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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契诃夫在小说中对人物对白的描写为其揭示小人物悲惨的命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其早期作品《窝囊》中，这一叙事手法已经臻于娴熟。论文运用会话分析与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小说中的人物对白进行了由表及里、自外而内的深入分析，从而展示了契诃夫如何利用对白表现主题的精湛技艺，也为理解《窝囊》这一经典文本的深刻寓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 契诃夫 灵魂 《窝囊》 会话分析 功能分析
一、引言
倘如伍尔夫所言，灵魂是安东·契诃夫小说关注的焦点，那么对白就是契诃夫表现人物灵魂的主要手段。无论在
其早期还是后期作品中，契诃夫小说中的对白，分量都弥足轻重，作为一种叙事手法而言，或许可以看作源自其戏剧创作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在于其对人类心灵的关注。“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1］。而人物之间的交谈，正像契诃夫在其《出诊》（1898）中所述一样，更能反映出人物的所思所虑，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改变带给人们的忧思和困扰。《窝囊》①，是契诃夫写于1883年的早期作品，小说中的对白来自仅有的两个主人公：男主人和女家庭教师，寥寥千字的小说几乎只包含了两人的对白，巧妙地将主与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体现出了作者对强权之下的俄罗斯人民，尤其是“小人物”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和其“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而契诃夫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冷静、客观的描写，更是将隐藏在小人物内心的奴化、异化了的灵魂通过其语言揭示出来，让读者看到了弱者不幸的根源，不仅在于强权与体制的压迫，更在于弱者对自身人格的放弃。本文即以会话分析的方法对《窝囊》一文中的对白进行梳理，并以韩礼德的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对人物对白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这篇小说中的对白语言是如何暴露人物心灵深处的扭曲的。
会话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在分析日常会话时采用的一种民俗学方法，话轮、相邻对等概念被用于分析会话的结构，总结日常会话中的规律，以期研究日常会话背后反映的社会秩序。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对生活语言的高度模仿和提炼，文学语篇中的对白与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也并无二致，在文学评论中，会话分析的方法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和强调会话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规范性、体制性不同，功能语言学更关注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差异，譬如对语言概念功能的分析，即可以探析“语言使用者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2］。而韩礼德(2000)对语言的交际功能，也是从会话入手进行分析，和会话分析不同的是，会话分析更侧重于规律性呈现的会话结构，而功能语法则着眼于会话中具体的小句，通过对小句中语气等系统的分析，将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语言传情达意的过程还原出来。论文将利用会话分析中的话轮、话轮转换对《窝囊》一文中的对白进行初步分析，在分析总体结构后，再选择其中典型的相邻对，对其优选等级进行分析，试图对小说对白中的体制性特征进行说明；功能语法中的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则将用于分析小说女主角的部分言语，以进一步解释女主人公体制化言语后的心理機制。
二、会话分析
话轮（turn），按照莱文逊（1983）的说法，是指“a time during which a single participant speaks，within a typical，orderly arrangement in which participants speak with minimal overlap and gap between them”［4］（一次典型、有序、会话参与者同时发言和间隔较少出现的交谈中，单一的参与者发言的时间）②。而话轮的分配，总是通过发言人有意识地选择下一发言人，或发言者的自我选择实现的，在这种交谈中，参与者有意无意地交替发言而完成的话轮转换（turns-taking）最终保证了交谈的顺利进行。在会话分析中，会话参与者在谈话中对话轮的控制被用来反映参与者对交谈的控制，也反映出了会话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参与者不同的心理表现和性格特征。在契诃夫的《窝囊》中，交谈发生在男主人“我”和女家庭教师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之间，下表对整篇小说话轮总数、二人各自话轮数和长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说明，籍此来分析二人在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人际关系。
