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自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以来，为研究猪肉在市场上的需求量不减反增、违背需求定律的原因以及猪肉对居民肉类食品需求的影响机制，以猪肉供给稳定时期2000—2018年以及猪肉供给变化时期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居民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构建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猪肉属于肉类中的必需品，在供给平稳时期符合需求定律，即需求量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化，对其需求影响较大的是牛羊肉价格变化;在猪肉供给变化时期，受消费者预期影响，违背需求定律，即需求量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化，这并不是因为猪肉属于吉芬商品，而是由于其供给变化产生了吉芬效应，当供给端逐渐恢复稳定时，吉芬效应趋于消失。
关键词：猪肉;双对数模型;消费者预期;供给变化;吉芬效应;吉芬商品
中图分类号： F323.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12-0229-06
收稿日期：2020-09-21
基金项目：上海海洋大学骆肇荛基金重点项目（编号：A1-2004-20-201309）;上海海洋大学科创训练计划项目（编号：X202010264107）。
作者简介：陈 材（1998—），男，四川自贡人，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金融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通信作者：徐开新，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与食品经济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猪肉是我国传统的肉类食品，长久以来在餐桌上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可供居民挑选的肉类产品，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其他肉类食品对猪肉的替代作用较小[1-2]。我国作为养猪大国，为保证居民的猪肉消费需求，始终保持生猪产业链稳定，市场供给一直处于逐年上升阶段。自2018年8月，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在辽宁省沈阳市被发现以来，农业农村部对生猪市场立即启动了二级响应，但之后疫情蔓延至整个国内，生猪存栏数量同比减少41.1%，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少38.9%，生猪市场供应受到剧烈冲击，造成之后国内猪肉价格指数急速上涨的情形[3]。
猪肉作为居民肉类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食品支出中的“必需品”，同時又遇到供给极其困难时期，这2点几乎与1845年爱尔兰饥荒时期的马铃薯如出一辙。在当时，农民收入较低，只能把马铃薯用来当作填饱肚子的主食，在这样的条件下，当马铃薯价格上涨时，替代效应会使农民减少马铃薯购买量，而收入效应使居民收入相对减少，更加支付不起价格昂贵的其他类食品，因此只能增加马铃薯的购买量，并且收入效应往往大于替代效应，这便是马歇尔对马铃薯在爱尔兰饥荒时期被称为吉芬商品所做的解释[4]。
马歇尔对吉芬商品的成因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但他无法发展出一条普遍适用的定律来描述吉芬商品这样一种特例，“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便成马歇尔之后的争议性问题[5]。从马歇尔对吉芬商品做出“官方”解释以来，Lipsey等研究认为，吉芬商品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普通劣等品范围之外，理论上存在，但很难被观测到[6]。 Battalio 等通过设计一个巧妙的踏板与饮料试验，第1次在实际经济决策中观察到小白鼠个体的吉芬商品行为[7]，但吉芬商品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个体的体现并不具代表性，并且小白鼠不能与理性消费者划等号。国内学者郑大川通过否定西方经济学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这两大前提，认为吉芬商品本质上并不存在，爱尔兰时期的马铃薯价格上升其实是一种相对下降，其同类商品由于马铃薯价格上涨，价格也会出现较大涨幅，因此马铃薯价格实际为相对下降，而居民增加其需求量恰好完全符合需求定律[8]。Jensen 等研究了我国2个省份极端贫困家庭的主食价格补贴数据，发现湖南省的水稻存在明显的吉芬行为，而甘肃省的小麦存在较弱的吉芬行为，这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贫困的严重程度，从而为吉芬商品的存在提供了第1个真实世界的例子[9]，该例子被编进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0]。
在吉芬商品中，针对猪肉这一特定商品，现有研究仅作出过在理论上的推导，张攀春结合马歇尔需求定律，扩展出关于吉芬商品的吉芬效应，对猪肉这一商品做出简要阐述，猪肉作为肉类中的劣等品会成为一个相对的吉芬商品，吉芬商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本质是短缺经济[11];智路平研究认为，猪肉在养殖成本上升、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以及恶劣环境带来猪肉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受儒家文化以及小农意识的影响会出现抢购猪肉的趋势[12]。
国内外讨论吉芬商品这一特殊现象的文献数量有限，对于猪肉的吉芬效应研究更是浅尝辄止，并且这其中还存在以下3点不足：首先，针对猪肉吉芬效应并没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仅处于理论推测层面;其次，猪肉存在较多同类商品，在其产生吉芬效应前后并没有深入讨论同类商品对消费主体影响的大小;最后，对于因特殊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吉芬商品是否会恢复正常商品的特性，近年来都没有做出具体定论。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点，结合国家统计局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数据，采用模型计量的方法量化猪肉产生吉芬效应前后的影响机制，分析得出猪肉的吉芬效应是否会一直存在的结论，完善猪肉在吉芬效应领域的研究空白。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双对数模型
