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董仲舒是西汉前期春秋公羊学大师，《春秋繁露》是他的代表作。董仲舒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阐述春秋公羊传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不但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影响很大，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民本思想；春秋繁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对实现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影响，对统治者治国安邦，巩固政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断总结民与君主治国兴邦的关系，为民本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及其他相关著作为依据，对其民本思想的渊源与继承，民本思想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关系，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继承先秦民本思想的成果，反映西汉社会与时代的精神
董仲舒对《春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阐述《春秋》中的思想为现实服务。董仲舒深谙《春秋公羊传》的义理，积极从中汲取养分。他指出统治者为政有三端，其中一端是“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1]董仲舒之所以重视对百姓的教化，是因为百姓是“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2]在他看来，“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3]所以，作为君主，就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教导人民以孝悌为贵，爱好礼义，重视仁廉，轻视财利，君主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春秋》中反战保民、爱民重民的思想，对董仲舒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认为：“《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4]战争使本该受到君主爱护的民众被无辜杀戮，这样的行为并非善的行为。董仲舒分析战争对人民的伤害，指出：“《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5]董仲舒引述《春秋》的思想，告诫喜好征战杀戮的统治者：“《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6]“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7]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公羊传》关于保障民利的思想，认为与民争利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对君主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董仲舒认为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会为国家的安定埋下隐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8]因此，统治者在施政时，应考虑保障民众的利益，调和贫富之间的矛盾，防止贫富悬殊过大，要做到“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9]董仲舒建议统治者要遵循上天的旨意，保障民利，上层的贵族官僚不与民争利，则“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0]倘若上层贵族官僚对此置若罔闻，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就会造成“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11]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被逼无奈之下势必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重视民众，以民为本，与天人感应思想相辅相成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2]“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13]他认为，君主以民为本，保护民利是上天的旨意，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言人，理应遵守上天的旨意：“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4]上天时刻关注君主的德行，并以此作为奖惩君主的依据：“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5]董仲舒引述《春秋公羊传》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16]说明上天授命于天子，天子就要代上天行使管理万民的责任。若是君主顺应上天的命令，百姓就会顺从君主的命令，治理国家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倘若君主违背了上天的意愿，逆天行道，百姓就不会顺从君主，国家就会变得混乱无序陷入危机，而上天也会因此惩罚君主。董仲舒所说的上天的旨意，就是要保护民众，以民为本。君主不仅是代行上天旨意的代言人，而且是万民福祸所系的关键。因此，君主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是顺应上天爱护民众、保障民利的本意。
董仲舒以“王”字为例，说明了天、地、人与君主的关系：“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17]他认为，君主是连接天、地与人的桥梁，是向万民传递上天旨意的媒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是责任十分重大的，“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18]君主要向百姓宣扬上天的旨意，传达上天的命令，用上天的法则治理百姓，播撒上天的仁爱之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9]君主继承上天“仁爱”用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其效果是显著的：“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0]这样的结果，既符合上天的旨意，也有利于君主统治国家的长远利益。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意愿应与上天的意愿保持一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1]他将君主的脾气与四季更替相结合，使君主的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一一对应，提出“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22]董仲舒将君主的庆赏罚刑与四季节气相对应，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23]由此可知，君主需顺应天意，顺应天意既是顺应民意。统治者按时合理的推行政策，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则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如若不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险的困境。 三、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继承了前代思想的精髓，又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也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增添了许多进步的因素。
首先，董仲舒以古讽今，以史为鉴。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多次以春秋往事为例，解释并分析其中利弊。他赞扬楚将司马子反率军进攻宋国时，在得知“宋人易子而食，楚人亦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楚宋交战双方无辜民众，“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24]不顾楚王令其伐宋的指示，与宋军主将私自议和。董仲舒对司马子反这种保民护民的行为予以了褒扬：“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25]董仲舒对古代圣王珍惜民力，爱护百姓的举措大加赞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6]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使统治内的百姓“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27]民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社会不安的隐患就会消除，从而消除统治的一大隐患。
其次，董仲舒劝谏统治者的行为要与上天的旨意保持一致，向百姓传达上天的仁爱，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权利的绝对化极易造成统治者盲目自信、闭目塞听、愚昧专横，对国家对民众都将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制约君主的力量，即“天意”，以此作为约束和劝谏统治者约束自身的重要途径。统治者作为天子，也只有“天”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28]“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29]因此“受命于天”[30]的统治者，代表上天向百姓播撒仁爱，生养抚育百姓，爱护民众，使自身的行为与上天保持一致，此举可有效防止统治者肆意妄为残害百姓的行为，既约束了统治者，又保障了民众。
