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绿色政党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先在欧洲西方工业化国家诞生并迅速扩展开来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英国和德国是绿党的先驱国家，但其绿党的发展过程与成果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本文在概述英、德两国绿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其政治绩效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展示新型政党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并尝试对绿党发展的制度限制因素做出解释。
关键词：绿党；政治绩效；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15-04
绿党现象作为一种基于全新政治价值观的新型政党形态，对传统政党制度、甚至传统政治的各方面提出了挑战。英国和德国作为绿色政治运动的先驱国家，都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绿党。这两国有着十分接近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其绿党的发展过程与成果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在概述英、德两国绿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两国绿党的政治绩效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展示新型政党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并尝试对绿党发展的制度限制因素做出解释。
一、英、德两国绿党政治绩效差异描述
（一）两国绿党的生命周期
1.英国绿党：尚未突破代表权门槛
摩根斯·彼得森在研究北欧小党时最先提出“政党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小政党从建立到消失的生命周期中需要跨越以下四道门槛：（1）宣布门槛：一个团体宣布组成政党参加选举；（2）准许门槛：一个政党为了参加选举而必须满足的法律规范要求；（3）代表权门槛：一个政党为了获得全国性议会议席而必须突破的界限，其中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党是否能否通过；（4）相关性门槛；即小政党（尤其是作为全国执政联盟伙伴）对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1]。
根据这一划分，英国绿党的宣布门槛和准许门槛于1973年人民党建立时通过，但至今还未通过代表权门槛，在历次国家大选中，最高得票率仅有1%（如表1所示）。
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党能否通过代表权门槛。为考察选举制度是否导致英国绿党进入全国议会困难，接着对英国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
表2显示，英国绿党已于1999年突破了进入欧洲议会的代表性门槛。正是在这一年欧洲议会选举方式由绝对多数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英国绿党仅以6.3%的得票率就获得了2个欧洲议会议席。虽然英国绿党在1998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是历届最高，却未能在当年获得任何议席。
2.德国绿党：从反对党到执政党
德国绿党的宣布门槛和准许门槛均在1980年通过。在3年后的1983年联邦大选中，德国绿党又突破了代表权门槛。在15年后的1998年联邦大选中，又突破了相关性门槛，成为联盟执政党。德国绿党自首次参加联邦议会选举以来，除在1990年遭遇选举失败外，其余年份一致保持显著的增长趋势，有着较高并且稳定的选举结果和强大的议会实力（如表3所示）。
进一步统计了德国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发现其得票率一直在增长，这与其在国家层面上的曲折式增长不同。同时这种增长趋势并不受德国绿党是否执政的影响，这是与国家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如表4所示）。
（二）两国绿党的政治绩效
上述两国绿党在国际和欧洲层面上的参选情况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二者政党发展的基础。为了获得各国绿党政党发展的可比较性，本文采用德国吕内保大学政治学教授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在研究欧洲执政绿党时所采用的政治绩效指标[1](导论部分)，分析1979-2009年间英、德两国绿党政党发展的政治绩效（如表5所示）。
从政治绩效的跨国比较角度看，德国绿党的选举绩效和议会绩效均大幅高于英国绿党。这显示了德国绿党相对较高并且稳定的选举结果与强大的议会实力。从政治绩效的内部结构比较角度看，无论是在国家还是欧洲层面，两国绿党的选举绩效都高于议会绩效。而德国绿党在这两项指标（平均得票率和平均代表权）上的差异要小于英国绿党。再从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考察两党的政治绩效，发现后者无论在选举绩效还是议会绩效方面都高于前者，即两国绿党在欧盟层面拥有相对国家层面更高的政治绩效。
总的来说，可以将德国绿党的特点归纳为“强大政治绩效型绿党”，而英国绿党则属于“虚弱政治绩效型政党”。
二、英德两国绿党政治绩效差异解释
（一）民主政体类型差异：多数模式与合意模式的划分维度
依据Lijphart提出的划分民主政体多数模式与合意模式的八个维度，我们可以把现实中的民主政体视为以这两种模式为两极的色谱，英国在色谱的左端，德国则在色谱的中间偏右（如表6所示）。
在以上8个维度中，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是对新兴小党发展最为直接的塑造因素。
1.英、德两国绿党所处的政党格局