在各类实证研究中，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差，系数结果在经济学上无较大意义，而在双对数模型中，由于对变量取对数的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数据较大时的波动性，而且双对数模型的系数能够直接反映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对影响关系，即弹性大小。本研究选取的数据包含大量的指数，通过弹性反映的意义大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意义，因此笔者选取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双对数模型最初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于表示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现已运用到对商品需求的分析，张宁等曾运用双对数模型对城市居民用水需求进行分析[13]。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模型设定如下： Yi=AXαiZβi…。（1）
将式（1）2边取对数得：
lnYi=lnA αlnXi βlnZi …。（2）
将式（2）进行全微分得：
dYiYi=αdXiXi βdZiZi …。（3）
以α为例，移项得：
α=dYi/YidXi/Xi。（4）
由上述推导可知，α为弹性系数，若当变量选取不止1个时，又称为偏弹性系数，度量了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对X的弹性大小，即X的百分比变动从而引起Y的百分比变动。当X选择为猪肉价格时，弹性系数表示需求价格弹性;当X选择为其相关商品价格时，弹性系数表示为交叉价格弹性。
1.2 回归数据来源与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最新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60.6%，占有较大部分的比重，并且以往文献表明，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将趋于一致[14]，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自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个部分数据：第1部分为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包含猪肉消费数量、猪肉生产价格指数、相关替代品价格指数（家禽类、肉禽类、水产品、蛋类、蔬菜类以及主食类），其中指数数据为上年=100，均以2000年为基期处理，由于國家统计局并没有直接给出猪肉消费数量，笔者根据猪肉生产数量加上猪肉进口数量减去猪肉出口数量得出，其中2007年受国内疫情影响，生猪供给市场同样遭受了巨大冲击，本研究对2007年的数据作了删减，从而减小偶然事件对猪肉供给稳定时期的影响。由于在年度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因此对年度数据采取去除时间趋势;第2部分数据为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的月度数据，此时间段内猪肉市场价格上升最为明显，包含内容与第1部分数据相同，其中指数数据为上月=100，均以2018年8月为基期处理，其中在月度数据中，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并没有居民每月猪肉消费量这一统计项目，在月度数据中居民猪肉消费量以国家生猪市场数据中成交均重代替。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1 猪肉供给
由图1可知，猪肉供给受到冲击有2段时间点，第1段时间是2007年国内生猪蓝耳病疫情暴发，市场供给受到影响，同时伴随着国际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猪肉市场价格迎来上涨;第2段时间是2019—2020年期间，非洲猪瘟的肆虐，我国猪肉产量明显下降，这直接给我国生猪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冲击先从供给端开始，造成猪肉供给量的大幅减少。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时间点为第2段，此段时间内供给降幅远超2007年时间点，降幅接近25%。
2.2 价格指数
从表1的年度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各类食品价格受通货膨胀影响，涨幅较大，其中蔬菜类涨幅超过200%，但猪肉以及主食类的价格涨幅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猪肉以及各粮食类主食作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中的必需品，国家近年来出台相关稳定粮食等农产品的政策措施，通货膨胀对其的影响略显轻微;从月度数据来看，主食类的价格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猪肉的价格涨幅却达到了185.93%，领跑各类食品涨幅榜，这与非洲猪瘟在此时间段内的肆虐密不可分，存栏生猪以及能繁母猪被大量捕杀，数量大幅减少，猪肉供给端受影响较大，造成猪肉市场供给类似“青黄不接”的现象，猪肉价格迅速上升，受到猪肉价格上涨的冲击，牛羊肉价格涨幅也达到了94.80%。
3 实证结果分析
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模型设定如下：
lnQ=α′ ∑β′ilnXi ε。（5）
式中：Q为猪肉消费量;α′为截距项;β′i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变量Xi包含以下一系类价格指数：其中，Price of pork为猪肉（自身）价格指数，Poultry为禽肉类（鸡、鸭）价格指数，Livestock为畜肉类（牛、羊）价格指数，Aquatic为水产品类价格指数，Vegetables为蔬菜类价格指数，Eggs为蛋类价格指数，Cereals为主食类价格指数;ε为随机扰动项。某一商品的需求往往不会只受其本身价格的影响，而是多种商品价格多维作用的结果，但本研究主要探讨猪肉需求与其本身价格的关系，因此没有采用只留下影响显著因素的普通逐步回归方法，而是在每次回归中将猪肉价格这一因素纳入其中，统计软件采用Stata，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3.1 年度数据实证分析
3.1.1 猪肉的正常商品特性 从年度数据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在猪肉供给未发生较大变化期间，除仅对猪肉价格指数做回归外，其余需求价格弹性皆为负，即价格增加时需求量会相应减少，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猪肉的需求价格弹性为负，数值范围与张火法等采用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测出的沿海城镇猪肉需求价格弹性（-0.236）[15]较为接近。须要作出说明的是，在这里初次回归结果为正的原因主要是样本容量仅为18，属于偏小样本估计，这一参数估计结果较小，仅为0.073。表2部分参数显著性水平不高，其原因也与样本数量有关，由于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对于2000年之前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已经没有公开披露，样本数量无法接近大样本，样本数量选择较为有限。根据括号内t统计量的大小，已经接近统计显著性水平数值大小。
