地、交通枢纽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并直接配合其地面部队向中国军队袭击。
　　当时日本的空中力量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一个兵种。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 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 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损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日军装备的飞机性能较好，其中1936年投产、1937年参加侵华战争的96式舰载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435千米/小时，航程1 267千米，以后又衍生多种改进型，先后生产1 094架。而日军96式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372千米/小时，航程1 300千米，机上装有4挺机枪、1门航炮，可载800千克炸弹，先后生产了1 100架。这两种飞机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装备最多的飞机。此外，日军还装备有96式舰载轰炸机428架、96式舰载鱼雷攻击机200架等。
　　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将各地区、各派系的航空队统一于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但兵力仍十分有限，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机种配备比例失调。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从美国购买了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数量都很有限。国内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虽也仿制了部分作战飞机，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赖进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与日机交战时，列编的9个大队零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不及日军的九分之一。其中轰炸机148架占50%，战斗机101架占34%，侦察机41架占14%。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为主要目的，几乎没有进行过格斗课目的训练，更无空战经验。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主要战斗机是霍克Ⅲ，其最大飞行速度387千米/小时，航程625千米，装备数量最多的轰炸机为道格拉斯02M，其最大飞行速度为238千米/小时，航程524千米，均不及日军当时装备的同类型作战飞机。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在兵力兵器上，处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状态。
　　


　　中国空军奋勇作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做了必要的调整。1937年7月，在航空委员会下新设前敌总指挥部，担负空军的作战事宜，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设：轰炸司令（张延孟）、驱逐司令（高志航）、侦察司令（晏玉琮）。并制定了中国空军“以奇袭敌空军基地，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防空为原则”的作战概要。为了对付日军的全面进攻，中国空军首先拟订了《冀北作战计划》，其要点是：“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之敌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以防万一”。8月13日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中国空军主力南下，配合淞沪地区陆军部队作战并保卫南京的安全。各部队于8月14日前均到达指定位置，做好作战准备。
　　1937年7月1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订立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开战之初，就要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同时策应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中由陆、海军航空队协同作战。陆军航空队投入兵力28个中队、240架飞机，海军航空队投入各型飞机220架。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乘摩托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防御工事。被中国拒绝后，8月13日晚，日本军舰向上海闸北地区开炮，双方发生炮战，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与中国陆军第88师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爆发。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任务：一是抗击日机进袭，保卫城市和重要目标安全。二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三是突击日军后方的机场等重要目标。
　　


　　奋勇抗击日机进袭 1937年8月14日，日军18架96式轰炸机袭击杭州笕桥机场。当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21、22、23队霍克Ⅲ型战斗机奉命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转场笕桥机场，准备参加淞沪作战。当第21、23队飞机刚转到笕桥机场，即接到报告有日机入侵。大队长高志航旋即率队升空迎击敌机。空战中，高志航与李桂丹、谭文、柳哲生、王文骅、郑少愚先后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该机返航至台湾基隆以北海面坠毁），加上日机在到达笕桥前失踪2架，实际日军损失飞机6架，而中国空军无损失。这是进行全面抗战后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队空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粉碎了日军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经过三个月的英勇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日军号称精锐的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队基本被歼灭。