表 1
小说中“我”和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间的对白总共有19次话轮，其中“我”占了11次，尤丽雅占8次。单纯从数量上并不能看出作为男主人的“我”与作为家庭教师的尤丽雅之间有任何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而从话轮的分配方式来看，尤丽雅4次是通过有意识地主动发言来夺得话语权，占了其话轮总数的一半，并没有明显地在谈话中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一旦考虑到话轮的长度，可以发现，男主人的强势地位昭然若揭，其话轮长度几乎是家庭教师话轮长度的8倍。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尤丽雅在话轮数量上并没有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但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几乎都是男主人在发话，听不到尤丽雅的声音，几次主动的发言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男主人的话轮分配方式来看，11次话轮都是主动有意识地夺得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尤丽雅在夺得话语权之后，既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无力与强者进行抗争，短短数语之后，就又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通过对《窝囊》中话轮数、话轮长度及话轮分配方式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和尤丽雅之间强者与弱者悬殊的地位差距。亦有学者曾指出二人身份地位的悬殊导致了“话语权利的失衡”［3］，但从对白中所表现出的话轮分配情况来看，尤丽雅的“柔弱”并不体现在其争取话语权的主观性上；相反，话轮分析表明，在对话语权的争夺中，尤丽雅并非无法战胜强者，而是多次通过自己有意识地主动发言夺得了话语权。这种对话语权的争夺与失衡，是否是强者与弱者之间力量悬殊的争斗在交谈中的结果呢，还是可以作出另外一番解释？纯粹的结构分析在勾勒出简单的人际关系之后，还需要对具体的言语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会话分析中的相邻对（adjacency pair）和优选等级（preference organization）便提供了这样一把放大镜，可以对小说中这种表面的矛盾作进一步的分析。所谓相邻对，指的是“会话中不同的交谈者发出的两个语句组成的序列”［5］。相邻对中的两个部分，通常以提问、请求和相应的答复组成，而相邻对中的第二部分，由于文化、环境、政治等原因，在特定的语境下，会存在一种答复优于，或更见于另外可能出现的答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优选等级。优选等级是说话人在进行答复时进行的选择，选择通常分为合意与不合意的两种，合意的应答通常是无标记性的，更直接，没有较长的延时或明显的停顿出现，反之，不合意的应答则是标记性的，常常出现停顿等语言特征。一般而言，合意性应答通常更能保证交谈的顺利进行，因此也常常具有抽象化和体制化的明显特征。
例1 T1 I：The tenth of January I gave you ten rubles ...（我：一月十日您在我这儿拿去十个卢布……）
T2 Julia：You didn’t！ （尤丽雅： 我没拿过！）
T3 I：But I made a note of it.（我：可是我这个本子上记着嘛）
T4 Julia：Well...all right. （尤丽雅：哦，算了，……好吧。）
主位，“is that with which the clause is concerned”（就是小句关注的内容），在陈述小句中，通常是由主语占据着主位的位置，而非主语主位就成了标记性主位。正像韩礼德（2000）分析指出的，标记性主位总是由前景化了的小句成分担任，因而成为了信息关注的焦点。而《窝囊》一文中，尤丽雅的8次发言中，有7次都选择了标记性主位，唯一一次非标记性主位由主语“you”承担。
例6 T1 I： Why this “merci”? （我： 您干吗道谢？）
T2 Julia：In my other places they didn’t give me anything at all.（尤丽雅： 在别的地方，人家连一个钱也没给过我。）
表 4
例6中尤丽雅的言语颇具代表性，非人称的小句成分：环境附加语占据了通常以人称为主位的位置，而该句的主语则为第三人称复数的人称代词。如上文所述，小句的主位是信息关注的焦点，而主语是责任的所在，而尤丽雅在发言时，不仅没能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意愿，而且总是从被关注的位置逃开，避免成为负责任的主体，将责任交付于他人，而不为自己负责任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他人，彻底失去了自身主体的身份和地位。这种言语中反映出的心理特征，与会话结构分析的结果正相一致，反映出了尤丽雅早已丧失了自己为人的主体性，习惯于体制强加于她的弱者身份。就像人际功能系统所揭示的一样，语篇功能同样也印证了尤丽雅人格中的弱点。
短篇小说《窝囊》的对白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是男主人“我”的言语。小说中，男主人的言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克扣工钱的问题上，第二部分是在质疑尤丽雅软弱的表现。下表统计了两部分对白中的标记性主位的数量。
