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像一片落叶飘然逝去，但他给后人留下的精神却如松柏那般长青……记得一位哲人这样说过：一个人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活着。他就是曾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叱咤风云几十年，做过中央领导，在晚年似平民百姓而默默无闻的李雪峰同志。
李老已于2003年去世，我为他做秘书服务了17个年头。我们曾朝夕相处，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呼唤我“小赵、小赵”的声音犹在耳边。我有时坐在他书桌的对面，有时坐在他的病床旁，听着他对往事的述说，听着他丰富知识的传播，这些情景犹如昨日、像刚刚发生……
对工作严谨认真，对生活乐观向上
我是1987年“五一”過后给李雪峰当秘书的，当时他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我来之前他身边没有秘书。我记得做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从中办机要局取回的一箱东西。箱子里的物品都是“文革”中被没收退回的，有书、信件、手稿、文件汇编等。虽然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登记好，但是有些东西因为年代久远已有所损坏，修补起来很困难，如抗战前北平地下党的机密刊物《火线》，上面有署名“胡服”和“K.V.”（分别是刘少奇的化名和代号）的文章。这些文章能够让我们看到1935年至1936年时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工作斗争的状况，使我们了解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时白区工作中的对敌斗争方针和策略，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用很薄的纸油印出的原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难，纸变得又黄又脆，有的已经破损。面对这些老“古董”我无从下手。李老有这方面的知识，他精心指导，从糨糊怎么打，选择什么样的纸修补，到最后重新做封皮用针线装订，每一环节都细致入微，我终于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我望着一排排整理好的书，一袋袋贴着标签和目录的文稿资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一是我为此付出的劳动有了成果；二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收获很大，这不仅仅是学会整修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整理工作，我了解到李老的许多革命经历，学到了不少党史方面的知识。
后来，在李老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几十年养成的工作作风，就是做每一件事都细致、认真、负责，决不马虎敷衍。李老生活上极有规律。他通常早晨5点左右起床，先在床上做各种自我按摩半小时至一小时，下床后洗漱，然后到院子里打太极拳、舞太极剑，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他告诉我，50年代末他的身体已适应不了紧张的工作，经常头昏痛，发起病来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越来越重。1959年，李老随周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险些晕倒。从苏联回国后，经中央批准，他开始治病休养。太极拳和太极剑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的。为了战胜病顽、掌握这门运动精髓，他还研究了中国各家太极拳的发展历史，并交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这一健身运动一直伴随他40多年，对他的健康长寿起到了药物难以替代的作用。
李老在最后住进医院的几年里，生命在于运动这一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与病痛顽强地抗争。1999年11月下旬，李老刚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神志还不是很清楚，就开始了床上运动。他先活动手脚，再转到胳臂和腿，随着病情的好转，运动从床上移到床下。他能走则走，走不动也要坐着锻炼，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对生活的热爱汇成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不断激励着他战胜各种困难，从而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就是这种永不服输的信念，使他能够在80岁高龄时登上张家界的天子山，俯瞰天下奇景；使他在82岁时登上泰山一览众山小。
李老一生勤奋学习，从不言老。从他看过的书上那圈圈点点的批注，从他每天剪报上的那道道红杠，我们能看到他不断思考，不断渴求新的知识，了解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动态。直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讲话了，也要关心了解天下大事，这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老一辈高级领导的共性。李老在最后几年里，一直住在医院，虽然环境变了，但是他的生活规律没变。他每天除看报读书看电视新闻外，还要定期请一些原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来医院为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等。
俗话说“三分吃药七分养”，在李老长期住院治病期间，他的脑子不停地思考，他的身心并没有得到休息，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养病”，因此他的病总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我从对李老长期观察中体会到，他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感到充实。他遇磨难而不悲观，能热情地对待新生事物，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经常对我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一些新事物看不惯，抱着老观点不放，甚至对我们的前途悲观失望，这是不对的。允许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但你要有分析，要换个位置想一想，你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做！我们领过班的人都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做起事来不容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让人一时不理解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了解领班人的难处，我们才能理解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看到他们的长处。
