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黄文弼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一生四次入疆考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考察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并留下很多珍贵的考察资料和考古著作，被誉为是西北考古第一人。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黄文弼自早年北大求学至入疆考察的考古学之路。
关键词：黄文弼；考古学家；西北考古
黄文弼（1893-1966）原名黄芬，字仲良，1893年生于湖北汉川县皇家嘴。早期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与冯友兰、罗常培等成为同班同学。在大学学习的后期，适逢蔡元培担任校长，厉行整顿，倡导新风，发起了旨在“绳己”“谢人”“止谤”、革除旧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观的“进德会”1，黄文弼积极参加并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学术活动方面，黄文弼作为发起人，以倡导探讨东西方诸家哲学问题、开拓新学术为目的，成立“北京大学哲学会”。1918年，黄文弼留校担任国学研究助教，其后历任讲师、副教授。他兴趣广泛，在国学研究所的前一阶段，继续着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二程子哲学方法论》等书。其后转向目录学的研究，著有《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等，对我国旧籍目录的创新作出了贡献2。随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沈兼士教授的领导下开办了古物陈列室，黄文弼从事古物的整理，从而对古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北大成立考古学会，他是最早的会员之一。1927年以后，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考古联系在一起，一生四次到新疆，成为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十九世纪末叶，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中发现了古代遗迹和古代文书，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随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者、考察家、学者接踵而至，活动在我国新疆以及毗邻的内蒙、甘肃一带。1927年，曾数次出入我国西部边疆考察的斯文·赫定，准备率领一支远征队再次到新疆考察。经过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的多次交涉，双方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共有10人参加，黄文弼作为首批中方考查团员之一，主要担任考古领域的发掘研究活动。当时田野考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刚刚注意到的一门学科，特别是西北考古，过去还没有留下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黄文弼此举可谓迈出了了中国学者向西北考古前进的第一步。
1927年5月，黄文弼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新疆考查，历时3年又4个月，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内蒙古考察，第二阶段为1928年初至1930年夏在新疆考察。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向西北前进。10月，黄文弼即在额济纳土堡发现5枚汉简，开启居延汉简出土的大幕。居延地区是汉朝防御匈奴的边防重地，所以汉王朝在此地设置了大量烽燧亭障等防御设施。居延汉简就是在烽燧遗址中发现的。黄文弼考察时首次发现了枚居延汉简，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意义重大。内蒙古考察期间，黄文弼还发现了秦汉时期长城的遗迹，这些发现及其之后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后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此外，黄文弼在黑柳图河西岸发现了一座汉代营垒，并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黑柳图汉代营垒是典型的汉代戍边城址，即沿长城交通要道处的障城3。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长城防御体系和戍边建置，找到了可供研究参考的实物资料。此外，黄文弼还是第一位探查黑城遗址的中国学者。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于1908—1909年探查了黑城遗址并进行发掘，获取了大量西夏文书，随后大量珍贵文物流散国外。黄先生对黑城的探查使我国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黑城古城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由此引发了对黑城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1928年初，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行抵达当时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期间，黄文弼对杨增新（当时的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录和拓本。该碑立于麴氏高昌延昌十五年 （575年），正面铭文叙述麴斌生前施舍田宅建造佛寺之“功德”，背面刻有麴斌在建昌二年 （556年） 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4。黄文弼参照旧拓本和《新疆图志·金石志》的内容，将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补，并予以影印，现已成为研究高昌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5。
1928年4月起，考察团分为小队进行活动。黄文弼单独率领一支考古队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调查了新疆各地的古代遗址，并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寻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除去东南角，黄文弼的足迹遍布了塔里木盆地，他所调查的遗址有百余处。其主要注意力在古城遗址和佛教遗迹的调查与发掘上。
1930年，第一次新疆考察结束，黄文弼率队返回北京，蒙新考察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考古学界，回到北京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其召开了欢迎会，代理校长陈大齐对这次考察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赞成其为第一人。此后，由北大提供场所，黄文弼着手整理搜集品和考察记录，根据黄文弼自己描述，“事务之繁巨，或有过于考查之时”。先后发表了《高昌（ 第一分本） 》、《高昌砖集》和《高昌陶集》。