3.1.2 供给稳定时期肉类食品影响机制 表2中，鸡鸭肉、水产品、主食类需求交叉价格弹性为负（鸡鸭肉的模型2除外），牛羊肉、蔬菜类、蛋类需求交叉价格弹性为正，但该弹性数值几乎为0（弹性绝对值最小为0.034%，最大为1.343%）。以往研究解释为鸡鸭肉、牛羊肉、水产品、蛋类以及各种食品对猪肉需求的影响较小，从而得出猪肉存在刚性需求，几乎不受其他食品价格变化的影响[1-2]，笔者同意该种观点，但本研究对于牛羊肉这一畜肉类作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说明，由表2结果可以发现，牛羊肉的交叉弹性略大于其余食品，并且为正，即牛羊肉价格增加时会增加猪肉的需求。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在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里，牛羊肉价格远高于猪肉价格，向来属于肉类食品中的奢侈品，价格降低从而触发的需求增加幅度会大于其他类食品价格降低的幅度，即相对富有弹性，参数估计结果能较好地说明这一点。 从回归结果能够推断出，在猪肉供给端稳定期间，鸡鸭肉、水产品类、蛋类、蔬菜类以及主食类日常消费食品的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猪肉需求影响较小，交叉价格弹性小于1%，而牛羊肉的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猪肉需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牛肉价格下降时，居民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菜篮子里猪肉的数量，从而增加牛肉的数量。牛羊肉与猪肉在肉质结构上类似，与鸡鸭肉类、水产品类以及蛋类食品不同，便于烹饪与制作，并且畜肉类作为主要肉食来源是我国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加之季节性禽流感等各种原因，畜肉便成为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一大主角。在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居民肉类食品消费中畜肉占比达75%，禽肉只占25%，在畜肉类食品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1%[16]。结合弹性系数估计可得出，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中扮演“必需品”角色，对其消费量存在相对较强替代作用的是牛羊肉价格变动。
3.2 月度数据实证分析
3.2.1 猪肉吉芬效应的观测 从月度回归结果（表3）可以发现，与年度回归结果不同的是，猪肉需求价格弹性在此处为正，即价格增加时需求量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表明猪肉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存在一定的吉芬效应。尽管在这段时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仍然较小（弹性绝对值最小为0.029%，最大为0.099%），但需求弹性从负值转变为正值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猪肉这一商品的性质，即从正常商品转变为吉芬商品，并且年度回归结果中，猪肉在往年并不属于吉芬商品。同时，牛羊肉的交叉价格弹性符号从正变为负，弹性绝对值大小远小于往年猪肉供给正常时期，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推测猪肉在环境变化时会产生变为吉芬商品的结论[11-12]一致。
3.2.2 供给变化时期肉类食品影响机制 在牛羊肉的交叉价格弹性参数估计结果中，弹性最大为 -0.082%，最小为-0.251%，牛羊肉价格变化在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这段时间对猪肉需求影响甚微。对于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在此期间，猪肉价格指数峰值与基期相比接近300%。换而言之，猪肉价格已经极度接近牛羊肉的市场价格，对居民消费者来讲，猪肉这种肉类中的正常品的价格，已经能够与牛羊肉这种肉类中的奢侈品齐肩，但关键之处在于并没有真正达到甚至超过牛羊肉价格，而这一点恰恰与爱尔兰饥荒时期的马铃薯类似。马铃薯是爱尔兰居民的主食来源，一旦马铃薯价格上涨，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其替代效应，在这个时候能够替代马铃薯這一主食的商品价格都高于马铃薯本身。如果居民选择购买其他商品作为主食，购买所获得的数量将会比全部收入购买马铃薯更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居民仍然会选择购买马铃薯，即马铃薯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猪肉供给减少从而带来价格上涨，加之我国居民对于肉畜类食品的特殊消费偏好，并不会长期将鸡鸭肉、水产品、蛋类以及蔬菜等食品作为替代猪肉的肉类需求，并且猪肉价格上涨最终并没有超过牛羊肉，猪肉仍然属于肉类食品中的必需品。在此时，猪肉价格上涨，然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收入增长幅度不会超过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若将以往用于购买牛羊肉支出的一部分收入继续购买牛羊肉，必定会减少肉类获得的总数量，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在过去本可以用于购买牛羊肉等肉类食品的额外支出，不得不用来支付猪肉价格上涨的开销，所以居民仍然会选择增加购买猪肉量。
3.2.3 消费者预期对购买行为的影响 更进一步的是，猪肉价格涨幅最高时期恰巧发生在春节期间，而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大部分依旧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这段时间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讲，猪肉仍然是主要的肉类年货，加之这段时间内猪肉供给尚未好转，其价格“节节攀升”是市场普遍现象，甚至一度超过80元/kg，消费者并没有所谓的“肉类库存”，猪肉又是此时的最佳选择，居民会预期未来市场价格超过当前市场价格，从而增加猪肉的购买量，市场价格信号带来消费者预期的变化以致出现违背需求定律的行为[17]，综合以上原因便使得猪肉这一商品在供给端遭受冲击时产生吉芬效应。
3.2.4 吉芬商品与吉芬效应 以往针对吉芬商品是否存在的研究仍然争议不断，Dougan等认为吉芬商品存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一种违背需求规律的商品，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市场对其需求量不减反增，并提出理论需求曲线与实际需求曲线的差异，解释了吉芬商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被观测的原因[18-19];张五常研究认为，吉芬商品并不存在，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上并没有这样一种违背需求规律的商品，需求定律应该被作为公理，吉芬商品违背逻辑，无法成立[20];何全胜研究认为，吉芬商品不会一直存在，而是一种效应（giffen effect）或者行为（giffen behavior）甚至是现象[21]。针对本文研究的猪肉这一商品，笔者更加偏向于将其称为吉芬效应（行为），猪肉本身并不属于吉芬商品，而是在供给端遭受冲击的时期产生了吉芬效应，商品在外部环境产生变化的时间段可能产生吉芬效应，由于其价格不可能一直上涨，在供给端恢复平稳后，价格将逐渐下降，其吉芬效应也将趋于消失，产生吉芬效应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种商品本身面临环境恢复正常的时长。