我在接触李老的经历中，发现他对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及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都是赞扬和信赖的，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更是充满感情。他对党的前途永远充满信心。
未尽的话与未尽的心愿
2001年9月，李老病情加重，肺部感染难以控制，常常让痰憋得十分痛苦，由于排痰困难造成血氧低下，呼吸衰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专家经会诊后决定给李老做气管切开术。开始他不同意，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勉强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在去手术室之前，这位95岁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就讲不成话了，他望着围在身边的子女们，像是有话要说。但直到他进了手术室，始终没有开口：也许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交代什么了；也许他此刻最后下了决心，把不便讲的话永远地封存起来，让其随他而去……李老在大家护送去手术室的路上默默地闭着双眼，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他老人家在这次病危之前陆陆续续交代给我的一些事情和对我讲的一些未尽的心愿。 最后的嘱托
李老晚年，特别是最后住院的几年里，时常对我说：“我常常睡不着觉，想起很多事。想起故去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事们，惦念着他们的遗属。”
1998年底的一天，他向我交代：你代表我和翟英同志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们的遗属，有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李达将军的夫人张乃一同志、黄镇将军的夫人朱琳同志。李老嘱咐我向她们转达问候，告诉她们他已91岁，年老多病行动困难，翟英同志患癌症住进医院治疗，他们都不能亲往了，只好派秘书带去他的回忆录《太行十年》，以此来表达他们和已故老战友们的亲密友情以及对他们深深的思念。我遵嘱一一看望了她们。她们十分感谢李老和翟英同志的心意，都说很惦记雪峰同志和翟英同志，特别提到雪峰同志在太行山是有很大贡献的，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他是有功的。她们对雪峰同志晚年的境遇感到有所不公，对他能为党顾全大局的心胸表示敬佩。
李老还特意派我代表他看望已重病住院的老同志刘子厚、杨绍增，他们的神志都不清楚了，只有把李老的心意转达给他们的家属们。我办完这些事后都一一报告给李老，他听后告訴我：这算是了去了一档子心事。同时他再次感叹自己不能亲自去见一见这些老人了！
此外，李老让我与本地、外地的一些老同志联系，向他们要夫妇两人的照片。照片陆陆续续地寄来，我将它们装入小相册供李老随时翻看。李老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与有些老同志很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一点的也有80多岁，我走不动，他们也不那么方便。他们寄来的相片我还可以常常看一看，就如同见面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老交代的事情不是件件都办成了，因为条件所限有一定困难，所以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使我很感动。对于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李老是这样嘱咐我的：你如有机会联系到彭老总的亲属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与彭总共事时关系很好，他尊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使我很受感动，他死得冤枉。
李老说：杨勇同志去世前可能对我有误解，有机会要转告他夫人。“文革”期间，杨勇同志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住院治病，他要出院时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带着秘书赶到医院，正巧在上楼时遇见了一个熟人，顺便到那里坐了一会儿，待我再到杨勇同志病房时，他已出院了。杨勇同志那时可能有话要对我讲，没有见到我，对我有了意见。“文革”前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是第一政委，我们搭档了好几年，关系一直是好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解释，是个遗憾！
陈老总是李老经常提到的，他说：有机会应该告诉陈老总的子女们，我和陈毅同志有很好的友谊关系，我们在中原时就很熟悉，“文革”时我们接触得更多，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佩服他的勇敢。我喜欢他的那首《青松》诗，他的性格就是那样。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遗憾的是我没能一一联系到这些已故老同志的亲属，因此也就没能把李老的心愿传达到，实属无奈，只有等机会。
李老是在1999年7月27日老伴去世当天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年零八个月。除2001年秋请假回过一次家外，他老人家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李老一生革命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很多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我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翻开共和国厚重的历史篇章，李老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经历了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变。李老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有些又不便说，我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不便多问，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说话了。