表 5
从表5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无标记主位和标记主位的数量差距甚大。如我们所知，标记性主位都是非人称的，在第一部分中，男主人故意表现出冷冰冰的态度，欺騙、盘剥尤丽雅的工钱，因此对白中的小句均以标记性主位开始，而第二部分中，“我”不再伪装，而是向尤丽雅道出实情，原来这只是场玩笑，而“我”的对白也处处流露出了男主人真实的感情和对尤丽雅窝囊表现的同情和愤怒，自然会选择非标记性的主位。然而玩笑虽然是开了，或许并不想男主人想象的那样，会有任何教益，体制化的言语在尤丽雅的心灵深处已盘根错节、真正柔弱的，不是尤丽雅的社会地位，而是在她柔弱的身体里扭曲了的灵魂。这才是小说结尾那句:“将世间的弱者碾碎竟是如此容易！”哀叹的由来。
四、结论
论文利用会话分析和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对小说中二人对白进行了从会话结构到对白小句，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分析。一层层剖析了小说所揭示的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看到了短篇小说《窝囊》中的女家庭教师，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中表现出的“窝囊”，看到了一颗被体制扭曲、夺去力量的苍白的灵魂，看到了柔弱的个性，在好心的强者留下机会时，也早已习惯了屈服，而不知、不会、不愿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这才是被扭曲了的灵魂的可悲之处，也看到了契诃夫精湛的技艺和深邃的洞察力，通过尤丽雅，将弱者灵魂深处的悸动与无力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不过是一部高度程式化的机器而已，而所谓话语的失衡，不过是被体制化了的灵魂所患的失语症，真正的可怕，不是无力反抗带来的绝望，而是在希望面前不去反抗带给人的悲哀。
注释：
①汝龙译.契诃夫文集.论文所引契诃夫小说译文皆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部分译文稍作改动，1999.
②论文所引莱文逊译文皆为作者自行译出.
参考文献：
［1］伍尔夫，弗吉尼亚.“俄国人的观点”.论小说和小说家［A］.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赵雪莹.“柔弱的人：由悲悯到质疑的超越”.开封大学学报［J］.2005，(12).
［4］Levinson，Stephen C.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刘运同编著.会话分析概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本论文为贵州师范大学2009-2010年度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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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契诃夫 灵魂 《窝囊》 会话分析 功能分析
一、引言
倘如伍尔夫所言，灵魂是安东·契诃夫小说关注的焦点，那么对白就是契诃夫表现人物灵魂的主要手段。无论在
其早期还是后期作品中，契诃夫小说中的对白，分量都弥足轻重，作为一种叙事手法而言，或许可以看作源自其戏剧创作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在于其对人类心灵的关注。“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1］。而人物之间的交谈，正像契诃夫在其《出诊》（1898）中所述一样，更能反映出人物的所思所虑，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改变带给人们的忧思和困扰。《窝囊》①，是契诃夫写于1883年的早期作品，小说中的对白来自仅有的两个主人公：男主人和女家庭教师，寥寥千字的小说几乎只包含了两人的对白，巧妙地将主与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体现出了作者对强权之下的俄罗斯人民，尤其是“小人物”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和其“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而契诃夫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冷静、客观的描写，更是将隐藏在小人物内心的奴化、异化了的灵魂通过其语言揭示出来，让读者看到了弱者不幸的根源，不仅在于强权与体制的压迫，更在于弱者对自身人格的放弃。本文即以会话分析的方法对《窝囊》一文中的对白进行梳理，并以韩礼德的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对人物对白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这篇小说中的对白语言是如何暴露人物心灵深处的扭曲的。