在回归数据之外，本研究选取国家生猪市场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市场成交均重与生猪市场价格指数的数据，成交均重替代为需求量，并将数据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为猪肉供给短缺最为严重时期，此时间内其市场价格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第2阶段为猪肉供给缓和阶段，此时间内其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图2）。图2中，在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图2-A）需求曲线呈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即存在吉芬效应，之后2—7月（图2-B）需求曲线呈现出正常商品的趋势，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其吉芬效应趋于消失。将2个部分数据结合，再以平滑曲线连接可以得到猪肉在这一期间的近似需求曲线，在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其需求曲线呈现出一定的吉芬效应，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价格有所回落时，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恢复正常趋势（图3）。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选取猪肉供给稳定期间（2000—2018年）与供给端受冲击期间（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数据，采用双对数弹性测量模型的分析方法，综合测量城镇居民猪肉需求受各类食品影响的大小，分析得出：猪肉属于居民肉类食品消费中的必需品，在供给稳定期间，猪肉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属于正常商品，对其需求影响最大的是牛羊肉价格的变化，弹性大小接近0.801%～1.343%;在供给端遭受冲击期间，猪肉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属于吉芬商品，此时牛羊肉对其影响远远小于猪肉价格稳定时期，并且通过2个时期数据对比可以得出，猪肉在以往并不属于吉芬商品，而是由于其供给短缺的影响而产生了吉芬效应，这样的吉芬效应并不会一直存在，在2020年2—7月猪肉供应逐渐恢复期间，其吉芬效应趋于消失。吉芬效应或者吉芬行为属于吉芬商品理论的延伸，这是本研究所支持的观点。
参考文献：
[1]何 帅，曾华盛，何伯正. 我国农村居民猪肉需求弹性测算及其周期性比较——基于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5）：335-338.
[2]梁 凡，陆 迁，同海梅，等. 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J]. 消费经济，2013，29（3）：22-26.
[3]徐伟楠，刘 芳，何忠伟.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分析及其防控对策[J]. 农业展望，2018，14（12）：54-59.
[4]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上册[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5]王志刚，李腾飞，王智斌. 吉芬商品理论的新进展：一个研究评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69-74.
[6]Lipsey R G，Gideon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theory of demand：a rehabilitation of the giffen good[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1，4（2）：131-163.
[7]Battalio R C，Kagel J H，Kogut C A. Experimental confirm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giffen goo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4）：961-970
[8]郑大川. 对“吉芬商品”的重新解释及实证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07，21（3）：155-158.
[9]Jensen R T，Miller N H. 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iview，2008，98（4）1553-1577.
[10]Mankiw Gregory N.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梁小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张攀春. 吉芬品的经济学解释——兼论短缺经济产生的原因[J]. 特区经济，2010（4）：276-277.
[12]智路平. 国际经济下行阶段我国商品吉芬化分类、成因及对策分析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20（4）：44-45.
[13]张 宁，章 胜. 基于双对数模型的城市居民水需求弹性的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2010，29（3）：50-53.
[14]宋平平，孙 皓.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变化及消费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20（8）：47-50.
[15]张火法，许关桐.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猪肉需求彈性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8）：48-51.
[16]李跃杰. 关于国民肉食结构的思考[J]. 山东畜牧兽医，2020，41（2）：43-44.
[17]刘明国，李汉文. 需求曲线的形状及其内在逻辑——破解吉芬之谜、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模型[J]. 改革与战略，20009，25（11）：27-31.
