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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维斯和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是20世纪英语世界中最有价值的智识成就之一，但它被1968年的解放运动所产生的身份政治批评消解。今天我们无法完全复兴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但应该同时继承布朗肖和艾略特的文化遗产，重视文学的自律性和世界性。
关键词：细读;身份政治;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5-0010-05
我认为，大约从1920年到1970年的英语语系中的文学研究是20世纪最有意义最有原创性的智识成就之一。要理解今天的文学研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因此，在我思考当前的文学研究之前，我想考察一下文学批评的成就，解释一下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0世纪的英语语系中的文学研究（我这篇文章谈的文學研究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肇始于T.S.艾略特1920年出版的《圣林》中的论文，这些论文有意识地拒绝和纠正了当时的文学研究模式，以及语言学、文学传记和我们所说的有教养的趣味养成。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基于四点预设：
1. 成功的文学文本在这种意义上是非个人性的，即它们根本不能被视为个人情感、思想和价值观的表现，而毋宁是存在于这一传统之中，在其中，阅读和书写从属于文学传统或文学“世界”的实践。
2. 批评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解释，而是评价或判断（因此就是对某一经典的构造或支持），而这只有在仔细关注页面上的词汇才是可能的，即是所谓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性判断并非个人趣味的表达，而是对文学语言如何运作和使用的在训练基础上的理解的结果。
3. 西方现代性已经打碎了它自己的众多道德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传统。在个体层面，典型地表现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之间的不平衡。自由主义不足以维持文化对于社会和精神破碎的反抗。
4. 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代世界中可得的其他经验，因为前者持续地提供了分离性的（disjointed）和非工具性的经验，至少是窥见到这样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英语系（主要是在一战后建立的）在后来的五十年中变成了人文研究领域中的最令人兴奋和最普及的机构（不仅仅在人文研究领域），它改变了人们既存的文学理解：如何阅读和经验文学，哪些文本是最重要的。这并非意味着这一时期里文学研究没有经历变化和侵犯（incursions），或者说没有经历内部的裂变。这些裂变大多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 文学是否是自律性的或它的研究是否有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这有时导致了审美主义（主要是美国的新批评）和伦理批评（主要是利维斯和其夫人所产生的利维斯主义，他们是当时最有影响最重要的艾略特式的批评家）之间的争论。
2. 形式和体裁在何种程度上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艾略特式的批评观，在其严格形式中，轻视了体裁。
3. 历史和历史语境的理解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有多大。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在美国，更为激进的非历史主义出现在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批评”中，他认为文学形成于永恒的神话结构之中。
4. 在何种程度上，经典能够局限于艾略特或利维斯所认可的文本库之中，特别是如何复兴浪漫派（在他们身上，情感和思想根本上是分离的）、如何在当代写作中操弄文学批评。
无论如何，这一色彩斑斓的学科结构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产生了开创性的、令人兴奋的著作。我列举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以备将来的描述和讨论之用（这个清单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基于脸书的学术信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之用，此处对这一书目清单不予翻译——译者注）：
T.S.Eliot， The Sacred Wood （1921）; Percy Lubbock， The Craft of Fiction （1921）; J. Middleton Murry， Problems of Style （1922）; I.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 T.S. Eliot， Homage to John Dryden （1924）; I.A. Richards， Science and Poetry （1926）; John Livingstone Lowes， The Road to Xanadu （1927）; Laura Riding and Robert Graves， A 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 （1927）; T.S. Eliot， For Launcelot Andrewes （1928）; 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1930）; George Wilson Knight， The Wheel of Fire （1930）; F.R. Leavis，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1931）; Q.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1932）; 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 （1934）;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the Pastoral （1935）; Samuel Holt Monk， The Sublime （1935）; Richard Blackmur， The Double Agent （1935）; Caroline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1935）; C.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1936）; Allen Tate， Reactionary Essays （1936）; L.C. Knights， 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1937）; John Crowe Ransom， The World’s Body （1938）; Yvor Winter， Maule’s Curse （1938）; Derek Traversi， An Approach to Shakespeare （1938）; Mary Lascelles， Jane Austen and her Art （1939）; Lionel Trilling， Matthew Arnold （1939）; Kenneth Burke，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1941）; F.