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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都市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反映农民在整个“上楼”过程中各种感官感受的累积，这种累积包含众多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影响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的因素中提取出21个影响因素，归纳为4个方面，由此构建层次分析模型及综合指数法对成都市农民拆迁、集中居住满意度研究。
关键词：层次分析；满意度；成都市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成都市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反映农民在整个“上楼”过程中各种感官感受的累积，这种累积包含众多的影响因素。要使广大农户适应新的居住环境，有关部门必须全力完善新社区各种配套设施和整套农村社保体系，从而消除农民各种消极心理。本文从影响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的因素中提取出21个影响因素，归纳为4个方面。由此构建层次分析模型，该模型由3个层次组成，即目标层、准则层A和子准层B。
分析使用的数据是运用logistics模型对挑选出的21个因素进行回归，回归系数是其对集中居住满意度的重要性的描述。B1-B21回归系数详见表1：
注：其中负号表示其与作用方向相反，对该研究没有影响。
在评价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合理的条件下，指标权重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在单一准则下所建立的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根据权重判断尺度，建立各个层次的判断矩阵并计算相应的重要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标准层对目标层的重要度的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3可得，准则层中A3、A4的权重超过0.8，分别为0.3918、0.4557。而A1、A2分别仅为0.0579、0.0946，说明标准层A1、A2对成都市农民对拆迁、安置集中居住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小（暂不列入考虑）。A4各子准层对标准层的重要度的判断矩阵及计算结果见表3。
二、基于综合指数评价法对政府执行力深度分析
（一）政府执行力满意度分析
对政府执行力满意度分析通过创建政府执行力评价指数GEI（Government Execution Index）來简单直观的描述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政府在政策实施中的服务态度：
Ii=∑ni=1（Ai*Ci）*100
通过政府执行能力综合指数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满意度最高，评价综合指数为297.4；政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原则满意度最低，评价综合指数为317.4（将深度处理分析）。通过进一步探究，有34%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拆迁安置中是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原则表示不太满意，4.3%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通过交叉分析，在这总共38.3%持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受访者中，对政府信息透明工作最不满意，其次是贪赃枉法、暗箱操作的问题。
安置区农民对政府信息不透明反应最大。政府相关部门在很多方面的信息公开度较差，例如，涉及集体土地征收的情况政府相关拆迁小组是否告知的问题中，仅29%的受访者表示开会讨论过，38%的受访者表示仅告知，但不了解其中细节，15.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告知，17.3%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一圈层信息公开度做的最好，有37%的安置区农表示开会讨论过，约40%表示仅告知；而2圈层和3圈层差距不大，表示开会讨论过的均26%左右，表示仅告知的分别约为33%和43%。
综上所述，政府信息不透明问题突出，农民作为拆迁安置中的重要参与者，知情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维护。
（二）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分析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分析通过创建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数PEI（Policy Effect Index）来简单直观的描述政府在征地拆迁安置中是否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安置区农民对集中安置的满意度、政策是否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是否统筹城乡发展；是否达到优化用地结构的目的评价。
调查发现，政策是否保障农民权益的满意度最低，达到329.4，政策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最高达到261。分析发现，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农民的满意度，比如资金赔偿、住房面积和社保赔偿等因素，这与前面的logistics模型分析一致。
（三）三个圈层满意度指数对比分析
各圈层安置区农民的满意度情况具有差异，二圈层安置区农民对拆迁安置政策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满意度最高，达到247.1，另外，二圈层安置区农民对政府在征地拆迁中保障农民权益满意度最低，达到341.2，从综合满意度指数上看，一圈层满意度最高，为272.5，二圈层满意度略低于三圈层，指数为296.1。
三、层次分析法结果分析
能否获得社保、社区生活是否丰富、是否有恶势力介入、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对农民最终是否同意拆迁、集中安置产生重要作用，权重分别为：0.2736、0.2852、0.1451、0.1449。生活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资金赔偿不合理、社保不合理这些问题在拆迁、集中安置中还比较严重，权重分别达到0.2028、0.1827、0.1788、0.1652，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再就业问题、现有生活方式不适应等问题也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在安置区带来的问题上，利用层次分析方法发现，20.28%的人认为生活成本增加；18.27%认为收益减少；12.27%认为集中安置区人多嘈杂、不安全；12.27%认为生活方式改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
（1）生活成本增加。在农村，柴米、水（井水）、蔬菜等基本生活资源不花钱。实施集中居住后，大米、蔬菜、禽蛋、水费、燃气费、物业管理等均需购买。在与受访者交谈中发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对此改变尚可适应，而中老年人不太适应并且经济负担加重。
（2）收益减少。该问题在35-55岁的中年人中尤为突出。由于安置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导致就业困难，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失去后又无工作，收益减少。调查发现：中年女性出于照顾孩子的原因，无职业率高达80%；中年男性主要从事工资较低且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如图8所示（详见前文就业问题）。
（3）集中安置区人多嘈杂、不安全。安置区居民多习惯了以前独家独院的生活，居住相对比较疏散，环境清幽。进入集中安置后，人多嘈杂，一时很难适应。另外，几个小区内多次发生盗窃事件，小区治安问题成为阻碍集中安置的重要因素。
（4）生活方式改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以老人上下楼不便为例。如今除自建房外，安置房多是6层及以上，楼层越高越影响老人的出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置区农民对住房楼层高度的关注度增大。（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金项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SDL201210）
参考文献：
[1] 孙晓中，杨凤灵，高淳县农民集中居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案例分析，2010.
[2] 罗桂华，林德萍，伍嘉裕，梁忠诚.温江区公平街道办事处失地农民住房安置现状、问题与建议，2005.
