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这封家书，因其饱含宽容和礼让之德而让世人传诵数百年。
　　 史载，康熙某年，张英在安徽桐城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发生了宅基地纠纷，彼此各不相让。情急之下，张家驰书一封直抵京城，请宰相大人处置。宰相知悉此事莞尔一笑，信手写下上面这首诗交给家仆带回。家人见信，主动折墙，后退三尺。吴家感其义，也后退三尺，于是形成了今天依然存留的六尺巷。
　　 六尺巷及张英家书影响甚大，1956年毛泽东会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引用此诗奉劝苏联当局遵守和平友好准则，推进两国友好关系。之后，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专程至此，瞻仰六尺巷和张吴二姓府第。
　　 张宰相乃笔者同宗先辈，笔者自然为其拥有豁达之胸怀、恢宏之气度、高贵之涵养而欣慰。但与此同时，每当伫立六尺巷头，目睹巷子两侧似乎并不太对称的府第，内心也不禁滋生对吴家人的敬佩。
　　 我曾一直想知道，这个吴家到底是何人？拥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问遍左邻右舍，几乎无人给出准确答复，即使是当年的吴家后人也早已不在此地居住。查阅史料，于《桐城县志略·旧闻随笔》中有一句：“（张吴）两家都是显贵望族。”那吴氏是怎样的显贵望族呢？语焉不详。唯吴氏族谱中可以看到些许记录。吴氏先人或于明朝洪武年间担任安抚使司佥事，或任浙江台州合旗山把总，或于永乐年间任四川眉州州判。之后官职越发做得小，如任广西镇安府下的县主簿等职。而到清朝，几乎再也看不到达官显贵的记录了。照此说来，此时的吴氏其实早已成为普通人家，最多拥有一点官家的余脉余韵。
　　 如此，便不能不让人觉得吴家人了不起了。在皇权专制时代，谁都知道“穷不跟富斗，民不跟官斗”。不与官斗，不仅因为无权阶级根本斗不过有权阶级，而且斗的结果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可能殃及子孙。但若换个角度想问题，结果则相反。对于吴家来说，与之毗邻的有这么一个大官家，可算是三生有幸，比如后人考取功名、经营盐铁什么的，只要搞好邻里关系，怎么说也有个照应。徇私舞弊或许不敢奢望，但能指个路径，通个信息，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可是，吴家没有这样想这样做，面对权贵既没有卑躬屈膝、退避三舍，也不是百般讨好、曲意逢迎，而是不卑不亢做人，大大方方处事。这在当时“官大一级压死人”“朝中有人好办事”的年代，其所作所为正如孔老夫子所说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是很了不起的么？
　　 “搞坏一种关系只要一个人，搞好一种关系则需要所有人”。如果说没有张家的让，便不会有六尺巷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吴家的礼，也不会有六尺巷。一个人在处理社会关系中不在于能带头模范做多少，还在于在他人启发下能效法做多少。效他人之美德，行自己之善举，同样是高尚的。从管鲍之交到将相之和，谁能在彼此间分出高下？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大都不是双方有错所造成，而往往是一方蛮横无理所导致。《水浒传》中的杨志杀牛二，能说是因为杨志嗜血成性？倘若吴家将张家的退让当成是“穿鞋的怕光脚的”“害怕影响仕途”而得寸进尺，那么，张家除了屏气吞声，又怎奈他何？然而，吴家虽身份不能与之相当，但讲义气、重礼数与张家不分伯仲上下，吴家不输张家。有人说，吴家毕竟有错在先。也许如此。但“过则勿惮改”，不是吗？
　　 六尺巷的故事远近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说，吴家始终是作为绿叶配红花的，即以其“负面”的衬托而使得张家大显异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来桐城视察，在谈到六尺巷时，就曾风趣地说：“我知道六尺巷的故事，那时的吴家做得不太好。”出此之言，也许是其亦姓吴的缘故，但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不持与之相近的看法呢？事实上，当年吴家占用张家用地一说是有争议的。据《桐城县志略·旧闻随笔》记载，张、吴两府之间，“有一属张家隙地，向来作过往通道”。而据黄梅戏《六尺巷》描述，两府之间属于公共用地，吴家因为墙基松软，致院墙经常倒塌，不得不稍将墙基外移。两种说法都属后人补记，皆有可疑之处，这就为吴家谋求“正名”提供了依据。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谁都害怕且又不甘被污名化的时代，吴家后人若谋求“正名”、找回“清白”，就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如此，吴家果真这样做了，其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这一美丽的传说必定被弄得支离破碎、污迹斑斑，美丽的故事或许从此将不再美丽。所以说，六尺巷的美名传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吴家人的沉默成全的。这种沉默不宝贵么？
　　 六尺巷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一个典范，也为人们逐步步入文明树立了样榜。但我们还是需要谨记，任何美好的故事都是多方因素促成的，任何厚此薄彼、褒此抑彼的做法，可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都会对主体之外的其他方构成伤害，因此必须有所观照。
　　 作为张姓后人，我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