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41）;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 Cleanth Brooks， The Well Wrought Urn （1947）;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1947）; Rosamond Tuve， Elizabethan and Metaphysical Imagery （1947）; F.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1948）; T.S. Eliot， 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 Leo Spitzer，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1948）;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 Helen Gardner， The Art of T.S. Eliot （1949）;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 Marshall McLuhan， 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 Reuben Brower， Fields of Light （1951）; W.K. Wimsatt， The Verbal Icon （1951）; R.S. Crane， Critics and Criticism， Ancient and Modern （1952）： Donald Davie， Purity of Diction （1952）; F.R. Leavis， The Common Pursuit （1952）; 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 Dorothy van Ghent，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 （1953）; Randall Jarrell， Poetry and the Age （1953）; John Holloway， The Victorian Sage （1953）：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1954）; W.J. Harvey， Character and the Novel （1955）; Allen Tate， The Man of Le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1955）; R.W. B. Lewis， American Adam （1955）; Frank Kermode， Romantic Image （1957）;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1957）; 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1957）;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1957）; Robert Langbaum， Poetry of Experience （1957）; Yvor Winter，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5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958）; Harry Levin， The Power of Blackness （1958）; Earl Wasserman， The Subtler Language （1959）; Harold Bloom， Shelley’s Mythmaking （1959）; Vincent Buckley， Poetry and Morality （1959）; Leslie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1960）; Graham Hough， Image and Experience （1960）;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 S.J. Goldberg， The Classical Temper （1961）; 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1961）; Hugh Kenner， Samuel Beckett; a critical study （196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William Empson， Milton’s God （1961）; Louis L. Martz， The Poetry of Meditation （1962）; John Bayley， The Characters of Love （1962）;Winifred Nowottny， The Language Poets Use （1962）; Reuben Brower and Richard Poirier， In Defense of Reading （1962）; Morse Peckham， Beyond the Tragic Vision （1962）; D.W. Harding， Experience into Words （1963）;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1963）; 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1963）; Christopher Ricks， Milton’s Grand Style （1963）; Harry Levin， Gates of Horn（1963）; Geoffrey Hartman， Wordsworth’s Poetry， 1787-1814 （1964）; C.K. Stead， The New Poetic （1964）; Angus Fletcher， Allegory （1964）; Barbara Hardy， The Appropriate Form （1964）; Paul Fussell， The Rhetorical World of Augustan Humanism （1965）; Tony Tanner， The Reign of Wonder （1965）; Rosalie Colie， Paradoxia Epidemica （1966）; Richard Poirer， A World Elsewhere （1966）; Edward Said，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1967）; E.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1967）;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1967）;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Poetic Closure （1968）; Hugh Kenner， The Counterfeiters （1968）; Mark Schorer， The World We Imagine （1968）; 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1968）; Helen Vendler， On Extended Wings （1969）;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1970）; Rosalie Colie， My Echoing Grove （1970）. 