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猛　译 全文查看链接 　　我们自然可以试着将这两种话语捏合在一起。马克思没有忽略的是，如果资本家的逻辑就是利润和抽象财富，那么他们只能在他们的商品被卖出的情况下获利，因此他们要提供有用的使用价值或具体财富。在研究再生产和积累的危机时，这个问题被置于中心地位。他从未从相关的理性出发研究过系统的矛盾。他没有从概念着手研究过“管治”的效力——按照葛兰西的话来讲，就是在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中所赋予统治阶级的“霸权”。他没有考察过社会知识的多元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而展示其权力的微观实践。但我们可以设想，福柯肯定会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自由主义话语后面隐藏着剥削，这就使得人无法同意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 全文查看链接 　　这一点与福柯在其他地方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更清楚地描述的各种“理性”有关[1](P818-825)。令人惊奇的是，福柯如此早地开展了对这种“理性”的评价工作，如果不彻底地追问这种理性，又怎能从根本上把握对于理性的管治的要求呢？不过他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将权利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并将经济和社会分工的技术。这就是要创造出与社会相脱离，也就是说与政治相脱离的权利。这一观点不应当在自由主义理性内部激起理论上的不安吗？ 全文查看链接 　　不过在我看来，似乎人们可以这样反驳福柯：现代政治问题不能被归结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流转的“统治术”的问题。因为（自霍布斯以后）对于现代主体来说，问题难道主要不在于“自我统治”？难道这不是由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反功利主义者的批判在自由主义内部所提出的问题吗？ 全文查看链接 　　不过反过来说，我们也应当在福柯的著作中寻找“与马克思擦肩而过”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比自由主义者更自由主义，因为至少从他的伟大的理论成果来看，他思考全部现代性的出发点是市场，包括在市场内部发展起来的（以工场手工业为开端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将被取代，而这将导致“市场形式”本身被废除，一种更高级的利益一致的主体性概念将被确立起来。福柯比那些在他之前、在韦伯之后的思想家更深刻的是，他显明了现代政治理性不仅系由“市场形式”发展出来，而且由“组织形式”发展出来。他在医院、监狱、学校、军营、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活动等领域中探讨了那些含糊不清的理性，不断以新的方式提出，彼此关联的各种“知识权力”的问题（它同时也和其他领域如性和疯癫有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对于马克思的“补充”，因为，通过知识—权利的方式研究管治问题，福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