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着今天的好日子，理当饮水思源，邓小平复出后，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陈云、李先念等党内高层领导讲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开得很好的大会，意义深远，一些正确的东西，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这点，大家心里是清楚的。显然，首长们在复出的特定时刻，深情回顾八大成功之处，似乎也在饮水思源。说起八大话就多了，因为当时我是大会主席台的招待员。13天的会期，天天见新闻，听新闻，尽管工作时间较长，但不觉疲劳，像海绵一样，不断地汲取着新的知识。
1956年以前，我们党开过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是新中国建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共产党的状况跟过去则大不相同了，不仅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达到1083万名之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人身份公开了，党的组织已分布到全国城乡，大批党员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成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总之，我们的党经过长期奋斗已经是一个能组织和调动全国资源的执政党了。因此很多人主张，既然开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么就应当将会议的规模计划得大一点，接待规格安排得高一点，于是选择合适的会场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早先，有人考虑到由于八大的政治含量高，议题多，任务重，会场定在怀仁堂比较好。理由是：一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名气大，叫得响，人人都向往。二是出席会议的中央主要首长，绝大多数家在中南海，离怀仁堂很近，如朱德、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陆定一等等，出门步行几分钟即可进入会场，没有赶时间的负担。三是中南海环境优越，便于交通指挥和车辆管理，同时直属中央办公厅的文秘、机要、通讯、医疗、警卫各单位，相距会场不远，彼此联系便捷，机动功能全面。四是怀仁堂曾开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即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此外，在怀仁堂还开过多次全国范围影响很大的专业会议，这些会议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这表明怀仁堂有其厚重的历史政治氛围，是适合举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然而，理由归理由，问题还是要以人数多少来决定。当到会人数最终确定下来之后，大家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另一幢大楼——政协礼堂。这座三层新建筑，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有效座位（包括临时加的）可达1500席，比怀仁堂多200席，而大小厅室更比怀仁堂多两倍，根据外国来宾、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央首长单独活动的需要，1026名正式代表、400余名列席人士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无可争议地定在政协礼堂召开。由此，这座解放后北京新建的现代化大会堂也得到了历史性的考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和
赞扬。
大会自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一连开了13天，首日下午14时许，当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和应邀前来参加大会的46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登上主席台时，受到了满堂代表和列席人员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欢迎，这一场景足足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很多人将自己的手掌拍红了，拍肿了，却浑然不知，直到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的时候，才隐隐感觉疼痛。这是多么忘情的、发自内心的祝贺呀！不参与其中是决然体会不到的。
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后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话音一落，全场起立，肃然默哀。等到所有代表再次落座，毛主席便作了他有力精彩的致词。谁也没有想到，在不足3000字的演讲里，竟有30多次被热烈掌声所打断，其中长时间鼓掌达六次之多。如果说浪涛般的掌声是反映人外在的情感，那么，我在大会秘书处收到交上来的会场文件中，代表们圈圈点点最多的字句，就是内在的心情了。这里我抄录几段原文，献给读者。“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在我们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代表们用心圈出来的这些话，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对执政党的性质、任务的了解，也是对国家最高权威党中央、毛主席的敬佩与认同。难怪大会休息时间，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郭沫若等聚在一起，盛情称赞开幕词是一面高高飘扬的鲜艳红旗，毛主席是卓越旗手，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社会主义。