[18]Dougan W R. Giffen goods and the law of demand[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y，1982，90（4）：809-815.
[19]Weber C E. The case of a giffen good：comment[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1997，28（1）：36-44.
[20]张五常. 经济解释（卷1）：科学说需求[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1]何全胜. 交易理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关键词：猪肉;双对数模型;消费者预期;供给变化;吉芬效应;吉芬商品
中图分类号： F323.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12-0229-06
收稿日期：2020-09-21
基金项目：上海海洋大学骆肇荛基金重点项目（编号：A1-2004-20-201309）;上海海洋大学科创训练计划项目（编号：X202010264107）。
作者简介：陈 材（1998—），男，四川自贡人，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金融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通信作者：徐开新，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与食品经济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猪肉是我国传统的肉类食品，长久以来在餐桌上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可供居民挑选的肉类产品，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其他肉类食品对猪肉的替代作用较小[1-2]。我国作为养猪大国，为保证居民的猪肉消费需求，始终保持生猪产业链稳定，市场供给一直处于逐年上升阶段。自2018年8月，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在辽宁省沈阳市被发现以来，农业农村部对生猪市场立即启动了二级响应，但之后疫情蔓延至整个国内，生猪存栏数量同比减少41.1%，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少38.9%，生猪市场供应受到剧烈冲击，造成之后国内猪肉价格指数急速上涨的情形[3]。
猪肉作为居民肉类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食品支出中的“必需品”，同時又遇到供给极其困难时期，这2点几乎与1845年爱尔兰饥荒时期的马铃薯如出一辙。在当时，农民收入较低，只能把马铃薯用来当作填饱肚子的主食，在这样的条件下，当马铃薯价格上涨时，替代效应会使农民减少马铃薯购买量，而收入效应使居民收入相对减少，更加支付不起价格昂贵的其他类食品，因此只能增加马铃薯的购买量，并且收入效应往往大于替代效应，这便是马歇尔对马铃薯在爱尔兰饥荒时期被称为吉芬商品所做的解释[4]。
马歇尔对吉芬商品的成因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但他无法发展出一条普遍适用的定律来描述吉芬商品这样一种特例，“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便成马歇尔之后的争议性问题[5]。从马歇尔对吉芬商品做出“官方”解释以来，Lipsey等研究认为，吉芬商品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普通劣等品范围之外，理论上存在，但很难被观测到[6]。 Battalio 等通过设计一个巧妙的踏板与饮料试验，第1次在实际经济决策中观察到小白鼠个体的吉芬商品行为[7]，但吉芬商品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个体的体现并不具代表性，并且小白鼠不能与理性消费者划等号。国内学者郑大川通过否定西方经济学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这两大前提，认为吉芬商品本质上并不存在，爱尔兰时期的马铃薯价格上升其实是一种相对下降，其同类商品由于马铃薯价格上涨，价格也会出现较大涨幅，因此马铃薯价格实际为相对下降，而居民增加其需求量恰好完全符合需求定律[8]。Jensen 等研究了我国2个省份极端贫困家庭的主食价格补贴数据，发现湖南省的水稻存在明显的吉芬行为，而甘肃省的小麦存在较弱的吉芬行为，这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贫困的严重程度，从而为吉芬商品的存在提供了第1个真实世界的例子[9]，该例子被编进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0]。
在吉芬商品中，针对猪肉这一特定商品，现有研究仅作出过在理论上的推导，张攀春结合马歇尔需求定律，扩展出关于吉芬商品的吉芬效应，对猪肉这一商品做出简要阐述，猪肉作为肉类中的劣等品会成为一个相对的吉芬商品，吉芬商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本质是短缺经济[11];智路平研究认为，猪肉在养殖成本上升、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以及恶劣环境带来猪肉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受儒家文化以及小农意识的影响会出现抢购猪肉的趋势[12]。
国内外讨论吉芬商品这一特殊现象的文献数量有限，对于猪肉的吉芬效应研究更是浅尝辄止，并且这其中还存在以下3点不足：首先，针对猪肉吉芬效应并没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仅处于理论推测层面;其次，猪肉存在较多同类商品，在其产生吉芬效应前后并没有深入讨论同类商品对消费主体影响的大小;最后，对于因特殊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吉芬商品是否会恢复正常商品的特性，近年来都没有做出具体定论。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点，结合国家统计局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数据，采用模型计量的方法量化猪肉产生吉芬效应前后的影响机制，分析得出猪肉的吉芬效应是否会一直存在的结论，完善猪肉在吉芬效应领域的研究空白。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双对数模型
在各类实证研究中，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差，系数结果在经济学上无较大意义，而在双对数模型中，由于对变量取对数的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数据较大时的波动性，而且双对数模型的系数能够直接反映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对影响关系，即弹性大小。本研究选取的数据包含大量的指数，通过弹性反映的意义大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意义，因此笔者选取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双对数模型最初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于表示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现已运用到对商品需求的分析，张宁等曾运用双对数模型对城市居民用水需求进行分析[13]。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模型设定如下： Yi=AXαiZβi…。（1）