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我想熟悉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但是今天谁还知道这些书呢？它们属于过去，对它们的记忆，我怀疑，也在消逝了。我想知道，如果我是在剑桥或柏克莱说这番话，这些书中的多少还能为人所知？人们可能知道与其专业相关的某些书，但是我认为，对20世纪艾略特式的文学研究的探索和成就的领悟需要整体性地把握其史料，而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了。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文脉现在主要属于学者或文学学术史。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消散呢？它的瓦解有许多原因，但我只想强调如下几点：
1. 我们所说的“1968”的冲击，它自身走向了几个方向。A，它牵涉到一种新的文化和知识政治化的模式，包括批评既存的经典和传统（与既存的学科形式一道）是霸权的工具，特别是全球性的欧洲的、白人的、家长式霸权的工具。基于此，一系列解放运动出现在文学研究和其他地方：公民权利、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酷儿等。解释和评价被诸如此类的政治思想所替代（有时被当前所谓的“身份政治”所替代），作品被放置在与这类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去解读。它们要么作为先前被压迫群体的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的标志而被欢庆（整个新的经典被建立起来），或者因被视为与白人家长制的合谋而被谴责，如此等等。就在这种方式中，社会批判和文学批评融合在一起。英语系因给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人、后殖民主义者、酷儿理论家提供了平台而得以发展。B，1968也命名了一种反对所谓的“精英主义”的文化民主的新形式。从这种观点看，认肯高级文化，包括支持文学经典，被视为获得有助于维持一个不平等社会的文化资本的手段。这个问题，布尔迪厄的论述是最为清晰的。这样的文化民主思想契合于身份政治，这两者被置于反抗旧的精英权力结构的位置上。但是，文化民主最终强烈地威胁到文学价值和文学批评，因为它坚持认为，你喜欢什么样的书主要是一个个人趣味问题。C，在这种氛围下，早期“结构主义”运动被提起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于评价和经典构成没有公开的承诺。结构主义在大约1970年之后的文学研究中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由一种哲学性的激进的新的批评形式即由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美国的诸多追随者所提出的“解构”。同时，文学本身急剧地走向社会学。我援引托尼·本内特在他的《文学之外》（1990）这本书中谈到罗兰·巴特的《论拉辛》（1963）时所说的话为例予以说明：“巴特认为文学史……应该关注自身，要考察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功能，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到体制性的环境的。如巴特所说的：‘也就是说，文学史只有在它变成社会学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它关注的是活动和体制，而非个人的话。’当这么看的时候，即历史性地、体制性地、功能性地去看，文学的存在问题就被根本改变了。……从这么些方面去看，文学研究变成了‘技术、规则、仪式和群体心理的研究。’”
用这种思考方式，文学研究无需牵涉到对文学的爱和承诺。今天，这种矫正性的关于文学的社会学观点已经在前卫学者中或多或少变成了标志性的符号，他们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现有时被称为“文学主体性”（literary subjectivity）的东西。
2. 社会、文化和科技自身在1920年之后的五十年被改变。A，印刷急剧地被电影、广播和数字媒体所替代。此时，文学仍然与印刷保持联系。这种替代，与文化民主化的强化或多或少同时发生，意味着文化资本不再能够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知晓和“钟情”而被容易地积累起来，这成为阻碍文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也意味着传统经典在英语系中没有位置，英语系急剧地变成了跨学科，它要研究非印刷性的媒介，教授创意书写和传播等等。B，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文化民主的主流，它工具化和量化了所有形式的实践，包括文化和学术性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对高雅文学传统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悖论性地被视为精英的财产和无用之物。因此，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世界，今天没有大规模地把纳税人的钱去支持文学学术（或者简单地说，人文学科）。在新自由主义氛围下，这种对人文学术支持的缺失在常常被称为“管理型大学”的形式下被体制化。
3. 全球化或我们所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做了早期反帝国主义运动所不能为之事：它罢免了西方对世界权力的垄断。这就提供了一个语境，在其中，欧洲文学传统，包括英语语系的，正在变成“世界文学”的诸多元素的一个，而“世界文学”这一古老术语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了。
4. 文学研究现在变得完全专业化了。当说到写作的时候，意味着这种研究急剧地变得自我封闭和自我指涉。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的观点以其贡献于学科而得到衡量，即是说，它恰当地提出了关系到当时学术的某种观点或某个发现。这在批判性的书写和其现实的客体或主题之间构造了一种关联密切的中介。对于这个主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是7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频繁地援引其他學者。艾略特、利维斯、特里林（Trilling）、爱普森（Empson）等人从来没有援引其他学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其他的什么事情，这就构成了投入文学批评的最初目的的一个障碍。 当下的学者，部分是基于时尚（fashion）而组织在一起，对于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和核心事业来说，这正在变成障碍而非中介。
那么，这就是当我们思考今天的文学研究的时候所要理解的背景。我想总结四点：
1. 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被复兴了。然而，我们必须做的，是记住其成就，这可能让我们有了某种能力去迎接未来的运动和结构。
2. 1968年的伟大浪潮所释放的力量在智识方面并没有被完全耗尽（虽然它当然并没有在政治上耗尽，就如川普的当选所表明的）。比如因塔·菲尔斯基最近很火热的著作《批评的限度》似乎认为完全放弃批评是可能的。而且1968年的解放运动的智识耗尽是真实的，即便某种其他类型的身份政治仍然常常组织了文学学术和职业。