在经过了大会事务性工作审议程序之后，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成了热烈讨论的议题。其中邓小平讲的几处段落，主席台上的老同志们是这样解释的：新党章的核心，是执政党的地位和责任问题。具体讲，就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做怎样的党员，应当建设怎样的党。小平同志强调得好：“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了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以这样的态度和语言，明示全党，表明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历史证明，我们这样做了，共产党没有权，可以变为有权，有了权，就可以长久地巩固下去。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便进入讨论和发言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陈云、陈毅、罗瑞卿、李富春、乌兰夫、李先念、钱瑛、李维汉、刘澜涛、包尔汉等20多位首长，就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执政党的作用与责任、国家法制、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工商业制造、积累和消费，以及军事、外交、肃反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作了相当精辟的发言，听来让人耳目一新，倍感欣喜和鼓舞。中间穿插进行的还有很多地方干部、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文艺界代表的发言，例如，赵成满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的发言；肖慧纳“勤俭持家搞好职工生活”的发言；伍精华“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飞跃”的发言；刘传友“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发言；扎喜旺徐 “流散的哈萨克族已安置好了”的发言；作家赵树理“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的发言。这些以自身经历为主，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发言，更丰富了党和人民血乳交融的深厚感情。
在9月26日的大会上，代表们还热情欢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致词。当她走向讲台时，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那时，宋庆龄虽然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依旧精力充沛，光彩照人。她的致词，不断为掌声所打断。当她的致词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再次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大会休息时间，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史良、李德全五位老大姐，围着宋庆龄笑语不断地夸奖她的致词“好！好！好！好在有底气、有分量，又结合实际……”而她则是微笑地答道：“千好，万好，八大才是真正的好。没有八大，我想对着一千多人说心里话，勿晓得到哪里去说咧。”
应邀列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其中有46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在会上致词，大会上还宣读了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土耳其、葡萄牙、突尼斯、委内瑞拉、卢森堡等国共产党的贺信、贺电。
外国同志的致词，以及贺信、贺电，充分说明了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敬佩。他们的致词、贺信、贺电无不充满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情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正如毛主席说的：“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天，隆重融洽的气氛依然十分浓郁，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暂且不论，就是那些曾经一起参加革命斗争，一起脱下军装走上生产建设岗位的老同志，借由这次盛会的机缘，总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大家都为我们这一代，有这样好的党、好的领袖而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一经公布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兴奋之余，都在思考着要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党的崇敬和热爱。当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但还有不少心思细腻又具备条件的人更想用自己的双手，做出点什么来向大会献礼，哪怕只是一封贺信或是一面锦旗，也算一片心意。党中央是理解大家的初衷的，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不浪费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劝阻不要送礼，更不准有组织地搞献礼活动。尽管如此，至大会结束那天，依然收到了为数不少的贺信贺礼。其实早在开会之前，中央警卫局就陆续收到各地送来的贺礼，有的标明是专为八大制作的，有的没有，但有附言，甚至还有本人照片。因为数量多，所以故宫博物院于1956年6月7日致函警卫局：我院此前接收你处的国内礼品为数甚巨，原拟开辟礼品馆，现已改为国际友谊馆，因此国内礼品部分应适当安排，以免长期积压。函件由局长汪东兴报告中央办公厅后，杨尚昆主任批示：“工艺品和杂件，可选一部分在博物馆陈列。首长能用的拿回，其余的等八大后再处理”。
1956年10月27日，故宫博物院（56）第170号文记有八大收到的国内外礼品104件的具体情况。其中，国内礼品计有51件，主要来源于民主党派、地方干部、复员军人、工人、农民、民间艺人和小学学生。礼品中既有比较高档的，如江苏省无锡市民间手工艺人唐振武赠送的“象牙牌刻毛主席开幕词全文”；中共上海市委转赠上海电机厂制作的汽轮机模型和上海艺人李义达的象牙雕周总理发言小插屏；浙江省龙泉县铁器生产合作社赠“木鞘镶银花宝剑”；天津钻石工具制造厂工人赠五枚钻石试制机器零件；画家潘素赠的群峰竞秀墨笔山水画。也有比较普通的陕西省西安市积恩寺小学赠送的红缎锦旗；青海省赠送的土产岩石及蜡制工艺作品；河南省灵保县农业合作社送的玉米、棉花优质样品。在这些情深义重的礼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大会赠送的“凸雕大渡河象牙船”。他说：“我们选的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场景。这件礼品象征各民主党派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礼品的是当天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在众多赠礼中唯有它是采用一种仪式性的交接方式完成的，并且载入国家档案，永垂史册。
