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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自北魏之后又出现在北方的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四位辽朝前期的皇帝，在位几十年间，成为辽朝的政权建立和疆域稳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民族思想直接关系着大辽政权的存亡。
【关键词】 辽朝前期;契丹;汉族;民族思想;共治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2-0062-03
辽朝，作为我国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于唐末，既没有和北魏一样，选择彻底汉化，也摆脱了“胡虏无百年运”的命数。从一个小小的部落联盟，到统一整个北方草原，甚至发展到长城以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与北宋对峙百年，究其原因，其前期的民族思想十分关键，以此才奠定了大辽王朝。
一、辽朝前期的时代背景
契丹族之肇兴以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五代十国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为里程碑，标志性时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继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太祖通过利用和改造契丹旧俗，冲破了契丹部族社会框架的束缚，实现了“变家为国”，916年，契丹国正式建立，但仅局限今辽河上游一带。太祖及其继任者，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疆域终于“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整个北方草原都被囊入其中，并一度侵犯中原腹地，虽未能站稳脚跟，但燕云十六州却牢牢掌控在手中。这其中固然有中原混战割据，无暇顾及塞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此一时期的辽朝统治者对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北迁汉人的态度，才决定了由契丹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来实现北方的统一。
二、前期各皇帝的主要民族思想
（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攘外与安内（916-926年在位）
在契丹部落联盟走向早期国家政权组织的过程中，太祖的作用无可替代。太祖时期，契丹不是直接入主中原，而是先拿周边的部族“开刀”，首当其冲的就是契丹西部的库莫奚人，他们与契丹一样，皆出自北狄之东胡之鲜卑之宇文部，和契丹同种同源，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太祖征服奚族后，将其视为契丹人，亦可谓奚族人“契丹化”，借此壮大人口，增强本民族的实力，以便继续向外的征服，也加快了脱离部落联盟的步伐。但仅限于对待奚族如此。
太祖在对外征服中，依然带有原始野蛮色彩，常常以强大武力作为依靠，不断劫掠鞑靼、室韦、女真等少数民族诸部，并且直接灭亡了封建文明远远高于自身的渤海国，多次南下劫掠中原，并不是为了有效统治，而是为了牲畜、财物甚至俘虏。当然，中原藩镇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先是李克用多次击退太祖，再是刘仁恭也对其进行报复性劫掠，汉族和契丹族之间相互伤害、关系惡劣。总之，太祖时期，契丹和以前的北方少数民族一样，其思想就是“利己抢他”，带有浓厚的游牧特征。
（二）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初步采用汉族管理模式（926-947年在位）
在提到太宗之前，不得不提到一位女政治家—— “断腕太后”述律平。她是太祖的妻子。在日常攻伐战争中，每当丈夫出征在外，她就稳坐中军帐、负责看护大本营，甚至直接披挂上阵。她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带有浓厚民族意识和传统守旧的契丹观念。阿保机生前虽已经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但是述律平依着北方民族“幼子守家”的观念，极力想立幼子耶律李胡为帝，再加上耶律倍向往汉化，是一位比汉儒还要儒化的国王，契丹旧贵族难以接受，但是幼子耶律李胡不成气候，难承大统，故最终选择了能征善战的次子耶律德光当国。由此可知，此时契丹国内部契丹族一家独大的局面十分显著，其民族思想带有极端的狭隘性。
太宗当政初期，出于稳固自身权力的需要，不得不向契丹贵族妥协，维护旧有的秩序，但是随着地位的稳固，太宗的民族思想也开始慢慢发生转变，执意南下中原，就是明显的转折。太祖虽然也重用过一些北迁汉儒，但那更多是个人的喜恶，太宗则直接将其上升为制度层面，“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汉族士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肯定，继而还成为“儿皇帝”后晋石敬瑭的“父皇帝”，俨然将中原汉族百姓当作自己的子民，到得最后直接入主中原，在开封称帝，改国号为“辽”，这一切完全以中原王朝礼仪进行，虽最后未能站稳脚跟，但是足见太宗对于汉族的态度，不再仅仅是掠夺财物和人口，而是对其进行实际有效的治理。景宗、圣宗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也是太宗打下的基础，而科举选拔出来的仕人，也为契丹国及其官僚系统所用。此举打破了契丹贵族对官员的垄断，虽然此时汉人地位远远不能和契丹族地位相比，对汉官的政策也是谨慎使用，严密控制，汉官只有参谋权而无决策权。但是汉人士绅毕竟走入了官场。可惜，太宗因为军事上失利而北归，便暴毙于途中。