再次，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反映出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暴秦后建立起来的，“秦行暴政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说明以民为本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31]因此，西汉王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知民众的力量对国家统治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吸取亡秦的经验教训时，也在不断探寻安民保民的途径。随着西汉中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董仲舒为改变社会现状，立足于现实，积极寻求出路。他继承并不断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将民本思想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过于理想化
董仲舒“将民本思想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现实，表达主张革新政治的要求。”[32]一种思想能否由理想变为现实，要受到诸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董仲舒看到了民众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要保民爱民利民。然而这一思想要变为现实，除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以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要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让统治者意识到民众的作用，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下定决心，励精图治。倘若统治者意识不到民众的作用，或是对此不屑一顾，则民本思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其次，要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的情况，会对民本思想的付诸实践造成困扰。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真正要付诸实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明确的目的性
“董仲舒民本思想虽然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从本质上而言，他安民、乐民、为民、重民，也是出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3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有明确的目的，即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到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影响而决定的。董仲舒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他自觉地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沉疴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缓和的措施，而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一触即发的局面，就任何缓和的措施都将于事无补。
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民本思想 “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强调民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34]董仲舒广泛吸收和继承前代思想的丰厚成果，立足当时社会实际，其民本思想反映出他对政治、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思考相结合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许多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辩证分析和深入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2][3][4][5][6][7][8][9][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8][29][30]董仲舒.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83；80；80；80；706；708；708；508；508；331；498；690；498；705；732；732；732；732；735；735；797；89；89；331；732；947.
[10][11][26][2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M].1997：2521；2520；1137；1137.
[31][32]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8；75；78.
[33]汪高鑫.略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J].学术界，1994，（4）：38.
[34]庞天佑.思想与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7.
【作者简介】
杨静（1987— ），女，广西百色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关键词】董仲舒；民本思想；春秋繁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对实现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影响，对统治者治国安邦，巩固政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断总结民与君主治国兴邦的关系，为民本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及其他相关著作为依据，对其民本思想的渊源与继承，民本思想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关系，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继承先秦民本思想的成果，反映西汉社会与时代的精神
董仲舒对《春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阐述《春秋》中的思想为现实服务。董仲舒深谙《春秋公羊传》的义理，积极从中汲取养分。他指出统治者为政有三端，其中一端是“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1]董仲舒之所以重视对百姓的教化，是因为百姓是“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2]在他看来，“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3]所以，作为君主，就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教导人民以孝悌为贵，爱好礼义，重视仁廉，轻视财利，君主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春秋》中反战保民、爱民重民的思想，对董仲舒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认为：“《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4]战争使本该受到君主爱护的民众被无辜杀戮，这样的行为并非善的行为。董仲舒分析战争对人民的伤害，指出：“《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5]董仲舒引述《春秋》的思想，告诫喜好征战杀戮的统治者：“《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6]“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7]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公羊传》关于保障民利的思想，认为与民争利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对君主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董仲舒认为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会为国家的安定埋下隐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8]因此，统治者在施政时，应考虑保障民众的利益，调和贫富之间的矛盾，防止贫富悬殊过大，要做到“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9]董仲舒建议统治者要遵循上天的旨意，保障民利，上层的贵族官僚不与民争利，则“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0]倘若上层贵族官僚对此置若罔闻，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就会造成“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11]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被逼无奈之下势必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重视民众，以民为本，与天人感应思想相辅相成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2]“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13]他认为，君主以民为本，保护民利是上天的旨意，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言人，理应遵守上天的旨意：“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4]上天时刻关注君主的德行，并以此作为奖惩君主的依据：“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5]董仲舒引述《春秋公羊传》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16]说明上天授命于天子，天子就要代上天行使管理万民的责任。若是君主顺应上天的命令，百姓就会顺从君主的命令，治理国家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倘若君主违背了上天的意愿，逆天行道，百姓就不会顺从君主，国家就会变得混乱无序陷入危机，而上天也会因此惩罚君主。董仲舒所说的上天的旨意，就是要保护民众，以民为本。君主不仅是代行上天旨意的代言人，而且是万民福祸所系的关键。因此，君主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是顺应上天爱护民众、保障民利的本意。