英国是一个典范式的两党制国家，传统严格的两党制从未被打破过。虽然自由党在议会中所占议席的比例基本处于增长趋势，作为在野党的议席占有率与执政党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2005年选举中，在野的自由党获得了多于1/5的议席，已经十分接近执政保守党的弱1/3议席占有比例，但第三党及其他小党仍然无法突破现有的两党轮流执政格局（如表7所示）。
德国绿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所处的政党格局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和以“基民盟”—“基社盟”为主体的二元三角均势。虽然三方力量不相等，但是相互牵制达到一种均衡。德国绿党于1983年进入联邦议会后，逐渐取代了自由民主党的地位而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最终获得了执政权（如表8所示）。
比较发现，虽然同属两大党派或党派联盟轮流执政，但英国严格的两党更替执政惯例没有给任何第三党或小党留下执掌政权的可能性。由于德国的政党格局事实上是一种准两党制，这种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形式既起到的分散议席、相互牵制的作用，也促成了更多可能的联盟组合。这就相对英国而言提高了小党在议会中的重要性及影响性，从而有利于绿党的政策主张的推行。 2.英、德两国的议会选举制度
英国实行的是单选区的简单多数制。德国则实行单选区的简单多数制和复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一般认为，多数代表制的选举的制度很不利于小党的发展。如表7所示，在1983年的议会大选中，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选票绝对数量有所减少。保守党以44%的全国选票取得了议会61%的席位，而赢得全国选票26%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只有4%的席位。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小党极其难以在议会拥有立足之地。除非在国家层面上推行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目前英国绿党很难突破代表权门槛；这是其政党发展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总的来说，德国的准两党制和混合选举制在Lijphart政治模式色谱上的中间偏右为位置，这种制度既具有保持政治稳定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吸纳小党的效果，从而为绿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限制。而英国的小选区选举模式则在绿党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就设置了障碍，导致了英国绿党政党发展的虚弱环境，使之只能长期处于运动党的角色地位。
（二）团体互动模式差异：环境政治的三个维度
从全球范围观察，环境政治参与包含了环境团体参与、环境政策参与以及环境政党参与三个维度。在环境团体参与层面上，考察绿党与环境运动团体的互动；在环境政策参与和政党参与层面上，考察绿党作为抗议党或反对党，就国家或地区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与执政党的互动。
1.两国绿党与环境团体的互动
绿党是社会环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许多绿党的前身即是环境团体。随着绿党从社会团体中获得独立的政党地位，绿党也努力建立一种与社会团体的互动网络，以扩大它们的政治影响并推进其政治议程。
德国绿党的前身是环境运动团体的联盟，随着德国绿党政治组织及活动能力的逐渐增强，其所代表的环境团体利益表达也逐渐增加。各类环境团体作为非党员加入到绿党的各种活动中，绿党还组建了大量政策研究小组，借以吸收来自环境团体和议会党团以外的专家意见。1982年黑森州竞选中，市民运动团体主动去接近绿党，对竞选运动提供援助。他们认识到，只有绿党才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他们的观点。此外，各种绿色运动团体还协助、承担了绿党的议会院外游说工作[3]。
与德国绿党相比，英国绿党由于始终未能突破代表权的政党门槛，缺乏聚合各类环境团体的政治能力，人们更多地转向环境利益集团而非绿党来维护自身权益。英国绿党从一开始，就试图说服不同的环境团体，将绿党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于是绿党不得不与环境团体在同一领域展开相互竞争。
总体来看，英、德两国绿党在与本国环境团体的互动模式，体现了“相互合作”和“彼此竞争”两种截然不同的差异。由于德国绿党较早地进入议会并获得执政权，绿党参与同本国环境团体参与能够在不同层面展开，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合作的网络。由于英国绿党长期处于代表权门槛之外，这种运动党的角色本身就导致了它与本国环境团体在同一层面的竞争关系，结果是绿色力量的进一步分散化，从而导致了低水平选举绩效，进一步限制其在突破代表权门槛的问题上不断地恶性循环。
2.两国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
绿党作为抗议党或反对党，在与执政党竞争时的优势体现为其环境议题党的特殊角色。执政党面对环境问题的恶化和公众环境运动的活跃，不得不在环境政策方面有所回应。当其回应不力时，绿党就具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当经济等其它选民更关心的议题在特殊的时机出现时，环境议题很可能就会阶段性的丧失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撒切尔夫人首相“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下，英国的经济增长伴随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恶化。对此曾针对环境问题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并付诸实施。在接下来的工党执政期间也提出第三条道路进行改革。可以说执政党与绿党是在环境议题上同时向公众和选民提供相互竞争的公共服务。而在德国，虽然绿党也面临着这种竞争，但由于红绿联盟的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步演变成在各种公共政策提供方面的合作模式。而且随着红绿联盟的建立和绿党内部的现实主义调整，绿党与联盟执政党已经建立起了不仅限于环境议题的广泛合作。
