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故事

　　根据提供论文检索、查重以及相似性检测报告的iplagiarism数据库显示，中国“问题论文”的图片造假特征明显、范围广泛—破解下去，就跟侦探故事一样惊险刺激。
　　首先，一篇论文的图片，存在局部剪切、放大、缩小、复制、粘贴、拼接等“PS”操作。
　　比如一篇名为《Downregulation of NOB1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tumor growth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的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83657488，作者单位是吉林大学，便出现了“实验动物图片造假”的现象—其实验用的小白鼠的图像，好几只都一模一样，无论是姿势还是身体特征。
　　比如一篇名为《Extracts of Celasturs Orbiculatus Exhibit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invasive Effects on Huma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Cells》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81274141，作者单位是扬州大学，出现了“细胞图片造假”的现象—两块不同的区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组织。

　　其次，不同论文的图片，也存在着一系列“PS”操作，拔出萝卜带出泥。
　　iplagiarism的数据显示，一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SCI论文的文本，呈现出38%的重复比。作者单位为南方医科大学和海南医学院，论文题目是《Transferrin and cell-penetrating peptide dualfunctioned liposome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to glioma》。这篇文章和山东大学、章丘市人民医院的一篇论文高度相似，而且，部分图片还一样。
　　前者不仅和后者的多张图像重复，还自己原样多复制了几张。
　　后者的发表时间更早，前者不免有抄袭之嫌。不过，后者竟然又与郑州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学者合著的一篇SCI论文呈现相似，且部分图片一样。至于郑州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的这篇论文是不是还能找出“模板”，那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了。

离奇的是，这些发表时间前后距离达3年之久的数篇论文里，都有一张关于免疫印迹的核心图片，部分或完全重复，肉眼就能看出来，连动用图像篡改造假识别系统都不需要。

　　更有甚者，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缩写为BBRC）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共享”了很多张类似的图片。离奇的是，这些发表时间前后距离达3年之久的数篇论文里，都有一张关于免疫印迹的核心图片，部分或完全重复，肉眼就能看出来，连动用图像篡改造假识别系统都不需要。
　　还有一种比较“非主流”的做法，出现频率很低，但是给人以“富贵险中求”的强烈戏剧感。
　　这篇论文发表于2015年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杂志，影响因子1.787分。论文题目为《Crowd Sensing Based Burst Computing of Events Using Social Media》，第一作者名字是Xu Zheng，清华大学博士后。两年后，杂志有关人员才发现，Xu Zheng在投稿后“黑”进了编辑的账户，编辑了论文；同时还“黑”进了审稿人的账户，提交了两份审稿意见。这两份审稿意见只是把自己论文的摘要和前言抄了一遍。
　　该论文的来头也不小。它属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安部资助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当然，这篇论文也没能躲得过查重测验—重复比高达71%。同为Top2的北京大学的博士后翟天临，博士论文复制比是39.4%。

连环计

　　这些高度一致或偶尔别出心裁的“造假”方法，至少暗示了一条长长的产业化链条：国外SCI杂志出售版面；中国的学术工作者通过中介公司购买版面，或以此作为国家级资助项目的成果，或以此作为申请国家级资助项目的凭借；中国的学术工作者购买枪手公司的论文服务；SCI杂志刊登文章—皆大欢喜。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SCI杂志和中介公司、枪手公司，很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上文提到的BBRC杂志就是个例子，如果不是该杂志“推荐”购买版面的客户同时购买同一家枪手公司的“论文服务”，在3年间发表的、多个不同作者的论文，为什么使用的图片高度相似甚至一模一样？
　　同时，中介公司和枪手公司也许是同一家公司，也许不是。因为枪手只负责写论文，属于链条末端的执行团队，但是中介公司还要负责“战略”，在产业链里居于上游。
　　中介公司瞄准的是财大气粗的中国的各项国家级资助基金，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们负责帮客户量身定制“项目”，目的就是幫客户忽悠到国家的钱，一般服务收费在20万元～30万元不等，并根据申报的标的金额相应调整，省市级项目收费只有2万元～3万元。 　　服务流程是，先做方案，选好标书设计方向，根据方案做预实验（PS图片开始了），最后根据预实验结果拼凑、抄袭或杜撰出几篇论文（继续PS图片，如果客户的研究领域接近，还可以共享图片），找几家影响因子高于3分的英文SCI杂志发表。以上就绪后，立刻创作标书，申请国家经费。
　　学术造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国家级基金和项目经费，是帮助其“脱贫”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否则，就只有微薄的工资可拿。上文提到的一篇国家自然科技基金资助论文，获得的资助为78万元，那么即使扣除服务费30万元，还有48万元，再加上中介公司有“返点”，作者从国家手里赚到“50万元”并不太难。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SCI杂志和中介公司、枪手公司，很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造假的成本太过低廉，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一方面，国外SCI杂志几乎靠中国人开饭，当然睁一眼闭一眼。如果不是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放水”，很难相信這些翻转、复制的图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或发表。有数据显示，2018年9-11月，中国学者发文量排名前39位的杂志，在这三个月内总共刊发了约62508篇“中国论文”。如果按100%的比例选择缴纳版面费，则预估2019年全年中国学者需向39个杂志缴纳版面费10亿元左右。
　　一方面，中国国内对英文杂志、英文论文以及国外知名SCI杂志一向抱有崇敬心理，并没有相应的核查机制。很多国内的学术出版物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和国外学术杂志做深度绑定；而且“研究成果”归高校或研究院的行政人员统计，隔行如隔山，行政人员并没有能力和资质审核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的英文论文。
　　其实，嘲笑学术丑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仅有嘲笑，挽回不了整个国家的惨重损失。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一切实践的基础，如果中国的学者沉迷于“操作”国家级基金和项目，如果中国的学术出版物被国外出版商牢牢掌握，如果中国的学术论文只能复制粘贴，那么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纳税人的巨额血汗钱，还有科学和技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更值得深思的是，国家级基金和资助项目，它的规章制度、项目评审，要能真正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进步，不能成为了一些人牟利的温床。
　　以发文件、喊口号、事后紧急调查的方式来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却不指向这一“连环计”背后的产业链条，恐怕将孕育出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丑闻”。

最新消息

　　11月2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2019年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的新举措，已经包括：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强调知识产权归中方所有，第一单位署名为国外单位的论文不能作为代表性论文等。
　　2020年度科技奖励改革的重点任务保包括：坚决遏制“SCI至上”的老难题，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规定“他引总次数”应明确检索机构使用的数据库；修订出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异议处理办法》，探索区别纪律类和学术类分类调查处理的程序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相关主体在调查处理中的权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