李老已于2003年去世，我为他做秘书服务了17个年头。我们曾朝夕相处，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呼唤我“小赵、小赵”的声音犹在耳边。我有时坐在他书桌的对面，有时坐在他的病床旁，听着他对往事的述说，听着他丰富知识的传播，这些情景犹如昨日、像刚刚发生……
对工作严谨认真，对生活乐观向上
我是1987年“五一”過后给李雪峰当秘书的，当时他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我来之前他身边没有秘书。我记得做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从中办机要局取回的一箱东西。箱子里的物品都是“文革”中被没收退回的，有书、信件、手稿、文件汇编等。虽然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登记好，但是有些东西因为年代久远已有所损坏，修补起来很困难，如抗战前北平地下党的机密刊物《火线》，上面有署名“胡服”和“K.V.”（分别是刘少奇的化名和代号）的文章。这些文章能够让我们看到1935年至1936年时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工作斗争的状况，使我们了解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时白区工作中的对敌斗争方针和策略，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用很薄的纸油印出的原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难，纸变得又黄又脆，有的已经破损。面对这些老“古董”我无从下手。李老有这方面的知识，他精心指导，从糨糊怎么打，选择什么样的纸修补，到最后重新做封皮用针线装订，每一环节都细致入微，我终于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我望着一排排整理好的书，一袋袋贴着标签和目录的文稿资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一是我为此付出的劳动有了成果；二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收获很大，这不仅仅是学会整修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整理工作，我了解到李老的许多革命经历，学到了不少党史方面的知识。
后来，在李老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几十年养成的工作作风，就是做每一件事都细致、认真、负责，决不马虎敷衍。李老生活上极有规律。他通常早晨5点左右起床，先在床上做各种自我按摩半小时至一小时，下床后洗漱，然后到院子里打太极拳、舞太极剑，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他告诉我，50年代末他的身体已适应不了紧张的工作，经常头昏痛，发起病来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越来越重。1959年，李老随周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险些晕倒。从苏联回国后，经中央批准，他开始治病休养。太极拳和太极剑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的。为了战胜病顽、掌握这门运动精髓，他还研究了中国各家太极拳的发展历史，并交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这一健身运动一直伴随他40多年，对他的健康长寿起到了药物难以替代的作用。
李老在最后住进医院的几年里，生命在于运动这一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与病痛顽强地抗争。1999年11月下旬，李老刚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神志还不是很清楚，就开始了床上运动。他先活动手脚，再转到胳臂和腿，随着病情的好转，运动从床上移到床下。他能走则走，走不动也要坐着锻炼，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对生活的热爱汇成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不断激励着他战胜各种困难，从而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就是这种永不服输的信念，使他能够在80岁高龄时登上张家界的天子山，俯瞰天下奇景；使他在82岁时登上泰山一览众山小。
李老一生勤奋学习，从不言老。从他看过的书上那圈圈点点的批注，从他每天剪报上的那道道红杠，我们能看到他不断思考，不断渴求新的知识，了解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动态。直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讲话了，也要关心了解天下大事，这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老一辈高级领导的共性。李老在最后几年里，一直住在医院，虽然环境变了，但是他的生活规律没变。他每天除看报读书看电视新闻外，还要定期请一些原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来医院为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等。
俗话说“三分吃药七分养”，在李老长期住院治病期间，他的脑子不停地思考，他的身心并没有得到休息，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养病”，因此他的病总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我从对李老长期观察中体会到，他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感到充实。他遇磨难而不悲观，能热情地对待新生事物，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经常对我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一些新事物看不惯，抱着老观点不放，甚至对我们的前途悲观失望，这是不对的。允许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但你要有分析，要换个位置想一想，你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做！我们领过班的人都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做起事来不容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让人一时不理解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了解领班人的难处，我们才能理解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看到他们的长处。
