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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说明了我国国际政治传播的成功，也显示着我国国际话语重建的成绩。在长期丧失国际话语到话语重建过程中，“政治自信”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彻底废除了世袭等级制度，民主制度为人才的上升提供了保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都是代议制民主，“北京共识”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关键词：话语；政治；传播；自信
一、国际政治传播的成功
2017年6月23日，我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题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杨洁篪》的报道：“特朗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1]而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在2017年6月24日则直接刊登了题为《特朗普首度表态美国愿加入“一带一路”，重磅推荐中国智库此前的经典宣介》的文章，称“2017年6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在华盛顿出席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时，首度明确表态美国愿意参与“一带一路”。这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信号。”[2]
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重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中也具有特殊意义，也为我国跨文化政治经济传播学界开辟了新的课题。
截止至2017年6月10日，在中国知网上主题“一带一路”可以检索到 37616 条信息。其中多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等方面出发来讨论问题，其实对同样事件我们也可以从“国际政治传播”角度加以解读。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仅指大众传播[3]，我们这里讨论的侧重于政治传播，所以我们乐于选择大众传播的范畴，即内容上是国际政治传播，手段上是大众传播。
那么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如何获得了这样的传播效果呢？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经历了从“话语缺失”到“话语重建”的过程，而在“话语重建”过程中，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外，“政治自信”更是积极主观因素。
二、曾经的教学难点
我国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政治迷茫期，近期甚至也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很多讨论。这也影响了在校大学生们。特别是传媒类学生，他们接触媒体更多，思维更活跃，有时提问很尖锐犀利。以往，这些方面总是教学难点，不好回答。只能用“看主流”“展望未来”之类的回答。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地推进，为国际政治传播教学提供了更有底气的解答。
三、话语重建的“政治自信”
近年来，我们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政治互信”作为其重要内容，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是我们传播学人理应研究的分内之事。而争取话语权，做到“政治互信”，首先要做到“政治自信”。这也解决了“为什么说（Why）”“说了什么（What）”两个问题，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解决“怎样说（In Which Channel）”的问题。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左右着国际舆论，以西方学者为中心的学术界也影响着全球的思考，他们片面鼓吹所谓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一批国内学者。其实我们可以先不要急于争吵，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不论是按照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按照角度全球“普世价值观”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形成以下共识：
1.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在当今世界更加进步，更容易让人接受，我国实行民主制度。
不管是君主专制还是等级君主制，不管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都明显地存在着社会等级的不平等。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是显然矛盾的。而当今世界，不论沙特、约旦、摩洛哥，还是处于西方核心阵营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早已“脱亚入欧”一直以西方国家自居的经济大国日本等等，都是君主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论国王对国家事务的干预程度或多或少，从人权角度来看，不可否认：总有一部分人从出生就意味着不平等，他们世袭着王位或爵位，天皇、女王、公爵等等，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不劳而获，而且法律还进一步保护了他们的子孙也享有他们一样的权利。
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制度基本准则告诉我们，选拔人才应该是看能力而不是看血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都是从大半生的工作学习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常委们履历的任职范围覆盖了绝大部分的中国，这使他们比整天呆在皇宫、府邸中的人更懂得自己的国家，更为关键的是，不可能有法律在他们出生时就保护他们将来的固有地位，我们的制度绝不像君主国家会中让仅凭血统而不学无术的“妄人”出任总督或军队高级官员，甚至国王。进而，我们国家当然也不会产生从童年时代就梦想嫁给王子而一步步精心设计人生轨迹的女性——即便想嫁给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你也不知道下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是谁，所以只会产生更多崇拜依靠自己奋达成功的吴怡、华春莹、董明珠等靠自己奋斗成功的女性，会产生进而设计自己奋斗轨迹而不是要依赖某位王子的女性。这在妇女解放、两性平权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2.代议制民主是现代大国民主的一般实现形式，如我国的人们代表大会制度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
有很多人会误解我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实施方式，说美国大选是一人一票选总统，是直接民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这是不懂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制度所造成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每一个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选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国家领导。实际上号称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美国也和我们一样是代议制民主，由普通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选出“选举人团”，再由他们代表全部美国公民选总统。美国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538名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团，再由他们投票选出总统。这个过程在形式上可以说几乎和我们是一样的，怎么可以把两个一样的东西说成两个极端呢？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方面可以进一步学习，但對制度本身应该有自信。 而且美国大选中，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外，其余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均实行“胜者全拿”的制度，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计数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身上。但是由于各州选举人票的数量相差较多，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普选中累计得票多的总统候选人不能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上述情况，一些总统候选人虽然在大选中获得的“普选票”少于竞争对手，但却因得到的“选举人票”多而当选。从这一点也足也看出：这种制度绝不是某些人声称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3.“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模式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漸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四、展望
美国表示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给了我们自信。在有了足够的内在因素“自信”后，我们也该考虑如何把话语讲得更好，选择什么渠道，采用什么方式等等。根据麦克姆斯和唐纳德的“议事设置”理论，我们要加大母语传播[4]的宣传力度，促进海外宣传机构的建设，利用好新媒体新技术，如手机APP，小视频等，充分做好国际政治传播工作，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话语权。
注释：
[1]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72614.shtml
[2]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24日
[3]关世杰著：《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关锐、李智主编《母语传播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关锐、李智，《母语传播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王辉，贾文娟主编《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5]何其亮，媒体英语与思辨能力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15-02-01。