将式（1）2边取对数得：
lnYi=lnA αlnXi βlnZi …。（2）
将式（2）进行全微分得：
dYiYi=αdXiXi βdZiZi …。（3）
以α为例，移项得：
α=dYi/YidXi/Xi。（4）
由上述推导可知，α为弹性系数，若当变量选取不止1个时，又称为偏弹性系数，度量了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对X的弹性大小，即X的百分比变动从而引起Y的百分比变动。当X选择为猪肉价格时，弹性系数表示需求价格弹性;当X选择为其相关商品价格时，弹性系数表示为交叉价格弹性。
1.2 回归数据来源与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最新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60.6%，占有较大部分的比重，并且以往文献表明，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将趋于一致[14]，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自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个部分数据：第1部分为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包含猪肉消费数量、猪肉生产价格指数、相关替代品价格指数（家禽类、肉禽类、水产品、蛋类、蔬菜类以及主食类），其中指数数据为上年=100，均以2000年为基期处理，由于國家统计局并没有直接给出猪肉消费数量，笔者根据猪肉生产数量加上猪肉进口数量减去猪肉出口数量得出，其中2007年受国内疫情影响，生猪供给市场同样遭受了巨大冲击，本研究对2007年的数据作了删减，从而减小偶然事件对猪肉供给稳定时期的影响。由于在年度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因此对年度数据采取去除时间趋势;第2部分数据为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的月度数据，此时间段内猪肉市场价格上升最为明显，包含内容与第1部分数据相同，其中指数数据为上月=100，均以2018年8月为基期处理，其中在月度数据中，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并没有居民每月猪肉消费量这一统计项目，在月度数据中居民猪肉消费量以国家生猪市场数据中成交均重代替。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1 猪肉供给
由图1可知，猪肉供给受到冲击有2段时间点，第1段时间是2007年国内生猪蓝耳病疫情暴发，市场供给受到影响，同时伴随着国际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猪肉市场价格迎来上涨;第2段时间是2019—2020年期间，非洲猪瘟的肆虐，我国猪肉产量明显下降，这直接给我国生猪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冲击先从供给端开始，造成猪肉供给量的大幅减少。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时间点为第2段，此段时间内供给降幅远超2007年时间点，降幅接近25%。
2.2 价格指数
从表1的年度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各类食品价格受通货膨胀影响，涨幅较大，其中蔬菜类涨幅超过200%，但猪肉以及主食类的价格涨幅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猪肉以及各粮食类主食作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中的必需品，国家近年来出台相关稳定粮食等农产品的政策措施，通货膨胀对其的影响略显轻微;从月度数据来看，主食类的价格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猪肉的价格涨幅却达到了185.93%，领跑各类食品涨幅榜，这与非洲猪瘟在此时间段内的肆虐密不可分，存栏生猪以及能繁母猪被大量捕杀，数量大幅减少，猪肉供给端受影响较大，造成猪肉市场供给类似“青黄不接”的现象，猪肉价格迅速上升，受到猪肉价格上涨的冲击，牛羊肉价格涨幅也达到了94.80%。
3 实证结果分析
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模型设定如下：
lnQ=α′ ∑β′ilnXi ε。（5）
式中：Q为猪肉消费量;α′为截距项;β′i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变量Xi包含以下一系类价格指数：其中，Price of pork为猪肉（自身）价格指数，Poultry为禽肉类（鸡、鸭）价格指数，Livestock为畜肉类（牛、羊）价格指数，Aquatic为水产品类价格指数，Vegetables为蔬菜类价格指数，Eggs为蛋类价格指数，Cereals为主食类价格指数;ε为随机扰动项。某一商品的需求往往不会只受其本身价格的影响，而是多种商品价格多维作用的结果，但本研究主要探讨猪肉需求与其本身价格的关系，因此没有采用只留下影响显著因素的普通逐步回归方法，而是在每次回归中将猪肉价格这一因素纳入其中，统计软件采用Stata，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3.1 年度数据实证分析
3.1.1 猪肉的正常商品特性 从年度数据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在猪肉供给未发生较大变化期间，除仅对猪肉价格指数做回归外，其余需求价格弹性皆为负，即价格增加时需求量会相应减少，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猪肉的需求价格弹性为负，数值范围与张火法等采用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测出的沿海城镇猪肉需求价格弹性（-0.236）[15]较为接近。须要作出说明的是，在这里初次回归结果为正的原因主要是样本容量仅为18，属于偏小样本估计，这一参数估计结果较小，仅为0.073。表2部分参数显著性水平不高，其原因也与样本数量有关，由于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对于2000年之前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已经没有公开披露，样本数量无法接近大样本，样本数量选择较为有限。根据括号内t统计量的大小，已经接近统计显著性水平数值大小。