（三）辽世宗耶律阮时期：因“契丹—汉族”共治而被谋杀（947-951年在位）
公元947年，世宗在从大梁（今开封）北撤中即位于太宗灵柩前，同时，辽朝几乎将整个后晋官僚统治阶级的官员搬家似的带到了辽都，也正因为此，辽朝政权的统治体系全面形成，完整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行。比起太宗的小心翼翼，不断以中原之利诱惑契丹贵族，准许汉族士绅参与政权不同，世宗的步子更大，直接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也为世宗带来了杀身之祸。
世宗并非太宗的儿子，而是太祖长子耶律倍的儿子，太宗喜欢这个侄子，故将其常带在身边，其军中威望仅次于太宗，可是当时的皇太弟是太宗三弟耶律李胡。因此也就在辽朝内部形成了以耶律倍、耶律阮甚至包括太宗耶律德光在内的中原世袭势力，与述律氏、耶律李胡所代表的契丹民族兄终弟及习惯的激烈碰撞。这表面上是文化和继承权冲突，其背后就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最高统治集团关于自身所要才采纳的民族思想的碰撞。世宗在得到耶律屋质的支持后，成功巩固了皇位，也使得辽朝由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走向了成熟，一个真正意义的封建王朝得以建立，境内的汉族士绅也逐渐认可了辽朝统治，可惜在这么一副大有作为的蓝图背后，隐藏着杀机，世宗在躲过了无数次暗算后，却倒在了一位普通藩王的剑下，由其可知，大辽王朝虽然建立，但守旧势力却无时无刻不想着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惜弑君，而表现在明面上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民族思想。 （四）辽穆宗耶律璟时期：危机四伏，反对势力却也消失（951-969年在位）
辽世宗被杀之后，耶律屋质拥立太宗长子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穆宗好杀成性，不论周围的忠臣，还是敌对势力，几乎都被其屠戮殆尽，仅一人除外，那就是耶律屋质。所以穆宗时期，虽因自己的杀戮而使得辽朝危机四伏，但是这位汉化儒士耶律屋质却得到重用，很好地执行了世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一整套国家机器依旧运转，同时，也正是穆宗的大开杀戒，使得守旧势力实力大減，新旧势力此消彼长，在危机中也逐渐形成权力的真空，汉化贵族和汉族士绅集团势力逐渐上升，也为后来辽景宗、辽兴宗的“中兴”减少了阻力。
穆宗是位过渡性质的皇帝，好酒成性，本身也谈不上什么民族思想，但是他在位时期，实际上扫除了契丹贵族的守旧势力，使得国家机器得以按照太宗设定的南北面官制那样有效运转，等于是倾向于“契丹-汉族”共治的民族思想。
纵观辽朝前期的四位皇帝（包括改国号之前的太祖），“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是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太祖对汉人尚且野蛮，却也因个人原因重用过汉儒，如韩匡嗣，采用过不少中原王朝政策;从太宗开始，汉族士绅便从制度层面上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到得世宗时期，以南北面官制为代表的整套国家机器日趋成熟，就是“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指导下最好的证明;穆宗生性残忍，致使辽朝危机四伏，但也因扫除了许多旧势力，使得汉族士绅有更多机会进入权力的中心，实际效果上是符合“契丹-汉族”共治这一民族思想的。
三、辽前期民族思想的评价
（一）积极评价
从太祖到穆宗，历经四个皇帝，其民族思想主要就是契丹族与汉族关系的思想。虽然太祖尚属于北方民族的劫掠习惯，但从太宗之后，则对汉族更多是一种拉拢，最终使得“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成为辽朝前期的主导思想，并在后来也为继承者所接受。
但辽朝统治者在对汉族拉拢时，并没有和鲜卑拓跋氏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生产、生活习惯，单纯的选择全面“汉化”。依照“青牛白马”的传说，辽朝是奇首可汗与其可敦共同创建，是皇族和后族共有的。“耶律”皇族和“萧氏”后族，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即使在“契丹-汉族”共治思想下的南北面官制，也是“游牧-农耕”二元行政体制，并非单一的汉化，也正是此种思想和制度下，契丹族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进而创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辽文化”。而“契丹-汉族”共同治理下的“游牧-农耕”二元行政体制，也被视为最早的“一国两制”，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参考价值。
（二）消极评价
从本质上而言，辽朝即使在“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下运转整个国家机器，也改变不了其剥削的本质，其笼络的也仅仅是汉族士绅，更多地汉族老百姓依旧遭受着压迫，而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在此种斗争中，政变、兵变不断，甚至达到了弑君的地步，而这种内斗，白白消耗了辽朝的国力。