会话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在分析日常会话时采用的一种民俗学方法，话轮、相邻对等概念被用于分析会话的结构，总结日常会话中的规律，以期研究日常会话背后反映的社会秩序。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对生活语言的高度模仿和提炼，文学语篇中的对白与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也并无二致，在文学评论中，会话分析的方法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和强调会话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规范性、体制性不同，功能语言学更关注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差异，譬如对语言概念功能的分析，即可以探析“语言使用者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2］。而韩礼德(2000)对语言的交际功能，也是从会话入手进行分析，和会话分析不同的是，会话分析更侧重于规律性呈现的会话结构，而功能语法则着眼于会话中具体的小句，通过对小句中语气等系统的分析，将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语言传情达意的过程还原出来。论文将利用会话分析中的话轮、话轮转换对《窝囊》一文中的对白进行初步分析，在分析总体结构后，再选择其中典型的相邻对，对其优选等级进行分析，试图对小说对白中的体制性特征进行说明；功能语法中的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则将用于分析小说女主角的部分言语，以进一步解释女主人公体制化言语后的心理機制。
二、会话分析
话轮（turn），按照莱文逊（1983）的说法，是指“a time during which a single participant speaks，within a typical，orderly arrangement in which participants speak with minimal overlap and gap between them”［4］（一次典型、有序、会话参与者同时发言和间隔较少出现的交谈中，单一的参与者发言的时间）②。而话轮的分配，总是通过发言人有意识地选择下一发言人，或发言者的自我选择实现的，在这种交谈中，参与者有意无意地交替发言而完成的话轮转换（turns-taking）最终保证了交谈的顺利进行。在会话分析中，会话参与者在谈话中对话轮的控制被用来反映参与者对交谈的控制，也反映出了会话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参与者不同的心理表现和性格特征。在契诃夫的《窝囊》中，交谈发生在男主人“我”和女家庭教师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之间，下表对整篇小说话轮总数、二人各自话轮数和长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说明，籍此来分析二人在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人际关系。
表 1
小说中“我”和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间的对白总共有19次话轮，其中“我”占了11次，尤丽雅占8次。单纯从数量上并不能看出作为男主人的“我”与作为家庭教师的尤丽雅之间有任何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而从话轮的分配方式来看，尤丽雅4次是通过有意识地主动发言来夺得话语权，占了其话轮总数的一半，并没有明显地在谈话中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一旦考虑到话轮的长度，可以发现，男主人的强势地位昭然若揭，其话轮长度几乎是家庭教师话轮长度的8倍。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尤丽雅在话轮数量上并没有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但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几乎都是男主人在发话，听不到尤丽雅的声音，几次主动的发言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男主人的话轮分配方式来看，11次话轮都是主动有意识地夺得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尤丽雅在夺得话语权之后，既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无力与强者进行抗争，短短数语之后，就又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通过对《窝囊》中话轮数、话轮长度及话轮分配方式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和尤丽雅之间强者与弱者悬殊的地位差距。亦有学者曾指出二人身份地位的悬殊导致了“话语权利的失衡”［3］，但从对白中所表现出的话轮分配情况来看，尤丽雅的“柔弱”并不体现在其争取话语权的主观性上；相反，话轮分析表明，在对话语权的争夺中，尤丽雅并非无法战胜强者，而是多次通过自己有意识地主动发言夺得了话语权。这种对话语权的争夺与失衡，是否是强者与弱者之间力量悬殊的争斗在交谈中的结果呢，还是可以作出另外一番解释？纯粹的结构分析在勾勒出简单的人际关系之后，还需要对具体的言语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会话分析中的相邻对（adjacency pair）和优选等级（preference organization）便提供了这样一把放大镜，可以对小说中这种表面的矛盾作进一步的分析。所谓相邻对，指的是“会话中不同的交谈者发出的两个语句组成的序列”［5］。相邻对中的两个部分，通常以提问、请求和相应的答复组成，而相邻对中的第二部分，由于文化、环境、政治等原因，在特定的语境下，会存在一种答复优于，或更见于另外可能出现的答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优选等级。优选等级是说话人在进行答复时进行的选择，选择通常分为合意与不合意的两种，合意的应答通常是无标记性的，更直接，没有较长的延时或明显的停顿出现，反之，不合意的应答则是标记性的，常常出现停顿等语言特征。一般而言，合意性应答通常更能保证交谈的顺利进行，因此也常常具有抽象化和体制化的明显特征。