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永远无法避免，但却可以依据具体的政策议题获得缓和。在英国，两党关系的竞争模式，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政党，透过主动“绿化”自身，以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现象，以维护两党轮替的“执政党中心主义”。而在德国，联盟关系是两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因而呈现出绿党自身的“去绿化”和联盟党的“绿化”这一互相靠拢的“中心化趋势”。
英、德两国绿党绩效的差异提醒我们关注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性。德国绿党在经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经转变成一个职业化的、与传统型政党最为接近的绿党。现实主义的绿色思想告诉他们妥协即是一种前进，只有建立多维度的广泛合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环境问题。其他政党倘若真能够被“绿化”，不管是出于环境工具主义的，还是出于环境价值观的，都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绿党的成功。
三、结论
绿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究竟对传统政党制度和传统政治带来哪些挑战？绿党自身的发展又受到那些制度因素的限制？绿党又是如何回应的？这些都在本文有所论及。本文认为，现阶段的绿党政治还不能对传统政治带来实质性的挑战，相反地，传统制度却塑造着绿党的发展路径。如果说政党体制和议会选举制度是正式制度对绿党的限制与塑造，绿党本身对于这类制度也呈现更多的被动接受，那么基于团体互动模式的差异则说明了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性。
绿党作为新型政党，在被动接受既有正式制度塑造的同时，也在主动调整自身。本文认为这种妥协是必要的。这是政党在政府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中，通向高层次政策参与政策制定的必经之路。绿党只有建立多维度且广泛的政治联盟与合作，才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多的政治决策参与的机会，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政党制度的局限，真正走向政党发展的实际操作之路。
参考文献：
[1]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谷特克.欧洲执政绿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
[2]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M].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4.
[3]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10-319.
责任编辑：罗振建
关键词：绿党；政治绩效；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15-04
绿党现象作为一种基于全新政治价值观的新型政党形态，对传统政党制度、甚至传统政治的各方面提出了挑战。英国和德国作为绿色政治运动的先驱国家，都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绿党。这两国有着十分接近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其绿党的发展过程与成果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在概述英、德两国绿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两国绿党的政治绩效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展示新型政党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并尝试对绿党发展的制度限制因素做出解释。
一、英、德两国绿党政治绩效差异描述
（一）两国绿党的生命周期
1.英国绿党：尚未突破代表权门槛
摩根斯·彼得森在研究北欧小党时最先提出“政党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小政党从建立到消失的生命周期中需要跨越以下四道门槛：（1）宣布门槛：一个团体宣布组成政党参加选举；（2）准许门槛：一个政党为了参加选举而必须满足的法律规范要求；（3）代表权门槛：一个政党为了获得全国性议会议席而必须突破的界限，其中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党是否能否通过；（4）相关性门槛；即小政党（尤其是作为全国执政联盟伙伴）对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1]。
根据这一划分，英国绿党的宣布门槛和准许门槛于1973年人民党建立时通过，但至今还未通过代表权门槛，在历次国家大选中，最高得票率仅有1%（如表1所示）。
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党能否通过代表权门槛。为考察选举制度是否导致英国绿党进入全国议会困难，接着对英国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
表2显示，英国绿党已于1999年突破了进入欧洲议会的代表性门槛。正是在这一年欧洲议会选举方式由绝对多数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英国绿党仅以6.3%的得票率就获得了2个欧洲议会议席。虽然英国绿党在1998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是历届最高，却未能在当年获得任何议席。