辽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统治民族是契丹族，而人口占最多的民族是汉族，除此之外，仍有许多的民族也在其境内，如女真、鞑靼、党项等，他们中除了奚族被契丹“视同己出”外，其他民族并未被列为平等地位，而由此招致的叛乱依旧不断，如因党项而交恶于西夏，甚至被抵制压迫的女真所灭亡。因此，“契丹-汉族”共治思想，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思想，它并未包括辽国境内所有的民族。
宣传的思想和具体的实施差别颇大。“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相对应的“南北面官制”，理论上契丹族与汉族是平等的。但是实际运行中，契丹贵族依旧高于汉族士绅，尤其是军权方面，都由契丹贵族掌握，可见“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更多是契丹贵族为了维持庞大帝国，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淡化国内人口最多的汉族的反抗。在阶级社会，不论哪个民族取得统治权，都会以本民族成员为主，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这既是其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意愿，也是贵族集团乃至平民百姓的要求，“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没能摆脱这一局限。另外，辽朝前期的汉官主要是归降者、被掳掠和扣留者、宗室贵胄、中原地方大族等，汉族平民士绅并未参与其中，到辽朝中期的开科取士，才逐渐改变这一现象，但依旧和契丹贵族存在差距。
参考文献：
[1]郑毅.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
[2]李强.大辽帝国：阿保机的耶律家族[M].北京：中国铁路出版社，2018.
[3]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宋丹，曹喜顺.辽朝汉族官员政治地位变迁分析[J].学术探究，2011，（4）.
[5]蒋金玲.论辽代汉官的政治地位[J].宋史研究论丛，第22辑.
[6]杨军.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J].历史研究（专题研究），2012，（3）.
[7]孙国军，康建国.“青牛白马”传说所反映的契丹历史[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8）.
[8]刘树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辽朝北、南面官制述评[J].理论导刊（文史纵横），2005，（9）.
[9]何天明.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1997.
[10]齐伟，庞佳.再论辽代汉官集团的形成[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1.
作者简介：
杨鹏，男，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关键词】 辽朝前期;契丹;汉族;民族思想;共治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2-0062-03
辽朝，作为我国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于唐末，既没有和北魏一样，选择彻底汉化，也摆脱了“胡虏无百年运”的命数。从一个小小的部落联盟，到统一整个北方草原，甚至发展到长城以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与北宋对峙百年，究其原因，其前期的民族思想十分关键，以此才奠定了大辽王朝。
一、辽朝前期的时代背景
契丹族之肇兴以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五代十国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为里程碑，标志性时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继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太祖通过利用和改造契丹旧俗，冲破了契丹部族社会框架的束缚，实现了“变家为国”，916年，契丹国正式建立，但仅局限今辽河上游一带。太祖及其继任者，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疆域终于“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整个北方草原都被囊入其中，并一度侵犯中原腹地，虽未能站稳脚跟，但燕云十六州却牢牢掌控在手中。这其中固然有中原混战割据，无暇顾及塞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此一时期的辽朝统治者对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北迁汉人的态度，才决定了由契丹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来实现北方的统一。
二、前期各皇帝的主要民族思想
（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攘外与安内（916-926年在位）