我在接触李老的经历中，发现他对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及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都是赞扬和信赖的，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更是充满感情。他对党的前途永远充满信心。
未尽的话与未尽的心愿
2001年9月，李老病情加重，肺部感染难以控制，常常让痰憋得十分痛苦，由于排痰困难造成血氧低下，呼吸衰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专家经会诊后决定给李老做气管切开术。开始他不同意，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勉强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在去手术室之前，这位95岁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就讲不成话了，他望着围在身边的子女们，像是有话要说。但直到他进了手术室，始终没有开口：也许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交代什么了；也许他此刻最后下了决心，把不便讲的话永远地封存起来，让其随他而去……李老在大家护送去手术室的路上默默地闭着双眼，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他老人家在这次病危之前陆陆续续交代给我的一些事情和对我讲的一些未尽的心愿。 最后的嘱托
李老晚年，特别是最后住院的几年里，时常对我说：“我常常睡不着觉，想起很多事。想起故去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事们，惦念着他们的遗属。”
1998年底的一天，他向我交代：你代表我和翟英同志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们的遗属，有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李达将军的夫人张乃一同志、黄镇将军的夫人朱琳同志。李老嘱咐我向她们转达问候，告诉她们他已91岁，年老多病行动困难，翟英同志患癌症住进医院治疗，他们都不能亲往了，只好派秘书带去他的回忆录《太行十年》，以此来表达他们和已故老战友们的亲密友情以及对他们深深的思念。我遵嘱一一看望了她们。她们十分感谢李老和翟英同志的心意，都说很惦记雪峰同志和翟英同志，特别提到雪峰同志在太行山是有很大贡献的，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他是有功的。她们对雪峰同志晚年的境遇感到有所不公，对他能为党顾全大局的心胸表示敬佩。
李老还特意派我代表他看望已重病住院的老同志刘子厚、杨绍增，他们的神志都不清楚了，只有把李老的心意转达给他们的家属们。我办完这些事后都一一报告给李老，他听后告訴我：这算是了去了一档子心事。同时他再次感叹自己不能亲自去见一见这些老人了！
此外，李老让我与本地、外地的一些老同志联系，向他们要夫妇两人的照片。照片陆陆续续地寄来，我将它们装入小相册供李老随时翻看。李老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与有些老同志很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一点的也有80多岁，我走不动，他们也不那么方便。他们寄来的相片我还可以常常看一看，就如同见面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老交代的事情不是件件都办成了，因为条件所限有一定困难，所以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使我很感动。对于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李老是这样嘱咐我的：你如有机会联系到彭老总的亲属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与彭总共事时关系很好，他尊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使我很受感动，他死得冤枉。
李老说：杨勇同志去世前可能对我有误解，有机会要转告他夫人。“文革”期间，杨勇同志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住院治病，他要出院时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带着秘书赶到医院，正巧在上楼时遇见了一个熟人，顺便到那里坐了一会儿，待我再到杨勇同志病房时，他已出院了。杨勇同志那时可能有话要对我讲，没有见到我，对我有了意见。“文革”前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是第一政委，我们搭档了好几年，关系一直是好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解释，是个遗憾！
陈老总是李老经常提到的，他说：有机会应该告诉陈老总的子女们，我和陈毅同志有很好的友谊关系，我们在中原时就很熟悉，“文革”时我们接触得更多，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佩服他的勇敢。我喜欢他的那首《青松》诗，他的性格就是那样。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遗憾的是我没能一一联系到这些已故老同志的亲属，因此也就没能把李老的心愿传达到，实属无奈，只有等机会。
李老是在1999年7月27日老伴去世当天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年零八个月。除2001年秋请假回过一次家外，他老人家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李老一生革命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很多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我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翻开共和国厚重的历史篇章，李老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经历了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变。李老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有些又不便说，我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不便多问，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