外国礼品有两种。一种是共产党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代表团赠送的，另一种是共产党没有取得国家政权，甚至还被本国反动统治者认为是“非法组织”赠送的。国情不同，地位不同，规格和数量自然不同，但都精彩纷呈，故宫的档案明细表里，苏联的贺礼是：彩绘列宁画片方形漆盒，彩绘毛主席像方形漆盒，彩绘莫斯科科学宫外景漆盒，俄文版《毛泽东选集》（1-4）4册，俄文版《鲁迅全集》（1-4）4册，俄文版《马克思在英国》，俄文版《列宁文集》，俄文版《世界地图》，俄文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全苏农业展览》画册，《莫斯科风景集》，《苏联第一次革命事迹》印本画册，彩印苏联博物馆单页画（1本计136页），印本单页画（20页），彩印单页画（附说明1本计61页），《世界地图》（附索引1本计97张）。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印度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相片册，嵌银铜凸花圆铜盘，花石雕半裸体女人像。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团赠的波国纸币（500元1张、1000元1张），毛线织花软帽一顶。锡兰共产党赠的木雕象嵌银制笔架，凿花小银筒和鸟兽纹银盘各一件。哥斯达黎加共产党代表团赠的报纸每份2张，“吉他”六弦琴1件。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印本单页画26张，木雕驼式台灯1件。瑞士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彩画1957年日历1件，印本漫画集1件。尼泊尔王国共产党代表团赠的铜释迦牟尼佛坐像一尊等。
为了接待列席中共八大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国家早就安排在北京西郊建造一处专供外宾居住生活的建筑区，名为“十八所”。分别由18幢独立的小洋楼组成，每栋楼房均是上下两层构造，一层多是按照会客、接待、就餐、烹饪及若干配套备用间来设计的；二层则由办公室、卧室、小型休息室和阳台等所组成，阳光充足，空气畅通。家具配备，是以实用、美观、方便的原则来布置的。楼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远不近，视觉效果好。地上满眼铺绿，鲜花朵朵。在享受现代化居室的同时，亦能体会到清新宜人的乡野气息。不少外国客人住在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安心而亲切。
为了保证好外宾的起居饮食，中央警卫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每个国家各不相同的饮食习惯，多次开会研究制定了一套内容较为详尽的参考材料，让管理人员和厨师做到心中有数。用最大的努力，广泛使用鸡、鸭、鱼、肉、新鲜蔬菜，按照正规西餐标准，精心烤、炸、煎、烩，并备充足的茅台酒、通化葡萄酒、北京五星啤酒，以满足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西德等国贵宾的需要。对蒙古、越南、朝鲜宾客就显现了典型的东南亚口味和中式菜品，瓜果蔬菜的供应量也会相应加大，酒水饮料更倾向喝茶品茗。在“十八所”工作的干部几乎都能记住每个代表团正副团长的饮食爱好和团员们一般性的饮食习惯。有时，精细到连葡萄酒的酸甜度都不得有误，甚至连法国代表团有一名团员喜欢抽板烟都心中有数。短短的十几天聚会，相隔遥远的两个主宾国家，因为这种彼此互通、交流而变得亲密友好，这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最大褒奖。意义非凡的八大成功搭建起了一个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相互沟通的广阔平台。
八大会址缘何选择政协礼堂
1956年以前，我们党开过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是新中国建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共产党的状况跟过去则大不相同了，不仅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达到1083万名之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人身份公开了，党的组织已分布到全国城乡，大批党员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成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总之，我们的党经过长期奋斗已经是一个能组织和调动全国资源的执政党了。因此很多人主张，既然开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么就应当将会议的规模计划得大一点，接待规格安排得高一点，于是选择合适的会场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早先，有人考虑到由于八大的政治含量高，议题多，任务重，会场定在怀仁堂比较好。理由是：一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名气大，叫得响，人人都向往。二是出席会议的中央主要首长，绝大多数家在中南海，离怀仁堂很近，如朱德、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陆定一等等，出门步行几分钟即可进入会场，没有赶时间的负担。三是中南海环境优越，便于交通指挥和车辆管理，同时直属中央办公厅的文秘、机要、通讯、医疗、警卫各单位，相距会场不远，彼此联系便捷，机动功能全面。四是怀仁堂曾开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即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此外，在怀仁堂还开过多次全国范围影响很大的专业会议，这些会议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这表明怀仁堂有其厚重的历史政治氛围，是适合举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然而，理由归理由，问题还是要以人数多少来决定。当到会人数最终确定下来之后，大家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另一幢大楼——政协礼堂。这座三层新建筑，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有效座位（包括临时加的）可达1500席，比怀仁堂多200席，而大小厅室更比怀仁堂多两倍，根据外国来宾、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央首长单独活动的需要，1026名正式代表、400余名列席人士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无可争议地定在政协礼堂召开。由此，这座解放后北京新建的现代化大会堂也得到了历史性的考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和
