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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采访，瓦拉把她的长发剪短了，还染成了红色，成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女性中的“小众”，而她周围的女性都穿长袍。
在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加沙地带，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她们是女性，但像男性一样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发生交火的巴以冲突前线开展采访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当地记者，但更多的是自由职业，年轻，身体好，受过大学教育，英文水平高，社会关系广泛。她们就是为外国媒体提高稿件，或者为到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提供各种协助和服务的巴勒斯坦女记者，服务的时间短则几天或一星期，长则几个月，甚至几年。从下面三位巴勒斯坦女记者的身上，可看到这个群体工作的酸甜苦辣。
首位女记者曾被说“不守妇道”
阿梅达·哈柔达现年32岁。从2005年起，她就开始为外国记者服务，成为加沙地带第一个为外媒服务的女性记者。在加沙地带，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只有其中的40%能找到工作，而女生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的比例还要低于男生。在这种情况下，为外国媒体服务成了她们的一种无奈选择。同时，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哈马斯）规定，任何将要进入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都必须雇用当地人员，这为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女性，提供了机遇。
2005年，以色列做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和撤走定居在加沙地带的数千犹太人的决定，从而结束以方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占领。这在巴以冲突中是一个重要事件。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的一个女记者前往加沙地带采访。为工作方便，她前往阿梅拉所在的制作公司寻求帮忙，希望对方能派一位女性记者协助她去采访一些巴勒斯坦妇女。此前，阿梅拉已在加沙的广播和电视行业工作了一段时期，是巴勒斯坦电视台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有了一点小名声，因此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邀请。
由于从小在加沙地带生长，阿梅拉对360平方公里的加沙地带了如指掌。但因没有先例，阿梅拉刚开始为外国记者服务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连她的一些巴勒斯坦男记者同行也给她制造麻烦。阿梅拉说，“如果我想采访某个人，他们就会说，那个人不会接受为外国媒体服务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的采访。还有的人说，我这个人不守巴勒斯坦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妇道，而是整天在外面和陌生人跑，晚上还和外国人在一起，真是不可理喻！你知道，加沙是个小地方，有的人喜欢嚼舌头。当时，我遇到的挑战很大。不管我和外国记者在外面待多长时间，总有人在说我。”好在她的父亲理解、支持她工作，甚至有时陪着她外出采访，使她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从那时起，阿梅拉协助各种外国记者采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如空袭、地面进攻、定点暗杀等。在2008年至2009年的以军“铸剑行动”中，阿梅拉的女儿拉燕只有6个月大。她说，“我把她放在家里，自己外出采访，真是不放心。我的丈夫是个摄像，结婚后两年都没有固定工作，只有短期工作。因此，我得外出工作挣钱。”
不过，阿梅拉外出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有时，几个月没有工作的情况也会发生。好在经过她和丈夫的努力，她家在离以色列边境只有2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100米之外就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嘹望哨所。也就是说，她家的一举一动都在以军士兵的监视之下。阿梅拉说，除非是百万富翁，巴勒斯坦人难以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
阿梅拉和家人在土地上盖起了木屋，有厨房和卫生间等必要设施，还在院子里种植蔬菜和水果，宁静的生活与她在几公里之外采访的以军打击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军的那次行动共造成17人死亡、200人受伤。“当时，我就在现场，看到那么多人倒在地上，还在纳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找我的汽车，但找不到了。有人告诉我，我的司机送两三个伤员去医院了。我身边的外国记者吓得直哭，摄像还在对现场的情况进行录像。我现在还想不起来我们后来是怎么离开现场的？”
阿梅拉说，其实，买块土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不知道以军哪天会发动空袭，把土地和房子炸得稀里哗啦。然而，对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在购买的土地上建个家后，就能远离城市，远离拥挤的人群，远离一切，孩子们可以自由地玩耍，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新鲜空气，那才是最为重要的。
穿不起防弹衣的女记者