3. 我认为，这一点变得更明显，即一个强大的文学研究学科不能仅仅接受我所说的文化民主，它还必须承认它是为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所从事的一种活动，也许还要承认它的最终根基是传承和构造经典。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适应文学研究的世界性和边缘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这样做。
这里，我想援引彭·谢最近出版的著作《一个世界是什么？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为例予以说明。从某种观点看，这本书是从身份政治的内部视角书写的：它提出了一个八十年代就有的观点，即后殖民书写如何能够创造可选择的世界把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但让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如何空间性地想象世界，而是（在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启发下）以打破身份思考的哲学的方式去思考。我从这本书中援引两段文字吧：世界文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跃的领域。重要的是世界文学的富有活力的特征而非互相交换的思想观点的内容。最有价值的是这种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精神。世界只能存在和起源于这些间隔（intervals）或调停的过程之中。世界确实只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
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其中文学的构成不是基于特殊的价值和主题，而只是基于运动和关联而存在着的，对于谢来说，这总是指向未来的。因为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的，因为它不能诉诸任何单一的传统或血统，根本来说，它是交互性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缺乏所有“常规力量” （normative force），即是说：如果我们自由地把海德格尔关于诗歌和艺术的思想延伸到一般的文学，现象学的世界观念对于在两个方面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常规力量是重要的，首先，世界根基于一种临时性的非人类学力量，它优先于理性主体和我们所生产的整个客体领域，并使得包括重新构造世界为空间性的客观性的在场的活动成为可能。……其次，世界性（worldliness）对于文学，甚至对其部分结构都是根本性的。文学不能生产和构造什么，因为它的现实既非精神的也非物质的，既非主体的也非客体的。但是，作为逻各斯或世界构成的整个意义的表达，文学揭示了世界并打开了其他的可能世界，因此给予我们方案去回应现代性的世界性，依据新的被揭示的可能性去重构世界。
这里的世界文学回到过去，跨越空间而存在着，就如奥尔巴赫在其著名论文“世界文学和语言学”中说的那样。谢要表达的观点是，文学创造了连贯的意义或“世界”，但后者在任何特殊的社会和文化中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基于此，在新的和无法预料的“可能世界”，它们也是可得的。换个说法：世界化的文学是新事物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它产生了秩序性的想象世界，但另一方面，它是对全球性的或非全球性的读者言说，后者可能根本就没有共享的身份或遗产。这样，它就清空了文学。对于文学是真实的东西，对于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即对于文学研究，世界的意思是（从神学的意义上说）克洛西斯（kenosis），这就是从文化嵌入（cultural embeddedness）、从传统的根本脱离。
我想以其他的方式谈这一点。谢对世界文学的启用不仅仅指向空间性的全球化，而且指向文学的自律性：它的构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不生产或构造任何事情”，它“既非精神的也非物质的，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这一思想线索并非新颖：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尽管不属于艾略特的传统的名为莫里斯·布朗肖的文学观点的（打了很大折扣）一个版本。这里不是讨论布朗肖的著作的地方，只提及他的文学观点就足够了。布朗肖认为，文学是：1，一个空间，在其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它能够想象任何事情，因为它根本就不在真实的世界之中。2，文学缺乏道德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基于此，它不能被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所合法化。严格讲，它是无用的，这就是布朗肖所说的它的“魅力”的另一来源。
从一个层面看，布朗肖就如那些加入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家那么思考文学，把文学视为无内容的、多余的、不完全合法的、无价值的。对他来说，其魅力在其中立性，其空洞性，其对实际世界的疏离。布郎肖的作品值得一读，他從文学的理论化中构建了经典，因为它与官方对文学的新自由主义攻击产生了共鸣。这将置我们于何处呢？
我已经说了，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复兴，但我也不认为它能够被完全弃绝。它已经嵌入学科之中，特别是在英语系里。如果缺乏与这种血统的关联，英语系就变成了专业学校或研究中心：我要说，企业式的教学机构主要牵涉到教授后学科的东西诸如创意书写、传播技巧等等。这也可能表明这一点，即英语系不能完全被变成谢意义上的世界化：它的根本性的主题不是“世界文学”，而是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性的世系已经构想和塑造了它。
确实，概况地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同时维持两种互不相容的方法和概念系统，即布朗肖的和利维斯的。表明这一点，当然并非催生在今天如何做专业性的文学批评的某种实用的指南。确实，布朗肖和利维斯/艾略特的很大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文学分析的专业化的反对。但它也确实表明，把那些专业批评的或多或少的官僚化的实用性著作放在一边，一些项目可能现在就有了真正的智识性的力量和目的：
1. 仔细地想想现代批评的历史，特别是艾略特式的批评。
2. 投入在概念和历史方面具有见识的关于哪一个欧洲经典更有价值和力量的批评性讨论中：布朗肖的（集中在卡夫卡和马拉美等）或利维斯和艾略特式的批评家（集中在莎士比亚、邓恩、华兹华斯、T.S.艾略特、乔治·艾略特等等）。这里我用术语“核心经典”指的是远离（显然不是完全远离，这是不可能的）后-1968年的解放性规划所构造的那些经典。
3. 投入在概念上和历史方面有见识的关于非欧洲经典（或许这些并没有以一种批评性的批注性的方式存在着，并没有构造它们）的批评性讨论之中，并把它们带入与欧洲经典的关联之中，艾略特式的批评性体系就是从这些经典发展而来。（我的观点是，把翻译和可译性问题放在一边，古老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方法最终是更为有效的，相比大多数当前的“世界文学”方法，但是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无需“比较”，而是把跨文化的传统和经典“关联”起来）。
