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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鄂伦春族文学》运用跨文化、跨学科、跨民族、跨地域的方法，突破了纯文学类型分析的研究视角，运用哲学、美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现有的文献资料及田野调研材料，对鄂伦春族口述文学及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审美意识、生态伦理意识展开理论分析，总结了鄂伦春族既有的文学史成就。
关键词：鄂伦春族;审美意识;生态伦理;民族精神;文化传承
鄂伦春族文学是鄂伦春人在自然环境中化合了的生命、自然、信仰与精神的生态审美符号，鄂伦春族文学未必真实，却真实地反映了鄂伦春人自觉的生态审美意识。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意识作为北方狩猎民族世界观的一部分，作为衡量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标志，对当下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鄂伦春族文学通过日常生活、道德、宗教和哲学等思想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获得意识形态性，尤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作为人类与自然的调节方式超越了真善的审美价值，其审美的生命和生态文化的价值将化为本真、正义和永恒，“生态正义基于首先在美国得到运用的环境正义的国内标准，要求旨在抵抗环境恶化和环境危机的保护工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其国籍、文化、种族、性别及经济状况如何。”[1]（P.202）
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编著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科研成果，鄂伦春族文学中富含无限的生态审美文化因子，挖掘和阐释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做出系统性的、网络状的、历时的、整体式的研究，论证其生态审美意识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使此项研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指导价值。此书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呈现了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意识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过程，涵盖了鄂伦春族文学中的传统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思维与审美意蕴及审美精神层面，从远古的神话时代开始，鄂伦春人就意识到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才是他们永恒的家园，他们知道爱护生态就是爱护家园和生命本身，鄂伦春族文学展开于天空、森林、河水、神、人和动植物之间，是在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审美趣味之间的生态文化载体。鄂伦春族生态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复兴的核心是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淀与提升，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质的概括，是功利与无功利、理性与形象、认识与存在、价值与情感等综合特性的话语活动。
由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编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既有跨文化身份研究者的“他者见解”，又有鄂伦春族学者“自我观点”的好书，是一本学术理论分析与日常生活体验紧密结合的著作。《鄂伦春族文学》一书共分七章，包括鄂伦春族文学的口述与写作两大部分，研究目标意旨鄂伦春族的民族精神、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及对人类的贡献。
第一、二章由鄂伦春族学者关小云阐释了鄂伦春族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及其传承与弘扬，包括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和热爱自然的精神，系统地分析了鄂伦春民族精神的渊源在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狩猎经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承此，鄂伦春民族精神和生态审美意识依托于猎杀的生产方式及生命再生与循环的“二律背反式”的基础，鄂伦春族这种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与生态环境中衍生的生态文化正承受着全球化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的冲击，人们完全有必要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维系和发挥鄂伦春族文学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另外，作者还界定了当代鄂伦春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在于精忠报国和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无私无畏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舍小家和顾大局的民族大爱精神、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维护生态平衡的热爱大自然精神、淡泊名利和忘我工作的无私精神。
此书作者王丙珍承担了第三至第六章的写作，侧重研究了鄂伦春族口述文学中的萨满神话及现当代文学与狩猎文化的生态思维与美学意蕴，阐述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双重审美维度和审美品格，以日常生活与狩猎文化为维度，寻找鄂伦春族文学符号所承载的生态审美意义，“人类的生命体验是审美体验的本源，民族文化涵盖了每一个成员的审美本质，只有将生命与审美有机整合，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诗意栖居’的哲思境界。毫无疑问，这种哲思不仅是个体的、民族的，而且是全人类的。”[2]（P.257）鄂伦春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鄂伦春族文学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弥补了中国神话不足的缺憾;《英雄格帕欠》《波尔卡内莫日根》《鹿的传说》《双飞鸟的传说》《神箭手》《阿尔塔奈莫日根》《布格提哈莫日根》等“摩苏昆”的整理和发表丰富了中国文学史;同时，鄂伦春族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出现了敖长福、阿黛秀、孟淑珍、空特乐、孟代红、阿芳、白剑等著名作家，并且涌现了白剑武、曼嘎、关健、哲镜、候波、白玉龙等新一代作家。鄂伦春族文学体现了深层次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文化及生态审美的寻根之径，毕竟，“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性概念，它在原本的生态环境与日常生活的土壤中萌发着生命力。”[3]
鄂伦春族文学源自主体在生态环境之中面对自然的平等视角，构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关系，将人、自然、真、善、爱和美完美结合起来;对生命及生命力的张扬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突出审美特征，体现了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观，进而成为现代生态人的审美追求，“生态美学的基本标准不是约定和模式，而是对自然的保护，对自然需求的保护，对动态生态平衡的支持。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和谐与实用。”[4]（P.23）在鄂伦春人看来，生命是存在的基础，生命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而且是万事万物的，“鄂伦春人以生命为美、以生命力顽强为美的观念是其审美意识的根源，由此，衍生了其他自然美的观念，如季节美、风景美、万物美、生态美等。[2]（P.289）鄂伦春族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及其所展示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立足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审美意识之维。