除了阿梅拉外，还有一些巴勒斯坦女记者为外国媒体服务，23岁的瓦拉·古塞因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大学毕业时，她正赶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发动新一轮空袭，许多外国记者纷纷涌到加沙地带采访，急需英语流利、熟悉当地情况的巴勒斯坦人协助开展采访活动。当时，瓦拉和她的家人离开了加沙北部的家，在一个阿姨家里躲避战火。在其他家人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瓦拉找了份为外国记者服务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一个挣钱的人。有活儿的时候，她就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晚上只睡2、3个小时。她说，“我有时会熬到天亮后才睡觉，因为以军经常在晚上发动空袭。”
为了便于采访，瓦拉把她的长发剪短了，还染成了红色，成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女性中的“小众”，而她周围的女性都穿长袍。因此，她走上大街后，显得非常醒目。别人看到了，就会议论纷纷，包括她的穿着，还有去向。
瓦拉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有辆汽车来接她，把她送到外国记者住处，然后一起到刚遭到以军空袭的地方去采访，或者去经常收治死伤人员的医院、收容躲避战火人员的联合国学校采访。干完活后，往往就是晚上了。她回家后，还跟踪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看最新进展情况。没活的时候，她会整夜收看埃及的一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如果漏了一集，她就设法补看。
瓦拉说，“有一次，我陪一个西班牙记者去采访，当时还在斋月里。按理说，巴以双方会停火。然而，我们刚到目的地，一枚炮弹就呼啸而来，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发生爆炸，还好没伤着我们。我看到身边的西班牙记者被吓坏了。记得当我第一次经历战争时，我一直躲藏着，甚至不敢想象能否走出家门。后来，第二次战争、第三次战争发生后，我对战争习以为常，不再躲避战火了。我外出采访时，一般并不穿防弹衣、带头盔，而与我在一起的外国记者则会从别处借来防弹衣。一件防弹衣要2000美元，我们本地人买不起。”结果，在去年的巴以冲突中，共有16名记者在加沙地带殉职，其中15个是巴勒斯坦记者，只有1个是外国记者，意大利人。 在瓦拉看来，到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可分为许多种。“有的人来加沙采访是想当英雄，想出名；也有的人想挣钱，因为采写独家新闻，稿酬很高。战事结束后，他们都离开了，不少人并不关心留下来的巴勒斯坦记者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我并不想说为外国记者服务一段时间后，我会成为她们的朋友，但我倾向于与我喜欢的一些外国记者一起工作。工作之余，我们还讨论一些女孩之间的事情。当这些记者离开后，我还会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她们的信息：这个记者结婚了，那个记者生了孩子，等等。我们这些巴勒斯坦记者还得寻找新的工作，还要继续生活。”
在自家阳台上直播巴以冲突
23岁的劳拉·阿布拉马丹出生于巴勒斯坦记者世家，父母都为外国通讯社工作。当然，她也不一定就必须成为记者，但在加沙地带这样接连不断出新闻的地方，当记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与同龄人一样，劳拉目睹了巴以自奥斯陆协议以来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在以色列的打击和封锁下，加沙地带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状况。20岁大学就读英语和翻译专业时，她就开始帮助父亲采访2012年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久，她的文章便出现在《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上。
劳拉说，“我的童年与常人无异。我记得那时常去圣城耶路撒冷，尽管不容易，但至少还能去。而到了2000年，那里发生了炸弹爆炸，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二轮反抗运动，我们巴勒斯坦人就很难去耶路撒冷。”巴以去年发生新一轮冲突后，劳拉和同为独立记者的丈夫杰哈德都干上了为外国媒体服务的工作，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提电脑为外国电台连线直播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那次冲突持续了52天。联合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冲突共造成2139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500个是孩子，而在以色列方面，也有72人死亡，其中66人是士兵。
在加沙地带，停电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为了避免停电而影响直播工作，劳拉特地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这样，她就能保证直播工作正常进行，向听众介绍以军袭击的准确目标、炸弹爆炸的具体地点、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等。据统计，大约有50万听众收听了她的报道。
有一次，有消息说以军可能要空袭劳拉夫妇所在的公寓。“当时，大家都在这么传，公寓里的许多人都被疏散到了联合国学校。以军知道那个地方，一般不会对其发动袭击。我到了那里采访，发现到处都是人，犹如一个社区，根本不像个学校。让我感到最为难过的是，周围的巴勒斯坦人都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如给他们发放一些经费，使他们重新盖房。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因此感到很无助。我不知道能对他们说啥，只好保持沉默。”不过，她在报道中生动再现了加沙地带发生的一切以及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劳拉说，身为女性，在采访中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女记者能去任何地方。在加沙地带，有些地方是禁止男性出入的，而我们女记者能去，然后开展采访活动，让女性说出她们的心里话。”
已经绵延几十年、目前还没出现解决希望的巴以冲突使许多巴勒斯坦人产生了移居他国的想法。劳拉说，“我也想出去看看。我总是想，如果我离开加沙地带的话，我不想当记者，而想做份更加自由一点的工作，如画画、做珠宝生意，或者其他加沙地带没有的新鲜事情。我想象着我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劳拉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是她几年前自己动手画后上漆的。在画面上，一个女性站在门口，手持鲜花，紫色、黄色、红色都有，看着门外，眼中充满着期待。劳拉说，“也许，那就是我的希望。”