3.1.2 供给稳定时期肉类食品影响机制 表2中，鸡鸭肉、水产品、主食类需求交叉价格弹性为负（鸡鸭肉的模型2除外），牛羊肉、蔬菜类、蛋类需求交叉价格弹性为正，但该弹性数值几乎为0（弹性绝对值最小为0.034%，最大为1.343%）。以往研究解释为鸡鸭肉、牛羊肉、水产品、蛋类以及各种食品对猪肉需求的影响较小，从而得出猪肉存在刚性需求，几乎不受其他食品价格变化的影响[1-2]，笔者同意该种观点，但本研究对于牛羊肉这一畜肉类作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说明，由表2结果可以发现，牛羊肉的交叉弹性略大于其余食品，并且为正，即牛羊肉价格增加时会增加猪肉的需求。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在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里，牛羊肉价格远高于猪肉价格，向来属于肉类食品中的奢侈品，价格降低从而触发的需求增加幅度会大于其他类食品价格降低的幅度，即相对富有弹性，参数估计结果能较好地说明这一点。 从回归结果能够推断出，在猪肉供给端稳定期间，鸡鸭肉、水产品类、蛋类、蔬菜类以及主食类日常消费食品的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猪肉需求影响较小，交叉价格弹性小于1%，而牛羊肉的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猪肉需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牛肉价格下降时，居民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菜篮子里猪肉的数量，从而增加牛肉的数量。牛羊肉与猪肉在肉质结构上类似，与鸡鸭肉类、水产品类以及蛋类食品不同，便于烹饪与制作，并且畜肉类作为主要肉食来源是我国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加之季节性禽流感等各种原因，畜肉便成为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一大主角。在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居民肉类食品消费中畜肉占比达75%，禽肉只占25%，在畜肉类食品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1%[16]。结合弹性系数估计可得出，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中扮演“必需品”角色，对其消费量存在相对较强替代作用的是牛羊肉价格变动。
3.2 月度数据实证分析
3.2.1 猪肉吉芬效应的观测 从月度回归结果（表3）可以发现，与年度回归结果不同的是，猪肉需求价格弹性在此处为正，即价格增加时需求量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表明猪肉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存在一定的吉芬效应。尽管在这段时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仍然较小（弹性绝对值最小为0.029%，最大为0.099%），但需求弹性从负值转变为正值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猪肉这一商品的性质，即从正常商品转变为吉芬商品，并且年度回归结果中，猪肉在往年并不属于吉芬商品。同时，牛羊肉的交叉价格弹性符号从正变为负，弹性绝对值大小远小于往年猪肉供给正常时期，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推测猪肉在环境变化时会产生变为吉芬商品的结论[11-12]一致。
3.2.2 供给变化时期肉类食品影响机制 在牛羊肉的交叉价格弹性参数估计结果中，弹性最大为 -0.082%，最小为-0.251%，牛羊肉价格变化在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这段时间对猪肉需求影响甚微。对于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在此期间，猪肉价格指数峰值与基期相比接近300%。换而言之，猪肉价格已经极度接近牛羊肉的市场价格，对居民消费者来讲，猪肉这种肉类中的正常品的价格，已经能够与牛羊肉这种肉类中的奢侈品齐肩，但关键之处在于并没有真正达到甚至超过牛羊肉价格，而这一点恰恰与爱尔兰饥荒时期的马铃薯类似。马铃薯是爱尔兰居民的主食来源，一旦马铃薯价格上涨，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其替代效应，在这个时候能够替代马铃薯這一主食的商品价格都高于马铃薯本身。如果居民选择购买其他商品作为主食，购买所获得的数量将会比全部收入购买马铃薯更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居民仍然会选择购买马铃薯，即马铃薯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猪肉供给减少从而带来价格上涨，加之我国居民对于肉畜类食品的特殊消费偏好，并不会长期将鸡鸭肉、水产品、蛋类以及蔬菜等食品作为替代猪肉的肉类需求，并且猪肉价格上涨最终并没有超过牛羊肉，猪肉仍然属于肉类食品中的必需品。在此时，猪肉价格上涨，然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收入增长幅度不会超过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若将以往用于购买牛羊肉支出的一部分收入继续购买牛羊肉，必定会减少肉类获得的总数量，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在过去本可以用于购买牛羊肉等肉类食品的额外支出，不得不用来支付猪肉价格上涨的开销，所以居民仍然会选择增加购买猪肉量。
3.2.3 消费者预期对购买行为的影响 更进一步的是，猪肉价格涨幅最高时期恰巧发生在春节期间，而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大部分依旧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这段时间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讲，猪肉仍然是主要的肉类年货，加之这段时间内猪肉供给尚未好转，其价格“节节攀升”是市场普遍现象，甚至一度超过80元/kg，消费者并没有所谓的“肉类库存”，猪肉又是此时的最佳选择，居民会预期未来市场价格超过当前市场价格，从而增加猪肉的购买量，市场价格信号带来消费者预期的变化以致出现违背需求定律的行为[17]，综合以上原因便使得猪肉这一商品在供给端遭受冲击时产生吉芬效应。
3.2.4 吉芬商品与吉芬效应 以往针对吉芬商品是否存在的研究仍然争议不断，Dougan等认为吉芬商品存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一种违背需求规律的商品，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市场对其需求量不减反增，并提出理论需求曲线与实际需求曲线的差异，解释了吉芬商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被观测的原因[18-19];张五常研究认为，吉芬商品并不存在，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上并没有这样一种违背需求规律的商品，需求定律应该被作为公理，吉芬商品违背逻辑，无法成立[20];何全胜研究认为，吉芬商品不会一直存在，而是一种效应（giffen effect）或者行为（giffen behavior）甚至是现象[21]。针对本文研究的猪肉这一商品，笔者更加偏向于将其称为吉芬效应（行为），猪肉本身并不属于吉芬商品，而是在供给端遭受冲击的时期产生了吉芬效应，商品在外部环境产生变化的时间段可能产生吉芬效应，由于其价格不可能一直上涨，在供给端恢复平稳后，价格将逐渐下降，其吉芬效应也将趋于消失，产生吉芬效应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种商品本身面临环境恢复正常的时长。