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10月22日，仅剩飞机81架，其中许多是战伤和故障待修的，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1937年11月，中国空军开始获得苏联的援助，先后装备了苏制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特勃-3型轰炸机，作战实力有了恢复。在随后的南昌空战、武汉空战、南雄空战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战绩。如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24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60余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双方经过30分钟激战，共击落日机21架，己方损失12架。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1架日机后，被5架日机围攻，当自己座机多处负伤时，毅然驾机与附近1架日机猛撞，与敌同归于尽。陈怀民英勇的献身精神，被誉为“中华之魂”。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追悼大会，并致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解放周刊》还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短评，赞扬中国空军飞行员精忠报国精神。又如日军号称战斗机“四大天王”的三轮宽、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乡茂章等曾经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的空中杀手，在开战一年多时间内，其中3人先后被中国空军的陈其光、高志航、徐葆昀等击落毙命，1人被击伤后迫降被俘。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于1939年11月4日在率队空袭成都时，被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邓从凯击落毙命。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在华的作战飞机仅剩300架左右。中国空军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飞机数量和质量都优于日军，逐步掌握了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
　　支援地面军队作战 抗战初、中期，中国空军在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淞沪战役中，连续组织空军部队向日军突击，迟滞了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速度，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一天中出动飞机8批76架次，集中轰炸日军在上海的军械库、码头、军舰等重要目标，给敌以沉重打击。8月1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阎海文驾驶霍克Ⅲ型战斗机袭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日军阵地附近，日军迅速将其包围，并蜂拥而上，阎海文毫无惧色，掏出手枪先后击毙靠近的5名日军士兵，尔后自尽。8月19日，第2大队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诺斯罗普-2E型轰炸机，轰炸长江口处日军军舰，因飞机机械故障，他们杀敌心切放弃跳伞生还的机会，驾驶飞机向一艘日舰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与日舰一起沉入大海。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同时鼓舞着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抗战后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行动十分频繁，而且战果卓著。如1943年5～6月的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4个大队和美国第14航空队有165架飞机参战，共出动53批406架次，袭击汉口、宜昌、荆门、沙市等日占机场、前沿阵地，共击落日机41架，毁伤机场5处、炸毁飞机6架，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舰船23艘。1943年11～12月的常德会战中，中美空中力量共战斗出动216批1 747架次，主要袭击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阵地。空战中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日机12架。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会战中，中、美方共战斗出动飞机312批1 918架次，主要袭击洛阳、郑州、陕县、灵宝、宜昌等地日占机场、黄河大桥、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日军坦克、各种车辆1 000多辆，炸沉船只36艘。其中中方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己方牺牲飞行员24名。以后在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中美方都出动大批飞机，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袭击日军前沿机场、交通枢纽、仓库等目标和日军阵地，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袭击日军后方战略目标 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心士气，打乱日军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削弱其作战实力，中国空军曾多次出动轰炸机，远程奔袭日本本土、日占台湾机场等战略目标。如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副中队长佟彦博率机组驾驶2架马丁B-10型轰炸机，当日从四川凤凰山机场转到宁波栎社前进机场。当晚23时48分从栎社机场起飞，20日2时45分飞抵日本长崎上空，尔后到福冈，几乎飞遍日本九州全岛，沿途投下20万份传单，4时左右返航，安全降落在玉山和南昌机场。这次作战行动在世界上和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日本就决定充实日本本土的防空设施和防空力量。美国《生活》杂志曾指出：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是先于美军飞行员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此战后，中国共产党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赴中国空军领导机关慰问并敬献锦旗，中共中央敬献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表示了对中国空军的敬意。