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与丝绸之路
　　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因为皇宫的特殊地位，紫禁城虽是大内禁地，却也是最早能感受到丝路舶来品的地方。那些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运送到中国、进入紫禁城的各色物品，有不少还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当年中外交流的见证。
　　紫禁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元代。明朝的紫禁城，是在元朝皇宫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紫禁城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就是元朝皇宫的遗存；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是一座带有土耳其风格的“浴室”，也是元代遗存。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位旅行家不远万里，历时4年，于1275年从陆上丝绸之路抵达元大都，在皇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热情接见；在华生活了17年后，这位旅行家又花了3年的时间，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他的出发地——威尼斯。他就是马可·波罗，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也是将皇宫与丝绸之路直接串联起来的使者。
　　接下来的明清两朝，奉行重农抑商的理念，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除郑和下西洋的短暂辉煌外，对外交流一直不畅。明代的时候，因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加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陆上丝绸之路不再像以前那样通畅；此外，地理大发现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对外交通的主动脉转为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背景下，自晚明开始，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使节、商人等，通过各种途径接近皇宫，将西方的钟表、天文仪器、测绘工具等送入紫禁城。
　　今天，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来自外国的有近1万件，在国内博物馆中首屈一指。这些外国文物，都是明清两朝与逊帝溥仪小朝廷留下来的。其中不少是专为中国皇室制造的，生产数量很小，连原产国也没有保留同款样品，有很高的艺术与科学价值。
　　除产自国外的物品外，从陆海两条丝路传入我国的外国工艺与原材料等，也在故宫藏品中有大量体现。比如，元代时，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阿拉伯地区盛产的钴料回回青进入中国，配合景德镇的高岭土，举世瞩目的元青花瓷器就此横空出世；这些色泽明丽的元青花，今天已成为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再比如，故宫收藏的明代用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作为装饰纹样的官窑青花瓷器，也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
　　从元代开始，掐丝珐琅制作技艺沿丝路传入中国，经过逐步改造发展，在明清两朝制造出种类繁多的珐琅器。今天故宫藏有珐琅器6600件，是世界上收藏珐琅器最多的博物馆。另外，在故宫博物院3.18万件玉器藏品中，有一类被称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为清代对北印度的称谓，而“痕都斯坦玉器”则泛称宫中所藏中亚等地区的玉器。——编者注），堪称精美绝伦。这些玉器，就是在乾隆时期，通过陆上丝路传入紫禁城的。
　　故宫博物院与“一带一路”
　　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约1500万人次，在世界博物馆中名列首位；其拥有的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古建筑群，代表了古代中国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准，在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其收藏的180多万件文物，均为历代宫廷收藏的精华，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精粹。故宫博物院拥有的这些优质资源，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地位。
　　目前，故宫博物院已与世界各大博物馆建立起稳定而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就包括丝路末端的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故宫与这些博物馆在学术交流、展览交换、文物保护、管理经验交流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借助这些大馆的平台，故宫博物院很好地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欧洲人更了解中国。这些交流、共享的做法，为故宫扩大、加深与丝路沿线国家博物馆界的交流提供了经验。
　　近年来，故宫的对外交流范围不断扩大，除了陆上丝路沿线国家，还与海上丝路沿线的越南、印度、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合作进行了文物考古与调查、文物修复与保护。通过合作，弄清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国商品——外销瓷器的销售路线，弄清了佛教造像艺术自印度通过海陆两条丝路逐渐东传的脉络，同时还向丝路沿线各国介绍了中国的博物馆文化。在这些国家，故宫文物每到一处，往往会引起轰动，成为当地的文化时尚。这种深入而具体的交流方式，很好地向域外展示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潜移默化中，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故宫博物院的对外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些年，每年参观故宫的观众近十分之一是外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朋友。他们在故宫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些成为中华文化的爱好者，也是中国潜在的合作伙伴。
　　2007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开办过一个“世界品牌在故宫”专栏。故宫的藏品，从英国的三枪自行车，到瑞士的雅克德罗手表；从荷兰的飞利浦灯泡，到英国的百代唱片，种类繁多。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故宫博物院拥有大量独特的文化资源，用好它们，使它们能够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