1933年9月，黄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员之职，随斯文？赫定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再次西行，到新疆考查教育和古代文化，1934年返回南京。在蒙古旅行时再次考察了古长城，并找到了一段辽金时的长城，再度到额济纳河畔，考察了居延塞，找到了汉代边防设施，土垒80余座，以及古城址两座和汉代古道，认定此城即古居延城。到达新疆黄文弼又一次考察了罗布泊，丰富了对罗布泊的认识，他综合两次考察写出了《罗布淖尔考察记》，证实了古代罗布泊是在北面，中国地图是正确的。此外，他在西行的道旁发现古村落遗址，以及渠道、堤防等遗址，这些都是汉在西域屯戌制度的第一手材料。此次蒙新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考察的延续，所得新资料补充了第一次的不足，丰富了他的认识。1934年，黄文弼返回北平后，在沙滩红楼整理所得资料。
1935年抗戰爆发后，黄文弼被派驻西安主持整理碑林，他主持与规化了这一工作，在重重困难之下，终于以3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使新的西安碑林于1938年以全新的姿态向游人开放。在这一段事务繁忙的日子，他还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挤出夜晚的时间，继续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此后，他历任西北联大、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教授，继续从事考察报告的写作。 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黄文弼随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与第一、二次考察路线不同，此次沿河西走廊西行，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调查，然后进入新疆。此次考察，他的注意点并不完全在考古方面，而对教育情况、民族状况也给予了充分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擔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到1957年先后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他在考察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决计作第四次新疆之行。1957年9月―1958年8月，黄文弼不顾年老体弱，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委托，第四次前往新疆，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和新疆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在1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调查了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2个市，踏察了古城寺庙遗址127处，同时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了试掘和发掘工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金石并用时期的墓葬、魏晋至元代的城址和佛教遗址以及乌孙和突厥族的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为研究新疆考古和新疆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次考察成果集中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一书中，为研究新疆考古和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黄文弼的四次西北之行，行程近万里，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处，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处。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开创了一次先河。
1965年，他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18日，黄文弼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不但在西北地区做了重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还撰写了大量的考古研究论文和专著，在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具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他以其在新疆地区的考查和研究成果，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先后出版的重要著作几乎都与新疆地区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包括《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
1930年，黄文弼考察完毕带着八十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槁，牙齿脱落。北大教育长刘半农为照片题诗：“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刘半农先生怀着对黄文弼的深深敬意写下了这首诗。诗中称黄文弼先生为“傻公”。西北考古条件艰苦，从冰冷的戈壁到炎热的沙漠，从天山之巅到盆地绿洲，赶着笨重的驴车、乘着缓行的骆驼，一路上的辛苦，黄文弼先生仅用“艰险备历”四字概括。在外国团员的眼里，他“总是敌人的味道多一些”。黄文弼在考察日记的第一天里就旗帜鲜明地写下了中方团员此行的职事：“故余等职务，一者为监督外人 ，一者为考查科学”。在考察团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他既勤奋努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对其余问题予以热情地合作，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责任，他近乎固执地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他阻止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开辟航线的计划；拔去斯文赫定随手插在楼兰遗址的瑞典国旗，并换上了中国国旗；因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黄文弼认为“有辱国格”，有外国团员拍照时竭力阻止。尽管冲突不断，但黄文弼已自身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伟大的人格精神征服了考察团的其他人。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亦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从1927年踏出实地考古的第一步，至1966年先生去世之前依然笔耕不辍，漫长岁月里，支撑着黄文弼在考古的长征路上顽强跋涉的精神动力就是对祖国深沉的爱。
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王新春：《传统中的变革：黄文弼的考古学之路》，《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4期
2、黄烈编：《黄文弼先生传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3、刘进宝：《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
4、刘青瑜、南海灯、杜丽霞：《黄文弼20世纪20年代内蒙古考古活动评述》，《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张弛、谢颖璐：《大漠·古道·西风“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大众考古》2013年第3期