董仲舒以“王”字为例，说明了天、地、人与君主的关系：“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17]他认为，君主是连接天、地与人的桥梁，是向万民传递上天旨意的媒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是责任十分重大的，“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18]君主要向百姓宣扬上天的旨意，传达上天的命令，用上天的法则治理百姓，播撒上天的仁爱之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9]君主继承上天“仁爱”用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其效果是显著的：“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0]这样的结果，既符合上天的旨意，也有利于君主统治国家的长远利益。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意愿应与上天的意愿保持一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1]他将君主的脾气与四季更替相结合，使君主的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一一对应，提出“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22]董仲舒将君主的庆赏罚刑与四季节气相对应，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23]由此可知，君主需顺应天意，顺应天意既是顺应民意。统治者按时合理的推行政策，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则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如若不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险的困境。 三、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继承了前代思想的精髓，又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也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增添了许多进步的因素。
首先，董仲舒以古讽今，以史为鉴。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多次以春秋往事为例，解释并分析其中利弊。他赞扬楚将司马子反率军进攻宋国时，在得知“宋人易子而食，楚人亦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楚宋交战双方无辜民众，“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24]不顾楚王令其伐宋的指示，与宋军主将私自议和。董仲舒对司马子反这种保民护民的行为予以了褒扬：“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25]董仲舒对古代圣王珍惜民力，爱护百姓的举措大加赞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6]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使统治内的百姓“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27]民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社会不安的隐患就会消除，从而消除统治的一大隐患。
其次，董仲舒劝谏统治者的行为要与上天的旨意保持一致，向百姓传达上天的仁爱，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权利的绝对化极易造成统治者盲目自信、闭目塞听、愚昧专横，对国家对民众都将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制约君主的力量，即“天意”，以此作为约束和劝谏统治者约束自身的重要途径。统治者作为天子，也只有“天”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28]“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29]因此“受命于天”[30]的统治者，代表上天向百姓播撒仁爱，生养抚育百姓，爱护民众，使自身的行为与上天保持一致，此举可有效防止统治者肆意妄为残害百姓的行为，既约束了统治者，又保障了民众。
再次，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反映出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暴秦后建立起来的，“秦行暴政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说明以民为本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31]因此，西汉王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知民众的力量对国家统治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吸取亡秦的经验教训时，也在不断探寻安民保民的途径。随着西汉中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董仲舒为改变社会现状，立足于现实，积极寻求出路。他继承并不断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将民本思想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过于理想化
董仲舒“将民本思想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现实，表达主张革新政治的要求。”[32]一种思想能否由理想变为现实，要受到诸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董仲舒看到了民众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要保民爱民利民。然而这一思想要变为现实，除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以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要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让统治者意识到民众的作用，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下定决心，励精图治。倘若统治者意识不到民众的作用，或是对此不屑一顾，则民本思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其次，要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的情况，会对民本思想的付诸实践造成困扰。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真正要付诸实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明确的目的性
“董仲舒民本思想虽然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从本质上而言，他安民、乐民、为民、重民，也是出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3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有明确的目的，即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到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影响而决定的。董仲舒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他自觉地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沉疴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缓和的措施，而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一触即发的局面，就任何缓和的措施都将于事无补。
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民本思想 “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强调民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34]董仲舒广泛吸收和继承前代思想的丰厚成果，立足当时社会实际，其民本思想反映出他对政治、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思考相结合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许多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辩证分析和深入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2][3][4][5][6][7][8][9][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8][29][30]董仲舒.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83；80；80；80；706；708；708；508；508；331；498；690；498；705；732；732；732；732；735；735；797；89；89；331；732；947.
[10][11][26][2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M].1997：2521；2520；1137；1137.
[31][32]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8；75；78.
[33]汪高鑫.略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J].学术界，1994，（4）：38.
[34]庞天佑.思想与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7.
【作者简介】
杨静（1987— ），女，广西百色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