2.德国绿党：从反对党到执政党
德国绿党的宣布门槛和准许门槛均在1980年通过。在3年后的1983年联邦大选中，德国绿党又突破了代表权门槛。在15年后的1998年联邦大选中，又突破了相关性门槛，成为联盟执政党。德国绿党自首次参加联邦议会选举以来，除在1990年遭遇选举失败外，其余年份一致保持显著的增长趋势，有着较高并且稳定的选举结果和强大的议会实力（如表3所示）。
进一步统计了德国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发现其得票率一直在增长，这与其在国家层面上的曲折式增长不同。同时这种增长趋势并不受德国绿党是否执政的影响，这是与国家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如表4所示）。
（二）两国绿党的政治绩效
上述两国绿党在国际和欧洲层面上的参选情况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二者政党发展的基础。为了获得各国绿党政党发展的可比较性，本文采用德国吕内保大学政治学教授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在研究欧洲执政绿党时所采用的政治绩效指标[1](导论部分)，分析1979-2009年间英、德两国绿党政党发展的政治绩效（如表5所示）。
从政治绩效的跨国比较角度看，德国绿党的选举绩效和议会绩效均大幅高于英国绿党。这显示了德国绿党相对较高并且稳定的选举结果与强大的议会实力。从政治绩效的内部结构比较角度看，无论是在国家还是欧洲层面，两国绿党的选举绩效都高于议会绩效。而德国绿党在这两项指标（平均得票率和平均代表权）上的差异要小于英国绿党。再从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考察两党的政治绩效，发现后者无论在选举绩效还是议会绩效方面都高于前者，即两国绿党在欧盟层面拥有相对国家层面更高的政治绩效。
总的来说，可以将德国绿党的特点归纳为“强大政治绩效型绿党”，而英国绿党则属于“虚弱政治绩效型政党”。
二、英德两国绿党政治绩效差异解释
（一）民主政体类型差异：多数模式与合意模式的划分维度
依据Lijphart提出的划分民主政体多数模式与合意模式的八个维度，我们可以把现实中的民主政体视为以这两种模式为两极的色谱，英国在色谱的左端，德国则在色谱的中间偏右（如表6所示）。
在以上8个维度中，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是对新兴小党发展最为直接的塑造因素。
1.英、德两国绿党所处的政党格局
英国是一个典范式的两党制国家，传统严格的两党制从未被打破过。虽然自由党在议会中所占议席的比例基本处于增长趋势，作为在野党的议席占有率与执政党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2005年选举中，在野的自由党获得了多于1/5的议席，已经十分接近执政保守党的弱1/3议席占有比例，但第三党及其他小党仍然无法突破现有的两党轮流执政格局（如表7所示）。
德国绿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所处的政党格局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和以“基民盟”—“基社盟”为主体的二元三角均势。虽然三方力量不相等，但是相互牵制达到一种均衡。德国绿党于1983年进入联邦议会后，逐渐取代了自由民主党的地位而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最终获得了执政权（如表8所示）。
比较发现，虽然同属两大党派或党派联盟轮流执政，但英国严格的两党更替执政惯例没有给任何第三党或小党留下执掌政权的可能性。由于德国的政党格局事实上是一种准两党制，这种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形式既起到的分散议席、相互牵制的作用，也促成了更多可能的联盟组合。这就相对英国而言提高了小党在议会中的重要性及影响性，从而有利于绿党的政策主张的推行。 2.英、德两国的议会选举制度
英国实行的是单选区的简单多数制。德国则实行单选区的简单多数制和复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一般认为，多数代表制的选举的制度很不利于小党的发展。如表7所示，在1983年的议会大选中，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选票绝对数量有所减少。保守党以44%的全国选票取得了议会61%的席位，而赢得全国选票26%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只有4%的席位。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小党极其难以在议会拥有立足之地。除非在国家层面上推行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目前英国绿党很难突破代表权门槛；这是其政党发展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总的来说，德国的准两党制和混合选举制在Lijphart政治模式色谱上的中间偏右为位置，这种制度既具有保持政治稳定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吸纳小党的效果，从而为绿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限制。而英国的小选区选举模式则在绿党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就设置了障碍，导致了英国绿党政党发展的虚弱环境，使之只能长期处于运动党的角色地位。
（二）团体互动模式差异：环境政治的三个维度
从全球范围观察，环境政治参与包含了环境团体参与、环境政策参与以及环境政党参与三个维度。在环境团体参与层面上，考察绿党与环境运动团体的互动；在环境政策参与和政党参与层面上，考察绿党作为抗议党或反对党，就国家或地区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与执政党的互动。
1.两国绿党与环境团体的互动
绿党是社会环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许多绿党的前身即是环境团体。随着绿党从社会团体中获得独立的政党地位，绿党也努力建立一种与社会团体的互动网络，以扩大它们的政治影响并推进其政治议程。