6、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2012年
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
8、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关键词：黄文弼；考古学家；西北考古
黄文弼（1893-1966）原名黄芬，字仲良，1893年生于湖北汉川县皇家嘴。早期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与冯友兰、罗常培等成为同班同学。在大学学习的后期，适逢蔡元培担任校长，厉行整顿，倡导新风，发起了旨在“绳己”“谢人”“止谤”、革除旧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观的“进德会”1，黄文弼积极参加并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学术活动方面，黄文弼作为发起人，以倡导探讨东西方诸家哲学问题、开拓新学术为目的，成立“北京大学哲学会”。1918年，黄文弼留校担任国学研究助教，其后历任讲师、副教授。他兴趣广泛，在国学研究所的前一阶段，继续着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二程子哲学方法论》等书。其后转向目录学的研究，著有《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等，对我国旧籍目录的创新作出了贡献2。随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沈兼士教授的领导下开办了古物陈列室，黄文弼从事古物的整理，从而对古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北大成立考古学会，他是最早的会员之一。1927年以后，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考古联系在一起，一生四次到新疆，成为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十九世纪末叶，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中发现了古代遗迹和古代文书，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随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者、考察家、学者接踵而至，活动在我国新疆以及毗邻的内蒙、甘肃一带。1927年，曾数次出入我国西部边疆考察的斯文·赫定，准备率领一支远征队再次到新疆考察。经过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的多次交涉，双方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共有10人参加，黄文弼作为首批中方考查团员之一，主要担任考古领域的发掘研究活动。当时田野考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刚刚注意到的一门学科，特别是西北考古，过去还没有留下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黄文弼此举可谓迈出了了中国学者向西北考古前进的第一步。
1927年5月，黄文弼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新疆考查，历时3年又4个月，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内蒙古考察，第二阶段为1928年初至1930年夏在新疆考察。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向西北前进。10月，黄文弼即在额济纳土堡发现5枚汉简，开启居延汉简出土的大幕。居延地区是汉朝防御匈奴的边防重地，所以汉王朝在此地设置了大量烽燧亭障等防御设施。居延汉简就是在烽燧遗址中发现的。黄文弼考察时首次发现了枚居延汉简，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意义重大。内蒙古考察期间，黄文弼还发现了秦汉时期长城的遗迹，这些发现及其之后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后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此外，黄文弼在黑柳图河西岸发现了一座汉代营垒，并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黑柳图汉代营垒是典型的汉代戍边城址，即沿长城交通要道处的障城3。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长城防御体系和戍边建置，找到了可供研究参考的实物资料。此外，黄文弼还是第一位探查黑城遗址的中国学者。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于1908—1909年探查了黑城遗址并进行发掘，获取了大量西夏文书，随后大量珍贵文物流散国外。黄先生对黑城的探查使我国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黑城古城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由此引发了对黑城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1928年初，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行抵达当时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期间，黄文弼对杨增新（当时的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录和拓本。该碑立于麴氏高昌延昌十五年 （575年），正面铭文叙述麴斌生前施舍田宅建造佛寺之“功德”，背面刻有麴斌在建昌二年 （556年） 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4。黄文弼参照旧拓本和《新疆图志·金石志》的内容，将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补，并予以影印，现已成为研究高昌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5。
1928年4月起，考察团分为小队进行活动。黄文弼单独率领一支考古队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调查了新疆各地的古代遗址，并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寻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除去东南角，黄文弼的足迹遍布了塔里木盆地，他所调查的遗址有百余处。其主要注意力在古城遗址和佛教遗迹的调查与发掘上。
1930年，第一次新疆考察结束，黄文弼率队返回北京，蒙新考察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考古学界，回到北京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其召开了欢迎会，代理校长陈大齐对这次考察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赞成其为第一人。此后，由北大提供场所，黄文弼着手整理搜集品和考察记录，根据黄文弼自己描述，“事务之繁巨，或有过于考查之时”。先后发表了《高昌（ 第一分本） 》、《高昌砖集》和《高昌陶集》。
1933年9月，黄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员之职，随斯文？赫定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再次西行，到新疆考查教育和古代文化，1934年返回南京。在蒙古旅行时再次考察了古长城，并找到了一段辽金时的长城，再度到额济纳河畔，考察了居延塞，找到了汉代边防设施，土垒80余座，以及古城址两座和汉代古道，认定此城即古居延城。到达新疆黄文弼又一次考察了罗布泊，丰富了对罗布泊的认识，他综合两次考察写出了《罗布淖尔考察记》，证实了古代罗布泊是在北面，中国地图是正确的。此外，他在西行的道旁发现古村落遗址，以及渠道、堤防等遗址，这些都是汉在西域屯戌制度的第一手材料。此次蒙新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考察的延续，所得新资料补充了第一次的不足，丰富了他的认识。1934年，黄文弼返回北平后，在沙滩红楼整理所得资料。