在契丹部落联盟走向早期国家政权组织的过程中，太祖的作用无可替代。太祖时期，契丹不是直接入主中原，而是先拿周边的部族“开刀”，首当其冲的就是契丹西部的库莫奚人，他们与契丹一样，皆出自北狄之东胡之鲜卑之宇文部，和契丹同种同源，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太祖征服奚族后，将其视为契丹人，亦可谓奚族人“契丹化”，借此壮大人口，增强本民族的实力，以便继续向外的征服，也加快了脱离部落联盟的步伐。但仅限于对待奚族如此。
太祖在对外征服中，依然带有原始野蛮色彩，常常以强大武力作为依靠，不断劫掠鞑靼、室韦、女真等少数民族诸部，并且直接灭亡了封建文明远远高于自身的渤海国，多次南下劫掠中原，并不是为了有效统治，而是为了牲畜、财物甚至俘虏。当然，中原藩镇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先是李克用多次击退太祖，再是刘仁恭也对其进行报复性劫掠，汉族和契丹族之间相互伤害、关系惡劣。总之，太祖时期，契丹和以前的北方少数民族一样，其思想就是“利己抢他”，带有浓厚的游牧特征。
（二）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初步采用汉族管理模式（926-947年在位）
在提到太宗之前，不得不提到一位女政治家—— “断腕太后”述律平。她是太祖的妻子。在日常攻伐战争中，每当丈夫出征在外，她就稳坐中军帐、负责看护大本营，甚至直接披挂上阵。她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带有浓厚民族意识和传统守旧的契丹观念。阿保机生前虽已经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但是述律平依着北方民族“幼子守家”的观念，极力想立幼子耶律李胡为帝，再加上耶律倍向往汉化，是一位比汉儒还要儒化的国王，契丹旧贵族难以接受，但是幼子耶律李胡不成气候，难承大统，故最终选择了能征善战的次子耶律德光当国。由此可知，此时契丹国内部契丹族一家独大的局面十分显著，其民族思想带有极端的狭隘性。
太宗当政初期，出于稳固自身权力的需要，不得不向契丹贵族妥协，维护旧有的秩序，但是随着地位的稳固，太宗的民族思想也开始慢慢发生转变，执意南下中原，就是明显的转折。太祖虽然也重用过一些北迁汉儒，但那更多是个人的喜恶，太宗则直接将其上升为制度层面，“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汉族士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肯定，继而还成为“儿皇帝”后晋石敬瑭的“父皇帝”，俨然将中原汉族百姓当作自己的子民，到得最后直接入主中原，在开封称帝，改国号为“辽”，这一切完全以中原王朝礼仪进行，虽最后未能站稳脚跟，但是足见太宗对于汉族的态度，不再仅仅是掠夺财物和人口，而是对其进行实际有效的治理。景宗、圣宗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也是太宗打下的基础，而科举选拔出来的仕人，也为契丹国及其官僚系统所用。此举打破了契丹贵族对官员的垄断，虽然此时汉人地位远远不能和契丹族地位相比，对汉官的政策也是谨慎使用，严密控制，汉官只有参谋权而无决策权。但是汉人士绅毕竟走入了官场。可惜，太宗因为军事上失利而北归，便暴毙于途中。
（三）辽世宗耶律阮时期：因“契丹—汉族”共治而被谋杀（947-951年在位）
公元947年，世宗在从大梁（今开封）北撤中即位于太宗灵柩前，同时，辽朝几乎将整个后晋官僚统治阶级的官员搬家似的带到了辽都，也正因为此，辽朝政权的统治体系全面形成，完整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行。比起太宗的小心翼翼，不断以中原之利诱惑契丹贵族，准许汉族士绅参与政权不同，世宗的步子更大，直接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也为世宗带来了杀身之祸。
世宗并非太宗的儿子，而是太祖长子耶律倍的儿子，太宗喜欢这个侄子，故将其常带在身边，其军中威望仅次于太宗，可是当时的皇太弟是太宗三弟耶律李胡。因此也就在辽朝内部形成了以耶律倍、耶律阮甚至包括太宗耶律德光在内的中原世袭势力，与述律氏、耶律李胡所代表的契丹民族兄终弟及习惯的激烈碰撞。这表面上是文化和继承权冲突，其背后就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最高统治集团关于自身所要才采纳的民族思想的碰撞。世宗在得到耶律屋质的支持后，成功巩固了皇位，也使得辽朝由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走向了成熟，一个真正意义的封建王朝得以建立，境内的汉族士绅也逐渐认可了辽朝统治，可惜在这么一副大有作为的蓝图背后，隐藏着杀机，世宗在躲过了无数次暗算后，却倒在了一位普通藩王的剑下，由其可知，大辽王朝虽然建立，但守旧势力却无时无刻不想着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惜弑君，而表现在明面上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民族思想。 （四）辽穆宗耶律璟时期：危机四伏，反对势力却也消失（951-969年在位）
辽世宗被杀之后，耶律屋质拥立太宗长子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穆宗好杀成性，不论周围的忠臣，还是敌对势力，几乎都被其屠戮殆尽，仅一人除外，那就是耶律屋质。所以穆宗时期，虽因自己的杀戮而使得辽朝危机四伏，但是这位汉化儒士耶律屋质却得到重用，很好地执行了世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一整套国家机器依旧运转，同时，也正是穆宗的大开杀戒，使得守旧势力实力大減，新旧势力此消彼长，在危机中也逐渐形成权力的真空，汉化贵族和汉族士绅集团势力逐渐上升，也为后来辽景宗、辽兴宗的“中兴”减少了阻力。
穆宗是位过渡性质的皇帝，好酒成性，本身也谈不上什么民族思想，但是他在位时期，实际上扫除了契丹贵族的守旧势力，使得国家机器得以按照太宗设定的南北面官制那样有效运转，等于是倾向于“契丹-汉族”共治的民族思想。