[3] 程又中，李睿.城乡统筹发展试验：成都“样本”考察，2011.
关键词：层次分析；满意度；成都市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成都市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反映农民在整个“上楼”过程中各种感官感受的累积，这种累积包含众多的影响因素。要使广大农户适应新的居住环境，有关部门必须全力完善新社区各种配套设施和整套农村社保体系，从而消除农民各种消极心理。本文从影响农民对拆迁、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的因素中提取出21个影响因素，归纳为4个方面。由此构建层次分析模型，该模型由3个层次组成，即目标层、准则层A和子准层B。
分析使用的数据是运用logistics模型对挑选出的21个因素进行回归，回归系数是其对集中居住满意度的重要性的描述。B1-B21回归系数详见表1：
注：其中负号表示其与作用方向相反，对该研究没有影响。
在评价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合理的条件下，指标权重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在单一准则下所建立的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根据权重判断尺度，建立各个层次的判断矩阵并计算相应的重要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标准层对目标层的重要度的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3可得，准则层中A3、A4的权重超过0.8，分别为0.3918、0.4557。而A1、A2分别仅为0.0579、0.0946，说明标准层A1、A2对成都市农民对拆迁、安置集中居住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小（暂不列入考虑）。A4各子准层对标准层的重要度的判断矩阵及计算结果见表3。
二、基于综合指数评价法对政府执行力深度分析
（一）政府执行力满意度分析
对政府执行力满意度分析通过创建政府执行力评价指数GEI（Government Execution Index）來简单直观的描述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政府在政策实施中的服务态度：
Ii=∑ni=1（Ai*Ci）*100
通过政府执行能力综合指数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满意度最高，评价综合指数为297.4；政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原则满意度最低，评价综合指数为317.4（将深度处理分析）。通过进一步探究，有34%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拆迁安置中是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原则表示不太满意，4.3%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通过交叉分析，在这总共38.3%持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受访者中，对政府信息透明工作最不满意，其次是贪赃枉法、暗箱操作的问题。
安置区农民对政府信息不透明反应最大。政府相关部门在很多方面的信息公开度较差，例如，涉及集体土地征收的情况政府相关拆迁小组是否告知的问题中，仅29%的受访者表示开会讨论过，38%的受访者表示仅告知，但不了解其中细节，15.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告知，17.3%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一圈层信息公开度做的最好，有37%的安置区农表示开会讨论过，约40%表示仅告知；而2圈层和3圈层差距不大，表示开会讨论过的均26%左右，表示仅告知的分别约为33%和43%。
综上所述，政府信息不透明问题突出，农民作为拆迁安置中的重要参与者，知情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维护。
（二）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分析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分析通过创建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数PEI（Policy Effect Index）来简单直观的描述政府在征地拆迁安置中是否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安置区农民对集中安置的满意度、政策是否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是否统筹城乡发展；是否达到优化用地结构的目的评价。
调查发现，政策是否保障农民权益的满意度最低，达到329.4，政策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最高达到261。分析发现，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农民的满意度，比如资金赔偿、住房面积和社保赔偿等因素，这与前面的logistics模型分析一致。
（三）三个圈层满意度指数对比分析
各圈层安置区农民的满意度情况具有差异，二圈层安置区农民对拆迁安置政策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满意度最高，达到247.1，另外，二圈层安置区农民对政府在征地拆迁中保障农民权益满意度最低，达到341.2，从综合满意度指数上看，一圈层满意度最高，为272.5，二圈层满意度略低于三圈层，指数为296.1。
三、层次分析法结果分析
能否获得社保、社区生活是否丰富、是否有恶势力介入、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对农民最终是否同意拆迁、集中安置产生重要作用，权重分别为：0.2736、0.2852、0.1451、0.1449。生活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资金赔偿不合理、社保不合理这些问题在拆迁、集中安置中还比较严重，权重分别达到0.2028、0.1827、0.1788、0.1652，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再就业问题、现有生活方式不适应等问题也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在安置区带来的问题上，利用层次分析方法发现，20.28%的人认为生活成本增加；18.27%认为收益减少；12.27%认为集中安置区人多嘈杂、不安全；12.27%认为生活方式改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
（1）生活成本增加。在农村，柴米、水（井水）、蔬菜等基本生活资源不花钱。实施集中居住后，大米、蔬菜、禽蛋、水费、燃气费、物业管理等均需购买。在与受访者交谈中发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对此改变尚可适应，而中老年人不太适应并且经济负担加重。
（2）收益减少。该问题在35-55岁的中年人中尤为突出。由于安置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导致就业困难，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失去后又无工作，收益减少。调查发现：中年女性出于照顾孩子的原因，无职业率高达80%；中年男性主要从事工资较低且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如图8所示（详见前文就业问题）。
（3）集中安置区人多嘈杂、不安全。安置区居民多习惯了以前独家独院的生活，居住相对比较疏散，环境清幽。进入集中安置后，人多嘈杂，一时很难适应。另外，几个小区内多次发生盗窃事件，小区治安问题成为阻碍集中安置的重要因素。
（4）生活方式改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以老人上下楼不便为例。如今除自建房外，安置房多是6层及以上，楼层越高越影响老人的出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置区农民对住房楼层高度的关注度增大。（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金项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SDL201210）
参考文献：
[1] 孙晓中，杨凤灵，高淳县农民集中居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案例分析，2010.
[2] 罗桂华，林德萍，伍嘉裕，梁忠诚.温江区公平街道办事处失地农民住房安置现状、问题与建议，2005.
[3] 程又中，李睿.城乡统筹发展试验：成都“样本”考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