关键词：话语；政治；传播；自信
一、国际政治传播的成功
2017年6月23日，我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题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杨洁篪》的报道：“特朗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1]而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在2017年6月24日则直接刊登了题为《特朗普首度表态美国愿加入“一带一路”，重磅推荐中国智库此前的经典宣介》的文章，称“2017年6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在华盛顿出席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时，首度明确表态美国愿意参与“一带一路”。这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信号。”[2]
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重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中也具有特殊意义，也为我国跨文化政治经济传播学界开辟了新的课题。
截止至2017年6月10日，在中国知网上主题“一带一路”可以检索到 37616 条信息。其中多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等方面出发来讨论问题，其实对同样事件我们也可以从“国际政治传播”角度加以解读。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仅指大众传播[3]，我们这里讨论的侧重于政治传播，所以我们乐于选择大众传播的范畴，即内容上是国际政治传播，手段上是大众传播。
那么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如何获得了这样的传播效果呢？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经历了从“话语缺失”到“话语重建”的过程，而在“话语重建”过程中，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外，“政治自信”更是积极主观因素。
二、曾经的教学难点
我国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政治迷茫期，近期甚至也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很多讨论。这也影响了在校大学生们。特别是传媒类学生，他们接触媒体更多，思维更活跃，有时提问很尖锐犀利。以往，这些方面总是教学难点，不好回答。只能用“看主流”“展望未来”之类的回答。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地推进，为国际政治传播教学提供了更有底气的解答。
三、话语重建的“政治自信”
近年来，我们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政治互信”作为其重要内容，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是我们传播学人理应研究的分内之事。而争取话语权，做到“政治互信”，首先要做到“政治自信”。这也解决了“为什么说（Why）”“说了什么（What）”两个问题，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解决“怎样说（In Which Channel）”的问题。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左右着国际舆论，以西方学者为中心的学术界也影响着全球的思考，他们片面鼓吹所谓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一批国内学者。其实我们可以先不要急于争吵，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不论是按照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按照角度全球“普世价值观”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形成以下共识：
1.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在当今世界更加进步，更容易让人接受，我国实行民主制度。
不管是君主专制还是等级君主制，不管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都明显地存在着社会等级的不平等。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是显然矛盾的。而当今世界，不论沙特、约旦、摩洛哥，还是处于西方核心阵营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早已“脱亚入欧”一直以西方国家自居的经济大国日本等等，都是君主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论国王对国家事务的干预程度或多或少，从人权角度来看，不可否认：总有一部分人从出生就意味着不平等，他们世袭着王位或爵位，天皇、女王、公爵等等，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不劳而获，而且法律还进一步保护了他们的子孙也享有他们一样的权利。
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制度基本准则告诉我们，选拔人才应该是看能力而不是看血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都是从大半生的工作学习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常委们履历的任职范围覆盖了绝大部分的中国，这使他们比整天呆在皇宫、府邸中的人更懂得自己的国家，更为关键的是，不可能有法律在他们出生时就保护他们将来的固有地位，我们的制度绝不像君主国家会中让仅凭血统而不学无术的“妄人”出任总督或军队高级官员，甚至国王。进而，我们国家当然也不会产生从童年时代就梦想嫁给王子而一步步精心设计人生轨迹的女性——即便想嫁给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你也不知道下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是谁，所以只会产生更多崇拜依靠自己奋达成功的吴怡、华春莹、董明珠等靠自己奋斗成功的女性，会产生进而设计自己奋斗轨迹而不是要依赖某位王子的女性。这在妇女解放、两性平权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2.代议制民主是现代大国民主的一般实现形式，如我国的人们代表大会制度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
有很多人会误解我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实施方式，说美国大选是一人一票选总统，是直接民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这是不懂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制度所造成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每一个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选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国家领导。实际上号称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美国也和我们一样是代议制民主，由普通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选出“选举人团”，再由他们代表全部美国公民选总统。美国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538名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团，再由他们投票选出总统。这个过程在形式上可以说几乎和我们是一样的，怎么可以把两个一样的东西说成两个极端呢？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方面可以进一步学习，但對制度本身应该有自信。 而且美国大选中，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外，其余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均实行“胜者全拿”的制度，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计数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身上。但是由于各州选举人票的数量相差较多，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普选中累计得票多的总统候选人不能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上述情况，一些总统候选人虽然在大选中获得的“普选票”少于竞争对手，但却因得到的“选举人票”多而当选。从这一点也足也看出：这种制度绝不是某些人声称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3.“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模式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漸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四、展望
美国表示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给了我们自信。在有了足够的内在因素“自信”后，我们也该考虑如何把话语讲得更好，选择什么渠道，采用什么方式等等。根据麦克姆斯和唐纳德的“议事设置”理论，我们要加大母语传播[4]的宣传力度，促进海外宣传机构的建设，利用好新媒体新技术，如手机APP，小视频等，充分做好国际政治传播工作，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话语权。
注释：
[1]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72614.shtml
[2]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24日
[3]关世杰著：《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关锐、李智主编《母语传播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关锐、李智，《母语传播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王辉，贾文娟主编《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5]何其亮，媒体英语与思辨能力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15-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