在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加沙地带，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她们是女性，但像男性一样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发生交火的巴以冲突前线开展采访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当地记者，但更多的是自由职业，年轻，身体好，受过大学教育，英文水平高，社会关系广泛。她们就是为外国媒体提高稿件，或者为到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提供各种协助和服务的巴勒斯坦女记者，服务的时间短则几天或一星期，长则几个月，甚至几年。从下面三位巴勒斯坦女记者的身上，可看到这个群体工作的酸甜苦辣。
首位女记者曾被说“不守妇道”
阿梅达·哈柔达现年32岁。从2005年起，她就开始为外国记者服务，成为加沙地带第一个为外媒服务的女性记者。在加沙地带，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只有其中的40%能找到工作，而女生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的比例还要低于男生。在这种情况下，为外国媒体服务成了她们的一种无奈选择。同时，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哈马斯）规定，任何将要进入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都必须雇用当地人员，这为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女性，提供了机遇。
2005年，以色列做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和撤走定居在加沙地带的数千犹太人的决定，从而结束以方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占领。这在巴以冲突中是一个重要事件。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的一个女记者前往加沙地带采访。为工作方便，她前往阿梅拉所在的制作公司寻求帮忙，希望对方能派一位女性记者协助她去采访一些巴勒斯坦妇女。此前，阿梅拉已在加沙的广播和电视行业工作了一段时期，是巴勒斯坦电视台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有了一点小名声，因此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邀请。
由于从小在加沙地带生长，阿梅拉对360平方公里的加沙地带了如指掌。但因没有先例，阿梅拉刚开始为外国记者服务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连她的一些巴勒斯坦男记者同行也给她制造麻烦。阿梅拉说，“如果我想采访某个人，他们就会说，那个人不会接受为外国媒体服务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的采访。还有的人说，我这个人不守巴勒斯坦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妇道，而是整天在外面和陌生人跑，晚上还和外国人在一起，真是不可理喻！你知道，加沙是个小地方，有的人喜欢嚼舌头。当时，我遇到的挑战很大。不管我和外国记者在外面待多长时间，总有人在说我。”好在她的父亲理解、支持她工作，甚至有时陪着她外出采访，使她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从那时起，阿梅拉协助各种外国记者采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如空袭、地面进攻、定点暗杀等。在2008年至2009年的以军“铸剑行动”中，阿梅拉的女儿拉燕只有6个月大。她说，“我把她放在家里，自己外出采访，真是不放心。我的丈夫是个摄像，结婚后两年都没有固定工作，只有短期工作。因此，我得外出工作挣钱。”
不过，阿梅拉外出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有时，几个月没有工作的情况也会发生。好在经过她和丈夫的努力，她家在离以色列边境只有2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100米之外就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嘹望哨所。也就是说，她家的一举一动都在以军士兵的监视之下。阿梅拉说，除非是百万富翁，巴勒斯坦人难以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
阿梅拉和家人在土地上盖起了木屋，有厨房和卫生间等必要设施，还在院子里种植蔬菜和水果，宁静的生活与她在几公里之外采访的以军打击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军的那次行动共造成17人死亡、200人受伤。“当时，我就在现场，看到那么多人倒在地上，还在纳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找我的汽车，但找不到了。有人告诉我，我的司机送两三个伤员去医院了。我身边的外国记者吓得直哭，摄像还在对现场的情况进行录像。我现在还想不起来我们后来是怎么离开现场的？”
阿梅拉说，其实，买块土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不知道以军哪天会发动空袭，把土地和房子炸得稀里哗啦。然而，对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在购买的土地上建个家后，就能远离城市，远离拥挤的人群，远离一切，孩子们可以自由地玩耍，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新鲜空气，那才是最为重要的。
穿不起防弹衣的女记者
除了阿梅拉外，还有一些巴勒斯坦女记者为外国媒体服务，23岁的瓦拉·古塞因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大学毕业时，她正赶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发动新一轮空袭，许多外国记者纷纷涌到加沙地带采访，急需英语流利、熟悉当地情况的巴勒斯坦人协助开展采访活动。当时，瓦拉和她的家人离开了加沙北部的家，在一个阿姨家里躲避战火。在其他家人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瓦拉找了份为外国记者服务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一个挣钱的人。有活儿的时候，她就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晚上只睡2、3个小时。她说，“我有时会熬到天亮后才睡觉，因为以军经常在晚上发动空袭。”