其后，在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1939年2月5日，中国空军第10中队中队长刘福洪率4架轰炸机，对日军所占山西运城机场进行袭击，投弹40枚，炸毁日机10架。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协助下，两次空袭日占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150架（一说80余架）、车辆40余辆、弹药3万余箱、油库一座，炸死、炸伤日军53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60多名），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己方仅轻伤1架。到1944年底，经过中、美空中力量联合对日打击，已经取得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1945年初，中美方连续3次袭击日军主要基地武汉，使其航空队主力受到重创，4月间被迫撤出华中，中美机群进一步对日占运城、太原、青岛、上海、南京、徐州、杭州等航空基地进行袭击，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志愿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以及美陆军第14航空队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计作战4 072次，出动飞机18 509架次，投弹715吨，击落日机568架、击伤110架，炸毁日机627架、炸伤120架，毁伤舰船282艘、坦克和军车8 456辆，以及一批日占机场、码头、交通枢纽、仓库、阵地等。己方损失飞机2 468架，牺牲空、地勤人员4 321人。涌现出许多英勇骁战、捐躯沙场的战斗英雄，如高志航、李桂丹、刘粹刚、沈崇诲、阎海文、乐以琴、陈怀民等。还有不少飞行员智勇双全，创造出优异战绩，如柳哲生击落日机11架，王光复、谭鲲、袁葆康、高又新各击落日机8架，周志开、周庭芳各击落日机6架。他们均可称之为中国的王牌飞行员。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配合中国空军的正面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57架。如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1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日机24架。1938年八路军临汾游击大队夜袭日占临汾机场，击毁日机2架。1940年11月，八路军第4纵队5旅特务团在安徽蒙城板桥战斗中，击落日军战斗机1架。1941年2月5日，日本海军大臣、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大将的座机，在广东中山县附近被当地游击队用机枪击落毙命。1945年3月7日，日本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座机，在中国浙江椒江地区上空迫降，被地面游击队消灭。
　　
　　中国空军得到苏、美等国大力援助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借款协定。随后，苏联决定派遣军事专家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9月～1942年初，中国政府向苏联购买飞机1 235架，其中驱逐机（即战斗机）777架、轰炸机358架、教练机100架，以及航空发动机、弹药、油料、航材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开办了航空教导队，培训中国空军飞行员。苏联空军志愿队于1937年10月下旬来华，第一批空、地勤人员254名，爱司勃轰炸机21架、伊-16型战斗机23架，以汉口、南昌为中心基地，中苏飞行员共同作战，打击日军。至1939年7月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兵力增至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派到中国的飞机共有1 250架，参战人员达3 665人，与日军作战50次以上，击落日机81架，炸毁日机114架（含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战绩），炸毁日舰船14艘。1941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回国参加卫国战争，飞机等航空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
　　


　　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允许预备役军官和陆、海军航空兵退役人员参加美国志愿队去中国作战。7月23日，美国政府批准中国租借、拨款购买100架P-40B型战斗机，并由中国政府出资在美国高薪招募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中国政府将这批飞机和人员交给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由他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该队于8月1日在缅甸东爪成立，以带翅膀的虎作为标志，故称“飞虎队”。1941年12月～1942年7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共参战百余次，击落、炸毁日机297架，该队损失51架。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成为其下辖的第23战斗机大队，也称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扩大成立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独立在华作战。1943年10月，中美混合飞行团组建，先驻桂林，后迁白市驿。至1944年夏配备B-25型轰炸机60架、P-40、P-43、P-47、P-51型战斗机100架。中国空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美国购买和租赁战斗机、轰炸机共1 394架。中、美航空部队协同作战，越战越强。美国还帮助中国空军培养大批空、地勤人员。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员，在完成中级飞行训练后，都被送到美国完成高级飞行课目训练。1942年冬，中国空军又把国内的飞行训练基地移至印度旁遮普邦腊河飞行训练中心，接受由美国人负责的培训，到1945年8月，先后毕业803人。
　　


　　此外，为保障中国抗战战略物资供应，美国空运队协同中国航空公司参加往返中国和印度间的空中运输行动，史称“驼峰空运”。在3年多时间里，共运送3.3万余人、72.5万吨物资。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还从欧洲一些国家获得了援助。其中从英国、法国购买了数十架作战飞机和航空器材。法国、荷兰等国的一些空、地勤人员也来华与中国空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空军暴露的主要问题