鄂伦春族文学的生态审美内涵包括历史与现实之美及伦理道德之美，呈现出表现的大众狂欢与深层次的生态关怀的美学意蕴，表达了鄂伦春人民以真为美的审美理想、以生命为美的审美取向，更有勇敢、豁达、豪放、刚毅的美学风格。在人与生态环境的双向关系上，鄂伦春族文学探索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具有浓厚的审美乌托邦色彩。 第七章由鄂伦春族学者关红英阐述了鄂伦春族文化的变迁及保护传承，论证了保护鄂伦春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探讨了鄂伦春族地方风物传说的本土性和生态性、历史性与趣味性、艺术性与劝谕性，将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定位于原始意识形态、原始萨满教文化与原始民俗文化所特有的审美个性及审美价值观念之中。鄂伦春族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在于对大自然的保护，他们不随意破坏生态平衡，狩猎的前提是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与生存，这样的生态责任是鄂伦春族得以生息的基础，因此，鄂伦春人都遵循着共同的狩猎禁忌与生态伦理，从生态危机的现实状态及生态平衡稳定、和谐发展的美学角度看，这些做法在当下仍显现了积极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从此层面可知，鄂伦春族文学当属于一种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5]（P.29-30）正是这类生态文学告知我们：重建生态平衡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是人类得以长久生存在大地上的前提和条件。
在结论部分，作者展望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走向，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拓性和建设性的研究导向。作者论述了全球化视域中鄂伦春族文学的跨文化认同，从鄂伦春族口头文学的在场表演与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两个层面，将鄂伦春族文学作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跨文化的最为广阔、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对话，使不同文化身份的审美主体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和包容性，进而达成具有共同人性的主体的跨文化认同，“鉴于通常认为人性是神、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物种中心的立场却采取相反的观点：它认为神、社会、文化是早已存在的人性中的物种需求和潜力的产物、答案和体现。在认识了这个事实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可以继续探讨和理解文化的诸种差异。”[6]（P.25）从现实的情况看，这个时代利于确立鄂伦春族生态文学的全球化视域，鄂伦春族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发展史，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财产的使命与基点。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当代困境，即语言问题、传承人的问题和创新问题，也正是这些现实的问题极有可能导致鄂伦春族文学与其文化生态环境一样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消逝。
参考文献：
[1][英]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 科全书[Z].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鄂伦春族文学研究[M].哈 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3]王丙珍.全球化视域下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的建 构——以鄂伦春族文学为个案[J].前沿，2013，（7）.
[4] [俄]H·B·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的本体论、 批判和应用[A].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C].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5]牛青汉.生态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英]埃伦·迪萨纳亚克，卢晓辉译.审美的人[M].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鄂伦春族;审美意识;生态伦理;民族精神;文化传承
鄂伦春族文学是鄂伦春人在自然环境中化合了的生命、自然、信仰与精神的生态审美符号，鄂伦春族文学未必真实，却真实地反映了鄂伦春人自觉的生态审美意识。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意识作为北方狩猎民族世界观的一部分，作为衡量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标志，对当下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鄂伦春族文学通过日常生活、道德、宗教和哲学等思想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获得意识形态性，尤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作为人类与自然的调节方式超越了真善的审美价值，其审美的生命和生态文化的价值将化为本真、正义和永恒，“生态正义基于首先在美国得到运用的环境正义的国内标准，要求旨在抵抗环境恶化和环境危机的保护工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其国籍、文化、种族、性别及经济状况如何。”[1]（P.202）
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编著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科研成果，鄂伦春族文学中富含无限的生态审美文化因子，挖掘和阐释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做出系统性的、网络状的、历时的、整体式的研究，论证其生态审美意识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使此项研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指导价值。此书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呈现了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意识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过程，涵盖了鄂伦春族文学中的传统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思维与审美意蕴及审美精神层面，从远古的神话时代开始，鄂伦春人就意识到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才是他们永恒的家园，他们知道爱护生态就是爱护家园和生命本身，鄂伦春族文学展开于天空、森林、河水、神、人和动植物之间，是在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审美趣味之间的生态文化载体。鄂伦春族生态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复兴的核心是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淀与提升，鄂伦春族文学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质的概括，是功利与无功利、理性与形象、认识与存在、价值与情感等综合特性的话语活动。
由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编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既有跨文化身份研究者的“他者见解”，又有鄂伦春族学者“自我观点”的好书，是一本学术理论分析与日常生活体验紧密结合的著作。《鄂伦春族文学》一书共分七章，包括鄂伦春族文学的口述与写作两大部分，研究目标意旨鄂伦春族的民族精神、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及对人类的贡献。
