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合肥视察工作。省委书记李葆华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书记，当介绍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少奇同志指的是任质斌曾在中央苏区任《红色中华》报社的秘书长时，他们就相互认识，有过较多的接触。抗战初期，任质斌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刘少奇找他谈话，派他到中原（鄂豫边地区）敌后工作。后来任质斌在抗战期间担任河南省委（鄂豫边）副书记、豫鄂挺进纵队政委、新四军五师副政委时，都是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2年任质斌在北平读中国大学期间参加革命后，由中共北方局选派到中央苏区学习，准备学成回华北地区组织武装暴动。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任质斌无法返回华北，加上当时中央苏区也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加强宣传工作，他被留下来，开始在中华苏维埃反帝总同盟任代理主任，1933年夏调到《红色中华》报社任编辑，后又任秘书长。
　　据记载：“红色中华”指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报社合一。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是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同诞生的。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红中社”对外播发的呼号为CSR （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
　　《红色中华》报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中间还曾一度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共同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0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为该报主编，《红色中华》的报名就是他题写的。不久，周以栗因患肺结核病而长期休养，改由王观澜负责。1932年秋，王观澜调走，李一氓接任主编。这期间，报社专职人员很少，主要文章由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写，采访及专题文章由编辑写。开始时，除主编外，只有李伯钊协助做些具体的编辑、校对工作。
　　1933年初，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转入中央苏区。2月4日《红色中华》第49期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联合签署的特别通报：“为着适应目前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加紧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尤其是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中，为着更扩大与深入政治动员，我们认为健全我们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是极端必要的，我们决定：一、改《红色中华》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二、改《红色中华》为三日刊。三、改善《红色中华》的内容与形式。”
　　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央组织部陆续选调了一些编辑人员来补充和充实报社的力量，任质斌、沙可夫（陈微明）、谢然之（后来叛变）、徐名正、贺坚、韩进等先后调入报社。沙可夫、谢然之时间不长又分别调出了报社。任质斌调入《红色中华》后，主要搞专访和编辑工作，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所以经常能见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中央领导有时开玩笑：哦，我们的“红色中华”到了，今天分派什麽任务给我呀？谢然之调走后，任质斌接替了报社秘书长的工作。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瞿秋白1933年底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当时教条主义者不断地打击他。他在苏区工作期间，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部，而对报社的工作过问不多，日常工作都由任质斌负责。
　　任质斌在《红色中华》工作时间最长，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负责人对《红色中华》一直都非常支持。他们常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寄一些文字材料给《红色中华》报社。当《红色中华》的编辑、记者前往采访时，一般都主动积极地提供材料和回答问题。记得我们到中央军委采访时，差不多都是周恩来副主席或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由中央军委秘书长刘少文接谈。中央和各省召开群众性大会或工作总结会时，大都事先通知报社的同志参加。”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是任质斌经常采访和约稿的对象，所以他对任有那样深的印象。
　　任质斌对瞿秋白非常钦佩，通过工作接触他感到瞿秋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像有些教条主义者那样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他经常向瞿秋白请教。据任的回忆，在谈心时，秋白同志曾谦虚地说，他并没有真正系统地全面阅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只是在遇到哪类问题时，就向马列主义的哪类著作请教，所以有时会有片面性。当时中央苏区教条主义“左”的做法盛行，任质斌曾因在报上迟登了博古的文章而受到撤销秘书长职务的处分。
　　任质斌在担任秘书长的那段时间里，在组织和编辑稿件时，特别注意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在版面安排上，每一期都有一两个中心内容。在这段时间，通过报纸、广播，报道苏区人民在各条战线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传播对敌斗争和建设苏区的各种经验，大大鼓舞了苏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据任回忆，“由于登载了不少当时的中央领导的文章和讲话，也散布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主义‘左’的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不好的影响”。
　　1933年，报社是和苏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共一个伙食单位。当时苏区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蚊子、苍蝇对人们威胁很大，最常得的病是痢疾、疟疾和生疥疮。报社的几个人经常轮番发疟疾和生疥疮。有一次任质斌生疥疮，从身上一直长到屁股上（又叫“坐板疮”），后来还烂到腿上，流出的脓血粘贴在裤子上，一走路便钻心地痛。但由于人少事多，又要下部队、跑机关采访、征稿，屁股上有脓胞，不敢坐，采访时就站着作记录，回到报社趴在床上编写稿子。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找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要了一支606注射液，打了一针，才逐渐痊愈。1934年春，《红色中华》报社搬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附近，和中央医院共一个伙食单位，生活虽然仍很艰苦，但卫生条件却好多了。
　　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出版。这是红军长征前出的最后一期。长征前夕，编辑部共有四个人，任质斌、徐名正、韩进、贺坚。长征突围前夕，任质斌被调到红九军团政治部参加长征中的宣传工作。此时恰逢刘少奇为中央派驻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瞿秋白则因在中央受排挤，且身患肺结核而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继续主持出版中央苏区敌后版《红色中华》，以迷惑敌人，直到1935年1月，在福建长汀被俘，6月牺牲。韩进一直在瞿秋白身边坚持做《红色中华》编辑工作。《红色中华》苏区敌后版共出数十期，瞿秋白被俘牺牲后停刊。
　　在长征途中，《红色中华》主版停刊，只有总政治部的《红星报》还在途中继续出版。遵义会议前由邓小平任主编；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任主编。遵义会议后，任质斌曾被调到《红星报》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政府机关与军队分开，重新摆开了摊子。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复刊号为241期，沿用长征前的期码。任质斌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报社社长。《红色中华》复刊号登载了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揭露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这篇谈话稿是任质斌作为《红色中华》记者在采访毛泽东后整理的记录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
　　1936年春天，任质斌奉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离开了《红色中华》，向仲华接替了他的工作。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立。1941年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以后又发展为《人民日报》。
　　在《红色中华》报社工作过的同志中，任质斌工作的时间最长，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解放后任质斌很少讲他这一段经历。50年代初，中央党校历史资料室曾致函约请他将在《红色中华》报社的一段经历写成回忆录，《红旗飘飘》也曾向他约稿，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任认为，他的这段经历在整个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滴水，不值得去书写。直到1980年中央决定恢复党史的编写，要抢救历史资料，加上1981年新华社准备搞建社50周年纪念活动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新华社的历史不能从1931年“红中社”成立时算起。当新华社新闻部蒋齐生、于继华等同志对任说，他所提供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新华社的建社时间时，任质斌才写了《回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始末》两篇回忆录，分别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诞生时间作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