4. 在大学中，在学术性的专业之外重新创造——为那些在文学魅力影响之下的人，即为那些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文学的主体性的人更为自发地和独立地、集体性地构成。
责任编辑：陈全黎
文字校对：曹英英
关键词：细读;身份政治;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5-0010-05
我认为，大约从1920年到1970年的英语语系中的文学研究是20世纪最有意义最有原创性的智识成就之一。要理解今天的文学研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因此，在我思考当前的文学研究之前，我想考察一下文学批评的成就，解释一下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0世纪的英语语系中的文学研究（我这篇文章谈的文學研究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肇始于T.S.艾略特1920年出版的《圣林》中的论文，这些论文有意识地拒绝和纠正了当时的文学研究模式，以及语言学、文学传记和我们所说的有教养的趣味养成。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基于四点预设：
1. 成功的文学文本在这种意义上是非个人性的，即它们根本不能被视为个人情感、思想和价值观的表现，而毋宁是存在于这一传统之中，在其中，阅读和书写从属于文学传统或文学“世界”的实践。
2. 批评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解释，而是评价或判断（因此就是对某一经典的构造或支持），而这只有在仔细关注页面上的词汇才是可能的，即是所谓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性判断并非个人趣味的表达，而是对文学语言如何运作和使用的在训练基础上的理解的结果。
3. 西方现代性已经打碎了它自己的众多道德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传统。在个体层面，典型地表现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之间的不平衡。自由主义不足以维持文化对于社会和精神破碎的反抗。
4. 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代世界中可得的其他经验，因为前者持续地提供了分离性的（disjointed）和非工具性的经验，至少是窥见到这样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英语系（主要是在一战后建立的）在后来的五十年中变成了人文研究领域中的最令人兴奋和最普及的机构（不仅仅在人文研究领域），它改变了人们既存的文学理解：如何阅读和经验文学，哪些文本是最重要的。这并非意味着这一时期里文学研究没有经历变化和侵犯（incursions），或者说没有经历内部的裂变。这些裂变大多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 文学是否是自律性的或它的研究是否有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这有时导致了审美主义（主要是美国的新批评）和伦理批评（主要是利维斯和其夫人所产生的利维斯主义，他们是当时最有影响最重要的艾略特式的批评家）之间的争论。
2. 形式和体裁在何种程度上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艾略特式的批评观，在其严格形式中，轻视了体裁。
3. 历史和历史语境的理解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有多大。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在美国，更为激进的非历史主义出现在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批评”中，他认为文学形成于永恒的神话结构之中。
4. 在何种程度上，经典能够局限于艾略特或利维斯所认可的文本库之中，特别是如何复兴浪漫派（在他们身上，情感和思想根本上是分离的）、如何在当代写作中操弄文学批评。
无论如何，这一色彩斑斓的学科结构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产生了开创性的、令人兴奋的著作。我列举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以备将来的描述和讨论之用（这个清单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基于脸书的学术信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之用，此处对这一书目清单不予翻译——译者注）：
T.S.Eliot， The Sacred Wood （1921）; Percy Lubbock， The Craft of Fiction （1921）; J. Middleton Murry， Problems of Style （1922）; I.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 T.S. Eliot， Homage to John Dryden （1924）; I.A. Richards， Science and Poetry （1926）; John Livingstone Lowes， The Road to Xanadu （1927）; Laura Riding and Robert Graves， A 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 （1927）; T.S. Eliot， For Launcelot Andrewes （1928）; 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1930）; George Wilson Knight， The Wheel of Fire （1930）; F.R. Leavis，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1931）; Q.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1932）; 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 （1934）;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the Pastoral （1935）; Samuel Holt Monk， The Sublime （1935）; Richard Blackmur， The Double Agent （1935）; Caroline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1935）; C.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1936）; Allen Tate， Reactionary Essays （1936）; L.C. Knights， 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1937）; John Crowe Ransom， The World’s Body （1938）; Yvor Winter， Maule’s Curse （1938）; Derek Traversi， An Approach to Shakespeare （1938）; Mary Lascelles， Jane Austen and her Art （1939）; Lionel Trilling， Matthew Arnold （1939）; Kenneth Burke，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1941）; F.