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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金钱、名望的追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不作褒贬评判,只是试图描述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今天的社会是价值多元社会。但如果从事实的角度评判,是不是仍存在一种主导的价值趋势呢?它追求的是什么?
权、钱、名
首先说权力。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明确的政治权力,例如担任政府官员,和福科所说的广义的、隐蔽的权力不同。人为什么追求权力?有没有把权力作为本身目的来追求的?有的。但也有人并不是将权力作为自在目的,而是作为手段。比如试图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取成就感;也可以作为索取财富和名望的手段。一些人花钱买官,就是看到了权力背后的财富回报。
金钱有一种底线的性质。完全没有金钱就没有办法生存。而往高处看,物质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因此,金钱几乎被所有人追求但又不像政治权力那么稀缺。社会中可以有大量富人,甚至一个很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权力几乎永远是金字塔型,塔尖是稀缺的。
名望比较复杂,它不像权力、金钱那么实在,有些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忽起忽落。但有的名望比较持久。名望似乎是最有可能把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结合在一起的。名声其实存在于他人当中。知道你的人越多,你越有名望。名望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存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强调一种文化的名望,因为文化名望曾经在制度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权力也好、名望也好,都比金钱更引人注目,但也有它们的限度。权力的本性会很容易有一种侵夺性或僭越性。因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管理其他资源的,因此很容易把其他东西也据为己有,都纳入权力的范围。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本性是扩张的,因此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些外在的也是同样强硬的东西来限制它。尤其最高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它同时也就是最大的财富和名望。在集权主义的社会中,最高权力者同时也是最大财富和最高名望的拥有者。
文化的名望会更持久。历史上多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消失了,但人们还记得贝多芬和孔子。他们在所处的社会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富。所以有时候,文化比政治更长久。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权、钱、名
权、钱、名都是社会价值观,也是社会资源,因此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讨论三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社会资源的追求受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在一个时代和一种社会制度中,人们追求什么是由这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决定的。所以,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来讨论权、钱、名的关系。
春秋以前基本是世袭社会,原则是“血而优则仕”。高位官职基本是由一些大家族垄断的,当然会有此起彼落,有些家族消失了,另一些家族慢慢兴起了,但基本上都是世袭的结构。到了选举社会,原则变成了“学而优则仕”。至少从唐以后,唐宋元明清都是科举,通过考试来选举官员。
划分世袭和选举社会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权、钱、名。这里的名望主要是指文化名望。社会分层的结构是由权、钱、名的分配规定的一个人要升职就要通过察举、科举制度。
这样造就了一个书卷气很浓的社会。从世袭社会到选举社会,获取极力的途径变了,但不变的事实是,政治总是占据关键地位,必须担任官职才能得到财富。所以中国最长久的政治现象就是官本位。但改变之处在于,血统是先天不可改变的,学则是后天可以努力获得的,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都是如此。
察举主要是地方长官从当地一些有名的人中,推荐几个人到朝廷去做官。推荐的依据就是名望。一是德行,一是才学。科举阶段不直接根据名望推荐,首先通过考试证明文化能力,金榜题名之后,获得文化名望才有任官资格。
当时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本位,但文化名望是获取权力的首要途径。中国人最重视权力和名望,使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社会。权力占优的社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名望占优,在其他文明中是很少见的。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斯巴达社会。它把财富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甚至排斥财富而重视武士的荣誉。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到了这样的社会。他希望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共产制,这个共产制不是全社会的,只在武士阶层实行。一旦进入武士阶层,进入社会统治阶层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名望,但不能有个人财产。试想,如果今天推行这个制度,告诉大家“欢迎来当官,你可以有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名望,但将失去个人财产”,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考公务员了?
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权民社会”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一经济实力下降。这在近代与西方相比就很明显了。古代中国人从来就不缺技术发明的能力,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技不如人、器不如人?这与价值追求太有关系了,也就是中国人“志不在此”。科举变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让中国的国力和财富明显受到了影响。
1905年废除科举制,文化土崩瓦解,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这时文化名望衰落了。而经济的实力在近三十年迅速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权钱社会”。从价值追求来说,这两者变成了最主要社会价值,权力也是以经济为中心,意味着整个社会国家的价值目标集中于此。对于个人而言,过去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现在则有多种多样的机会。
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从社会趋势来说,权、钱、名还是应该相对分流,各得其所。过去的关系可能过于紧密,比如说权钱交易。为什么茅于轼提出,不要让有钱的人有权,也不要让有权的人有钱?这就是要在权钱之间产生一些分割。在美国,亿万富翁几乎不可能竞选上总统。洛克菲勒对政治也有兴趣,但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不要搅得太紧密了。比如说,政府太重视哲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的观点是不能太重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不是更好吗?