在回归数据之外，本研究选取国家生猪市场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市场成交均重与生猪市场价格指数的数据，成交均重替代为需求量，并将数据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为猪肉供给短缺最为严重时期，此时间内其市场价格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第2阶段为猪肉供给缓和阶段，此时间内其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图2）。图2中，在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图2-A）需求曲线呈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即存在吉芬效应，之后2—7月（图2-B）需求曲线呈现出正常商品的趋势，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其吉芬效应趋于消失。将2个部分数据结合，再以平滑曲线连接可以得到猪肉在这一期间的近似需求曲线，在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其需求曲线呈现出一定的吉芬效应，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价格有所回落时，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恢复正常趋势（图3）。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选取猪肉供给稳定期间（2000—2018年）与供给端受冲击期间（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数据，采用双对数弹性测量模型的分析方法，综合测量城镇居民猪肉需求受各类食品影响的大小，分析得出：猪肉属于居民肉类食品消费中的必需品，在供给稳定期间，猪肉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属于正常商品，对其需求影响最大的是牛羊肉价格的变化，弹性大小接近0.801%～1.343%;在供给端遭受冲击期间，猪肉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属于吉芬商品，此时牛羊肉对其影响远远小于猪肉价格稳定时期，并且通过2个时期数据对比可以得出，猪肉在以往并不属于吉芬商品，而是由于其供给短缺的影响而产生了吉芬效应，这样的吉芬效应并不会一直存在，在2020年2—7月猪肉供应逐渐恢复期间，其吉芬效应趋于消失。吉芬效应或者吉芬行为属于吉芬商品理论的延伸，这是本研究所支持的观点。
参考文献：
[1]何 帅，曾华盛，何伯正. 我国农村居民猪肉需求弹性测算及其周期性比较——基于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5）：335-338.
[2]梁 凡，陆 迁，同海梅，等. 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J]. 消费经济，2013，29（3）：22-26.
[3]徐伟楠，刘 芳，何忠伟.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分析及其防控对策[J]. 农业展望，2018，14（12）：54-59.
[4]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上册[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5]王志刚，李腾飞，王智斌. 吉芬商品理论的新进展：一个研究评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69-74.
[6]Lipsey R G，Gideon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theory of demand：a rehabilitation of the giffen good[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1，4（2）：131-163.
[7]Battalio R C，Kagel J H，Kogut C A. Experimental confirm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giffen goo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4）：961-970
[8]郑大川. 对“吉芬商品”的重新解释及实证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07，21（3）：155-158.
[9]Jensen R T，Miller N H. 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iview，2008，98（4）1553-1577.
[10]Mankiw Gregory N.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梁小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张攀春. 吉芬品的经济学解释——兼论短缺经济产生的原因[J]. 特区经济，2010（4）：276-277.
[12]智路平. 国际经济下行阶段我国商品吉芬化分类、成因及对策分析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20（4）：44-45.
[13]张 宁，章 胜. 基于双对数模型的城市居民水需求弹性的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2010，29（3）：50-53.
[14]宋平平，孙 皓.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变化及消费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20（8）：47-50.
[15]张火法，许关桐.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猪肉需求彈性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8）：48-51.
[16]李跃杰. 关于国民肉食结构的思考[J]. 山东畜牧兽医，2020，41（2）：43-44.
[17]刘明国，李汉文. 需求曲线的形状及其内在逻辑——破解吉芬之谜、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模型[J]. 改革与战略，20009，25（11）：27-31.
[18]Dougan W R. Giffen goods and the law of demand[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y，1982，90（4）：809-815.
[19]Weber C E. The case of a giffen good：comment[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1997，28（1）：36-44.
[20]张五常. 经济解释（卷1）：科学说需求[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1]何全胜. 交易理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