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41）;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 Cleanth Brooks， The Well Wrought Urn （1947）;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1947）; Rosamond Tuve， Elizabethan and Metaphysical Imagery （1947）; F.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1948）; T.S. Eliot， 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 Leo Spitzer，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1948）;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 Helen Gardner， The Art of T.S. Eliot （1949）;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 Marshall McLuhan， 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 Reuben Brower， Fields of Light （1951）; W.K. Wimsatt， The Verbal Icon （1951）; R.S. Crane， Critics and Criticism， Ancient and Modern （1952）： Donald Davie， Purity of Diction （1952）; F.R. Leavis， The Common Pursuit （1952）; 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 Dorothy van Ghent，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 （1953）; Randall Jarrell， Poetry and the Age （1953）; John Holloway， The Victorian Sage （1953）：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1954）; W.J. Harvey， Character and the Novel （1955）; Allen Tate， The Man of Le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1955）; R.W. B. Lewis， American Adam （1955）; Frank Kermode， Romantic Image （1957）;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1957）; 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1957）;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 Irving Howe， Politics and the Novel （1957）; Robert Langbaum， Poetry of Experience （1957）; Yvor Winter，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5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958）; Harry Levin， The Power of Blackness （1958）; Earl Wasserman， The Subtler Language （1959）; Harold Bloom， Shelley’s Mythmaking （1959）; Vincent Buckley， Poetry and Morality （1959）; Leslie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1960）; Graham Hough， Image and Experience （1960）;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 S.J. Goldberg， The Classical Temper （1961）; 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1961）; Hugh Kenner， Samuel Beckett; a critical study （196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William Empson， Milton’s God （1961）; Louis L. Martz， The Poetry of Meditation （1962）; John Bayley， The Characters of Love （1962）;Winifred Nowottny， The Language Poets Use （1962）; Reuben Brower and Richard Poirier， In Defense of Reading （1962）; Morse Peckham， Beyond the Tragic Vision （1962）; D.W. Harding， Experience into Words （1963）;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1963）; 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1963）; Christopher Ricks， Milton’s Grand Style （1963）; Harry Levin， Gates of Horn（1963）; Geoffrey Hartman， Wordsworth’s Poetry， 1787-1814 （1964）; C.K. Stead， The New Poetic （1964）; Angus Fletcher， Allegory （1964）; Barbara Hardy， The Appropriate Form （1964）; Paul Fussell， The Rhetorical World of Augustan Humanism （1965）; Tony Tanner， The Reign of Wonder （1965）; Rosalie Colie， Paradoxia Epidemica （1966）; Richard Poirer， A World Elsewhere （1966）; Edward Said，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1967）; E.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1967）;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1967）;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Poetic Closure （1968）; Hugh Kenner， The Counterfeiters （1968）; Mark Schorer， The World We Imagine （1968）; 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1968）; Helen Vendler， On Extended Wings （1969）;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1970）; Rosalie Colie， My Echoing Grove （1970）. 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我想熟悉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但是今天谁还知道这些书呢？它们属于过去，对它们的记忆，我怀疑，也在消逝了。我想知道，如果我是在剑桥或柏克莱说这番话，这些书中的多少还能为人所知？人们可能知道与其专业相关的某些书，但是我认为，对20世纪艾略特式的文学研究的探索和成就的领悟需要整体性地把握其史料，而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了。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文脉现在主要属于学者或文学学术史。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消散呢？它的瓦解有许多原因，但我只想强调如下几点：