第一、二章由鄂伦春族学者关小云阐释了鄂伦春族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及其传承与弘扬，包括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和热爱自然的精神，系统地分析了鄂伦春民族精神的渊源在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狩猎经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承此，鄂伦春民族精神和生态审美意识依托于猎杀的生产方式及生命再生与循环的“二律背反式”的基础，鄂伦春族这种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与生态环境中衍生的生态文化正承受着全球化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的冲击，人们完全有必要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维系和发挥鄂伦春族文学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另外，作者还界定了当代鄂伦春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在于精忠报国和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无私无畏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舍小家和顾大局的民族大爱精神、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维护生态平衡的热爱大自然精神、淡泊名利和忘我工作的无私精神。
此书作者王丙珍承担了第三至第六章的写作，侧重研究了鄂伦春族口述文学中的萨满神话及现当代文学与狩猎文化的生态思维与美学意蕴，阐述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双重审美维度和审美品格，以日常生活与狩猎文化为维度，寻找鄂伦春族文学符号所承载的生态审美意义，“人类的生命体验是审美体验的本源，民族文化涵盖了每一个成员的审美本质，只有将生命与审美有机整合，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诗意栖居’的哲思境界。毫无疑问，这种哲思不仅是个体的、民族的，而且是全人类的。”[2]（P.257）鄂伦春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鄂伦春族文学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弥补了中国神话不足的缺憾;《英雄格帕欠》《波尔卡内莫日根》《鹿的传说》《双飞鸟的传说》《神箭手》《阿尔塔奈莫日根》《布格提哈莫日根》等“摩苏昆”的整理和发表丰富了中国文学史;同时，鄂伦春族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出现了敖长福、阿黛秀、孟淑珍、空特乐、孟代红、阿芳、白剑等著名作家，并且涌现了白剑武、曼嘎、关健、哲镜、候波、白玉龙等新一代作家。鄂伦春族文学体现了深层次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文化及生态审美的寻根之径，毕竟，“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性概念，它在原本的生态环境与日常生活的土壤中萌发着生命力。”[3]
鄂伦春族文学源自主体在生态环境之中面对自然的平等视角，构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关系，将人、自然、真、善、爱和美完美结合起来;对生命及生命力的张扬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突出审美特征，体现了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观，进而成为现代生态人的审美追求，“生态美学的基本标准不是约定和模式，而是对自然的保护，对自然需求的保护，对动态生态平衡的支持。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和谐与实用。”[4]（P.23）在鄂伦春人看来，生命是存在的基础，生命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而且是万事万物的，“鄂伦春人以生命为美、以生命力顽强为美的观念是其审美意识的根源，由此，衍生了其他自然美的观念，如季节美、风景美、万物美、生态美等。[2]（P.289）鄂伦春族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及其所展示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立足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审美意识之维。鄂伦春族文学的生态审美内涵包括历史与现实之美及伦理道德之美，呈现出表现的大众狂欢与深层次的生态关怀的美学意蕴，表达了鄂伦春人民以真为美的审美理想、以生命为美的审美取向，更有勇敢、豁达、豪放、刚毅的美学风格。在人与生态环境的双向关系上，鄂伦春族文学探索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具有浓厚的审美乌托邦色彩。 第七章由鄂伦春族学者关红英阐述了鄂伦春族文化的变迁及保护传承，论证了保护鄂伦春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探讨了鄂伦春族地方风物传说的本土性和生态性、历史性与趣味性、艺术性与劝谕性，将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定位于原始意识形态、原始萨满教文化与原始民俗文化所特有的审美个性及审美价值观念之中。鄂伦春族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在于对大自然的保护，他们不随意破坏生态平衡，狩猎的前提是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与生存，这样的生态责任是鄂伦春族得以生息的基础，因此，鄂伦春人都遵循着共同的狩猎禁忌与生态伦理，从生态危机的现实状态及生态平衡稳定、和谐发展的美学角度看，这些做法在当下仍显现了积极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从此层面可知，鄂伦春族文学当属于一种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5]（P.29-30）正是这类生态文学告知我们：重建生态平衡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是人类得以长久生存在大地上的前提和条件。
在结论部分，作者展望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走向，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拓性和建设性的研究导向。作者论述了全球化视域中鄂伦春族文学的跨文化认同，从鄂伦春族口头文学的在场表演与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两个层面，将鄂伦春族文学作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跨文化的最为广阔、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对话，使不同文化身份的审美主体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和包容性，进而达成具有共同人性的主体的跨文化认同，“鉴于通常认为人性是神、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物种中心的立场却采取相反的观点：它认为神、社会、文化是早已存在的人性中的物种需求和潜力的产物、答案和体现。在认识了这个事实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可以继续探讨和理解文化的诸种差异。”[6]（P.25）从现实的情况看，这个时代利于确立鄂伦春族生态文学的全球化视域，鄂伦春族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发展史，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财产的使命与基点。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当代困境，即语言问题、传承人的问题和创新问题，也正是这些现实的问题极有可能导致鄂伦春族文学与其文化生态环境一样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消逝。
参考文献：
[1][英]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 科全书[Z].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鄂伦春族文学研究[M].哈 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3]王丙珍.全球化视域下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的建 构——以鄂伦春族文学为个案[J].前沿，2013，（7）.
[4] [俄]H·B·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的本体论、 批判和应用[A].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C].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5]牛青汉.生态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英]埃伦·迪萨纳亚克，卢晓辉译.审美的人[M].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