为了便于采访，瓦拉把她的长发剪短了，还染成了红色，成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女性中的“小众”，而她周围的女性都穿长袍。因此，她走上大街后，显得非常醒目。别人看到了，就会议论纷纷，包括她的穿着，还有去向。
瓦拉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有辆汽车来接她，把她送到外国记者住处，然后一起到刚遭到以军空袭的地方去采访，或者去经常收治死伤人员的医院、收容躲避战火人员的联合国学校采访。干完活后，往往就是晚上了。她回家后，还跟踪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看最新进展情况。没活的时候，她会整夜收看埃及的一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如果漏了一集，她就设法补看。
瓦拉说，“有一次，我陪一个西班牙记者去采访，当时还在斋月里。按理说，巴以双方会停火。然而，我们刚到目的地，一枚炮弹就呼啸而来，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发生爆炸，还好没伤着我们。我看到身边的西班牙记者被吓坏了。记得当我第一次经历战争时，我一直躲藏着，甚至不敢想象能否走出家门。后来，第二次战争、第三次战争发生后，我对战争习以为常，不再躲避战火了。我外出采访时，一般并不穿防弹衣、带头盔，而与我在一起的外国记者则会从别处借来防弹衣。一件防弹衣要2000美元，我们本地人买不起。”结果，在去年的巴以冲突中，共有16名记者在加沙地带殉职，其中15个是巴勒斯坦记者，只有1个是外国记者，意大利人。 在瓦拉看来，到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可分为许多种。“有的人来加沙采访是想当英雄，想出名；也有的人想挣钱，因为采写独家新闻，稿酬很高。战事结束后，他们都离开了，不少人并不关心留下来的巴勒斯坦记者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我并不想说为外国记者服务一段时间后，我会成为她们的朋友，但我倾向于与我喜欢的一些外国记者一起工作。工作之余，我们还讨论一些女孩之间的事情。当这些记者离开后，我还会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她们的信息：这个记者结婚了，那个记者生了孩子，等等。我们这些巴勒斯坦记者还得寻找新的工作，还要继续生活。”
在自家阳台上直播巴以冲突
23岁的劳拉·阿布拉马丹出生于巴勒斯坦记者世家，父母都为外国通讯社工作。当然，她也不一定就必须成为记者，但在加沙地带这样接连不断出新闻的地方，当记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与同龄人一样，劳拉目睹了巴以自奥斯陆协议以来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在以色列的打击和封锁下，加沙地带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状况。20岁大学就读英语和翻译专业时，她就开始帮助父亲采访2012年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久，她的文章便出现在《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上。
劳拉说，“我的童年与常人无异。我记得那时常去圣城耶路撒冷，尽管不容易，但至少还能去。而到了2000年，那里发生了炸弹爆炸，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二轮反抗运动，我们巴勒斯坦人就很难去耶路撒冷。”巴以去年发生新一轮冲突后，劳拉和同为独立记者的丈夫杰哈德都干上了为外国媒体服务的工作，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提电脑为外国电台连线直播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那次冲突持续了52天。联合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冲突共造成2139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500个是孩子，而在以色列方面，也有72人死亡，其中66人是士兵。
在加沙地带，停电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为了避免停电而影响直播工作，劳拉特地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这样，她就能保证直播工作正常进行，向听众介绍以军袭击的准确目标、炸弹爆炸的具体地点、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等。据统计，大约有50万听众收听了她的报道。
有一次，有消息说以军可能要空袭劳拉夫妇所在的公寓。“当时，大家都在这么传，公寓里的许多人都被疏散到了联合国学校。以军知道那个地方，一般不会对其发动袭击。我到了那里采访，发现到处都是人，犹如一个社区，根本不像个学校。让我感到最为难过的是，周围的巴勒斯坦人都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如给他们发放一些经费，使他们重新盖房。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因此感到很无助。我不知道能对他们说啥，只好保持沉默。”不过，她在报道中生动再现了加沙地带发生的一切以及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劳拉说，身为女性，在采访中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女记者能去任何地方。在加沙地带，有些地方是禁止男性出入的，而我们女记者能去，然后开展采访活动，让女性说出她们的心里话。”
已经绵延几十年、目前还没出现解决希望的巴以冲突使许多巴勒斯坦人产生了移居他国的想法。劳拉说，“我也想出去看看。我总是想，如果我离开加沙地带的话，我不想当记者，而想做份更加自由一点的工作，如画画、做珠宝生意，或者其他加沙地带没有的新鲜事情。我想象着我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劳拉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是她几年前自己动手画后上漆的。在画面上，一个女性站在门口，手持鲜花，紫色、黄色、红色都有，看着门外，眼中充满着期待。劳拉说，“也许，那就是我的希望。”