1. 我们所说的“1968”的冲击，它自身走向了几个方向。A，它牵涉到一种新的文化和知识政治化的模式，包括批评既存的经典和传统（与既存的学科形式一道）是霸权的工具，特别是全球性的欧洲的、白人的、家长式霸权的工具。基于此，一系列解放运动出现在文学研究和其他地方：公民权利、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酷儿等。解释和评价被诸如此类的政治思想所替代（有时被当前所谓的“身份政治”所替代），作品被放置在与这类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去解读。它们要么作为先前被压迫群体的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的标志而被欢庆（整个新的经典被建立起来），或者因被视为与白人家长制的合谋而被谴责，如此等等。就在这种方式中，社会批判和文学批评融合在一起。英语系因给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人、后殖民主义者、酷儿理论家提供了平台而得以发展。B，1968也命名了一种反对所谓的“精英主义”的文化民主的新形式。从这种观点看，认肯高级文化，包括支持文学经典，被视为获得有助于维持一个不平等社会的文化资本的手段。这个问题，布尔迪厄的论述是最为清晰的。这样的文化民主思想契合于身份政治，这两者被置于反抗旧的精英权力结构的位置上。但是，文化民主最终强烈地威胁到文学价值和文学批评，因为它坚持认为，你喜欢什么样的书主要是一个个人趣味问题。C，在这种氛围下，早期“结构主义”运动被提起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于评价和经典构成没有公开的承诺。结构主义在大约1970年之后的文学研究中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由一种哲学性的激进的新的批评形式即由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美国的诸多追随者所提出的“解构”。同时，文学本身急剧地走向社会学。我援引托尼·本内特在他的《文学之外》（1990）这本书中谈到罗兰·巴特的《论拉辛》（1963）时所说的话为例予以说明：“巴特认为文学史……应该关注自身，要考察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功能，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到体制性的环境的。如巴特所说的：‘也就是说，文学史只有在它变成社会学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它关注的是活动和体制，而非个人的话。’当这么看的时候，即历史性地、体制性地、功能性地去看，文学的存在问题就被根本改变了。……从这么些方面去看，文学研究变成了‘技术、规则、仪式和群体心理的研究。’”
用这种思考方式，文学研究无需牵涉到对文学的爱和承诺。今天，这种矫正性的关于文学的社会学观点已经在前卫学者中或多或少变成了标志性的符号，他们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现有时被称为“文学主体性”（literary subjectivity）的东西。
2. 社会、文化和科技自身在1920年之后的五十年被改变。A，印刷急剧地被电影、广播和数字媒体所替代。此时，文学仍然与印刷保持联系。这种替代，与文化民主化的强化或多或少同时发生，意味着文化资本不再能够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知晓和“钟情”而被容易地积累起来，这成为阻碍文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也意味着传统经典在英语系中没有位置，英语系急剧地变成了跨学科，它要研究非印刷性的媒介，教授创意书写和传播等等。B，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文化民主的主流，它工具化和量化了所有形式的实践，包括文化和学术性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对高雅文学传统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悖论性地被视为精英的财产和无用之物。因此，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世界，今天没有大规模地把纳税人的钱去支持文学学术（或者简单地说，人文学科）。在新自由主义氛围下，这种对人文学术支持的缺失在常常被称为“管理型大学”的形式下被体制化。
3. 全球化或我们所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做了早期反帝国主义运动所不能为之事：它罢免了西方对世界权力的垄断。这就提供了一个语境，在其中，欧洲文学传统，包括英语语系的，正在变成“世界文学”的诸多元素的一个，而“世界文学”这一古老术语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了。
4. 文学研究现在变得完全专业化了。当说到写作的时候，意味着这种研究急剧地变得自我封闭和自我指涉。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的观点以其贡献于学科而得到衡量，即是说，它恰当地提出了关系到当时学术的某种观点或某个发现。这在批判性的书写和其现实的客体或主题之间构造了一种关联密切的中介。对于这个主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是7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频繁地援引其他學者。艾略特、利维斯、特里林（Trilling）、爱普森（Empson）等人从来没有援引其他学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其他的什么事情，这就构成了投入文学批评的最初目的的一个障碍。 当下的学者，部分是基于时尚（fashion）而组织在一起，对于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和核心事业来说，这正在变成障碍而非中介。
那么，这就是当我们思考今天的文学研究的时候所要理解的背景。我想总结四点：
1. 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被复兴了。然而，我们必须做的，是记住其成就，这可能让我们有了某种能力去迎接未来的运动和结构。
2. 1968年的伟大浪潮所释放的力量在智识方面并没有被完全耗尽（虽然它当然并没有在政治上耗尽，就如川普的当选所表明的）。比如因塔·菲尔斯基最近很火热的著作《批评的限度》似乎认为完全放弃批评是可能的。而且1968年的解放运动的智识耗尽是真实的，即便某种其他类型的身份政治仍然常常组织了文学学术和职业。
3. 我认为，这一点变得更明显，即一个强大的文学研究学科不能仅仅接受我所说的文化民主，它还必须承认它是为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所从事的一种活动，也许还要承认它的最终根基是传承和构造经典。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适应文学研究的世界性和边缘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这样做。