　　
　　抗战最终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中国空军在空中作战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和从中吸取教益的。
　　战略指导思想错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已完全暴露于世。然而，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思想控制下，中国空军的使命不是保卫祖国领空，抵御外来侵略。相反，置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吞食中国领土，袭扰中国领空于不顾，而是调用大量飞机参加“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屠杀根据地人民，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其一，兵力不足，装备落后。抗战前，中国空军处于落后状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民为建设空军曾做过很大努力。从1933年开始，国民党政府为筹措航空建设经费，发行“航空奖券”。全国同胞和海外爱国华侨受“一二八”中国飞行员抗击侵华日军的鼓舞，纷纷开展献机活动，先后筹集到1亿多元资金（但实际用于航空事业的仅45万元），再加上政府正常的空军建设经费，理应建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空军队伍。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不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花大量经费购买飞机建设空军抱消极态度。更有甚者，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提出暂停购买国外飞机，并将部分空军经费存在香港银行里，从而贻误了空军发展建设。“七七”事变后，中国空军在编飞机只有296架，不及日本侵略军的九分之一，国民党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对中国空军实力现状十分不满，但为时已晚，这是他自己酿成的苦果。
　　其二，机种配备不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一个国家配备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各占多少比例，是根据国家战略方针和国际局势决定的。处于战略防御的国家，通常以战斗机为主，处于战略进攻的国家，通常以轰炸机为主。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处在战略防御地位，理应有较多和较强的战斗机部队，而实际上当时中国空军在编的飞机中，轰炸机占50%，战斗机仅占34%，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老旧飞机，明显只是为了对付无防空能力的工农红军，而不是对付侵华日军的。
　　


　　其三，训练课目不是针对与日机作战。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国空军飞行员训练的课目，重点是如何发现和袭击地面工农红军部队的营地及认为有价值的目标。不仅轰炸机部队如此，战斗机部队也训练这些课目。至于如何去攻击轰炸机，如何与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空战、瞄准射击，几乎很少训练，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同样，轰炸机部队如何摆脱战斗机的攻击和反地面高射武器的机动也基本上没有训练过。因为这些战术在与工农红军作战中也用不上。但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全变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难以适应，吃尽苦头。
　　战前准备不力，仓促应战 “七七”事变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征候、迹象已非常明显。但中国空军丧失警惕，对敌情缺乏分析判断，消极旁观等待，应该做的地形勘察、情报网的建立、兵力部署调整、战备物资储备、作战计划的制订以及有针对性的训练、演习等一些基本的战斗准备都没有进行。淞沪战役开始时，中国空军的主力部队还在河南许昌、周家口以及山东临沂等地区，对日军的主攻方向都搞不清。直到1937年8月13日，才临时决定将其调往华东地区，致使空军第4大队于8月14日冒着恶劣的气象条件和空中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紧急从周家口机场空转笕桥机场，当飞机刚着陆，未及加油，日轰炸机已临空，大队长高志航率队仓促升空迎战。又如11月2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接收苏制新型战斗机从兰州空转至周家口机场待命，事先未接到敌情报告，突然日军96式轰炸机出现在周家口机场上空进行轰炸，大队长高志航匆忙进入飞机座舱，未待起飞，即被日军投下的炸弹击中，壮烈牺牲。
　　盲目与日军航空队拼消耗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时，中国空军陆、海军航空队在实力远不如日本的情况下，仍采取高度集中部署，与日军大机群正面拼杀打消耗战。尽管中国飞行员奋勇作战，也取得一些突出的战绩，但不能持久。结果开战仅两个月，中国空军作战飞机就几乎损耗殆尽。如果没有苏联、美国的支援，中国空军的作战将无法进行下去。再则，抗战初期在战略上如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合理部署兵力，科学用兵，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充分利用在中国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声东击西，空地结合，经常袭扰日占机场。空战中选择重点，打敌轰炸机，袭击日机返航剩油不多和负伤的飞机等，空中作战形势也许会有所改变。
　　抗击日机进袭的空战中不讲究战术 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没有建立完整的情报报知系统，对日机进袭的情况掌握困难。但日轰炸机机群通常在战斗机护航下，采取大编队活动，空中比较容易被发现。中国空军战斗机由于没有准确的敌机进袭航线的情报，只能分散在几个空域待战，往往形不成局部优势兵力。当飞行员发现日机群后，没有选择重点目标去攻击，经常是发现什么日机，就打什么，这样往往是与担负护航任务的日军战斗机缠斗，放跑了轰炸机。空战中，飞行员不讲战术，单凭勇气，经常是1架对付日机2架、3架，甚至遭敌机机群围攻，尽管中国飞行员舍身忘死与日机拼杀，最终还是寡不敌众，献出宝贵生命。
　　
　　回顾60年前抗日空战的历史长卷，中国空军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情况下，不怕牺牲，奋勇作战，创造了可歌可喜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永志不忘，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