德国绿党的前身是环境运动团体的联盟，随着德国绿党政治组织及活动能力的逐渐增强，其所代表的环境团体利益表达也逐渐增加。各类环境团体作为非党员加入到绿党的各种活动中，绿党还组建了大量政策研究小组，借以吸收来自环境团体和议会党团以外的专家意见。1982年黑森州竞选中，市民运动团体主动去接近绿党，对竞选运动提供援助。他们认识到，只有绿党才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他们的观点。此外，各种绿色运动团体还协助、承担了绿党的议会院外游说工作[3]。
与德国绿党相比，英国绿党由于始终未能突破代表权的政党门槛，缺乏聚合各类环境团体的政治能力，人们更多地转向环境利益集团而非绿党来维护自身权益。英国绿党从一开始，就试图说服不同的环境团体，将绿党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于是绿党不得不与环境团体在同一领域展开相互竞争。
总体来看，英、德两国绿党在与本国环境团体的互动模式，体现了“相互合作”和“彼此竞争”两种截然不同的差异。由于德国绿党较早地进入议会并获得执政权，绿党参与同本国环境团体参与能够在不同层面展开，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合作的网络。由于英国绿党长期处于代表权门槛之外，这种运动党的角色本身就导致了它与本国环境团体在同一层面的竞争关系，结果是绿色力量的进一步分散化，从而导致了低水平选举绩效，进一步限制其在突破代表权门槛的问题上不断地恶性循环。
2.两国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
绿党作为抗议党或反对党，在与执政党竞争时的优势体现为其环境议题党的特殊角色。执政党面对环境问题的恶化和公众环境运动的活跃，不得不在环境政策方面有所回应。当其回应不力时，绿党就具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当经济等其它选民更关心的议题在特殊的时机出现时，环境议题很可能就会阶段性的丧失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撒切尔夫人首相“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下，英国的经济增长伴随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恶化。对此曾针对环境问题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并付诸实施。在接下来的工党执政期间也提出第三条道路进行改革。可以说执政党与绿党是在环境议题上同时向公众和选民提供相互竞争的公共服务。而在德国，虽然绿党也面临着这种竞争，但由于红绿联盟的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步演变成在各种公共政策提供方面的合作模式。而且随着红绿联盟的建立和绿党内部的现实主义调整，绿党与联盟执政党已经建立起了不仅限于环境议题的广泛合作。
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永远无法避免，但却可以依据具体的政策议题获得缓和。在英国，两党关系的竞争模式，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政党，透过主动“绿化”自身，以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现象，以维护两党轮替的“执政党中心主义”。而在德国，联盟关系是两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因而呈现出绿党自身的“去绿化”和联盟党的“绿化”这一互相靠拢的“中心化趋势”。
英、德两国绿党绩效的差异提醒我们关注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性。德国绿党在经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经转变成一个职业化的、与传统型政党最为接近的绿党。现实主义的绿色思想告诉他们妥协即是一种前进，只有建立多维度的广泛合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环境问题。其他政党倘若真能够被“绿化”，不管是出于环境工具主义的，还是出于环境价值观的，都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绿党的成功。
三、结论
绿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究竟对传统政党制度和传统政治带来哪些挑战？绿党自身的发展又受到那些制度因素的限制？绿党又是如何回应的？这些都在本文有所论及。本文认为，现阶段的绿党政治还不能对传统政治带来实质性的挑战，相反地，传统制度却塑造着绿党的发展路径。如果说政党体制和议会选举制度是正式制度对绿党的限制与塑造，绿党本身对于这类制度也呈现更多的被动接受，那么基于团体互动模式的差异则说明了绿党自身变革的重要性。
绿党作为新型政党，在被动接受既有正式制度塑造的同时，也在主动调整自身。本文认为这种妥协是必要的。这是政党在政府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中，通向高层次政策参与政策制定的必经之路。绿党只有建立多维度且广泛的政治联盟与合作，才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多的政治决策参与的机会，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政党制度的局限，真正走向政党发展的实际操作之路。
参考文献：
[1]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谷特克.欧洲执政绿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
[2]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M].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4.
[3]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10-319.
责任编辑：罗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