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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翟振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并参与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独到的见解。
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老龄化程度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胜算；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同时，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政策出台的背景
今日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请您介绍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
翟振武：首先需要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历史的梳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7个孩子，这使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骤然提高。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在全世界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世界范围内，包括印度、中国都开始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台湾地区还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计划”。
中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倡议，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0.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至1.6个。30多年来，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长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15%，13亿人中老年人就占了2亿，而今后还将面临老龄化提速和老龄化规模迅速扩大的局面。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老龄化会达到30%多，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比美国全国人口还多一个亿。
不仅如此，中国劳动力供应也开始出现短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逐渐萎缩。10年以后，则会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势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伤害，毕竟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很高。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未来二三十年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目前中国平均家庭规模是3.1个人。“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对家庭功能和养老有着诸多不利影响。特别是近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降低。
凡此种种表明，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既符合现阶段国情，又顺应了民意。
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今日中国：有人担心放开“单独二孩”会导致人口暴涨，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翟振武：政策实施后全国出生人数和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据测算，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数约为一二百万，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都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由于中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此番“单独二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
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并不相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例如，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北京市“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想生二孩的，城市家庭为59%，农村家庭为68%，平均64%左右。但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很多都希望新政尽快实施，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时机未到
今日中国：有人将“单独二孩”政策看作是即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信号，对此，您怎么看？
翟振武：从长期看，允许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也能更大程度地缓解老龄化过程、改善人口结构。但是，政策的模拟和预测表明，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接近1.5亿独生子女家庭会被纳入政策范围，在现有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等条件下，未来人口总量会突破15亿，并且在政策施行后短期内会形成出生人数的高峰，年出生人数突破3000万，甚至超过3500万人。“单独二孩”只是释放了一部分。
综合全面地考量，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相对而言，“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但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也要有清醒认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老龄化程度和过程，但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道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未来劳动力数量的缩减是长期的趋势。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再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 今日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在获得掌声的同时，也有人担忧中国目前的资源环境能否承受得起？
翟振武：它对中国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造成新的压力。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将集中在城市里，这使得城市的资源更为紧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大量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增多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最为凸显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等。
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在达到15亿峰值后，应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为有利。因此，中央推动人口长期综合均衡地发展，意义深远。
有关政策的种种误解
今日中国：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有诸多解读，例如“一孩政策”或称“独生子女政策”、“421家庭”、“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对此您作何评价？
翟振武：我认为这些均是伪命题，是不了解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孩政策”。事实上，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体系里有“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等政策。
具体地说，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倡“晚、稀、少”，晚是晚生，稀是拉开间隔，少是少生。1980年至19 84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1984年对该政策进行过调整，如有残疾或缺陷的家庭可生二孩，在农村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后来又放开“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一部分农村还实行了二孩政策，如少数民族自治区、边远的山区、边境地区等实行的是“二孩政策”；在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则实行“三孩政策”，西藏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是包含多种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独生子女政策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421家庭”一说同样是伪命题。因为早在一二十年前，中国就出台了“双独政策”，即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双独二孩政策的结果只能是“422家庭”。现在社会上的“421家庭”是这些家庭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限制的结果。
所谓“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一说，是指农村生的孩子多，城市生的孩子少，城市人口增长慢，农村人口增长快，加上农村人口的素质比较低，所以会导致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下降。这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大幅度下降，城市是一定程度下降。而在此之前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要快的多，所以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延迟了人口的逆淘汰。
我认为，农村人口素质低是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在农村投入少使然。本来城市就集中了过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现在又因为资源分配不平等，反而提出农村人要少生，城市要多生，这是没有道理的。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途径是把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投入到农村，而不应该是让农村的人少生孩子。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翟振武：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是未获成功。中国在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目前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水平与欧洲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生育水平与欧洲人平均水平相当，可以说，中国在人口转变方面创造了奇迹！