这里，我想援引彭·谢最近出版的著作《一个世界是什么？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为例予以说明。从某种观点看，这本书是从身份政治的内部视角书写的：它提出了一个八十年代就有的观点，即后殖民书写如何能够创造可选择的世界把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但让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如何空间性地想象世界，而是（在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启发下）以打破身份思考的哲学的方式去思考。我从这本书中援引两段文字吧：世界文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跃的领域。重要的是世界文学的富有活力的特征而非互相交换的思想观点的内容。最有价值的是这种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精神。世界只能存在和起源于这些间隔（intervals）或调停的过程之中。世界确实只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
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其中文学的构成不是基于特殊的价值和主题，而只是基于运动和关联而存在着的，对于谢来说，这总是指向未来的。因为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的，因为它不能诉诸任何单一的传统或血统，根本来说，它是交互性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缺乏所有“常规力量” （normative force），即是说：如果我们自由地把海德格尔关于诗歌和艺术的思想延伸到一般的文学，现象学的世界观念对于在两个方面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常规力量是重要的，首先，世界根基于一种临时性的非人类学力量，它优先于理性主体和我们所生产的整个客体领域，并使得包括重新构造世界为空间性的客观性的在场的活动成为可能。……其次，世界性（worldliness）对于文学，甚至对其部分结构都是根本性的。文学不能生产和构造什么，因为它的现实既非精神的也非物质的，既非主体的也非客体的。但是，作为逻各斯或世界构成的整个意义的表达，文学揭示了世界并打开了其他的可能世界，因此给予我们方案去回应现代性的世界性，依据新的被揭示的可能性去重构世界。
这里的世界文学回到过去，跨越空间而存在着，就如奥尔巴赫在其著名论文“世界文学和语言学”中说的那样。谢要表达的观点是，文学创造了连贯的意义或“世界”，但后者在任何特殊的社会和文化中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基于此，在新的和无法预料的“可能世界”，它们也是可得的。换个说法：世界化的文学是新事物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它产生了秩序性的想象世界，但另一方面，它是对全球性的或非全球性的读者言说，后者可能根本就没有共享的身份或遗产。这样，它就清空了文学。对于文学是真实的东西，对于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即对于文学研究，世界的意思是（从神学的意义上说）克洛西斯（kenosis），这就是从文化嵌入（cultural embeddedness）、从传统的根本脱离。
我想以其他的方式谈这一点。谢对世界文学的启用不仅仅指向空间性的全球化，而且指向文学的自律性：它的构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不生产或构造任何事情”，它“既非精神的也非物质的，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这一思想线索并非新颖：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尽管不属于艾略特的传统的名为莫里斯·布朗肖的文学观点的（打了很大折扣）一个版本。这里不是讨论布朗肖的著作的地方，只提及他的文学观点就足够了。布朗肖认为，文学是：1，一个空间，在其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它能够想象任何事情，因为它根本就不在真实的世界之中。2，文学缺乏道德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基于此，它不能被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所合法化。严格讲，它是无用的，这就是布朗肖所说的它的“魅力”的另一来源。
从一个层面看，布朗肖就如那些加入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家那么思考文学，把文学视为无内容的、多余的、不完全合法的、无价值的。对他来说，其魅力在其中立性，其空洞性，其对实际世界的疏离。布郎肖的作品值得一读，他從文学的理论化中构建了经典，因为它与官方对文学的新自由主义攻击产生了共鸣。这将置我们于何处呢？
我已经说了，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复兴，但我也不认为它能够被完全弃绝。它已经嵌入学科之中，特别是在英语系里。如果缺乏与这种血统的关联，英语系就变成了专业学校或研究中心：我要说，企业式的教学机构主要牵涉到教授后学科的东西诸如创意书写、传播技巧等等。这也可能表明这一点，即英语系不能完全被变成谢意义上的世界化：它的根本性的主题不是“世界文学”，而是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性的世系已经构想和塑造了它。
确实，概况地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同时维持两种互不相容的方法和概念系统，即布朗肖的和利维斯的。表明这一点，当然并非催生在今天如何做专业性的文学批评的某种实用的指南。确实，布朗肖和利维斯/艾略特的很大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文学分析的专业化的反对。但它也确实表明，把那些专业批评的或多或少的官僚化的实用性著作放在一边，一些项目可能现在就有了真正的智识性的力量和目的：
1. 仔细地想想现代批评的历史，特别是艾略特式的批评。
2. 投入在概念和历史方面具有见识的关于哪一个欧洲经典更有价值和力量的批评性讨论中：布朗肖的（集中在卡夫卡和马拉美等）或利维斯和艾略特式的批评家（集中在莎士比亚、邓恩、华兹华斯、T.S.艾略特、乔治·艾略特等等）。这里我用术语“核心经典”指的是远离（显然不是完全远离，这是不可能的）后-1968年的解放性规划所构造的那些经典。
3. 投入在概念上和历史方面有见识的关于非欧洲经典（或许这些并没有以一种批评性的批注性的方式存在着，并没有构造它们）的批评性讨论之中，并把它们带入与欧洲经典的关联之中，艾略特式的批评性体系就是从这些经典发展而来。（我的观点是，把翻译和可译性问题放在一边，古老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方法最终是更为有效的，相比大多数当前的“世界文学”方法，但是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无需“比较”，而是把跨文化的传统和经典“关联”起来）。
4. 在大学中，在学术性的专业之外重新创造——为那些在文学魅力影响之下的人，即为那些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文学的主体性的人更为自发地和独立地、集体性地构成。
责任编辑：陈全黎
文字校对：曹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