例1 T1 I：The tenth of January I gave you ten rubles ...（我：一月十日您在我这儿拿去十个卢布……）
T2 Julia：You didn’t！ （尤丽雅： 我没拿过！）
T3 I：But I made a note of it.（我：可是我这个本子上记着嘛）
T4 Julia：Well...all right. （尤丽雅：哦，算了，……好吧。）
主位，“is that with which the clause is concerned”（就是小句关注的内容），在陈述小句中，通常是由主语占据着主位的位置，而非主语主位就成了标记性主位。正像韩礼德（2000）分析指出的，标记性主位总是由前景化了的小句成分担任，因而成为了信息关注的焦点。而《窝囊》一文中，尤丽雅的8次发言中，有7次都选择了标记性主位，唯一一次非标记性主位由主语“you”承担。
例6 T1 I： Why this “merci”? （我： 您干吗道谢？）
T2 Julia：In my other places they didn’t give me anything at all.（尤丽雅： 在别的地方，人家连一个钱也没给过我。）
表 4
例6中尤丽雅的言语颇具代表性，非人称的小句成分：环境附加语占据了通常以人称为主位的位置，而该句的主语则为第三人称复数的人称代词。如上文所述，小句的主位是信息关注的焦点，而主语是责任的所在，而尤丽雅在发言时，不仅没能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意愿，而且总是从被关注的位置逃开，避免成为负责任的主体，将责任交付于他人，而不为自己负责任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他人，彻底失去了自身主体的身份和地位。这种言语中反映出的心理特征，与会话结构分析的结果正相一致，反映出了尤丽雅早已丧失了自己为人的主体性，习惯于体制强加于她的弱者身份。就像人际功能系统所揭示的一样，语篇功能同样也印证了尤丽雅人格中的弱点。
短篇小说《窝囊》的对白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是男主人“我”的言语。小说中，男主人的言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克扣工钱的问题上，第二部分是在质疑尤丽雅软弱的表现。下表统计了两部分对白中的标记性主位的数量。
表 5
从表5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无标记主位和标记主位的数量差距甚大。如我们所知，标记性主位都是非人称的，在第一部分中，男主人故意表现出冷冰冰的态度，欺騙、盘剥尤丽雅的工钱，因此对白中的小句均以标记性主位开始，而第二部分中，“我”不再伪装，而是向尤丽雅道出实情，原来这只是场玩笑，而“我”的对白也处处流露出了男主人真实的感情和对尤丽雅窝囊表现的同情和愤怒，自然会选择非标记性的主位。然而玩笑虽然是开了，或许并不想男主人想象的那样，会有任何教益，体制化的言语在尤丽雅的心灵深处已盘根错节、真正柔弱的，不是尤丽雅的社会地位，而是在她柔弱的身体里扭曲了的灵魂。这才是小说结尾那句:“将世间的弱者碾碎竟是如此容易！”哀叹的由来。
四、结论
论文利用会话分析和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对小说中二人对白进行了从会话结构到对白小句，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分析。一层层剖析了小说所揭示的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看到了短篇小说《窝囊》中的女家庭教师，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中表现出的“窝囊”，看到了一颗被体制扭曲、夺去力量的苍白的灵魂，看到了柔弱的个性，在好心的强者留下机会时，也早已习惯了屈服，而不知、不会、不愿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这才是被扭曲了的灵魂的可悲之处，也看到了契诃夫精湛的技艺和深邃的洞察力，通过尤丽雅，将弱者灵魂深处的悸动与无力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不过是一部高度程式化的机器而已，而所谓话语的失衡，不过是被体制化了的灵魂所患的失语症，真正的可怕，不是无力反抗带来的绝望，而是在希望面前不去反抗带给人的悲哀。
注释：
①汝龙译.契诃夫文集.论文所引契诃夫小说译文皆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部分译文稍作改动，1999.
②论文所引莱文逊译文皆为作者自行译出.
参考文献：
［1］伍尔夫，弗吉尼亚.“俄国人的观点”.论小说和小说家［A］.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赵雪莹.“柔弱的人：由悲悯到质疑的超越”.开封大学学报［J］.2005，(12).
［4］Levinson，Stephen C.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刘运同编著.会话分析概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本论文为贵州师范大学2009-2010年度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项目成果。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