作为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在生育观念如此传统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民众理解的结果。中国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长期健康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老龄化程度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胜算；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同时，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政策出台的背景
今日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请您介绍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
翟振武：首先需要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历史的梳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7个孩子，这使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骤然提高。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在全世界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世界范围内，包括印度、中国都开始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台湾地区还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计划”。
中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倡议，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0.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至1.6个。30多年来，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长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15%，13亿人中老年人就占了2亿，而今后还将面临老龄化提速和老龄化规模迅速扩大的局面。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老龄化会达到30%多，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比美国全国人口还多一个亿。
不仅如此，中国劳动力供应也开始出现短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逐渐萎缩。10年以后，则会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势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伤害，毕竟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很高。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未来二三十年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目前中国平均家庭规模是3.1个人。“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对家庭功能和养老有着诸多不利影响。特别是近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降低。
凡此种种表明，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既符合现阶段国情，又顺应了民意。
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今日中国：有人担心放开“单独二孩”会导致人口暴涨，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翟振武：政策实施后全国出生人数和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据测算，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数约为一二百万，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都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由于中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此番“单独二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
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并不相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例如，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北京市“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想生二孩的，城市家庭为59%，农村家庭为68%，平均64%左右。但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很多都希望新政尽快实施，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时机未到
今日中国：有人将“单独二孩”政策看作是即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信号，对此，您怎么看？
翟振武：从长期看，允许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也能更大程度地缓解老龄化过程、改善人口结构。但是，政策的模拟和预测表明，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接近1.5亿独生子女家庭会被纳入政策范围，在现有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等条件下，未来人口总量会突破15亿，并且在政策施行后短期内会形成出生人数的高峰，年出生人数突破3000万，甚至超过3500万人。“单独二孩”只是释放了一部分。
综合全面地考量，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相对而言，“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但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也要有清醒认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老龄化程度和过程，但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道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未来劳动力数量的缩减是长期的趋势。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再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 今日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在获得掌声的同时，也有人担忧中国目前的资源环境能否承受得起？
翟振武：它对中国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造成新的压力。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将集中在城市里，这使得城市的资源更为紧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大量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增多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最为凸显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等。
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在达到15亿峰值后，应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为有利。因此，中央推动人口长期综合均衡地发展，意义深远。
有关政策的种种误解
今日中国：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有诸多解读，例如“一孩政策”或称“独生子女政策”、“421家庭”、“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对此您作何评价？
翟振武：我认为这些均是伪命题，是不了解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孩政策”。事实上，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体系里有“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等政策。
具体地说，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倡“晚、稀、少”，晚是晚生，稀是拉开间隔，少是少生。1980年至19 84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1984年对该政策进行过调整，如有残疾或缺陷的家庭可生二孩，在农村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后来又放开“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一部分农村还实行了二孩政策，如少数民族自治区、边远的山区、边境地区等实行的是“二孩政策”；在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则实行“三孩政策”，西藏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是包含多种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独生子女政策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421家庭”一说同样是伪命题。因为早在一二十年前，中国就出台了“双独政策”，即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双独二孩政策的结果只能是“422家庭”。现在社会上的“421家庭”是这些家庭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限制的结果。
所谓“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一说，是指农村生的孩子多，城市生的孩子少，城市人口增长慢，农村人口增长快，加上农村人口的素质比较低，所以会导致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下降。这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大幅度下降，城市是一定程度下降。而在此之前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要快的多，所以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延迟了人口的逆淘汰。
我认为，农村人口素质低是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在农村投入少使然。本来城市就集中了过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现在又因为资源分配不平等，反而提出农村人要少生，城市要多生，这是没有道理的。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途径是把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投入到农村，而不应该是让农村的人少生孩子。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翟振武：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是未获成功。中国在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目前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水平与欧洲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生育水平与欧洲人平均水平相当，可以说，中国在人口转变方面创造了奇迹！
作为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在生育观念如此传统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民众理解的结果。中国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长期健康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