权、钱、名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各有各的领域。不要一有了权力,就什么能力都具备了。布什、里根要在大学里得到名誉博士是很难的,经常被拒绝;中国的很多官员退休后马上到大学里当教授、院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分流的关键是慢慢弱化或者消解官本位。关键的手段还是权力的制衡,要使这个社会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影响社会结构的权、钱、名的分配,主要是指高端的分配,是影响社会统治阶层再生产的那种分配。但这种高端的权的分配应该不影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钱的分配不应该影响所有人基本的生计;甚至还应该让人都过能体面地生活。名望也是如此,名望是稀缺资源,但它不应该影响到对所有人的普遍承认,人之为人的一种承认、尊重,这是基本的。此外,在价值方面,我们希望不光是权、钱、名,还要有更广泛的、超出于此的其他价值追求,比如说精神和信仰,都应该有恰如其分的地位。
权、钱、名
首先说权力。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明确的政治权力,例如担任政府官员,和福科所说的广义的、隐蔽的权力不同。人为什么追求权力?有没有把权力作为本身目的来追求的?有的。但也有人并不是将权力作为自在目的,而是作为手段。比如试图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取成就感;也可以作为索取财富和名望的手段。一些人花钱买官,就是看到了权力背后的财富回报。
金钱有一种底线的性质。完全没有金钱就没有办法生存。而往高处看,物质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因此,金钱几乎被所有人追求但又不像政治权力那么稀缺。社会中可以有大量富人,甚至一个很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权力几乎永远是金字塔型,塔尖是稀缺的。
名望比较复杂,它不像权力、金钱那么实在,有些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忽起忽落。但有的名望比较持久。名望似乎是最有可能把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结合在一起的。名声其实存在于他人当中。知道你的人越多,你越有名望。名望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存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强调一种文化的名望,因为文化名望曾经在制度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权力也好、名望也好,都比金钱更引人注目,但也有它们的限度。权力的本性会很容易有一种侵夺性或僭越性。因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管理其他资源的,因此很容易把其他东西也据为己有,都纳入权力的范围。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本性是扩张的,因此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些外在的也是同样强硬的东西来限制它。尤其最高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它同时也就是最大的财富和名望。在集权主义的社会中,最高权力者同时也是最大财富和最高名望的拥有者。
文化的名望会更持久。历史上多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消失了,但人们还记得贝多芬和孔子。他们在所处的社会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富。所以有时候,文化比政治更长久。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权、钱、名
权、钱、名都是社会价值观,也是社会资源,因此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讨论三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社会资源的追求受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在一个时代和一种社会制度中,人们追求什么是由这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决定的。所以,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来讨论权、钱、名的关系。
春秋以前基本是世袭社会,原则是“血而优则仕”。高位官职基本是由一些大家族垄断的,当然会有此起彼落,有些家族消失了,另一些家族慢慢兴起了,但基本上都是世袭的结构。到了选举社会,原则变成了“学而优则仕”。至少从唐以后,唐宋元明清都是科举,通过考试来选举官员。
划分世袭和选举社会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权、钱、名。这里的名望主要是指文化名望。社会分层的结构是由权、钱、名的分配规定的一个人要升职就要通过察举、科举制度。
这样造就了一个书卷气很浓的社会。从世袭社会到选举社会,获取极力的途径变了,但不变的事实是,政治总是占据关键地位,必须担任官职才能得到财富。所以中国最长久的政治现象就是官本位。但改变之处在于,血统是先天不可改变的,学则是后天可以努力获得的,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都是如此。
察举主要是地方长官从当地一些有名的人中,推荐几个人到朝廷去做官。推荐的依据就是名望。一是德行,一是才学。科举阶段不直接根据名望推荐,首先通过考试证明文化能力,金榜题名之后,获得文化名望才有任官资格。
当时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本位,但文化名望是获取权力的首要途径。中国人最重视权力和名望,使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社会。权力占优的社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名望占优,在其他文明中是很少见的。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斯巴达社会。它把财富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甚至排斥财富而重视武士的荣誉。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到了这样的社会。他希望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共产制,这个共产制不是全社会的,只在武士阶层实行。一旦进入武士阶层,进入社会统治阶层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名望,但不能有个人财产。试想,如果今天推行这个制度,告诉大家“欢迎来当官,你可以有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名望,但将失去个人财产”,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考公务员了?
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权民社会”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一经济实力下降。这在近代与西方相比就很明显了。古代中国人从来就不缺技术发明的能力,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技不如人、器不如人?这与价值追求太有关系了,也就是中国人“志不在此”。科举变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让中国的国力和财富明显受到了影响。
1905年废除科举制,文化土崩瓦解,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这时文化名望衰落了。而经济的实力在近三十年迅速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权钱社会”。从价值追求来说,这两者变成了最主要社会价值,权力也是以经济为中心,意味着整个社会国家的价值目标集中于此。对于个人而言,过去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现在则有多种多样的机会。
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从社会趋势来说,权、钱、名还是应该相对分流,各得其所。过去的关系可能过于紧密,比如说权钱交易。为什么茅于轼提出,不要让有钱的人有权,也不要让有权的人有钱?这就是要在权钱之间产生一些分割。在美国,亿万富翁几乎不可能竞选上总统。洛克菲勒对政治也有兴趣,但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不要搅得太紧密了。比如说,政府太重视哲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的观点是不能太重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不是更好吗?
权、钱、名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各有各的领域。不要一有了权力,就什么能力都具备了。布什、里根要在大学里得到名誉博士是很难的,经常被拒绝;中国的很多官员退休后马上到大学里当教授、院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分流的关键是慢慢弱化或者消解官本位。关键的手段还是权力的制衡,要使这个社会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影响社会结构的权、钱、名的分配,主要是指高端的分配,是影响社会统治阶层再生产的那种分配。但这种高端的权的分配应该不影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钱的分配不应该影响所有人基本的生计;甚至还应该让人都过能体面地生活。名望也是如此,名望是稀缺资源,但它不应该影响到对所有人的普遍承认,人之为人的一种承认、尊重,这是基本的。此外,在价值方面,我们希望不光是权、钱、名,还要有更广泛的、超出于此的其他价值追求,比如说精神和信仰,都应该有恰如其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