1935年抗戰爆发后，黄文弼被派驻西安主持整理碑林，他主持与规化了这一工作，在重重困难之下，终于以3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使新的西安碑林于1938年以全新的姿态向游人开放。在这一段事务繁忙的日子，他还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挤出夜晚的时间，继续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此后，他历任西北联大、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教授，继续从事考察报告的写作。 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黄文弼随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与第一、二次考察路线不同，此次沿河西走廊西行，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调查，然后进入新疆。此次考察，他的注意点并不完全在考古方面，而对教育情况、民族状况也给予了充分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擔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到1957年先后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他在考察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决计作第四次新疆之行。1957年9月―1958年8月，黄文弼不顾年老体弱，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委托，第四次前往新疆，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和新疆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在1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调查了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2个市，踏察了古城寺庙遗址127处，同时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了试掘和发掘工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金石并用时期的墓葬、魏晋至元代的城址和佛教遗址以及乌孙和突厥族的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为研究新疆考古和新疆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次考察成果集中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一书中，为研究新疆考古和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黄文弼的四次西北之行，行程近万里，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处，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处。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开创了一次先河。
1965年，他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18日，黄文弼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不但在西北地区做了重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还撰写了大量的考古研究论文和专著，在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具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他以其在新疆地区的考查和研究成果，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先后出版的重要著作几乎都与新疆地区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包括《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
1930年，黄文弼考察完毕带着八十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槁，牙齿脱落。北大教育长刘半农为照片题诗：“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刘半农先生怀着对黄文弼的深深敬意写下了这首诗。诗中称黄文弼先生为“傻公”。西北考古条件艰苦，从冰冷的戈壁到炎热的沙漠，从天山之巅到盆地绿洲，赶着笨重的驴车、乘着缓行的骆驼，一路上的辛苦，黄文弼先生仅用“艰险备历”四字概括。在外国团员的眼里，他“总是敌人的味道多一些”。黄文弼在考察日记的第一天里就旗帜鲜明地写下了中方团员此行的职事：“故余等职务，一者为监督外人 ，一者为考查科学”。在考察团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他既勤奋努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对其余问题予以热情地合作，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责任，他近乎固执地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他阻止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开辟航线的计划；拔去斯文赫定随手插在楼兰遗址的瑞典国旗，并换上了中国国旗；因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黄文弼认为“有辱国格”，有外国团员拍照时竭力阻止。尽管冲突不断，但黄文弼已自身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伟大的人格精神征服了考察团的其他人。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亦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从1927年踏出实地考古的第一步，至1966年先生去世之前依然笔耕不辍，漫长岁月里，支撑着黄文弼在考古的长征路上顽强跋涉的精神动力就是对祖国深沉的爱。
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王新春：《传统中的变革：黄文弼的考古学之路》，《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4期
2、黄烈编：《黄文弼先生传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3、刘进宝：《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
4、刘青瑜、南海灯、杜丽霞：《黄文弼20世纪20年代内蒙古考古活动评述》，《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张弛、谢颖璐：《大漠·古道·西风“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大众考古》2013年第3期
6、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2012年
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
8、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