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以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其中写意画又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精粹，它体现了中华艺术的至高水准。因其具潇洒自然、直抒胸臆之美而一直为古今艺术家所推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骨法、质地、光暗及情态神韵。这里的笔墨既是状物、传情的技巧，又是对象的载体，同时本身又是有意味的形式，其痕迹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意趣，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由于并不十分追求物象表面的肖似，因此中国画既可用全黑的水墨，也可通过色彩或墨色结合来描绘对象，而越到后来，水墨所占比重愈大，所以中国画也可称为水墨画。其所用墨讲求墨分五色，以调入水分的多寡和运笔疾缓及笔触的长短大小的不同，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同时墨还可以与色相互结合，而又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形成墨色互补的多样性。
　　其实，写意并非仅为中国绘画所独有的美学特征。在西方美术史上，“写意”至中高水准的大师也不胜枚举。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拉菲尔的作品，再现真实的艺术技能与疏率潇洒之笔意兼具，让人叹服。在西方美术史上，类似拉斐尔的这种写实与写意兼备的艺术境界也正是众多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所执着追求的，鲁本斯、弗拉戈纳尔、戈雅、德拉克洛瓦等等，人们常常为他们恣意挥洒的写意语言而惊叹，征服。但是，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方绘画的“写意”在内涵上仍然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由于中西艺术家审美观念的差异，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二者所追求的“神似”之审美境界，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西方艺术家在绘画作品中对艺术形象的表现，往往是以作为被表现事物的物理属性为出发点的，比如，形体、结构、色彩、空间、比例、动势等。他们也追求“神似”，但这“神似”是要以上述形体、结构、比例等的准确，色彩的美丽或和谐，空间的合理等条件作为前提的，因而写生成为西方传统艺术创作的必备手段。而在写生过程中，对客观对象作为物的实在性特征的关注，使得西方艺术家对“神”的追求只能是“以形传神”。这就是西方传统艺术中所追求的“传神”。这种“传神”是以“外师造化”为前提的。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所追求的“神似”不仅要“外师造化”，还需要“中得心源”。其出发点不是建立在对事物具体外观物性特征的表现上。艺术家在宇宙自然中进入到一种“无我”的境界之中。这种“无我”的状态是人卸下理性功利的枷锁，除去关注事物表层形态的肉眼羁绊，而心灵却超越物质，进入到一种不受物性束缚的极度自由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合为一的境界。如果说“外师造化”是主客二分的，那么“中得心源”便是一个主客不分、主客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才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自娱”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起始于“忘我”，直至“无我”的至高境界，而这种审美至境的绝妙终极，便是“无我”与“有我”的浑然天成，“无我”即是“有我”，“有我”即“无我”，“我”与自然神遇而合一迹化，“我”之视角即是“自然”之视角，“自然”之性情亦为“吾辈”之性情。“我”成为自然的代言人。这恰恰就是中国美学观的高妙之处。所以，中国古代艺术家很少采用写生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而是任由出于“心源”的丘壑自由挥洒、云涌而出。这样我们看到的绘画作品自然而然便是独具特色的，因为单凭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种出于“心源”的气象，但这气象却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因这气象是虚灵的、神妙的、幽深的，是宇宙万千气象的本来精神面貌映照在艺术家的心灵之中，并且与艺术家的心灵相融合一的表现。这种境界是超越了物质实体的。与这样的生命气象相比，以表现（模仿）事物的实在特征为基础的西方绘画的“传神”则显得浅尝辄止了。
　　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也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放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视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有光影的变化。
　　中国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也是相对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正是中国绘画的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反映。中国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既尊重客观对象，又不为客观对象所约束，往往在“遗貌传神”方面，充分发挥画家主观的能动作用，使艺术作品无论在形象上、意境上都达到极高的要求。艺术上有着高度的概括性，于用笔率略简易处见神，充分显示了中国画艺术表现方法上的特色和它的生动性。中国画非常讲求虚实藏露。尤其是藏，这在中国绘画艺术上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如八大山人朱耷画鱼不画水，可是在画面上，观者仍然可以感觉到水的存在。使艺术得到含蓄的应用效果。中国画的藏，还表现在“借云藏山”、“借树藏水”等方面。正如画论者云：“藏得妙时，不知山前山后有多大”。因此能使画得到“无尽”的艺术效果。其他方面，如笔墨的各种技法运用的好，出入穷奇，千变万化，教人美不胜收。中国画常运用寓意比兴手法以寄寓画家的思想感情，使作品更有欣赏价值。而观画对画家的寄意也是一目了然。所以，比兴手法成为中国绘画表现手段上的特色，它适合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是中国民族特点的重要反映，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不单纯拘泥于外表形似，更强调神似。它以毛笔、水墨、宣纸为特殊材料，建构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大胆而自由地打破时空限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与想象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中国传统绘画独具艺术魄力，而且日益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作者单位：庐江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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