赞扬。
庄严隆重、喜气洋洋的盛会
大会自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一连开了13天，首日下午14时许，当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和应邀前来参加大会的46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登上主席台时，受到了满堂代表和列席人员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欢迎，这一场景足足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很多人将自己的手掌拍红了，拍肿了，却浑然不知，直到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的时候，才隐隐感觉疼痛。这是多么忘情的、发自内心的祝贺呀！不参与其中是决然体会不到的。
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后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话音一落，全场起立，肃然默哀。等到所有代表再次落座，毛主席便作了他有力精彩的致词。谁也没有想到，在不足3000字的演讲里，竟有30多次被热烈掌声所打断，其中长时间鼓掌达六次之多。如果说浪涛般的掌声是反映人外在的情感，那么，我在大会秘书处收到交上来的会场文件中，代表们圈圈点点最多的字句，就是内在的心情了。这里我抄录几段原文，献给读者。“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在我们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代表们用心圈出来的这些话，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对执政党的性质、任务的了解，也是对国家最高权威党中央、毛主席的敬佩与认同。难怪大会休息时间，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郭沫若等聚在一起，盛情称赞开幕词是一面高高飘扬的鲜艳红旗，毛主席是卓越旗手，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社会主义。
在经过了大会事务性工作审议程序之后，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成了热烈讨论的议题。其中邓小平讲的几处段落，主席台上的老同志们是这样解释的：新党章的核心，是执政党的地位和责任问题。具体讲，就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做怎样的党员，应当建设怎样的党。小平同志强调得好：“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了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以这样的态度和语言，明示全党，表明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历史证明，我们这样做了，共产党没有权，可以变为有权，有了权，就可以长久地巩固下去。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便进入讨论和发言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陈云、陈毅、罗瑞卿、李富春、乌兰夫、李先念、钱瑛、李维汉、刘澜涛、包尔汉等20多位首长，就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执政党的作用与责任、国家法制、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工商业制造、积累和消费，以及军事、外交、肃反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作了相当精辟的发言，听来让人耳目一新，倍感欣喜和鼓舞。中间穿插进行的还有很多地方干部、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文艺界代表的发言，例如，赵成满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的发言；肖慧纳“勤俭持家搞好职工生活”的发言；伍精华“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飞跃”的发言；刘传友“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发言；扎喜旺徐 “流散的哈萨克族已安置好了”的发言；作家赵树理“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的发言。这些以自身经历为主，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发言，更丰富了党和人民血乳交融的深厚感情。
在9月26日的大会上，代表们还热情欢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致词。当她走向讲台时，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那时，宋庆龄虽然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依旧精力充沛，光彩照人。她的致词，不断为掌声所打断。当她的致词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再次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大会休息时间，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史良、李德全五位老大姐，围着宋庆龄笑语不断地夸奖她的致词“好！好！好！好在有底气、有分量，又结合实际……”而她则是微笑地答道：“千好，万好，八大才是真正的好。没有八大，我想对着一千多人说心里话，勿晓得到哪里去说咧。”
应邀列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其中有46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在会上致词，大会上还宣读了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土耳其、葡萄牙、突尼斯、委内瑞拉、卢森堡等国共产党的贺信、贺电。