纵观辽朝前期的四位皇帝（包括改国号之前的太祖），“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是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太祖对汉人尚且野蛮，却也因个人原因重用过汉儒，如韩匡嗣，采用过不少中原王朝政策;从太宗开始，汉族士绅便从制度层面上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到得世宗时期，以南北面官制为代表的整套国家机器日趋成熟，就是“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指导下最好的证明;穆宗生性残忍，致使辽朝危机四伏，但也因扫除了许多旧势力，使得汉族士绅有更多机会进入权力的中心，实际效果上是符合“契丹-汉族”共治这一民族思想的。
三、辽前期民族思想的评价
（一）积极评价
从太祖到穆宗，历经四个皇帝，其民族思想主要就是契丹族与汉族关系的思想。虽然太祖尚属于北方民族的劫掠习惯，但从太宗之后，则对汉族更多是一种拉拢，最终使得“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成为辽朝前期的主导思想，并在后来也为继承者所接受。
但辽朝统治者在对汉族拉拢时，并没有和鲜卑拓跋氏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生产、生活习惯，单纯的选择全面“汉化”。依照“青牛白马”的传说，辽朝是奇首可汗与其可敦共同创建，是皇族和后族共有的。“耶律”皇族和“萧氏”后族，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即使在“契丹-汉族”共治思想下的南北面官制，也是“游牧-农耕”二元行政体制，并非单一的汉化，也正是此种思想和制度下，契丹族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进而创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辽文化”。而“契丹-汉族”共同治理下的“游牧-农耕”二元行政体制，也被视为最早的“一国两制”，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参考价值。
（二）消极评价
从本质上而言，辽朝即使在“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下运转整个国家机器，也改变不了其剥削的本质，其笼络的也仅仅是汉族士绅，更多地汉族老百姓依旧遭受着压迫，而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在此种斗争中，政变、兵变不断，甚至达到了弑君的地步，而这种内斗，白白消耗了辽朝的国力。
辽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统治民族是契丹族，而人口占最多的民族是汉族，除此之外，仍有许多的民族也在其境内，如女真、鞑靼、党项等，他们中除了奚族被契丹“视同己出”外，其他民族并未被列为平等地位，而由此招致的叛乱依旧不断，如因党项而交恶于西夏，甚至被抵制压迫的女真所灭亡。因此，“契丹-汉族”共治思想，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思想，它并未包括辽国境内所有的民族。
宣传的思想和具体的实施差别颇大。“契丹—汉族”共治的思想，相对应的“南北面官制”，理论上契丹族与汉族是平等的。但是实际运行中，契丹贵族依旧高于汉族士绅，尤其是军权方面，都由契丹贵族掌握，可见“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更多是契丹贵族为了维持庞大帝国，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淡化国内人口最多的汉族的反抗。在阶级社会，不论哪个民族取得统治权，都会以本民族成员为主，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这既是其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意愿，也是贵族集团乃至平民百姓的要求，“契丹-汉族”共治思想没能摆脱这一局限。另外，辽朝前期的汉官主要是归降者、被掳掠和扣留者、宗室贵胄、中原地方大族等，汉族平民士绅并未参与其中，到辽朝中期的开科取士，才逐渐改变这一现象，但依旧和契丹贵族存在差距。
参考文献：
[1]郑毅.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
[2]李强.大辽帝国：阿保机的耶律家族[M].北京：中国铁路出版社，2018.
[3]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宋丹，曹喜顺.辽朝汉族官员政治地位变迁分析[J].学术探究，2011，（4）.
[5]蒋金玲.论辽代汉官的政治地位[J].宋史研究论丛，第22辑.
[6]杨军.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J].历史研究（专题研究），2012，（3）.
[7]孙国军，康建国.“青牛白马”传说所反映的契丹历史[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8）.
[8]刘树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辽朝北、南面官制述评[J].理论导刊（文史纵横），2005，（9）.
[9]何天明.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1997.
[10]齐伟，庞佳.再论辽代汉官集团的形成[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1.
作者简介：
杨鹏，男，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