外国同志的致词，以及贺信、贺电，充分说明了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敬佩。他们的致词、贺信、贺电无不充满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情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正如毛主席说的：“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天，隆重融洽的气氛依然十分浓郁，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暂且不论，就是那些曾经一起参加革命斗争，一起脱下军装走上生产建设岗位的老同志，借由这次盛会的机缘，总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大家都为我们这一代，有这样好的党、好的领袖而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
礼品是物更是心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一经公布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兴奋之余，都在思考着要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党的崇敬和热爱。当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但还有不少心思细腻又具备条件的人更想用自己的双手，做出点什么来向大会献礼，哪怕只是一封贺信或是一面锦旗，也算一片心意。党中央是理解大家的初衷的，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不浪费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劝阻不要送礼，更不准有组织地搞献礼活动。尽管如此，至大会结束那天，依然收到了为数不少的贺信贺礼。其实早在开会之前，中央警卫局就陆续收到各地送来的贺礼，有的标明是专为八大制作的，有的没有，但有附言，甚至还有本人照片。因为数量多，所以故宫博物院于1956年6月7日致函警卫局：我院此前接收你处的国内礼品为数甚巨，原拟开辟礼品馆，现已改为国际友谊馆，因此国内礼品部分应适当安排，以免长期积压。函件由局长汪东兴报告中央办公厅后，杨尚昆主任批示：“工艺品和杂件，可选一部分在博物馆陈列。首长能用的拿回，其余的等八大后再处理”。
1956年10月27日，故宫博物院（56）第170号文记有八大收到的国内外礼品104件的具体情况。其中，国内礼品计有51件，主要来源于民主党派、地方干部、复员军人、工人、农民、民间艺人和小学学生。礼品中既有比较高档的，如江苏省无锡市民间手工艺人唐振武赠送的“象牙牌刻毛主席开幕词全文”；中共上海市委转赠上海电机厂制作的汽轮机模型和上海艺人李义达的象牙雕周总理发言小插屏；浙江省龙泉县铁器生产合作社赠“木鞘镶银花宝剑”；天津钻石工具制造厂工人赠五枚钻石试制机器零件；画家潘素赠的群峰竞秀墨笔山水画。也有比较普通的陕西省西安市积恩寺小学赠送的红缎锦旗；青海省赠送的土产岩石及蜡制工艺作品；河南省灵保县农业合作社送的玉米、棉花优质样品。在这些情深义重的礼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大会赠送的“凸雕大渡河象牙船”。他说：“我们选的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场景。这件礼品象征各民主党派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礼品的是当天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在众多赠礼中唯有它是采用一种仪式性的交接方式完成的，并且载入国家档案，永垂史册。
外国礼品有两种。一种是共产党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代表团赠送的，另一种是共产党没有取得国家政权，甚至还被本国反动统治者认为是“非法组织”赠送的。国情不同，地位不同，规格和数量自然不同，但都精彩纷呈，故宫的档案明细表里，苏联的贺礼是：彩绘列宁画片方形漆盒，彩绘毛主席像方形漆盒，彩绘莫斯科科学宫外景漆盒，俄文版《毛泽东选集》（1-4）4册，俄文版《鲁迅全集》（1-4）4册，俄文版《马克思在英国》，俄文版《列宁文集》，俄文版《世界地图》，俄文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全苏农业展览》画册，《莫斯科风景集》，《苏联第一次革命事迹》印本画册，彩印苏联博物馆单页画（1本计136页），印本单页画（20页），彩印单页画（附说明1本计61页），《世界地图》（附索引1本计97张）。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印度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相片册，嵌银铜凸花圆铜盘，花石雕半裸体女人像。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团赠的波国纸币（500元1张、1000元1张），毛线织花软帽一顶。锡兰共产党赠的木雕象嵌银制笔架，凿花小银筒和鸟兽纹银盘各一件。哥斯达黎加共产党代表团赠的报纸每份2张，“吉他”六弦琴1件。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印本单页画26张，木雕驼式台灯1件。瑞士共产党代表团赠的彩画1957年日历1件，印本漫画集1件。尼泊尔王国共产党代表团赠的铜释迦牟尼佛坐像一尊等。
周到接待尽显国家风采
为了接待列席中共八大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国家早就安排在北京西郊建造一处专供外宾居住生活的建筑区，名为“十八所”。分别由18幢独立的小洋楼组成，每栋楼房均是上下两层构造，一层多是按照会客、接待、就餐、烹饪及若干配套备用间来设计的；二层则由办公室、卧室、小型休息室和阳台等所组成，阳光充足，空气畅通。家具配备，是以实用、美观、方便的原则来布置的。楼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远不近，视觉效果好。地上满眼铺绿，鲜花朵朵。在享受现代化居室的同时，亦能体会到清新宜人的乡野气息。不少外国客人住在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安心而亲切。
为了保证好外宾的起居饮食，中央警卫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每个国家各不相同的饮食习惯，多次开会研究制定了一套内容较为详尽的参考材料，让管理人员和厨师做到心中有数。用最大的努力，广泛使用鸡、鸭、鱼、肉、新鲜蔬菜，按照正规西餐标准，精心烤、炸、煎、烩，并备充足的茅台酒、通化葡萄酒、北京五星啤酒，以满足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西德等国贵宾的需要。对蒙古、越南、朝鲜宾客就显现了典型的东南亚口味和中式菜品，瓜果蔬菜的供应量也会相应加大，酒水饮料更倾向喝茶品茗。在“十八所”工作的干部几乎都能记住每个代表团正副团长的饮食爱好和团员们一般性的饮食习惯。有时，精细到连葡萄酒的酸甜度都不得有误，甚至连法国代表团有一名团员喜欢抽板烟都心中有数。短短的十几天聚会，相隔遥远的两个主宾国家，因为这种彼此互通、交流而变得亲密友好，这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最大褒奖。意义非凡的八大成功搭建起了一个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相互沟通的广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